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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落实惩戒权,还必须做好这四方面工作

    要落实惩戒权,还必须做好这四方面工作

    惩戒是基本的教育手段,多数老师对孩子的批评、管教与惩戒都是为了孩子好,否则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家长在管教孩子时还经常发生冲突,老师在管教孩子的分寸拿捏上出现一些瑕疵就更能理解了。这时就更需要给老师多一些宽容。也只有家长真正的支持与包容,老师才有胆量与勇气管教孩子,惩戒权才能真正落实,教育与孩子也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 由《鲁滨逊漂流记》引起的对当今教育的忧思

    由《鲁滨逊漂流记》引起的对当今教育的忧思

    或许在现代文明人看来,鲁滨逊的一次又一次抛弃舒适生活,投身危险重重、吉凶难卜的冒险之旅,是多么的荒谬,但从健全的人的概念论述,人的作为高级动物的动物的属性的源起,乃是自然与生活实践,这是人及动物获取心灵和生活愉悦的自然野性的初始源头。人类回归自然的实践行为愈多,愈能获得这种天然的神秘快感。只有将知识同自然劳动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是成就一个体魄、思想和精神健全的人的根本途径。

  • 堪忧的教师处境将毁了中国基础教育事业

    堪忧的教师处境将毁了中国基础教育事业

    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不允许轻易为了迎合某些家长的无理要求,就任意处分教师。任何处分结果,要经过学校方面的同意。如果有争议,要采取协商机制进行解决。对于那些做出对教师不合理处分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要追究其责任,进行必要的处理,从降职、解职,直到辞退开除。对于各类官员用职务干预学校和教师正常教育教学行为,要严格约束。任何借助职务之便对学校和教师提出无理要求的,要进行调查,在查清事实后,如果确有错误做法,就一定要惩处,绝对不能姑息。

  • 从老师到考试,通识课如何带歪香港学生?

    从老师到考试,通识课如何带歪香港学生?

    香港的通识教育课,只教会了学生们要批判,但是根本没有教他们怎么批判,怎么列事实、摆证据、讲道理。但凡那些学生看了一点点具体的内容,有哪怕一点点的独立思考能力,都不会去反对。这样的通识教育教育出来的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是一群为了反对而反对,满口“民主”“自由”却连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都不懂的“废青”。随便被人挑拨一下,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去当别人的炮灰。Youtube上很多大陆的网友去和香港青年辩论,但是双方吵到最后发现,根本是鸡同鸭讲,双方的思维都不是一个体系的。BBC在报道香港昨天的撑警察游行时,把30万人说成只有几千人,旁边的老一辈香港市民当场打脸,说BBC是Fake News。

  • 老师难,学生怨,师生紧张为哪般?!

    老师难,学生怨,师生紧张为哪般?!

    这三件事情,在我看来,都是悲剧,但是,造成这个悲剧根源,就是万恶的教育产业化制度,让学生和老师实质上成为了一种雇佣关系,学生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去学校是学知识的,怎么做人是自己的“自由”,而老师很多也把学生视为潜在的获利对象,填鸭灌输成功就是胜利,至于“育人”之想法,或许已经很式微了,因为“育人”思维是要靠道德思维的土壤来培育的,而今,学生和老师之间被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赤裸裸的演变成了利益关系,在一切都是利益的关系下,哪里还有道德的土壤存在呢?

  • 山东大学学生:我们真的不是洋奴,请别再伤害我们

    山东大学学生:我们真的不是洋奴,请别再伤害我们

    山东大学有没有做的不妥的地方?我想肯定是有的。像在学伴制度中“结交外国异性友人”的说辞,其用意为何是值得深究的,这是尺度之“过”。而在舆论发酵之后,其对事态度的不透明、敷衍性也是令人失望的,这是公关之“过”。当然,在是否做到公平公正、急功近利、有没有超国民优待国际留学生的问题上,我想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所有国内高校,都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 望长城内外: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师道尊严?

