农民共为您搜索到128篇文章
  • 吕新雨: 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

    吕新雨: 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

    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就在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后果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的三个案例,呈现出当代中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路径的多样性,也说明了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社区的破坏。

  • 阿蒙 | 运筹土改顺民心,决胜战场除“蒋祸”

    阿蒙 | 运筹土改顺民心,决胜战场除“蒋祸”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后,每天都要到地里看几遍。有的农民跑到刚分到的地里,跪下来抓起一把土放在心窝上,抬头望着天空半晌说不出话来,两行热泪顺着眼角往下流。招远县一位老农手捧着新发的土地证老泪纵横,他说:“地契呀地契,我想你一辈子了,你在地主手里打一斗,到我手里得打两斗,要不我死给你看。”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激发了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的勇气,解放区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从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山东解放区掀起4次大的参军热潮,有95万青壮年(包括冀鲁豫解放区山东部分参军人数30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仅淮海战役山东就出动225万民工支前,向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向后方转运伤员。

  • 周恩来是怎样做老区扶贫工作的

    周恩来是怎样做老区扶贫工作的

    周恩来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员干部终身学习的榜样。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就需要扶贫干部扑下身子、放下架子、迈开步子、走出院子,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综合钻研贫困地区扶贫难点,寻找脱贫致富路径。

  • 李晓鹏:朱元璋的“阶级意识”

    李晓鹏:朱元璋的“阶级意识”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李鸿章,他值得某些人去拼命洗白吗?

    李鸿章,他值得某些人去拼命洗白吗?

    一些人只看到了李鸿章的艰难不易,却没看到他的私心自保没有担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李鸿章搞洋务办了多少实业、建了多少兵工厂,却没看到李合肥拿着朝廷的海量银子,将实业办得多么糟糕,并在其中大肆中饱私囊;当李鸿章用“我只是一个裱糊匠”自嘲,引发许多人“理解”与同情的时候,他们想不到的是李鸿章在那种环境下,也只愿去做一个裱糊匠,而不愿做以身许国不计安危的商鞅。李鸿章爱国吗?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爱国的——毕竟大清给了他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头衔与位高权重的官职,基本实现了当年“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的夙愿。说他不爱大清,肯定不合常理。但是,他爱的是那个能给他高官厚禄的朝廷,而不是大清国的江山社稷,更不是大清国的亿万子民,李中堂只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同时他的“爱国”有一个前提,不能损伤自己的利益。当个人权利与爱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先保全自己。

  • 陈永贵如何带领大寨村弱劳力生产致富

    陈永贵如何带领大寨村弱劳力生产致富

    第一年秋天,“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而“好汉组”则只有120斤。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出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于是,一些农户退出了“好汉组”,加入了“老少组”。到1948年,“老少组”扩展到29户。到1949年冬天,“老少组”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同时,“老少组”也从忙时互助的临时互助组发展成为长年互助组。后来,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寨村民改土造田,抵御自然灾害,把穷山恶水的穷山沟建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迄今,在全国各地,许多在“学大寨”过程中修建的水利工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 大寨科学发展:从科学造田到科学种田

    大寨科学发展:从科学造田到科学种田

    大寨是集体经济,有了一个稳定的集体文化,就是合作文化,而不是单干文化,大寨人最讲究自力更生,最善于独立自主。这些在市场经济里,也是具有先进性的,无疑也是具有超前性的,所以,当1990年代以后,郭凤莲回到大寨,大寨依然走在共同富裕之路的前列。大寨合作文化,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是个大课题,我们现在远远还没有搞明白,我们还需要深入去研究陈永贵,进而再去深入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深入研究当年主席和总理决策农业学大寨的深谋远虑。大寨人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的,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不仅是全面发展,而且是协调发展,变不可持续的发展,为可持续的发展,具有统筹规划特征的发展模式,毫无疑问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含义,他们科学造田与科学种田,更是科学发展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体现。

  • 被誉为双枪老太婆的赵洪文国,是神话还是史实?

