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中央党校的教授与党的路线方针唱对台戏

王长江的忽悠术比蔡霞高多了,他用一系列的不完全归纳推理,采取车轮战,把完整的理论碎片化,在此过程中又掺入私货,在一些正确的东西里面混入错误的东西,转弯抹角地贩卖西方的那一套,表面上打着拥护党中央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向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叫板。否定了中国的执政党,强调了西方的政党的正宗性,同时趁机搭售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的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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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事,中央党校的教授与党的路线方针唱对台戏

【摘要:王长江的忽悠术比蔡霞高多了,他用一系列的不完全归纳推理,采取车轮战,把完整的理论碎片化,在此过程中又掺入私货,在一些正确的东西里面混入错误的东西,转弯抹角地贩卖西方的那一套,表面上打着拥护党中央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向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叫板。王长江否定了中国的执政党,强调了西方的政党的正宗性,同时趁机搭售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的私货。

 

这些年来,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频频出现,而最怪的莫过于中央党校的教授公开与现行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对台戏了。

前段时间,跳出来个蔡霞,一方面給薛蛮子、秦火火、任大炮等人洗地,一方面給执政党泼污。

不过,与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相比,蔡霞是小巫见大巫了,十个蔡霞也比不上一个王长江能忽悠。

2015年12月11日,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任务是,分析研究党校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校工作,努力开创党校工作新局面。

在这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中,总书记强调了“党校姓党”,并且就党校工作提出了如下具体要求:

【“党校增强看齐意识,就必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校是学校,但不是普通学校,而是党教育培训执政骨干的学校,政治上必须有更高要求。过去,我听到一些反映,说一些人在党校讲课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有的口无遮拦、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妄加议论,有的专门挑刺、发牢骚、说怪话,有的打着党校的金字招牌随意参加社会上不伦不类的活动。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很不好。这样的问题在党校不能发生!

我这样说,不是说不能对党和国家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提出意见、提出批评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我们鼓励和支持解放思想,鼓励和支持对有关政策举措进行分析评估,但要把握好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不能把探索性的学术问题等同于严肃的政治问题,也不能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等同于探索性的学术问题。不能一说学术问题可以研究,就不顾场合口无遮拦乱说一气,也不能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

还要看到,个人的意见、批评往往是探索性的,有时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对不对要在实践中检验,可以在内部研究,也可以通过一定组织渠道向上反映,但拿到党校讲台上讲、拿到社会上发表就要慎重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百姓心里想,这是党校的人讲的,应该是比较正宗的观点,容易相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听到党校有人说了什么话,就如获至宝,大肆炒作,说党校里的人都对党中央说三道四了,共产党内部有不同声音了。党校出现这些言论,杀伤力很大,不要低估。

总之,在党校讲台、公开场合对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发表观点和看法,应该自觉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维护党校形象。我们说学术探索无禁区、党校讲课有纪律,但“无禁区”也不是绝对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里,在党校都是不允许的。这是党的政治纪律,党校必须模范遵守。】

一开始,我还以为总书记这属于一种原则性的提醒,没想到,还真的有这种人,几个月后,先是蔡霞,后是王长江,公开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叫板,令人瞠目结舌。

蔡霞那是公开否定,很容易辨别,而王长江是用人们通俗易懂的语言,慢慢论证,一步步地“证明”那些被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定义为“邪路”的东西的正确性,进而把这作为他心目中的“执政”党的应有之义并且向党校学员灌输,连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可见其的欺骗性比较强。

对于他的讲话,我不打算一下子就用总书记的话作为衡量的标准去判断他的观点的对错,也不准备像其他人一样,一下子就給他下政治结论,而是顺着他洋洋数万言的讲话的思路,首先从逻辑上对他的观点进行证伪。

虽然他的讲话洋洋数万言,但是其思维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不妨按照其讲话的思路,理顺他的观点的逻辑链条,然后再作评论。

他开宗明义地说:“今后中国党的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改革就顺利,就可持续,党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改革就不顺利,就不可持续,而且弄不好,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何解决呢?

听他娓娓道来。

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向党的建设提出的新的要求”,所以要“特别关注党建问题”,他把所谓的“全面深化改革向党的建设提出的新的要求”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正在接受严峻考验。”他质疑“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不是在朝着科学化方向在前进?”

