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鼓噪左右合流的醉翁之意 ——评秦晖的《中国左右派的区分与现状》

秦晖抽掉国际上国家利益之争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其反映到我们社会上的左右之争,说成是什么国内的自由和平等之争。基本手法还是偷换概念那一套,用中性词“追求自由多一点”表述右派,掩盖了右派中的一部分人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维护稳定的反动性;用“大势已去”吓唬左派,并且忽悠左派和他们一起去争取“国家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即所谓的宪政,再“讨论授予权力的大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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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鼓噪左右合流的醉翁之意 ——评秦晖的《中国左右派的区分与现状》

通过偷换概念等诡辩术进行忽悠,是所有自由派公知的共同特点,秦晖也不例外。他炮制了一个“左右合流”论,忽悠左派和右派一起推翻执政党。

由于秦晖属于忽悠的老手,在文章中不断偷换概念,在忽悠中掺入一些客观描述,在客观描述中又掺入忽悠,一个忽悠连着一个忽悠,环环相扣,而且文章比较长,所以本文只能采取对他的文章进行分段点评的办法,最后才进行概括性评论。

下面我们看看秦晖是如何进行忽悠的——

他首先抹杀左派和右派在阶级属性、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和对立,套用西方的说法来定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

点评:他的这种把左派和右派简单化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后面提出的“左右合流”论作铺垫的,其实,在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划分标准上面,网络上有个“图解中国左派和右派”的图进行过详细说明,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还是相对比较全面,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只是左派和右派的属性之一,并不是左右两派的本质属性和全部属性。

从本质属性上说,一般意义上的左派是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拥有劳动人民立场的爱国者,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私有制,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基本阶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右派是的立场跟左派恰好完全相反,而且从组成上面说,右派基本上是新生资产阶级里面的与体制有仇的人、体制内腐败蜕化的砸锅党高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其阶级基础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基本上属于复辟倒退派,只不过他们之间又分为言论派和行动派而已,所谓的行动派已经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已经属于司法机关打击的对象。

秦晖进而轻描淡写地解释极左派和极右派——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点评:他抽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形成和生存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和主客观因素去谈什么自由和平等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完全是继续为他下面用诡辩术论证“左右合流”论服务的。

其实,党的领导集体宣示的“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的老路”就已经是对极左和极右进行了精确的定义——

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就是极右派;主张走僵化封闭的老路的是极左派。

从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看,极右派与境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彻底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及现政权,并且有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颠覆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行动,而且他们已经同化和收买了部分腐败官员为其服务,他们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而所谓极左派的主流和当前执政的共产党的主流都坚持马克思主义,都将马列毛奉为指导思想,其主要差异是前者将马列主义教条化了,因此两者间的矛盾和冲突烈度比要低很多。

以历史事实做比喻,极左派相当于历史上的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左倾教条主义者,而极右派则相当于历史上的汪精卫、蒋介石、美日帝国主义。这才是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本质区别。

秦晖下面开始偷换概念——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

点评:他给出的等式是极左=极权=权力不平等。所以是伪公平。他的这段话里面包含几个荒谬点:第一,重弹“两种平等论”的老调(即暗示广大民众的要求平等是追求“结果的平等”,而他们右派追求的是“起点的平等”,这种说法与他后面的论述自相矛盾);第二,把国家运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调节民众的收入诬为“极权”,照这个说法无论是古巴还是北欧、德国乃至罗斯福新政时代的美国,都是极权社会了;第三,抛出一个奇怪的逻辑——如果要“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就必须实行“极权”,而这,就导致“权力的不平等”。第四,用位高权重和地位卑贱的不同遭遇来论证他们这些人的“权力平等”——所谓的“宪政”的必要性。