    望长城内外: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师道尊严?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要“重振师道尊严”。我认为,要重振师道尊严,必须营造环境与规范自律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大力倡导尊师重教。特别是要把教育事业发展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重要内容,凡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教育事业发展缓慢的问题,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更不能提拔使用。另一方面,要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建设,特别是要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促使教师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做到有资格让学生与社会尊敬。只有营造环境与规范自律并重,才能真正重振师道尊严。

  • 为什么有的学生经不得批评和惩罚

    为什么有的学生经不得批评和惩罚

    西方舆论给西方国家贴上“民主”、“人道”的标签,而给我们国家贴上“专制”、“压迫”的标签,试图占领道德和舆论高地。有些舆论给我们的传统教育贴上“控制”、“压迫”、“暴力语言”之类的标签,给一些西方教育理念贴上“爱”、“自由”、“人性”之类的标签,从而推广他们想要的观念,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思考一下什么是爱的语言,什么又是暴力的语言等等。

  • 教育领域要反对洋鸫颦式的费厄泼赖

    教育领域要反对洋鸫颦式的费厄泼赖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洋鸫颦们的费厄泼赖,要认清其中的问题,清朝废除科举则很快灭亡。而解决问题的钥匙,其实在中华文明自古的智慧里面非常明确,就是有区分度的选拔考试,只要别搞偷鸡和舞弊,立即国泰民安,改朝换代都必须有落第英才参与和文人带路才行。教育的人才选拔和公平,就是考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原则。在稀缺和竞争面前回避考试选拔和区分度不公,植入私货搞费厄泼赖,结果就是废恶泼癞。

  • 陈先达:理论工作者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现实

    陈先达:理论工作者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社会上有些议论甚至批评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正视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在着手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正在完善依法治国,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严惩腐败,标本兼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前进中的种种问题。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问题,更应该看到问题的被重视和逐步解决。在当代中国,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水平,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

  • 吕景胜:从学生权利及教师责任看所谓“告密”

    吕景胜:从学生权利及教师责任看所谓“告密”

    高校学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学生有权监督教师遵守师德和学校规章制度。学生有权与学校沟通反应问题及举报违规教师。学生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和选择。教师作为公民没有高于宪法法律之外的特权,教师也有遵纪守法爱国敬业的义务和责任。教师不要把自己预设为道德化身、真理诠释者和拥有者。以学术包装的政治碰瓷和政治巨婴不可能再像几年前那样风生水起,时代变了,民智变了,不要污名年轻人。

  • 陈先达: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社会责任

    陈先达: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社会责任

    自由人人需要,关键是谁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应该懂得区分谁的自由和什么样的自由、多数人的自由和极少数人享受的自由。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这暴露了它们的虚伪性。在中国,只要有人敢于在“自由”问题上对社会主义叫板,就被冠以“斗士”,受到“热捧”,是非对错已经无关紧要。把这种人称为“民主斗士”,实在缺少理性思考,有点太离谱!我们要防止个别人在群众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正当要求中夹带私货,甚至意有所图。我相信,把问题像剥葱似的层层剥开,一定能讲清、讲透。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责任。

  • 一节普通的思政课,为何会让同学们鼓掌?

    一节普通的思政课,为何会让同学们鼓掌?

    “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是思政课成功的标准。那么,怎样才算是“喜爱”“受益”呢?李方祥的一些学生曾作出让他感动不已的选择,那一刻,他觉得这8个字真的实现了。

  • 打牢学生成长成才的科学思想基础

    打牢学生成长成才的科学思想基础

    结合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历史地理常识等,引导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对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的培养,促进学生树立勇于创新、求真求实的思想品质;加强音乐、体育、美术、艺术等教育,提升审美情趣、锤炼意志品质;提高生活技能、劳动习惯和合作交流能力……各地中小学将德育内容细化落实到各学科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中,融入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浇花浇根,育人育心。

  • 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一再遭到质疑?

    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一再遭到质疑?

    2011年11月哈佛学生罢课事件具有深刻的学术和现实根源:它是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反思运动的延续,也是经济危机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促发的结果。从学科特征上说,经济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应该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是方法导向的,热衷于在既定范式下进行抽象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因此,随着“黑板经济学”弊端的日益暴露,西方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就开始反思并寻求改变,从而经常爆发出类似的事件。但是,在作为现实问题更为凸显的当前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社会如火如荼的经济学反思浪潮,大多数经济学人却无动于衷。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学人深受功利主义和崇洋主义学风的双重束缚,而这种学风又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系列学术制度的支持和激励。

  • “一二·九”运动与唯物史观

    “一二·九”运动与唯物史观

    “一二·九”运动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一定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二·九”运动之后,大批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建青年抗日先锋队,走出学校,走向农村、走向基层。他们中的大多数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毛主席多年强调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必须要走的道路。只有走上这条道路,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才有真正广大的前途,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力量与才能。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