他质疑的依据是“把我们很多党员干部累得要死,压力无比巨大,叫做压力山大,但是,有的甚至不堪重负,自杀,你看这几年,自杀的干部多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第二句话叫做,“市场经济的新定位要求党的理念、理论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市场经济的新定位要求党的理念理论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第三句话呢,“叫做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建设科学化。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许多过去纯粹被管理的对象现在也纷纷加入其中,成为管理的主体之一,于是管理变成了治理,”这是它的核心内容。再由农民承包土地的承包期扯到农民对政策的要求,再扯上民主,然后偷偷换上具有特定意义的“民主”。

他说,第二个大的问题,是“深刻把握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党的建设存在什么问题呢?他告诉我们,深化改革对执政党提出了新要求,党对此要求“总的来说是适应的”, 但是“你昨天适应了能等于今天适应吗,今天适应能等于明天适应吗?即使明天适应你也不等于永远适应,因为时代在变化,我刚才就说了,我们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他对执政党的不适应归结为两大类,用两句话来概括:

一句叫做党的转型仍在进行时。

一句叫做,改革又添新问题。

他兜一个大圈子,从党字的古汉语意义一直扯到政党是舶来品,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他转弯抹角,终于亮出底牌:【但是,问题出来了,难道我们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的吗?我们所在的制度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是一个不民主的制度,当然你不能说,喔不民主的制度啊,那就不适合政党生存啊,那得等那个制度向前发展,发展到民主制度,而且要发展到代议制民主,这个时候你才应该建立政党。”

你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政党,政党天生就是要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是先有政党,政党去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也不是为了往公共权力上靠,恰恰相反是要和当时所谓公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要推翻它,要取代它,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

他认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党的转变,这两大转变是2002年明确提出的。

【提出了也不等于就转变了,提出了还有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的转变呢?所有这些都算上,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这个转变仍在进行过程中,转型仍在进行时。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关于深化党的建设研究的几点思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我别的不讲,就讲一条,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执政党建设就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他认为问题就出在成为了执政党,话锋一转,扯到了西方上来。

当然也跟他们起点比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他们的起点特,西方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好直白,底线特别低,人都是自私的,既然人都是自私的,你把公权力给他,他能不拿来以权谋私?铁定的,

我给你一份权力就加上一份约束,我给你两份权力就加两份约束,给你十分全力就加十分、十二分的约束,这就是西方人的思维,这样一弄真的有了管束权力一系列的方式方法

当然最典型的是三权鼎立,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三个分开,分开给你划定边界,划定边界不就是约束吗?

我发现如果用公权力为大家服务那大家是最尊重我的。那行,我这人有一个愿望,我想掌握公权力,结果和我一样看法的人挺多,那咱们志同道合,我们成立一个组织,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但是我们成立这个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不一样,不是为了维护我们这些人的利益,而是成立起来为了掌握公权力,通过掌握公权力为大家提供服务赢得大家的尊重,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我们是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也是社会组织,但是它是特殊的社会组织那就是政党。

你看,政党又出来了,政党是为了掌权,权只有一个,政党可以建好那个人失败了,不能说党失败了,政党只不过是功能转化了一下而已。多,只有一个那它占了我就不能占了,我们通常以为占了权就是胜利了,没占权有失败了,人家西方没有这个概念,只能说推荐出去竞争被推举到执政岗位上掌权的党,他拥有了执政的功能。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但是它原理都是一样的。】

最后,他着力谈了所谓的“七根捆住权力的绳索”。

在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上面,他认为,上对下的监督是有效的;没有机制保障,所以下对上的约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横向的监督,这条又是没有了。

在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方面,他认为,就权力透明公开运行里面一条--干部财产公示制没有做到;另外一条就是所谓的“社会组织的监督”,他以没有农会作为借口,说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组织”——实际上是什么你懂的。

在新闻监督方面,扯上了西方的新闻自由,私人建立媒体。

最后,提出扩大体制的包容性。

这是从他的洋洋四万多字的讲话中概括的主要内容。

说实在的,他的忽悠术比蔡霞高多了,

首先,他是在进行一系列的不完全归纳推理,众所周知,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他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环环相扣,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涉及到敏感问题他就闪烁其词,而且他采取的是车轮战,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具体问题论述,缺乏理论概括让你一般抓不到把柄,而且这洋洋数万言的讲话,光是读完,就把你弄晕了。他把完整的理论碎片化,在此过程中又掺入私货,在一些正确的东西里面混入错误的东西,或者错误的东西用正确的东西打掩护,同时使用了自由派惯用的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的招数,转弯抹角地贩卖西方的那一套,表面上打着拥护党中央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向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叫板。

下面一个个问题商榷:

首先,他的所谓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赋予带有他本人的政治倾向性的特殊含义的。至于他的论证更加不靠谱,他用干部压力大,自杀率高来证明党的公信力下降,从逻辑上属于“推不出”,众所周知,这些年来的某些官员自杀,很多是因为腐败问题畏罪自杀,或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后台而灭自己的口,这跟公信力有什么关系呢?另外,有一部分人对反腐败的程度不断提出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对反腐败持两种片面态度,或者认为只是打苍蝇,或者打了老虎尤其是大老虎又对体制进行一概否定,把这作为党的公信力下降的证据,这好像跟一位党校教授的水平不相称吧!