    被誉为双枪老太婆的赵洪文国,是神话还是史实?

    赵老太婆双枪老太婆的诨号,不仅八十年前没有,三十年前也没有,在电影《拂晓枪声》出现之前从来没有。所有的关于她手使双枪打鬼子的故事,都是这三十年来才有的神话。神话并不可恶,不仅不可恶,有些神话还很美丽,但必须得搞清楚,神话就是神话,神话不是历史。

  • 真实的民国——农民生活富足,地主佃户和谐共处?

    真实的民国——农民生活富足,地主佃户和谐共处?

    但是如果你认为民国时农民的苦难仅限于经济问题,那就错了。地主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在农村的政治地位。农民不仅没有钱,没有权利,甚至连家里的妻女,都成为地主可以任意享用的私产。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不是中世纪农奴制下的欧洲,而是中华民国的农村。

  • 韩东屏: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摆脱三农危机的国家

    韩东屏: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摆脱三农危机的国家

    在全世界,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因绿色革命的冲击,受三农危机肆虐的年代,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却在不断向好。许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看做是第三世界的样板,人类的希望。

  • 从秋收起义看毛泽东的农民情结及其启示

    从秋收起义看毛泽东的农民情结及其启示

    在以农业为主的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政治家和革命家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利益,并且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是他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展现了他心系农民、组织农民和依靠农民的伟大情怀。

  • 胡新民:“五七”干校的另一面

    胡新民:“五七”干校的另一面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领导干部,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但不是说可以讲特殊、耍特权。相反,应该坚决拒绝空谈,更加崇尚实干,带头发扬劳模精神,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通过自己的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可以说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在新时代的与时俱进。

  • 评秦晖给地主翻案:诡辩,办不到!

    评秦晖给地主翻案:诡辩,办不到!

    租佃两大阵营的对立是不是成立,不能只看地主总计占了多少地,还应该看少地、无地贫雇农的占地情况。不能说地主占地不足40%就不会形成租、佃两个阵营,更不能说进一步“发挥”出不存在租佃两个阵营的对立与斗争!租、佃两个阵营的对垒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租佃矛盾是必然的,也是必然能走向激化的!无论秦晖先生们怎样论说地主占地占比如何的小,怎样的抹杀租、佃两个阵营的存在,“租佃关系决定论”就是成立的!

  • 20年磨一剑:一个农民摸索出自然循环农法

    20年磨一剑:一个农民摸索出自然循环农法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高兆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农业带来的污染。他期待能聚集更多有情怀的生态人,共同做一点对地球环境、人类健康有意义的事情。

  • 冯象:如果秋菊成为新工人......

    冯象:如果秋菊成为新工人......

    我想,秋菊如果生活在今日,多半也失学了,做了农民工(新工人)。跟村里的年轻劳力结伴上路,进了富士康或者别的“法治城”企业谋生。她会同意斯特的这一结论吗?我想会的。创造源于劳动,而劳动需要团结合作与知识分享,历来如此。而“法治城”的居民,那些上了户口的,之所以感到迷惘,无力,不敢起来反抗资本、市场与权势的压榨,是因为信了大城宣扬的“经济理性”,失了团结的意愿同能力。讨说法呢,对于好不容易才当上房奴或正在朝房奴努力的新秋菊来说,代价太大了。故而当农民工关掉机器,走出厂房高唱国歌的时候,一开始,新秋菊们还在一旁指指点点;时间久了,也就淡漠了。

  • 艾青《吴满有》: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

    艾青《吴满有》: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

    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劳模运动将“典型政治”的运作模式引入大生产运动,并进一步引发了文艺工作者书写劳动英雄的写作潮流。其中不同文类体裁与艺术门类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泛报告文学”倾向,呈现出文体形式的交叉与文体边界的交融。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以其在不同的文艺体裁、形式传统及个人的创作脉络之间丰富的形式实验,既创生出一种有声音、有行动的农民主体,也内含着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体制以及文艺生产工具的试验性改造。对于政治实践而言,解放区文艺以形式实践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反向的生产性与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