那么极右呢?他在这里策略性地称极右是伪自由,并且用改革开放中,让工人下岗,厂长和书记占有工厂“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作为“伪自由”的例证,秦晖说: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点评:这是秦晖比其他自由派公知高明的地方,在忽悠的过程中又掺入客观的描述,但是他并不是在为弱势群体讲话,而是在客观描述的过程中又掺入忽悠,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误导改革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扭曲地归结到所谓极左的身上,归结到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而为体制内亲资本的自由化官员和新生资产阶级开脱。亲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人都很清楚,是哪些人抛出所谓的“双轨制”,为“官倒”的形成提供有利条件,又抛出“腐败次优”论、“唾沫理论”、“冰棍理论”,为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和掠夺提供理论依据,当党中央高举反腐败的利剑的时候,又是谁跳出来呼吁赦免贪官。秦晖以为他的几句话就能够把全国人民的眼睛都捂上,也太天真了。

在八、九十年代,党内有你所攻击的以邓力群、李先念、陈云、王震等秦晖眼中所谓的“极左”,也有主张国企私有化、股份制、市场经济、工人下岗的极右,如赵ziyang老太爷及其团队以及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等知识分子。请秦晖回答,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等主张的侵吞国有资产,是极左导致的吗?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导致的吗?

其实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和破坏的解决。

请看他下面是如何变戏法的——

他称“极左”离“极右”只有一步之遥,而极右离右派很遥远。他是这样论证的——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点评:首先请教秦晖,极右离右派怎么个很遥远法?另外,秦晖的忽悠术自以为高明,其实漏洞百出,一联系实际就马上穿帮了。按照秦晖的定义,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都是极左政党,建国前三十年也是极左政党极左年代,这期间哪里有什么国企私有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秦晖所谓的极右,跟他所说的极左,才是距离很遥远吧。

而说到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例如二战前的西班牙的佛朗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这些大多是苏联这个所谓的极左政权消灭的;二战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的蒋介石、韩国的朴正熙、菲律宾的马科斯、古巴的巴蒂斯塔、智利的皮诺切特、伊朗的巴列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以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封建君主国等等,这些美国扶植的当代最独裁、最血腥的政权,无不是依靠镇压和屠杀秦晖所谓的极左政党起家和生存,而美国及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等秦晖这类人的精神偶像和导师们,正是这些独裁政权的国师。

总之,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恰恰是真正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死敌,是美国资本及弗里德曼、哈耶克乃至秦晖之流小跟班的朋友。

历史的事实是,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跟秦晖所说的极左对立的死敌,但是和秦晖那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确是咫尺之遥。

众所周知,在中国,被秦晖定性为“极右”的“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是在改革开放的具体过程中实现的,并且只是部分私有化,对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经济仍然控制,而那些部分实行私有化的领域的发展变化过程大家很清楚——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从1978年开始,部分国有企业被管理者收购,开始出现工人下岗。1992年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多有关许多计划经济的企业就被迫破产了,很多工人下岗,90年代下岗潮开始。

按照秦晖的逻辑,从1978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的国企改革,就是“极左”拿下遮羞布——变成“极右”,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请教秦晖了,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全国人民在总设计师的领导和指导下冲破极左的精神枷锁,开始改革开放,在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以后,党的14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的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当然,那时候国有企业开始被管理者收购,开始出现工人下岗再就业,其中的改革失误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吴敬琏、茅于轼、张五常、张维迎们误导的原因,如果要扣“极右”的帽子,请问秦晖,你打算扣到谁的头上呢?总不能说张五常、茅于轼之流是极左吧?

他再从对政府的态度划分左派和右派——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

点评:秦晖为了忽悠,概念的内涵没有确定性,变来变去,在这里,又用对政府的态度来划分左派和右派,导致概念的混乱,其实,中国的左派代表民众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右派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在此想请问秦晖,在美国,左派右派都是政治自由派,右派是经济领域的自由派、文化领域的保守派,左派是文化领域的自由派、经济领域的进步派,他们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的态度随着执政党的改变而改变,以你的“正确”标准,怎么评价他们的对错?另外,欧洲呢?台湾呢?你不是说跟欧美不同吗?再拿法国为例,当右派政党执政的时候,支持政府的是什么派?当左派政府执政的时候,支持政府的又是什么牌?还有台湾地区那?在你給我们树立的衡量标准上都非常混乱,你拿这个来作为中国的划分标准有意思吗?