那么,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公信力”跟什么有关系呢?

对于前30年,他认为,公信力与经济发展成正比——“经济增长一分,党的公信力就提高一分。经济增长一寸,党的公信力就恢复一寸。”用当时的经济发展不如现在来否定前30年;对于后30年,他认为,“经济还在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党的政府的公信力呢?你还真不好说同步增长,即使增长也是不同步的。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在下降。”“党的公信力却出现了分岔。”用所谓的“分岔”论否定后30年。

为什么会出现分岔?他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新定位要求党的理念、理论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在谈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对比时,突然一拐就拐到马克思主义从哪里进口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德国占领的青岛胶东半岛那里进,也可以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进,唯独反对从莫斯科进。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十月革命之前就进入中国了,只不过是“因为它中看不中用”, 他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苏式马克思主义它就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推出来那么一套东西,巨大无比的庞大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就这套体系呀,咱们在座的诸位,包括我,你研究一辈子你也未见得研究清楚。啊,连我们都研究不清楚,你说它拿来武装全党?让大字不识的农民党员也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于是,就把它简化、通俗化,进行各种解读,是“苏联人的解读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他还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推断,当这些变成群体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就变成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这种前景?想到的办法就是计划经济。你不是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财富,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那这样,我营造一套意识形态,我不允许人追求利益,我把人对利益的追求打在道德线以下。”

说到这里,扯上了“斗私批修”扯上了《雷锋日记》调侃说“因为写日记本身是政治进步的一种表现。哎怎么就成了政治进步呢,这当然就是当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了,对吧,说得最直白一点,那就是因为雷锋写了日记嘛,。”由于有日记,所以大家都感动,毛主席一感动就号召大家学习,一学习,就要变形,就要形式主义化,然后胡编一个他自己关于“拎包裹”引起的思想斗争,用他自己的动机不纯去等同于雷锋的记日记,然后对雷锋进行否定。

学习英雄的崇高精神,就必定形式主义化,这就是他的逻辑。

然后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入手,从大锅饭的局限性入手,然后搬出邓小平的“精神的东西,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内可以,长期内不行”作为幌子,得出“人对利益的追求才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嘛”的结论,然后,由“人对利益的追求”引出商品的“交换”,再扯上“市场”,并且把市场的调节功能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绝对化。

他从中央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引出“市场的第一个法则就是对政府要不要它存在产生质疑”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推论出“我们可能比较习惯的还是责任无限、权力无限这么一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你现在要转过来,哪那么容易呀”。并且把“吃肉骂娘”的现象也归因于政府的管。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的必然否定因素。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此,而在下面,这是他后面一切荒谬结论的立论的基础,他引入了“治理”这个与“管理”不同的概念,他打出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旗号,并且认为,两者主体不同。“什么叫管理?管理的主体很清楚,它是单一的,它只有一个,它就是政府和背后的执政党,所以它不回答谁来管的问题,谁来管很清楚,就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啊”,“但是治理却不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许多过去纯粹被管理的对象现在也纷纷加入其中,成为管理的主体之一,于是管理变成了治理,这是它的核心内容。”

在这里,他在举具体例子的时候把农民在种什么庄稼方面的自主权等同于“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然后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当家作主”,再等同于村干部管理职能的等于不存在,再从村官任命制到选举制的变化非常巧妙引出“一人一票”的概念,再扯上被赋予特殊含义的“民主”,再批判某些人提出的反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素质决定论”,一切都那么天衣无缝,顺理成章,最后偷换概念,把执政党不走西方“改旗易帜”的邪路说成是不搞“民主”。在这里,他的思维在一系列不同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飞快跳跃,再把他们等同起来,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偷换概念的忽悠术。

