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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中宁:延安行

    于中宁:延安行

    延安人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从胡盖乱建中走出来,走向了青山绿水,这说明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重回延安。延安的变化,也是我们国家变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从那些什么知识也没有,却自大的不得了的所谓经济学家的误导中走出来,坚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不应排斥开放学习,但是要学习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而不是书本上的教条。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

    毛泽东此前找了那么多作家谈话,并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却仍然有不少文艺家在这样公开的场合发表相反的观点。这说明1942年之前的文艺界还是很活跃的,艺术家们不但可以与党的领袖展开平等对话,还敢就某一问题发表“过激”言辞。由此可见当时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文艺家们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文艺政策、观点,确实需要一个漫长而不平静的过程。

  • 老红军记录的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离延安干部报告

    老红军记录的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离延安干部报告

    曾经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这样会宣传,使得大家都说你们好,你们还可以教育日本人。”我答,“没有别的奥妙,就是共产党为人民劳苦群众服务的,适合这一条的事我们就做,如果不适合这一条的我们就修正。因为我们有这种精神,也可争取教育许多日本人,团结自己,团结人民。”

  • 中国的希望为何在延安?

    中国的希望为何在延安?

    铭记历史,是为了昭示现在,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历经90余年风雨,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答案只有一个:它能够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

  • 在延安,斯诺看到了怎样的“东方魔力”?

    在延安,斯诺看到了怎样的“东方魔力”?

    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的未来。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在那里,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 王丹:从延安的撤点并校看中国现代教育的世纪争论

    王丹:从延安的撤点并校看中国现代教育的世纪争论

    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引进的正规化教育模式,其内部隐含着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工农大众、理论与实践、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国民党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没有群众路线。只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目标下才产生了群众路线,才产生了精英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数量和质量或者所谓的普及和提高,反应的实质是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对应的是精英和平民的阶级对立。这种现代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之后,重复并且加强了中国传统教育下教育作为社会晋升阶梯的功能。传统的科举制就长期忽视实际生产和生活实践需求,宣扬蔑视体力劳动等一系列的价值观。在新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下,这些价值观和社会晋升功能取得了新的内容。中国近现代在突破正规化教育模式、争取阶级平等、改造教育目的上所做出的种种尝试,为我们今天反思、批判、和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

  • 从延安整风运动说起

    从延安整风运动说起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及时消除可能不时出现的“要不得的”想法,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和信心,肩负起历史使命,都必然要求我们党的作风过硬。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作风状况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共产党人要应对风险挑战,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就必须在作风建设的熔炉中不断锤炼自己,不断加强和改进自己的作风。

  • 毛泽东如何领导全党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如何领导全党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在党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执行力方面:“延安作风”助益中共提出、制定并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使之得到坚决的贯彻和实施,推动革命事业和党的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则内部纷争不断,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军政机能十分低下,自蚀其力现象严重,不但决策难以与时代、人民合拍,并且其计划、决策普遍难以达成,“势”与“力”呈现不断消退的态势。

  • 胡新民:陈嘉庚的失望与希望

    胡新民:陈嘉庚的失望与希望

    据《陈嘉庚回忆录》,在延安的7天,陈嘉庚考察到哪,往往就在那里就餐,都是比较简单的。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数次到陈嘉庚住宿地拜访恳谈,一起就餐。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见的大米饭,最好的菜也就是鸡蛋。中共领导的廉洁之风也吹到了底层。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陈感到几天来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招待所服务员辛苦了,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但被婉言但很坚决地谢绝了。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钱的情形,恍若是生活在两个社会。两相对比,陈嘉庚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 杨明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

    杨明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

    毛泽东领导制订国家发展长期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基础工业和战略基地。1964年期间,他在研究“三五”计划设想时特别强调,不仅要抓好农业和国防工业这“两个拳头”,还要抓好基础工业这“一个屁股”。他不断提醒人们: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把一切都准备好,敌人要来也好办;没有准备不行,要有备无患;任何工作,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和部署。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打过的一场舆论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打过的一场舆论战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反击,成功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和诽谤,同时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始终高举团结抗战大旗,最终赢得了这场舆论战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直至取得抗战伟大胜利。

  • 寒春:在延安,我找到了归宿,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

    寒春:在延安,我找到了归宿,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

    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看着,想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 用窗花艺术描绘农民生活,用作品让农民接受新文化

    用窗花艺术描绘农民生活,用作品让农民接受新文化

    为了让参加劳动而上不了学的青年人获得学习的机会,古元利用工作之余绘制一些带文字的画片分送给各户人家。得知老百姓喜爱家畜,于是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些木刻作品分送给乡亲们让他们提出批评。这意味着古元不是将农民当成教化对象。画家在农村平凡的生活中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民众放平,将民众的人格与自己的人格对等。他拿自己的作品给农民看时,只会认真倾听他们讲述自己依照生活经验而来的感受和意见,而不去给农民解说,更不会以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教育农民,即他是通过作品让农民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新文化。这种谦和的态度让他接触和了解到民众更为真实的生活,为艺术创作储备了素材,也促使他对艺术“大众化”问题形成相对深刻而准确的认知。

  • 我要去延安——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朝圣”之旅

    我要去延安——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朝圣”之旅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他们茁壮成长起来,然后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知识青年树立起一座爱国奋斗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代青年学习。

  • 丁国旗: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丁国旗: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是片面而不完整的,要完整理解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全部内容,就必须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文本之中,既看到相关的理论阐释,也要关注毛泽东对于 8 个错误思想观念的分析与批判,并切实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延安文艺批评观的真正内容与涵义。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破解民生困局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破解民生困局的?

    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始终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日常行动之上。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来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为党从各个方面思考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有利的政治条件。解决边区人民“财旺人不旺”的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后期,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其它方面的努力,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被极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以前相比较也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改善,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