秦晖接着給右派涂脂抹粉——

【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

点评:所谓的右派也就是自由主义者,也就基本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很多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当然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请问作为资本家代言人的右派,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哪些建设性建议呢?如果没有,一方面鼓吹不受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的责任赖到政府头上,以显示自己的正确,这不可笑吗?何况“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呢。众所周知,控制话语权的右派代表的是少部分非法暴富群体的利益,用茅于轼的话说,这些人就是精英,改革只应该由他们主导,不能听老百姓的。面对大多数工农群众,他们高高在上,甚至采取鄙视的态度,倒是植根于底层的左派常常为广大民众说话。“三农问题”是温铁军、李昌平、贺雪峰等泛左翼及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下岗工人问题是体制内外大批的左派一起提出了的。世界工厂和工人问题、学生问题也是左翼一直关注的焦点。如果说有些自由派人士还有那么一点良知我不否认,但是说“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忽悠谁呢?秦晖不会把一小撮人利用一些社会事件煽动把矛头指向政府也当成是关心“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吧?

秦晖告诉人们,极左派分裂成为几部分——

第一部分:成为了私有化的先锋,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人: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这里,秦晖把【邓派】称为从极左阵营里分化出来的极右派,并把私有化问题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罪责归结到【邓派】头上,进而归结到执政党头上,替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官员们洗地。

第二部分:

【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

第三部分:

【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点评:有些人,如吴敬琏之流,由文革中的极左派摇身一变,在改革中变成私有化的先锋,并且在立场上转向极右,这一点我不否认,但这些人恰恰不是秦晖批评的对象,而是秦晖的亲密战友。而且,这些人是因为原来的“极左”的原因所以能够先富起来的吗?事情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先富起来,恰恰是因为左翼失势后,他们见风使舵,迅速蜕化了成右和极右。建议秦晖等到知情人都死光以后再出来忽悠好不好?

在毛泽东时代,绝大部分人都是秦晖所定义的极左派,因此改革年代某些先富起来的非法暴富阶层在毛时代属于左派丝毫不稀奇,但是如果像秦晖那样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极左导致了或者分化出了非法暴富阶层,那么就太弱智了。

同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那一代共产党人在加入共产党前都属于社会上层人物,还有一些出身于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家庭,但是按照秦晖的逻辑,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分化出了和导致产生了共产党,这岂不是荒谬至极?

正如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革命对象一样,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被秦晖称为极左的东西,当然也是极右的私有化先锋们的颠覆对象。

秦晖的很多逻辑和智力水平都低于常人。例如,2009年9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比利时海关官员费尔梅伦和记者米尔德斯对希特勒亲属的调查工作,他们宣称找到了所有39名在世的希特勒亲属,其中有36名是第一次发现。2010年8月23日,英国《每日邮报》称这两人今年早些时候收集了希特勒39名亲属的唾液,提取样本显示含有一种叫“单倍群E1b1b”(Y-DNA)的染色体,它在德国人乃至西欧人中都十分罕见。费尔梅伦说:“这种染色体最常见于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以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德系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西班牙系犹太人)”  据美国《时代》杂志网站称,米尔德斯最早在比利时的《窍门》杂志上公布了这一发现,并称“希特勒与他所厌恶的族群有血缘关系”。英国《每日电讯》报2010年8月24日称,在德系犹太人的Y染色体中,“单倍群E1b1b”大约占18%~20%;在西班牙系犹太人的Y染色体中,单倍群E1b1b1约占8.6%~30%。“单倍群E1b1b”是一个人是否有犹太血统的主要标志。该文章还称,发表试验结果的《窍门》杂志说,DNA测试是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 美国《纽约每日新闻》8月24日称,此前就有人称希特勒的父亲是犹太人,但这次比利时人的发现,是第一次有科学证据支持希特勒有犹太血统的说法。

按照秦晖的逻辑,希特勒有犹太血统,所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等于犹太人屠杀犹太人?