有了“民主”,下一步就考虑执政党的“执政资格”了,他提出问题:“前面深化改革,向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给了我们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需要我们担起责任。那好,你能不能担起这副责任?你那身板有没有这副能力?能不能胜任?”为了掩人耳目,又来“抽象肯定”作为拥护,表面上肯定“我们党总的状况是好的,总的来说是适应的。”这是他比蔡霞高明之处。下面才是问题的关键——转折点,对于触及到的敏感问题,他采用“以虚代实”?的方式,用“进入深水区”暗示执政党不一定适应。然后,顺理成章,提出党的转型问题。

怎么转?在这里,他又使出了他偷换概念的拿手好戏——

他从对汉语中的“党”的含义的发展变化切入,绕一个大弯子,说了一大堆废话,最后的结论是,汉语中的“党”是结党营私的意思,一方面暗示中共的建党是为了营私,另一方面为下面的忽悠作铺垫。

底牌亮出来了——“那么政党怎么产生的呢,政党是在西方产生。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中国产生的党不是正宗,正宗的党是在西方产生,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这句话的妙处在于一箭三雕——否定了中国的执政党,强调了西方的政党的正宗性,同时趁机搭售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的私货。

再由“直接民主”扯到“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再引出政党的产生,又得出结论——“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权力之间产生了互动,但实际上这个互动啊它是靠政党来体现的”。到这里,平心而论,他的论述还是没有偏离轨道,关键在于,他使用了“民主政治”这个含义丰富的概念为他下一步的偷换概念作好铺垫。怎么样转型呢?他一步步把人们引导入他精心设计的逻辑轨道——

“政党它是西方的产物,我们后来叫中国共产党,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说党是崇尚黑的东西,所以要叫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这样,对吧,肯定是从西方的政党来的。”

请看看他这一部分内容的逻辑链条——汉语的“党”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只有西方的政党才是正宗的,而中共的成立不是“崇尚黑的东西”,那么西方的政党理论肯定就是好东西,下一步,就用西方的政党理论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得失

难道我们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的吗?我们所在的制度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是一个不民主的制度。”“发展到民主制度,而且要发展到代议制民主,这个时候你才应该建立政党。从这个角度说,共产党建的队伍有点早了。”“政党天生就是要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是先有政党,政党去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也不是为了往公共权力上靠,恰恰相反是要和当时所谓公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要推翻它,要取代它,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当好执政党呢?

他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不全是执政党,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必须不管执政不执政,必须是执政思维,说我成立一个党,执不执政无所谓,就有一条谁执政攻击谁,你可能会得到选票,但是绝对不会让你上台的,你又没有治国的方略,你只能说,我一旦上台我会怎么样,这套东西拿出来的时候,老百姓说行或者不行才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有“执政思维”显然是他自己的观点,而且他非常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把所谓的“执政思维”与西方的多党制划上了等号。

然后,拿他定出的“执政思维”标准来衡量中共的发展史,对1949年以前的历史,他无视当年国民党对中共的残酷镇压,断言:“你看我们刚建的时候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怎么掌权,不是这样,它就是为了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边,跟当时掌权的斗,说老实话,你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对1949年到2002年的历史,他无视在一段时间内,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侵略的威胁的事实,指责执政党“我用这套东西居然夺得了天下,夺得天下这么大一件事都做下来了,我再用它来治天下,那不是简单的多吗。就好比,我们已经有了一大锅,这口锅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也有一把铲子,叫做中国共产党,锅也有了,铲子也有了,不管什么菜,洗吧洗吧往锅里一扔呱呱两铲子就铲出来了,多好啊多方便。”

毛泽东在1949 年 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实际上包含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意思。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强调:“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而到了他这里,变成了2002年才确立,并且把江泽民原话中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偷换成为“领导市场经济党”,别看字面上差别不大,其实他的花花肠子多着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领导国家建设,体现的是对作为国家建设的主体的全民的关注,而“领导市场经济”的党去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且暗示性地过度强调了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资本的重要性。

按照他的衡量标准,“提出了也不等于就转变了,提出了还有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的转变呢?所有这些都算上,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这个转变仍在进行过程中,转型仍在进行时。”举的例子是“比如说一看社会上有矛盾,马上想到社会是分成不同阶级的,所以矛盾就是阶级矛盾,既然是阶级矛盾那用什么办法解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自然而然就回去,革命党的思维应该说是根深蒂固,革命党的思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

他的忽悠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采用以偏概全的“不完全归纳推理”的办法,一方面是以非主流的局部现象代替全局,比如的确存在某些领导的“维稳思维”的不正确;另外一方面是只是选择对论证他的错误观点有利的事情,对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事实,哪怕再多,他也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比如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维护稳定的事实,他装作没有看见,一味去反对所谓的“革命党思维”,你以为他仅仅是片面性吗?

