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桂诺贝尔奖是流沙河造假的真实动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不是秘密。其评选标准不再是文学与艺术,或者文学与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个次之又次的陪衬而已;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必须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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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桂诺贝尔奖是流沙河造假的真实动机

流沙河曾多次表白自己决不与媒体打交道,更不参加官方组织的活动;放出这话以后,也确实扮演了几年“高士”角色。温靖邦一度在私下里对朋友说,看来此公确实是脱却尘嚣“隐于市”了。

不料自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马氏蹿访成都之后,流沙河的作派为之一变,不再“隐于市”了,频频出镜答疑解难,不断参加媒体的种种活动,简直是有会必到,到必发言,言必荒谬。温靖邦傻眼了,“流”公之变何翻覆如是耶?呜呼,其一静一动之间所埋藏的玄机实在非我辈所能参透。

某位了解流沙河从“发源”到几番曲折“流变”历史的先生告诉我,要害在诺奖评委马氏;君不见“流”公多次把自己与马某合影公诸媒体乎!马氏是点化者,也是“流变”的要害所在。至此温靖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不是秘密。其评选标准不再是文学与艺术,或者文学与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个次之又次的陪衬而已;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必须西化。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尤为明确,必须公开表明反共与反社会主义立场。这一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索尔仁尼琴因其强烈的反共与反社会主义立场,尽管作品的艺术含金量远不如很多同辈的俄国作家,诺贝尔评委会也毫不犹豫就把桂冠扣到他头上了;再如跑出去并放弃了中国籍的高行健,从文学的角度视之,比之于索尔仁尼琴更弗如远甚。但由于其“柳丝”经历与深刻的仇华、仇共情绪,诺贝尔奖也慷慨地发到了他手上。显而易见,这个曾经闪过光的奖项,已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已不足观矣。

流沙河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就是那么几首短诗,与同辈诗人相比,艾青、郭小川、孙静轩、公刘、臧克家、闻捷、严阵、梁上泉等人的成就都在他之上,文学素质也高于他,奇怪的是海外名气反倒不如他。所以然者何,业内人都知道是《草木篇》挨批以后,流沙河借后辈人不了解情况,一而再再而三把此事生拉活扯与高层纠缠在一起,推波助澜使然。盖功夫在诗外,此之谓也,“流”公深得其三昧焉。不过平心而论,比起高行健来,艺术修养以及文学感悟力,“流”公确实要高一些。既然高某能够轻松摘桂,俺“流”某为什么不能呢?“流”某所缺不过是政治态度;这个好办,重操1957年故伎,海骂一通就行了嘛。

于是流沙河以造假为基础的骂人行动就展开了。

造了那些假?不可胜数,只能略举数例:

流沙河对一家媒体说,解放前“抓壮丁”只是个别现象,多数人都是“自愿参军”。此话一出,完全颠覆了我们头脑中“抓壮丁”的印象。

真相究竟怎样,不少网友已针对流沙河的言论把“抓壮丁”的事实根据发表了出来,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

例如高戈里网友照录国民党政府原始档案指出,各省“师管区”招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于无奈,只好靠强拉壮丁”;即便所谓“自愿”参加“青年军”的学生,也是冲着“到海外免费旅游”的招牌去的。这一点温靖邦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佐证:温靖邦十多岁时在川交五处当工人,一位负责材料库的吴少甫先生,曾任青年军上尉军官。一次闲聊,他告诉我,当年以“到海外旅游”骗来的青年学生,入伍后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往往都哭得昏天黑地。

人民网强国论坛也有网友发帖引用解放前金堂县(流沙河家乡)第三任兵役科长邹浚哲的话证实,抓壮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他在某网站《读书》专栏“口述历史”,称其父1951年被“新政权”处决,是个冤案。因为其父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职员。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是干干净净的”。

这是个弥天大谎!首先,他的父亲并非“普通职员”,而是四川金堂县军事科长、兵役科长。这个职务在县里并不低,而且是肥缺,地方土豪对之也不能不逊让三分。有没有“作过恶”,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国民党二十四军退休回家的旅长黄鳌就曾断言,这川西坝子上的地方官,连保长都有几个血债,县上的官儿就可想而知了。那个时代“干干净净”能做官么?川西地区刚解放的时候,包括金堂县在内的各县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投诚,都安排了工作;只有那些在1950年底参加了反革命叛乱的人,才会被捉拿归案,大多数在次年——1951年分别被处以杀、关、管了。显然,罪大恶极者便是头一项——杀。温靖邦的父亲是黄埔十二期学生,后又入航校,毕业后成了中尉空军,算是蒋介石学生。如果像流沙河所言1951年滥杀无辜,那么温父应首当其冲。而事实是温父解放后一直守礼守法,1951年不仅获得了公职,还幸福地活到了九十三岁。然则1951年被杀掉的是些什么人,岂不是不言自明了吗?(一个新生的政权,你要求它不镇压武装暴乱的人,可不可能?这就是有些人骂解放初期“屠杀”的根本原因。)

流沙河造假是有悠久历史的,早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就开始了。

1982年暑假,我被暂借到四川文学编辑部学做编辑,有幸与“纠正”不久的诗人茜子(陈谦)同住一个小院。当时我处于对名人的景仰,问起他的“同案”朋友流沙河的近况。不料一向随和的茜子竟严肃起来,首先纠正我的话,说与流沙河是同一个“右派窝案”不假,但决非“流氏”朋友;又说石天河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旋又告诫我,“千万不要去拜访流沙河,更不要跟他交朋友,否则要吃大苦头的。”我说何至如此?有点疑心茜子过甚其词。后来听他说起了一些1957年前后的事,我不禁骇然,嘀咕天下竟有这么寡廉鲜耻的人吗?依然不大敢信。这个疑惑在我心里呆了多年,及至不久前读了石天河的博客,方知茜子所言不诬。

茜子说他与石天河等人当年从极右分子被推到反革命分子,完全是托了流沙河的福。茜子自谓根本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只不过批评过本单位领导罢了;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流沙河,对共产党怀有杀父之仇的人是流沙河。结果反右斗争一开始,流沙河为了表现自己悔过自新何等真诚,一份又一份的检讨写,把自己说过的反共反毛泽东的话全部堆到了石天河、茜子、储一天等人头上。这且罢了,还无中生有说石天河、说我茜子要杀人,刀都准备好了,进一步又揭发我们可能搞反革命活动。好家伙,他真是笔底波澜啊,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容人不信啊。结果,他倒是如愿以偿了,上边认为他是可以改好的右派,留在机关工作;我和石天河、储一天就惨了,因为是现行反革命,被逐出机关不算,还锒铛入狱。

流沙河造假有成,但愿他能讨好他所向要讨好的人,早一点拿到那项已失掉昔日光彩的桂冠。

【温靖邦 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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