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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周恩来!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周恩来!

    这样一位无私地忠于知识和信仰的知识分子,一位头脑冷静,思维缜密,见识宽广的司令员,一位生活简朴,待人宽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来说也许是一种威胁,但对于人民来说,绝对是一种幸运。

  • 加拿大议员访华,莫忘81年前的今天白求恩到中国

    加拿大议员访华,莫忘81年前的今天白求恩到中国

    自两国建交以来,加拿大对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友善,哪怕是战后美国极度反共的那些年,白求恩成为二者交往的一个重要情感纽带,尤其在民间。加拿大奉行友华政策的其中一个考量是,二战后美国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加拿大是谁”成为许多加拿大人思考的问题。而与美国在外交上适度区分,是加拿大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独立性的重要途径,中国和加拿大也各自受益于彼此的善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个月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的独立性似乎不复存在。

  • 迫切需要良知重建的, 是有钱有地位的那些人

    迫切需要良知重建的, 是有钱有地位的那些人

    能暴露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是少数,许多青年还只能为了生活在拼命,一些企业把八小时内的工资压到最低工资,迫使工人通过加班加点来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甚至一个人打两份工,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来维持目前家庭的艰难生活,许多人抱怨自己的遭遇,希望有机会追求个人发展的机会,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不幸抱着认命之消极态度,从阶级的自在到自为有一个历史过程。真正陶醉于娱乐化的青年,只是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少数青年,故不能把板子打在所有青年身上。如果精英们能真正去倾听工农大众疾苦的呼喊,我想他们决不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的,会努力去为他们寻求改变不幸命运的途径。

  • 70年前,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70年前,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 特朗普正在革美国的命!我们该警惕什么?

    特朗普正在革美国的命!我们该警惕什么?

    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乱作一团:联邦政府关门;股市如自由落体下坠,几万亿美元已经蒸发;国际盟友出声警示;俄罗斯在内的敌意政权在看热闹。过去怕得罪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现在开始公开抨击他。美国传统媒体认为,特朗普现在被一堆唯唯诺诺的人包围,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在协助特朗普总统实现愿景,即使他们并不认同。特朗普任命了一些“代理”官员,包括代理国防部长沙纳罕、白宫幕僚长穆瓦尼,意味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讨他欢心才能永久坐稳位子。如今,圣诞夜迫使政府关门,是美国传统政治精英给特朗普的一个坚决回击。

  • 驳“贫穷是万恶之源”

    驳“贫穷是万恶之源”

    中国的穷人正是因为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太穷太苦了,才一次次地起来造反和革命;中国人也正是为了摆脱了贫穷,才进行改革。而按照“贫穷是万恶之源”的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改革岂不成了由贫穷而产生的“罪恶”?

  • 贺照田: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

    贺照田: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

    雷锋和雷锋精神是现代中国革命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上半叶的产物,但雷锋、雷锋精神所以让那段历史已过去几十年之后的很多中国人,仍感触动,仍感怀念,不仅因为这里有革命传统最具说服力的一些方面的动人凝结,还在于雷锋精神也扎根于中国道德精神传统,特别是儒家道德精神传统极精彩光辉的方面。让人不免吃惊的是,关于雷锋精神与儒家道德精神传统的关系问题,在几十年轰轰烈烈的雷锋精神宣传史、接受史中并没有得到展开讨论。本文欲通过细致解读雷锋接受史上一篇实际被忽视的谢觉哉的文章,和认真解析雷锋所服膺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一表达背后所对应的经验,以一方面深度打开关于雷锋精神和儒家道德精神传统关系问题的认识;一方面通过上述把握所开放出的视域,对儒家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的关系、雷锋经验和今天时代状况与课题间的关系等,给予重新审视。

  • 怎样看金庸?——谈金庸小说对革命文化的消解作用

    怎样看金庸?——谈金庸小说对革命文化的消解作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起到了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呢?一个巨大的作用是消解革命的文化,另一个巨大的作用是阻碍继续革命的文化的产生。当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视剧风靡中国内地的时候,中国本来可以产生的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文学、影视作品就因缺少市场需求难以产生了。市场就这样决定资源的配置了。

  • 汪晖: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与革命

    汪晖: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与革命

    “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的、持续奋斗的进程来呈现自身。“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中持续地寻求薄弱环节的这个过程中辩证分析的能力和具体的实践。这就是20世纪中国革命提供给我们的政治的哲学,是在这样的分析当中产生出的思维和行动力所展现出的背后的理论和哲学性。

  • 师伟:八女投江

    师伟:八女投江

    八女投江时,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23岁,最小的王惠民13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正是现在的孩子小学六年级到大学刚毕业的阶段。青春正好、生如鲜花,却在战火中凋零,湮没于乌斯浑河滔滔水波!然而她们的生命在悲壮中灿烂定格,她们年轻美丽的面容永远铭记在历史中,她们不屈的身姿铸成了永远的丰碑!

  • 蔡和森的牺牲,也许改变了历史进程

    蔡和森的牺牲,也许改变了历史进程

    虽然历史趋势是不会随着个人意志而转移的,但历史趋势是所有个人意志的加成。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里,虽然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存放的位置的,可是这不重要,因为道路是曲折的,尽管最终结果一定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过程却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所以,蔡和森的牺牲,也许改变了历史进程。

  • 彭湃:一个革命者的觉醒,先要革自己的命

    彭湃:一个革命者的觉醒,先要革自己的命

    觉醒了的彭湃,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改掉自己的名字,第二件事,则是——“我祖父遗下产物,由剥削而来,现在把他烧掉了,田归还耕者,实现耕者有其田”。说了这么多,我们都在说彭湃。而对于彭湃自己,我想他一定希望我们和他一样,把目光投向那些农民,那才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纵使他很早就牺牲了,但我想哪怕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也一定在心里念叨着这些农民。

  • 李零 | 别像“人”一样曲解《动物农场》

    李零 | 别像“人”一样曲解《动物农场》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 “资本与劳动”视域下的“供给革命”:批判与启示

    “资本与劳动”视域下的“供给革命”:批判与启示

    运用马克思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理论来审视“供给革命”,不难发现:(1)由于“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演变为“大资本、小工会、小政府”模式,政府权力被资本绑架,资本逻辑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中占据支配地位;(2)以工人为代价来改善供给,只可能扩大收入差距,加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调;(3)“涓滴理论”已经被证明是骗人的谎言。当前,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警惕四种倾向:(1)警惕把“产能过剩”归因于政府干预;(2)警惕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有企业;(3)警惕把“降成本”等同于“减税+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4)警惕以增强用工灵活性、改善劳动供给的名义修改《劳动合同法》。

  •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

    本文探索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上篇共分三个部分: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兴起;中国革命与短世纪的起点:非均衡性与“薄弱环节”。在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条件展开分析之后,作者认为,“短二十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从探寻革命契机的角度看,不是旧的欧亚地缘争夺,而是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后亚洲地区的新格局造成的革命形势,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这些战争所触发的“亚洲的觉醒”,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多重开端。因此,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诞生于对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探寻。

  • 美国面临“革命”与“政变”吗?

    美国面临“革命”与“政变”吗?

    如果说2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在倡导与推动全球化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全球化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不好的一面,以至于犯了一个错误,那么目前他们却又只看到全球化不好的一面,而没有或者不愿看到全球化好的一面,这又将是一个错误,因为闭关自守无异于自我边缘化和自我孤立化。对此巴斯夏指出: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够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事实上,好政治家与坏政治家的区别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