那么,他的改革又遇新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仍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老招数,用在改革开放特定时期出现的并且非常突出的“上访”和“截访”现象,证明“那不说明你这个机制体制有问题吗?”

最后,他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关于深化党的建设研究的几点思考。他提出疑问——“我们这个身板我们挑得起挑不起这份担子,我们挑着能走多远,我们应该怎么挑?

怎么样才能挑得起呢?他给出的药方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是个什么东东?他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比较的角度说,这得实事求是的承认,当然也跟西方起点比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他们的起点特,西方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好直白,底线特别低,人都是自私的,既然人都是自私的,你把公权力给他,他能不拿来以权谋私?”

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与其他邪路派人士直奔主题不同,用了很多个别的琐碎的孤立的事件串起来,为我所用,进行诡辩式的一步步论证:

他提出了对权力的“七种监督”。经过一大堆的转弯抹角,真正的内容终于粉墨登场——

【在西方绝对不仅仅停留在上对下的监督,还有下对上的监督,尽管我是你的下级,但是我是法制社会,我的权力是从你那来的,但是你既然给我了也不是凭空给的,是按照法律规定,按照政府运作的法律律条来的,所以从你那我有法律依据,你既然给我,给我我就用,这时候你就不能再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你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我完全可以不听你的,不但不听你的,惹急了都可以告你,你看下对上。

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都是权力的纵向约束,除了纵向约束之外还有横向的约束,那就是把权力分成不同的块,当然最典型的是三权鼎立,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三个分开,分开给你划定边界,划定边界不就是约束吗?不能说让那你用才叫约束,不能让你用才叫约束,不是的。权力有边界这就叫约束,为什么?权力肯定是一直用到碰到边界的时候为止,给他划定边界这就是约束,别想在他的范围内让他停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同的机关掌握不同的权力这种方面进行约束,权力对权力约束里面就三条,那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更不要说了,首先权力透明公开运行,为什么?那个权是我的,我是主人,但是多数人必须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这个权力才能运行,但是我一旦交出去了,我不能用了,那你这个权怎么才符合我的利益?你得让我看着你,所以你必须透明公开运行,我想知道你怎么运行,好,只要我想知道我去查都可以查到,除了国家机密之外,这叫权力透明公开运行。

权力透明公开运行给的是每个公民,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不是说天天在那两个眼睛盯着你的权力,我首先要发展自己的利益,我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是事实证明,组织学的原理告诉人们,组织起来能够最大化的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旦让他追求利益他必然发展成社会组织,于是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过来,社会组织就是为了维护成员利益的,但是这句话说的不全,说的更全面一点应该是为了维护自己成员的利益免收他人的侵害。那好,谁有可能侵害我?没错跟我有竞争关系的肯定要侵害我,那是没错的,但是实际上最有可能侵害我利益的是公权力,因为你公权力大于私权力,最有可能侵害,因此我一旦建立社会组织保护自己的利益,实际上两眼就盯着政府,它的一种天然的监督,社会组织的监督,当然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组成组织,但是人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不是说简单的吃吃喝喝完了就问了,它有更高的追求,他是有智慧的动物,比如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受人尊重,受人尊重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感觉,于是我特别想受人尊重,后来发现,只有为大家提供服务大家才可能尊重你,于是我想着为大家提供服务,最后我发现如果用公权力为大家服务那大家是最尊重我的。那行,我这人有一个愿望,我想掌握公权力,结果和我一样看法的人挺多,那咱们志同道合,我们成立一个组织,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但是我们成立这个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不一样,不是为了维护我们这些人的利益,而是成立起来为了掌握公权力,通过掌握公权力为大家提供服务赢得大家的尊重,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我们是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也是社会组织,但是它是特殊的社会组织那就是政党。

