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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沫及其“青春三部曲”—新中国文学经典札记之一

    杨沫及其“青春三部曲”—新中国文学经典札记之一

    杨沫在西元1991年为《青春之歌》所写的《新版后记》末尾说道:“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朴实的话语,彰显出高尚的情操。

  • 陈先达:精神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

    陈先达:精神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

    毛泽东当年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文学艺术的劳动就没有对象,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这段话,对我们的哲学同样适用。

  • 抗美援朝文学札记之一:《北汉江两岸》

    抗美援朝文学札记之一:《北汉江两岸》

    小说的作者枫亚,真名龚德,他于西元1945年十六岁时在老家启东县参加新四军,任文工队员、连队文化教员,西元1946年担任团《战士生活》油印小报通讯员,西元1948年奉调师部《挺进报》当记者,是真正的战士作家。除了《北汉江两岸》以外,他还著有《向敌后出击》、《不可侵犯的人们》等战斗题材小说。西元1999年开始,他创作出版史诗性的长篇历史小说“扬子百年记”——《大脚雾》、《大脚风》、《大脚潮》、《大脚雷》四部,于西元2004年全部完成,由作家出版社成套出版。他于西元2016年6月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 千钧棒: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千钧棒: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而政治性首先体现为“两为”,“两为”是对文艺作品的内容的要求;“双百”是对文艺作品的形式的要求。我们既不能放任市场对文艺作品的优汰劣胜,也不能对政治性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而应该多拍一些类似《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既有积极向上的社会意义又卖座的影片。至于作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们国内的代理人的自由派公知对“两为”的攻击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除了有时候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必要反驳以外,可以对他们不屑一顾,就当那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的“啼不住”的“两岸猿声”好了。

  • 史诗式的小说《东方》

    史诗式的小说《东方》

    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东方》中涌动的澎湃的诗情和流淌出的燃烧的文字,将成为一笔韵味深邃的文化财富,激励着我军广大指战员为实现强军目标而奋勇前进。

  • 艾青《吴满有》: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

    艾青《吴满有》: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

    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劳模运动将“典型政治”的运作模式引入大生产运动,并进一步引发了文艺工作者书写劳动英雄的写作潮流。其中不同文类体裁与艺术门类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泛报告文学”倾向,呈现出文体形式的交叉与文体边界的交融。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以其在不同的文艺体裁、形式传统及个人的创作脉络之间丰富的形式实验,既创生出一种有声音、有行动的农民主体,也内含着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体制以及文艺生产工具的试验性改造。对于政治实践而言,解放区文艺以形式实践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反向的生产性与能动性。

  • 污蔑新中国前三十年为“闭关锁国”的是什么居心?

    污蔑新中国前三十年为“闭关锁国”的是什么居心?

    我很“佩服”某些历史专家脑浆外溢式的思维:用文学创作可以虚构故事的手段,来讲述历史、评介历史。“闭关锁国”就是编造的历史故事之一。说清代闭关锁国,是为了给近代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披上合法外衣;说前三十年闭关锁国,除了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还有暗含否定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险恶用心,因为,中共的领导地位没有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没有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口号没有变。七十年来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一直在天安门挂着呦。有些醉翁,不但瞅着酒,更盯着山水之间也!

  • 左翼与传统:陈映真案例

    左翼与传统:陈映真案例

    “左翼如何看待传统”是陈映真,作为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左翼思想者,在从1960年代到2000年代的半世纪写作中,虽然一直没有完整发展,却在他的思想与创作中高度紧张着、不时闪烁着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它在理论上非常深刻,在现实中非常重要,无论是对台湾或是大陆的思考者皆然,因此值得两岸的所有认真思想者,不止左翼,一同琢磨。

