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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国、共卫生制度之比较,看民国时中国人口增长

    从国、共卫生制度之比较,看民国时中国人口增长

    在“国统区”,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对中国人口的增殖助益作用几乎为零。在医卫资源匮乏的中共革命根据地,极有限的医疗物资,因为中共医卫制度的优势——中西医结合、发动群众参与卫生防疫等等,反而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治病防疫的积极作用,为革命根据地的百姓祛病、防疫做最大程度的贡献。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的繁衍增殖才谈得上,中国人口的“逆世”增长才有基础可言。中国人口在民国时期的“逆世”增长,中共的医卫制度的优势贡献极大!

  • 王忠新:“20万黄埔生集体赴死”是否荒腔走板

    王忠新:“20万黄埔生集体赴死”是否荒腔走板

    就这38536名“天子门生”,且不论有多少像刘明夏一样当了汉奸,有多少像“黄卫军”一样的伪军军官全部出自军统和黄埔,又有多少像张灵甫一样死于内战,就算这38536名“天子门生”全部参加抗战,可那“20万黄埔生集体赴死”,又从何而来?信口开河,又如何成为“历史明鉴”?

  • 祝鹏程:民国热,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

    祝鹏程:民国热,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

    在一些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往往还隐含着“翻案”意识。随着革命话语影响的减弱,“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成为暗流,这为用另一套视角解读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机会。在这些叙事中,民国要人俨然成为时代模范,民国也被粉饰成了既保留“礼义廉耻”传统,又具有时代精神的美好存在。这类“翻案”看似指向个人,实则指向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言下之意是既然民国如此美好,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呢?在民国的映照之下,革命、左翼的意识形态顿时失色,沦为激进和不成熟的代名词。“民国热”有意无意地为大众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史观评判的民国,试图借助“翻案”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 资本主义美国和蒋记民国应对大规模瘟疫的最终选择

    资本主义美国和蒋记民国应对大规模瘟疫的最终选择

    在1949年之前,麻风病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真要治愈,指望当时完全市场化运营的医院、诊所,花费的财力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住的;而当时的民国政府除了打仗,也绝不肯把钱花在救民、救命上,恶疾不除的病患者也就被黑成了“毒源”,成为被杀戮的对象,一个“私”字当头,让人头滚滚,这哪里是人世间?说起来,费尔蒙特饭店的精英们在1995年,定义了地球上8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可是,再往前回溯历史,还有中国蒋记民国让他们自愧不如吧?

  • 牛戈:民国军阀连年打仗,钱从哪来?

    牛戈:民国军阀连年打仗,钱从哪来?

    收了这么多的税呀捐呀的,也不全用来养兵,也用来供太太小姐公子哥们寻欢作乐。你看北方的张宗昌,人家有数不清的姨太太,每个姨太太都有一座公馆,有一辆小轿车。你再看南方的刘文辉,你看人家刘氏庄园是何等的奢侈。可在这奢侈的背后,那些流着哈喇子为民国讴歌的作家们是否知道,当年的山东也好,四川也好,又有多少人因为交不起捐税而被毒打致死?又有多少人家因为交了捐税吃不饱饭而被活活饿死?

  • 瘟疫笼罩下的民国——打破某些人对民国时代的幻想

    瘟疫笼罩下的民国——打破某些人对民国时代的幻想

    公知大V、“国粉”、“蒋粉”们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极其兴奋,总会把“饿死三千万人”一类的谣言挂在嘴边,把它们当作他们怀念民国时代,洗白民国时代的依据,他们总会说天灾的背后是人祸,殊不知,如果把这句话当作衡量标准,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应当遭受到更强烈的谴责。他们只妄想自己也能够作威作福,却从来不考虑为何民国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那个时代的瘟疫简直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这样的民国不但不值得怀念,反而会永久遭到后世的唾弃。

  • 胡新民:茅某轼关于“站起来”的文章失实在哪里?

    胡新民:茅某轼关于“站起来”的文章失实在哪里?

    撇开抗战后的中国国际地位实质问题不说,再来讲讲这个人民是否站起来了。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徐中约一针见血地写道:“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在人民的主体被“抛弃”的时代,恐怕不能说他们站起来了。

  • 大师?OR坏人?

    大师?OR坏人?

    一个名人的人设,就是这么崩塌的,所以,给岳先生盖棺定论时候的,我们不可能根据他毫无污点的前半生,还把他叫做“君子剑”,因为谁知道,他前半生是不是也做了坏事,只是掩饰隐藏得好呢?

  • 长河红阳:傅斯年,傅大炮,炮口对准了谁?

    长河红阳:傅斯年,傅大炮,炮口对准了谁?