你看,政党又出来了,政党是为了掌权,权只有一个,政党可以建好那个人失败了,不能说党失败了,政党只不过是功能转化了一下而已。多,只有一个那它占了我就不能占了,我们通常以为占了权就是胜利了,没占权有失败了,人家西方没有这个概念,只能说推荐出去竞争被推举到执政岗位上掌权的党,他拥有了执政的功能,而没有获得这个功能的自然转换成一种监督功能,这种监督功能它是有特定的正式的名称的。我们一说就失败了,在野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西方是有特定名称的,当然它由于英国首先产生政党,所以这个名称也都有强烈的英国人的色彩,你看,这样的党叫什么党?叫英王陛下忠实的反对党,这什么意思?没错,很清楚,国家是英国国王的,所以对国家必须忠诚不能卖国,卖国那全国共诛之。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的职责就一条:反对,你就是给政府提意见,你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越有存在感,你提的越尖锐那你越有价值,那你万一提着提着政府被老百姓不信任了,垮掉怎么办,多危险,垮掉没有关系,他下台你上去这不很简单吗,有这么大的力度,他下台我上,我为了提意见把他提垮了我自己上去,这么大的劲头你想他能不拼命的监督吗?他鸡蛋里面也得挑骨头,你看政党的监督。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舆论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本来是民众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有它自己的发展部分,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监督体系,我搞舆论办报纸这是媒体,你以为我就是任何信息都传递?任何信息都传递那报纸有人看?我的报纸办了一张,然后报纸天天是张三中午吃馒头,李四晚上吃面条,两天就没有人看了。那怎么办?我得挑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大家对什么感兴趣?家长礼短自然感兴趣,新闻异事自然感兴趣,但是实质上你去思考一下非常清楚,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我交出去的权谁在用,用的怎么样,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他无冕之王的监督。】

原来“科学化”就是这么回事——这里面除了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这一点比较靠谱以外,其他大家都不陌生——“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新闻自由”。

关于这些东西,我们不妨花一点时间反驳一下。

西方“司法独立”了吗?从最近美国的一位大法官去世以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提名权的激烈竞争上面就很说明问题,如果是独立的,哪个党提名的不一样?

至于所谓的“三权分立”在美国、台湾等地区带来的党派扯皮及其消极后果,大家有目共睹。

“政党轮替”能够改变什么?由美国政客,美国总统候选人和美国民众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前总统卡特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不过是个寡头国家,无论是得到候选提名,还是当选总统,本质都是不受限制的政治贿赂。州长、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选举也没什么两样。现在我们已经见证了我国政治制度受到颠覆,获益者是大金主们,他们出了钱,选举之后自然想得到、预期得到、有时候也确实能得到政策照顾......目前在职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把上不封顶的政治献金看作巨大的私人利益。已经跻身国会的议员们则有更多可以待价而沽的东西。”

总统候选人又是怎么说呢?

桑德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时代,亿万富豪正在收买选举和候选人”。

希拉里说:“将让经济为每个美国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权贵阶层”。也就是说,原来是服务于权贵阶层”

杰布·布什:“将改变华盛顿盛行的利益集团当道的政治文化。”这话已经非常明白,不用我加注脚了。

在电视辩论中参选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很大的问题在于‘ 政治正确 ’,老实讲,我真没有时间完全做到政治正确。” “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 全场都傻了。

对于其他国家民主选举的国家领导人,西方和美国或者默许政变,比如埃及;或者发动和操纵“颜色革命”推翻原某些政府,比如乌克兰;或者直接操纵政变,比如土耳其。

这就是王教授为我们树立的榜样。

今年春,美国发生了“美国之春”抗议活动,猛烈抨击美国的金钱政治,4月19日,持续一周的美国“民主之春”运动在打压中落下帷幕,活动没有得到主流媒体关注、没有获得政客的回应,华盛顿警方倒是创下了1240人次的逮捕记录。而对于这些,美国的主流媒体装聋作哑,根本不去报道,对此的关注热切还比不上对中国发生的一个小事情。

在美国,还发生了很多起节目主持人批评政府被老板炒鱿鱼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新闻自由”。

他把一小撮控制了中国大量财富的人的想夺权——实现资本权力化说成是“通过掌握公权力为大家提供服务赢得大家的尊重”,他还真的把别人都当成傻子了。

其实,王教授这些说法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邪路派们的陈词滥调,他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非常高明的忽悠术和诡辩术,居然能够成功地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作为一个中央党校的教授,居然能够“有理有据”地叫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个奇葩人物。

当我的文章快要完成的时候,得到消息,有一小部分人,利用各种手段,对王长江讲课事件中可能的视频拍摄者和录音录制者进行调查和打压。我就奇了怪了,如果王教授的讲话能够见阳光,公开出去不是免费給你的正确理论作宣传吗?如果不能见阳光,堂堂中央党校,竟有人公开叫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其搞白色恐怖的同伙则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所兜售的“民主”是什么货色。

 

(千钧棒,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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