至于秦晖所谓的“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的说法,秦晖在这里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派的惯用伎俩,黑心资本家造的孽,却让人们去骂政府,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的就是“油命海心”,秦晖是在故意搅混水,其实社会上的左右之争也反映到体制内,一些右翼人士窃据了领导岗位,或者他们身边被右翼人士包围,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考虑资本的利益多一点,对此,理所当然会受到左派和广大民众的批评,但是他们的批评是针对事不对人,对政策不对人,或者只是针对一些人,不会听右派的忽悠把矛头对准整个共产党,不会跟右派唱“同一首歌”,假如大家都操白宫的心,秦晖当然不会认为人们是“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了。并且根本左派不存在什么转型问题,左派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立场上是一贯的,对境外敌对势力的警惕也是一贯的。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的左派同样是政府的监督者,只不过批评的标准与右派不同而已。

在这里,秦晖跟其他自由派人士一样,常常为了忽悠别人而顾头不顾腚,前后矛盾,前面还说“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而在上面所说的“极左派”所分裂成的三种人中,第一种人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骂政府不搞完全私有化,指责政府不搞所谓的“宪政”是专制独裁的;第二种人既然是反对派,又何来支持之说呢;至于第三种人,他们反对西方的阴谋,与他们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批评并不矛盾,只不过不按照自由派的调门批评而已,同时,他们又与那些同样主张“左右合流”的“左派”划清界限。因此,这些所谓的分裂成为几部分的“极左派”的“支持政府”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秦晖开始图穷匕见——

他借用萧功秦的话说,

【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
并且在此基础上指责【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再用一句【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暗示知识分子被收买了。

点评:秦晖在这里用的是曲笔,借萧功秦的话暗示知识分子在八九年以后害怕了,并且进一步指责他们“冷漠、犬儒了”,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暗示知识分子被收买了。用了激将法以后,他要发出“起义”的动员令了。

下面露出刀锋——

【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点评:他骂那些所谓的“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 喜欢‘白日做梦’。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实在是冤枉他们,他所说的所谓的“善良又独立”的人是不包括与秦晖立场对立的知识分子的,而那些跟秦晖一个鼻孔出气的人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但是没有用,不是他们不尽力,而是这一小撮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最起码是不一致的,民众对于政府的缺点会批评,但是不会绑在自由派反对体制的战车上,右派以为利用某些底层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就可以成功推行颜色革命,实在是异想天开。

他下面开始论证他的“左右合流”论——

【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点评:他的所谓的“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的意思是叫左派和右派不要争论了,而要团结在他秦晖高高举起的“自由与平等的底限”的旗帜下,至于这个所谓的“自由与平等的底限”是什么东东,他没有说,好像在故意保持神秘感,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么这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另外,在这篇文章的特定语言环境里,他的所谓的“既不自由又不平等”是个伪命题,因为按照他在文章前面的论述,左派(其实是大多数人)要求的平等跟右派要求的自由是矛盾的,是此消彼长的,在秦晖的伟大的“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出台之前,左派要求的平等多一点,右派的“自由”就少一点;右派的“自由”多一点,左派的平等就少一点。请问秦晖能够对你这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的含义解释解释吗?让我等提高提高。

他又一次策略性地承认私有化是“极右”——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

然而,他告诉人们,“极右”是“极左”造成的——

【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

点评:他告诉人们,虽然私有化是极右,但是要阻止已经晚了,投降吧!他再一次忽悠人们,“极右”是“极左”造成的,他这是笑死人不偿命的节奏啊!请秦晖您老人家明言,在改革开放的具体过程中,是哪位“极左”的代表人物领导我们国家实现这种由“极左”向极右转变的好吗?

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造成了部分“权力资本化”,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现在秦晖之流则忽悠民众,把这种不满引向体制,为他们下一步的“资本权力化”扫清道路,最起码,首先实现彻底的私有化,请看看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多么好啊!

于是,他告诉人们:

【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

他给出了选项——

一是【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二是【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点评:他的这种让人们“二选一”的招数跟杨恒均让人们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看看猫屎和狗屎哪个不那么臭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自由派公知把很多人逼成了“历史通”和“世界通”,这种小儿科的选择题还是让秦晖的小孙子去回答吧。

他还给出了锦囊妙计——

【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

点评:瞧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真的是以为大功告成了,像跟死刑犯谈话,让他选择一个体面一点的死法一样,秦晖你不觉得你高兴得太早了吗?

