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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制度或政策等呈现的实力。中国革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思想以及“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观,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力,对于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均发生决定性作用。而究其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决定着文化、价值观、制度的发展取向与目标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我国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

  •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底层逻辑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们也要警惕,社会上也出现了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偏斜的倾向。这具体体现在:1)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话语;2)新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教旨皆是虚构性、纯粹服务于私人资本目的,牺牲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整体利益的追求个人致富的资本私有者理论;3)“接轨”的观念和实行值得反思;4)所谓“服务型政府”并不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新自由主义服务于私人资本集团的政府,是特色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含义,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误用;5)社会意识形态混乱、个人社会行为混乱,百年前的“初心”有所淡漠乃至丧失,非道德问题的社会蔓延,是非不分和坚持真理成为大问题,好事得不到赞许、坏事有人辩护;颠倒黑白,“爱国”成了“爱国贼”;革命英雄的名誉需要打官司才能维护,有的学校学生公开把党旗倒挂等等。如果静下心来好好思索,就会发现,这些乱象在逻辑上无一不是源自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围堵。

  • 光明日报: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经验

    光明日报: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经验

    “吸收外来”,就是放眼世界,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这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与遵循。“面向未来”,指的是“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同时准确判断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不断推进中华文化创新。

  • 鹿野:某些媒体对良渚的报道并不准确

    鹿野:某些媒体对良渚的报道并不准确

    事实上,关于良渚文化探索历程的资料并不难找,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相关人士太不认真的缘故,仍然在报道中出现了偏差,导致有很多人被带了节奏。因此,我希望朋友们以后要是再看到某个领域“民国时期异常辉煌,以后陷入停滞,80年代以来才开始恢复发展”这种三段论句式,最好不要先盲目的相信。一般只要认真查一下相关资料,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 恩威并重,德法同行:毛泽东的廉洁文化

    恩威并重,德法同行:毛泽东的廉洁文化

    主席作为革命导师和领袖,他是有理想,有抱负,有信仰的人,这一切都落脚在他对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责任上。他需要人民的爱戴,但是他从不刻意去讨人民的喜欢;他需要人民授予的权力,必然在行使这个权力时对于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加管理,以至于几乎苛刻的廉洁教育。毛泽东时代的干群关系,互相信任,同时又互相监督,这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现象,是毛主席恩威并重,德法同行——特殊的道器变通的结果,是毛泽东文化的具体体现,形成了绝大多数干部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文化氛围,此为毛泽东的廉洁文化。

  • 韩东屏:管窥中、美文明

    韩东屏:管窥中、美文明

    毛泽东的成就和影响力,世界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中国历史上就更无人可比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能出在中国,特别他还是一个没有出去留过学的人,这并不是偶然的,这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文明传统相一致的。毛泽东思想之伟大,正在于他能够洋为今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博采全世界、全人类的文明优点,他是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集大成者。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他的思想、他的著作能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被西方学者认可,决不是偶然的。

  •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文化自信的嬗变与思考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文化自信的嬗变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社会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习近平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双创”方针,这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 警惕贸易战背景下美国文化侵略推动的意识形态崩溃

    警惕贸易战背景下美国文化侵略推动的意识形态崩溃

    美国的意识形态经济学控制了我国主流经济界思想。贸易战背景下,我国主流经济界借机在主流媒体上大肆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经济学,这必然损害和瓦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使我们陷入亡党亡国的危险境地。

  •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解析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解析

    在美国国家对外战略中,“民主制度输出”战略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它的本质就是美国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软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先导,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建构的一套追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想。美国通过武力、新媒体和更加隐蔽的手段到处兜售美式民主的做法已经激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和抵制,其“民主”的推行面临着众多现实困境。中国应该认清该战略对于我国的危害,深刻了解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展现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传播中国价值观,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 古巴60年来创建文化强国的经验及启示

    古巴60年来创建文化强国的经验及启示

    1959年古巴革命前,古巴的文化带有殖民地性质。革命后,古巴共产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古巴的经验是:党和国家执行了正确的宽严相济的知识分子政策;把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质量作为革命的目标,使人民从文化生活的实践者变为创造者;在古巴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进行斗争;忠实继承古巴历史上革命的文化传统,在国民中培育文化自信。古巴是一个小国,经济也不发达,但它却是文化强国,这是一个奇迹,而上述经验及启示则是创造奇迹的重要原因。

  • 边芹:被劫走的历史解释权

    边芹:被劫走的历史解释权

    推演到这一层,才看清我们究竟落到了哪一步,被打是悲剧,但更大的悲剧是被打的解释权也被劫走。无敌无界、精神上已被彻底缴械的中国人哪里能想到自己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走到哪、怎么走的解释权已经在别人手里,这是下一步走到哪、怎么走的权力也落于人手的前奏。复兴中华,富强只是躯壳,真正站立起来要靠找回对历史的解释权。

  • 田辰山:比较中西文化大格局的“五四精神”

    田辰山:比较中西文化大格局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100年后的今天,是花了100年走到一个转折点,今天是一个转折点。今天与100年前的“五四”运动,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再是那个挨打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分裂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失魂落魄的中国,不再是那个东亚病夫的中国,而是东方巨无霸的中国。中国走的怎么样,今天最重要的脚步,是精神的脚步。它是高擎“人类命运动共同体”大旗的脚步,是综合国力的脚步,更是精神与物质紧紧结合不分裂的第二次人类启蒙和新时代文明的脚步。让我们拥抱一个新世界,开创一个新世界,让全人类接通“一多不分”宇宙大生命的生生不已延续的共同命运关系,反对一切危害人类宇宙大生命体健康和生存的行为。保护全世界,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自己。让“五四”革命精神闪烁永久的光芒!

  • 张志坤:“强起来”——当今中国最大的民意

    张志坤:“强起来”——当今中国最大的民意

    中国人民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心与信念,即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优秀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是有着不竭动力的文明,我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平起平坐、并驾齐驱,而绝非低人一等。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不能因此患上战略软骨症。

  • 互学互鉴: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互学互鉴: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文化和文明,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决不能仅仅把科技和物质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标尺。否则,便可能把西方个别超级大国所特意构建的意识形态作为普世的文化和文明去顶礼膜拜,也会把西方个别超级大国向全世界推行的文化扩张视作是向“未开化”国家和民族传播“文明”。其实,当今西方世界那些所谓的普世文明,说到底,是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对全世界实施文化侵蚀和统治的工具,并确实已转化成为发展中国家一些政界和文化界代表人物的思维定势。这种观念的侵蚀,让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产生一种“文化自卑感”,有意无意地对西方中心文化如痴如醉,而对本土文化却是苛求甚至鄙视有加。

  •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文化误读是中西文化交流早期常见的一种现象。早期的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儒家经籍的解读存在着一种基督教化的倾向,试图在中国原典中寻找上帝启示的踪迹,无疑出于传教之需要,向中国的皇帝和学者证明耶儒道本是同源。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解读,既可以说明中国思想文化在西方所拥有的持久魅力,也说明任何对他者文化的阐释都受制于阐释者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无论是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基督教化解读,还是后来特别是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负面形象的描述与塑造,无不体现着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往往依据自身需要来建构对中国的不同认知。中国学者从事海外汉学研究,要在与海外汉学的互看与对话中,对中国文化进行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