    傅斯年曾对教授们做出撤职查办李宗黄的承诺,所以教授们才做出劝学生复课的举动。但是,事情发展证明,傅斯年这尊大炮放了空炮!明明不敢得罪蒋介石,明明不敢奈何李宗黄,却要做不负责任的承诺,只为给蒋介石一个交代,踩踏学界同仁对他的信赖,这是个什么人呐!他的空炮,是狡诈的官场老吏对付民间常用的手法,诚信何在?!一群胸无城府的教授们被傅斯年这个奸狡的学阀、政客骗得团团转!这样一个傅斯年,是不是能配得上许纪霖先生的颂词呢?

  • 李建秋:民国时期的工业就是这样走入没落

    李建秋:民国时期的工业就是这样走入没落

    即便是当时中国人能够掌控关税,可是如果外国金融业能够自由在华开银行,外国的商人可以自由入华办厂,民族工业依然是被压抑的状态,就如同1934年和1935年的评论那样,民国时期的民族工业问题多多,恐怕不是一个关税就能说的清的。

  • 从民国警局旧档案看美军士兵在上海的暴行

    从民国警局旧档案看美军士兵在上海的暴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十一时,一辆八路电车从中山东一路驶经福州路口,一名美国陆军拿着皮带狠狠的赶来,将乘客王长发的眼部打伤,随后又企图抽打司机。事后美国陆军宪兵队把伤者及肇祸美军带走了。伪警局据报就派员到北京路二号美军办事处去交涉,值日美军却对他们大肆咆哮。当时的伪警这样呜咽地写着报告:“该军官神色不善,态度横蛮,非但不告诉经过情形,反而竟拍桌击台,高声恐吓:此事休管,吾当缮文报告南京。”美国兵是上海实际的当局,无耻的蒋匪帮在美匪面前是从来不敢抗命的。

  • 你们怀念民国的什么?

    你们怀念民国的什么?

    在农村,广大地主阶级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一没有责任心,二不知道历史的进程——根本不顾农民死活,继续疯狂压榨,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在四海鼎沸,路有冻死骨的时候,大城市的精英阶层依旧歌舞升平,官僚、军阀、企业家抢戏子歌星,高校里的民国大师玩女学生,浑然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反正到了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衣冠南渡”,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 长河红阳 | 傅斯年:爱国无心,倾轧有道

    长河红阳 | 傅斯年:爱国无心,倾轧有道

    得罪了美国人的孔祥熙,在傅斯年大师看,实在该杀了!不必美国人做什么明显的大动作,傅斯年也准备了格外粗的棍子!如果傅斯年真的抡起棍子,仰仗美国援助的蒋介石也就再也罩不住他连襟了,蒋氏指示走卒陈布雷先一步向傅群主要去了黑材料,并向傅群主、傅斯年做了委员长一定会“秉公处理”的保证走了。“皇恩浩荡”,蒋氏后来对孔氏的处理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孔氏被掳夺了所有官衔安慰了美国人,也安稳了傅群主,而孔氏的罪恶也没有被公开,倾吞的国财也没有吐出来。这其实也是个信号:既往不咎,傅大师休要再纠缠往事!这样的前后事件串起来,像不像《大宋提刑官》里吴淼水黑材料敲诈朝廷高官案?皇上一把火把吴淼水手里的高官黑材料烧光了……像不像?只是,傅斯年绝不是宋慈!

  • 紫虬:苏联与民国——金融开放的两个极限殷鉴

    紫虬:苏联与民国——金融开放的两个极限殷鉴

    面对步步走近的巨大颠覆性危机,苏联决心全盘按照西方的方案深化苏联央行的改革,无比虔诚地忠实照办美国金融专家小组的新自由主义指令,无视外资银行高息揽储吸引大量储户和巨额资金。任凭资本代理人的境内外舆论,大肆贬低卢布,诋毁国企,集中报道负面新闻,为公有资产的彻底贬值,低价收割做好铺垫。西方国家认可央行权威,但对待苏联的央行,却丑化为专制集权。苏联央行到公有制,共产党的领导,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道,已被公众舆论塑造为罪恶深渊,充满忏悔。在美国金融专家小组“善意”的指令下,苏联央行的彻底地、投降式的开放,创作了人类史上最荒唐的金融开门缉盗段子。

  • “伟大”的民国时代饿死多少人?

    “伟大”的民国时代饿死多少人?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贫困和饥饿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积弱和落后,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

  • 旷新年:说说病态历史的折射——“民国范儿”

    旷新年:说说病态历史的折射——“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是病态历史的折射。它回避南京大屠杀这一民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忆,试图通过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历史记忆的重新“发掘”、“考证”与颠覆,通过对“民族魂”鲁迅的八卦式“研究”与流言性书写,掩盖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核,通过对“民国范儿”虚假的贵族身份的伪饰,为中国社会的重新封建化招魂。这种封建性与流言性的写作将“民族魂”鲁迅改写为“大先生”,与汉奸“二先生”并列,以此消解“民族魂”与“汉奸”根本不同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