下面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用在正面拿港台与大陆的对比,东德和西德的对比,南北朝鲜的对比,反面用乡镇企业的兴衰论证,中国只能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点评:对这种小儿科的忽悠术,本来不忍心反驳他,想給他留点面子,请问秦晖你拿大陆和台湾作对比的时候,在你心目中谁是正面典型,谁是反面典型?如果大陆是反面的,那么你对“反面”的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正面”的从“亚洲四小龙”之首跌落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接着,在钦定私有化是中国的正确选择的同时,告诫人们别寄希望于文化不同而应该老老实实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下面,又玩出了自由派的“因果乱系“的惯用伎俩——

【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

点评:作为一名学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他应该明白,他在上面列举的这些现象虽然同时出现,但是它们之间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并且,对于腐败和下岗问题,他应该找张维迎回答;对于“工程上百亿”和“洪灾三十元”,假如倒过来,自由派又会怎么说呢?不会指责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收买人心吧?另外,在美国,一方面是一小撮人占有大多数财富,另外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相对贫困,于是导致了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美国一方面还有很多穷人,一方面在作为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的情况下还积极扩军备战,对此,你有何评论?至于你把自由派推动的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卫生产业化”扣左派或者政府头上,你脸不红吗?

在进行了误导以后开始煽动——

【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点评:怎么办呢?起义吧!可惜的是,连被美国册封为100名华人公知的韩寒都不上当,不但不当“起义军首领”,还写《韩三篇》反对所谓的“革命”,结果被自己人污名灭口。

怎么样才能让所有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与自由派站在一起,不再那么“稳重、深沉、善良”呢?他给出的灵丹妙药是“左右合流”,并且是这样论证“左右合流”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

他首先給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定下一个前提:

【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

但是他认为我们的

【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

他在论证过程中悄悄塞进了“宪政”的黑货,他的逻辑是——

点评:他的逻辑是:只有搞西方“宪政”了,国家的权力才是公民授予的,才可能讨论授予权力的大小问题,左翼和右翼才有对话的必要。秦晖认为,中国国家权力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不是公民和人民授予的,国家增加了权力,却不承担责任。在这里,秦晖的险恶用心十分彰显。秦晖认为,只要中国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政权就没有合法性。秦晖的这些言论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当前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包括宪政的合法性,都来自于战争和革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国土、美国的军队不是选举和宪政天然产生的,而是通过战争和革命得以确立的。在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人民的参与程度和支持程度越高,所形成政权的合法性就越高。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政权,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的,并经过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革命得以巩固,中国的国家政权是通过群众运动、群众革命、群众路线才得以产生和确立的,这是最高层次的民主。

至于秦晖所宣称的中国国家增加了权力却不承担责任一说,完全是倒打一耙对党和国家的污蔑。1998年以来,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的确存在本来国家承担的公共福利责任被破坏瓦解的现象,进而导致了执政基础被掏空,可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正是秦晖之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吗?秦晖们在1990至2005年期间先唆使共产党和政府放弃自己对民众的责任,打烂中国工人阶级在前三十年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铁饭碗和公共福利,最后在2006年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以后,又以共产党和政府不对人民承担责任为由要消灭党和政府的权力,全然不顾当初消灭全能政府、消灭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主张就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其用心何其毒也?

而直到这里,秦晖还继续进行他那种“因果乱系”的忽悠——

【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

点评:假如警察被自由派掀起的仇警妖风吓倒了,让某些人放心地推行颜色革命,或者是对社会治安不管不顾了,让自由派又有反对政府的借口了,秦晖你还会这样说吗?你当然希望中国面对美国的网战不设防,但是你觉得可能吗?至于最后一点根本不想反驳你了,能够玩一点新鲜点的忽悠术吗?

