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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新民:陈嘉庚的失望与希望

    胡新民:陈嘉庚的失望与希望

    据《陈嘉庚回忆录》,在延安的7天,陈嘉庚考察到哪,往往就在那里就餐,都是比较简单的。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数次到陈嘉庚住宿地拜访恳谈,一起就餐。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见的大米饭,最好的菜也就是鸡蛋。中共领导的廉洁之风也吹到了底层。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陈感到几天来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招待所服务员辛苦了,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但被婉言但很坚决地谢绝了。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钱的情形,恍若是生活在两个社会。两相对比,陈嘉庚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 杨明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

    杨明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

    毛泽东领导制订国家发展长期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基础工业和战略基地。1964年期间,他在研究“三五”计划设想时特别强调,不仅要抓好农业和国防工业这“两个拳头”,还要抓好基础工业这“一个屁股”。他不断提醒人们: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把一切都准备好,敌人要来也好办;没有准备不行,要有备无患;任何工作,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和部署。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打过的一场舆论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打过的一场舆论战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反击,成功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和诽谤,同时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始终高举团结抗战大旗,最终赢得了这场舆论战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直至取得抗战伟大胜利。

  • 寒春:在延安,我找到了归宿,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

    寒春:在延安,我找到了归宿,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

    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看着,想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 用窗花艺术描绘农民生活,用作品让农民接受新文化

    用窗花艺术描绘农民生活,用作品让农民接受新文化

    为了让参加劳动而上不了学的青年人获得学习的机会,古元利用工作之余绘制一些带文字的画片分送给各户人家。得知老百姓喜爱家畜,于是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些木刻作品分送给乡亲们让他们提出批评。这意味着古元不是将农民当成教化对象。画家在农村平凡的生活中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民众放平,将民众的人格与自己的人格对等。他拿自己的作品给农民看时,只会认真倾听他们讲述自己依照生活经验而来的感受和意见,而不去给农民解说,更不会以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教育农民,即他是通过作品让农民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新文化。这种谦和的态度让他接触和了解到民众更为真实的生活,为艺术创作储备了素材,也促使他对艺术“大众化”问题形成相对深刻而准确的认知。

  • 我要去延安——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朝圣”之旅

    我要去延安——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朝圣”之旅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他们茁壮成长起来,然后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知识青年树立起一座爱国奋斗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代青年学习。

  • 丁国旗: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丁国旗: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是片面而不完整的,要完整理解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全部内容,就必须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文本之中,既看到相关的理论阐释,也要关注毛泽东对于 8 个错误思想观念的分析与批判,并切实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延安文艺批评观的真正内容与涵义。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破解民生困局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破解民生困局的?

    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始终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日常行动之上。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来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为党从各个方面思考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有利的政治条件。解决边区人民“财旺人不旺”的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后期,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其它方面的努力,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被极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以前相比较也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改善,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满意的。

  • 高明:曹禺剧作与延安“大戏热”

    高明:曹禺剧作与延安“大戏热”

    全面来看,延安上演《日出》等“大戏”,是为了纠正早期演剧中的粗疏作风,意在通过搬演中外名剧,提高导演、演员和舞台等的整体水平,其成绩颇为显著。但从演大戏到“大戏热”,实践中却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一方面,“大戏”的比重过大,且上演的“大戏”大都以搬演为主,其内容无法真正切入现实;另一方面,话剧这一形式很难和大众发生普遍的关联。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演大戏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尤其随着1939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以及1941年“皖南事变”等外部危机的爆发,“大戏热”遭到了全面批判和清算,最后不得不走向终结。

  • 吴起民:延安时期毛泽东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吴起民:延安时期毛泽东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认识和革新乡村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持续系统地探索。战争环境下的文化动员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文化建设的失衡问题,更难以实现革命文化扎根于乡土的目标。为应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力图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中国共产党与乡村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强知识群体与基层群众的联系,提高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的整合效能,推进新文化扎根于乡村社会。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 发扬延安“硅谷”创新精神

    发扬延安“硅谷”创新精神

    我们要学习中国第一支自制步枪制造者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在设备不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自己动手、自己制造、自己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研制中国第一支自制步枪的刻苦精神、自立精神和创新精神——即延安“硅谷”创新精神,利用、使用、应用现在比抗日战争时期不知道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的科研、科技、科学条件,刻苦钻研、发奋工作、克服困难,为中国制造的优质、优良、优秀,为中国制造的创新发展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奋发图强。

  • 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 延安时期是怎样将群众观点转化为文艺体制的基础的

    延安时期是怎样将群众观点转化为文艺体制的基础的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 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 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 在作家 “自我” 转变 “他者” 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 “非制度” 基础。

  • 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成效显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为的“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主题;把长远理想与近期理想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在实现近期理想的过程中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党的理想和民族理想相结合,释放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把社会理想的教育与个人理想的引导结合起来,实现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理想信念教育要通过先进引领,力求把先进群体理想信念的培育建立在理性引导之上;注重理想人格的培育,夯实理想信念教育的道德基础:把理想教育与理想实践结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 谢觉哉日记里的延安春节

    谢觉哉日记里的延安春节

    人们称延安是“圣地”,指的就是上面所列举谢觉哉日记中记述的那个时段。在那个非常时期,宣传新思想,实践新风尚的地区,面对中国旧有传统节日的春节,由仅放一天假,到大放一周假期;从看重工作,到张灯结彩,相互贺年……可以读出新与旧的交织、影响、顺应、开放种种状态。就在今天,这还是一个课题。

  • 延安时期的红色春节

    延安时期的红色春节

    延安的百姓每一年春节都要向中央领导拜年,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表达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真诚拥护。1943年春节,延安群众到枣园拜年,秧歌队高唱“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秀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1945年,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儿子一起来给中央领导拜年,送来三百多斤重的家养大肥猪,毛泽东笑着说:“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临别时,毛泽东将自己的钢笔送给了吴满有的儿子。1946年春节,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代表到王家坪拜年,将写有“人民救星”四个大字的金匾送给毛泽东,秧歌队的伞头唱出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对党和领袖的热爱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