  • 新时代我国文艺生态审思——基于主旋律文学的视角

    新时代我国文艺生态审思——基于主旋律文学的视角

    主旋律文学主要指被普遍认为反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其弘扬的社会主流价值),同时也得到国家意识形态部门扶植的小说、电影、电视剧、戏剧等文学作品。新时代需要主旋律文学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和“中国”特征。新时代主旋律文学面临的文艺生态困境主要有:“人民”的中心地位尚有待加强,社会主义因素受到资本主义因素的冲击和压制,中国主体的建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主旋律文学突破困境的根本途径,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坚持意识形态主体、作家主体、人民主体三者的融合统一;借重中国叙事传统,建构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叙事模式;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逻辑。

  • 路杨: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

    路杨: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

    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劳模运动将“典型政治”的运作模式引入大生产运动,并进一步引发了文艺工作者书写劳动英雄的写作潮流。其中不同文类体裁与艺术门类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泛报告文学”倾向,呈现出文体形式的交叉与文体边界的交融。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以其在不同的文艺体裁、形式传统及个人的创作脉络之间丰富的形式实验,既创生出一种有声音、有行动的农民主体,也内含着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体制以及文艺生产工具的试验性改造。对于政治实践而言,解放区文艺以形式实践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反向的生产性与能动性。

  • 王愿坚:立志“写尽红军英雄志”

    王愿坚:立志“写尽红军英雄志”

    革命斗争是艰苦的,写革命斗争历史同样是艰苦的。王愿坚深入革命根据地,几次重走长征路,访问当地群众和红军老战士、老赤卫队员;他采访了100多位第一次授衔的老将军和9位元帅,并在其中的几位元帅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每到一处,凡有革命历史博物馆,必去参观,并把他认为有用的资料仔细地记录下来。只要是有关红军题材的资料,他都要借来抄写成册。那时没有复印机,他都是在业余时间、工作间隙用钢笔抄写。有时我半夜醒来,他还在灯下奋笔疾书。

  • 作家笔端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作家笔端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还认为,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党史》二卷是这样描述的:“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 鹿野:你知道苏联的“二月河”吗?

    鹿野:你知道苏联的“二月河”吗?

    如果要是把《彼得大帝》和二月河的小说相比较,我们更能够看出文学经典与通俗书籍之间的差异。阿•托尔斯泰采取的是统治者促使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和阶级矛盾双线并行的做法,一方面写出了彼得大帝对于俄国崛起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其代表剥削阶级的实质。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有节制的肯定。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虽然也写出了一些阶级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体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人民群众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在思想性上明显的逊色。

  • 段建军丨柳青:“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段建军丨柳青:“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柳青在对象化的生活实践中,一直用实际行动和人民群众一道扛生活的担子,通过为人民分忧解难的行动,与人民建立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他在对象化过程中贴近大众,抛弃名利,真正做到了接地气、懂人气、脱俗气、扬正气。他来到人民群众中进行对象化的生活实践,是因为从心底对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所以才会“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建构起社会主义生活共同体

  • 张武军:“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

    张武军:“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

    革命文学和国民大革命息息相关,可是以往研究界基于单一的立场把复杂的国民大革命简单化,进而把丰富的革命文学狭窄化。从多维的革命视野出发,考察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及其文艺副刊,就可以发现大革命文学中的“红与黑”、“摩登”等诸多有意义的命题。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创办的《红与黑》及其他文艺副刊,再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红与黑交织下的革命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田汉等主导的《摩登》副刊,带给我们对于革命和摩登新的理解,又给我们提供了认知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新思路。对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考察,既是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也是在民国历史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重新探究。

  • 毛主席肯定的“小人物”, 人民心目中的大学者

    毛主席肯定的“小人物”, 人民心目中的大学者

    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不能全盘否定历史,不分是非,用“消极面”抹杀“积极面”,它必然导致思想混乱,沉渣泛起。近年来,一些邪教歪理之所以气焰嚣张,以致不少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都深陷其中,并非偶然!可以说,它是一个时期以来历史唯心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肆泛滥的一种恶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应当不尚空谈,做踏实的工作。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不能讳言过失,也不应混淆是非。以史为鉴,才能有益于今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