经过一系列忽悠性论证,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点评:左右之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的“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而是关键是国家权力为人民服务还是像美国那样为资本家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决定前进还是倒退,是统一还是分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走向复兴,还是沦落为美国和西方的附庸或者沦为二三流半殖民地依附性国家的斗争。

秦晖之所以提出这个伪命题,他不是说给右派听的,因为右派知道,左派是他们的天敌,是他们复辟倒退的最大障碍,民主以后杀全家就是他们真实的心声。要他们不那么与左派针锋相对也许能够暂时勉强做到,但是他们不可能与左派合流,因为没有合流的共同政治基础。秦晖是在忽悠左派尤其是某些有糊涂观念的左派以及那些缺乏判断力的民众的,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比其自由派清醒,那就是,右派在中国只是一小撮人,势孤力单,成不了气候,光是“自干五”的自发斗争就让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民众虽然对政府会有不满,但是不会被他们绑在战车上,如果能够以各种借口比如“反对修正主义”等等忽悠左派跟他们一起合流,就有可能影响和带动大多数底层民众,只要达到推翻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以后,再“民主以后杀全家”也不迟,这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哲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世界上最傻的就是那些把别人都当成傻子的人”,这句话送给秦晖再合适不过了。

综上所述,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挫折和走些弯路是不可避免的,何况还有某些体制内亲资本的自由化官员和新生资产阶级的故意误导,秦晖这篇文章中最大的忽悠就是把体制内两种人混为一谈,把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与打改革的旗号大肆掠夺的人混为一谈,并且把那些倒行逆施的人造成的恶果算在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头上。

改革开放前后最大的差别在于对资本的利用,资本具有两重性,也就决定了改革的两难选择,在两难选择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既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约束资本。这就决定了在如何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方面的度不好把握,对资本的约束严了点,资本及其代言人自由派有意见;对资本的约束松了点,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偏袒资本,充当了资本的帮凶和打手的时候,民众会有意见,这时候,自由派又会反过来利用民众的这些不满煽风点火,把矛头对准政府。

资本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利用改革开放具体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或者在他们误导下产生的某些失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把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和一些他们自身造成的问题归因于执政党,或者把改革开放具体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归因于体制。

某些自称“左派”的人也曾经有人发表过类似观点,他们对毛主席的关于“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的论断断章取义,错误地把矛头对准整个高层,认为也应该左右合流,不管左派阵营中的这些人是左派幼稚病还是有人故意混进左派队伍捣乱,本质就是错误的。

秦晖是在右派只是占一小撮,感觉到改朝换代的势孤力单的情况下,忽悠左派和他们一起推翻执政党。

而某些自称“左派”的人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要跟右派联合起来,依靠国际上“不那么坏的资本主义”的支持来推翻国内的“最坏的资本主义”,岂不是可笑!

两种说法不谋而合,甚至不排除是同一拨人以两种面孔出现,利用左派队伍中存在的极左思潮,既可以借刀杀人,又可以挑拨左派和执政党的关系。

秦晖抹杀改革开放的本质、主流同具体过程中出现的失误的区别,用偷换概念的办法把执政党和极权和极左画等号,把他们自己一小撮人作的孽也算到体制的头上。

秦晖抽掉国际上国家利益之争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其反映到我们社会上的左右之争,说成是什么国内的自由和平等之争。

基本手法还是偷换概念那一套,用中性词“追求自由多一点”表述右派,掩盖了右派中的一部分人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维护稳定的反动性;用“大势已去”吓唬左派,并且忽悠左派和他们一起去争取“国家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即所谓的宪政,再“讨论授予权力的大小问题”。

而且他提出的左右合流的政治基础——中国“既不平等,又不自由”就更加可笑。因为他在前面说过,如果左派要求的平等多一点,右派要求的自由就会少一点,如果右派要求的自由多一点,左派要求的平等就会少一点,这种利益关系此消彼长的两种人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再说,“既不平等,又不自由”,不但损害自己这方面的,也损害对方这方面的,最大的可能是,大家都不对立,也不会与政府对立。如果非得让左派与右派合流,只有一种可能,右派承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左派一起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可是这种右派还是右派吗?

应该承认,秦晖的这一篇忽悠还是颇有功力的,比王长江强多了。不过忽悠毕竟是忽悠,江湖骗术而已,想靠他的小聪明和巧舌如簧就忽悠中国的大多数人被右派卖了还帮着数钱,这个秦晖也算是一个奇葩人物了!

 【千钧棒,察网专栏作家】

 

延伸阅读:  

中国左右派的区分与现状 

 

秦晖

http://mp.weixin.qq.com/s/x8RXIiYuQZMqL_-zJEL0fg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70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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