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律界决不是西化反共大V的天下——四评陈有西之狂妄谰言及教训启迪

在看不到硝烟弥漫的思想文化战场上,党同样需要锻造一支有坚强党性、坚定信念、敢于“亮剑”、敢与政治逆流坚决战斗的铁血队伍,这是一支拿笔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冲锋陷阵、不穿军装的人民军队。没有这样一支红色铁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法赢得胜利。各级党委理当成为这支队伍的战斗司令部,我们所有党员干部更应成为身先士卒、勇当表率的指挥员,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不应该放弃职守、临阵怯战、丧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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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界决不是西化反共大V的天下——四评陈有西之狂妄谰言及教训启迪

和所有右派公知、西化大V一样,自诩为“政治律师”的陈有西,也颇有一番“抱负”和狂妄自大的“野心”,在此不妨摘录其一些言论以窥其“心”。2013年3月8日陈有西在网上称:“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16年6月7日陈有西又在网上称:“依法治国的要害,就是法指挥枪”;还有网民披露,陈扬言,“我不是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如果是,我说的马上就会起重大作用。不谦虚地说,可以少走很多年弯路”,陈还自称“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在西北政法大学作“法律人的使命”演讲时称:“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 必然规律”,而后又举了美国、台湾、欧亚等地政客走议会道路上台的所谓“数据”佐证。

上述几段摘录,概括而言涉及到几层含义:

其一,是关于最高权力归属于谁的根本问题。我们与陈氏的观点完全不同。在社会主义中国,最高权力无疑应归属于以工农劳动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这体现了我国国体的阶级性和政治属性,与美国西方国家的阶级属性有着本质区别;我国政体的组织形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则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府两院和本届人大正在热议和通过的监委,均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国体政体的要义在中国宪法中巳表述得清清楚楚,而所谓“法律人”的陈有西却偏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执意要把西方“三权分立”,所谓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具有最后裁判权那一套硬塞入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来,狂妄声称法院和法律人的权力“至高无上。

其二,“党指挥枪”是中共从人民武装建军之初就立下的政治规矩和原则,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什么道理?概因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执政。而掌握“枪杆子”则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捍卫人民江山和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宝。这与西方国家表面或形式上行“两党”或“多党”政治,但本质上无论哪个资本集团的政党上台执政,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在内,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同利益,与中国的国体性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西方国家和国内公知总是要千方百计掩饰其国体的阶级属性,用表面和形式上的所谓“两党”或“多党”竞选,所谓“军队国家化”、“中立化”的虚伪说辞,来欺骗本国的劳动阶级和中国的社会舆论,其意图就是为了维护西方资本的恒久统治,以及改变中国的国家道路和国体性质。陈有西要用所谓的“法指挥枪”取代“党指挥枪”,本质上与西方及国内公知所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去党化”、“中立化”是完全一致的,其要害是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換言之就是要否定我军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喚的阶级属性,最终要以西方为资本统治服务的法治思维来改造军队。

其三,与那些一心想用美国西方政治制度和“宪政主义”来改造中国的右派公知一样,陈有西利用网络空间、社会舆论场来传播扩散他的西化言论还是颇有一定影响力的,但“陈有西们”对于缺少“改制变法”的政治权力又是心有不甘的,只能妄想一朝权在手,改造中国司法体制“马上就会起重大作用”,将建设所谓“开明政权”的“清晰思路”付诸实践。在西化思潮泛滥之际,陈有西误判形势,以为中国将进入“法政官僚治国”时代,颇有点“法律人”天下为大,得意忘形之态。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一年前在一个“法大一世情”的群聊论战中,有的所谓“法律人”狂言,象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将“为罪恶的政权殉葬”,“今后的天下就是他们的”。可见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股以反共“推墙”,敌视现政权,力图颠覆国家制度和道路的政治势力。对此,善良的人们绝不能以为当今社会已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了。敌对势力犹在,粉饰或回避、否定或故意抹煞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我们将会犯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网民们还披露陈有西半是吹嘘、半是欺骗地说什么:“我和浙江公安的关系一直不错,又是浙江警察学院的兼职教授,警察局长、刑警队长、看守所长多少和我都有师生之分”、“没有我,他们连立案都不立”;办了几个涉警案就狂妄放言:“北京警察现在执法中再不敢放肆,人人有压力”,“北京政法官员三到杭州,从不敢同我正面接触,害怕留下把柄”、“全国警察队伍对律师工作再不敢小看,不敢不认真对待”。陈有西和浙江公安究竟有何关系?据了解,该人早年曾在省公安厅呆过,时间不长调到政法委给某领导当秘书,后安排到省法院办公室当副主任,在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中因犯有政治错误,从政无望而下海当了律师;据老同志反映,该人在公安工作期间就比较自由散漫,口无遮拦,表现不怎么好。有的法学教授甚至指称,陈有西并未经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而获得上岗证书,对此未经核实,存疑待查。但从其上述网络狂言中,却可反映出陈有西一方面似有吹牛说大话之劣根性,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律师”,却对我人民警察队伍极尽嘲讽与贬损之能事。本人从警三十余年,在浙江公安教育战线执教约20来年,尚未敢妄称与“警察局长”、“刑警队长”、“看守所长”,“都有师生之分”。陈有西从未当过专职公安教师,却大言不惭地自称公安机关许多领导、骨干是其学生弟子,想不到天下居然还有如此这般的无耻之徒,编造谎言竭力地往自己脸上塗脂抹粉?其所以屡屡往自己头上加冕“光环”,想必一是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增添“政治资本”、“含金量”和“保护色”;二是在生意场上有利于拉客户,不乏获得大发横财之奸商巨贾的青睐,从而财源滚滚入囊来。此外据知情人告知,浙江警察学院从无聘请陈有西为自称的“兼职教授”,而现在早已撤销的公安专科类学校于2002年曾一度聘其任教,陈有西却将隔日黄花偷梁換柱地把自己变为本科警院的“兼职教授”,岂非既不诚实又欺骗公众;至于陈有西表白所谓警察执法对他有畏惧害怕之心,“不敢放肆”、“不敢接触”、“怕留把柄”,对律师“不敢小看”,甚至叫嚷无他“不敢立案”,更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有几斤几两?似乎人民警察都成了一群法盲、酒囊饭桶?综观其言,陈有西一方面不惜虚构事实,利用公安政法牌子捞资本自我吹嘘,另一方面又叽讽抹黑公安,毀我长城以博眼球,人品之恶劣,小人之损毒由此亦可见一斑。

“四评”到此似该收笔了,但人们的反思仍在继续。回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我们在取得经济社会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陈有西们”的思想交锋、政治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故汲取经验教训当从意识形态开始。

反思之一:为什么像陈有西这类鼓吹西化、为台独人士大唱赞歌的言论如此肆无忌惮甚至十分猖狂,本质上反映的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生态的某些领域,部分部门已经有丧失了领导力、主导力、掌控力的危险。反共、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反改革开放、反国家体制和道路的错误思潮如果任其蔓延泛滥,将会成为一股政治瘟疫。然而,“陈有西们”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必然反映。按照唯物辩证法观点,事物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镜鉴,从而使人民受到教育和警醒,同样不失为一件好事。小平同志曾说西方对我进行的是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主要即指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冷战、政治较量。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动阶级也是如此。从“陈有西们”的张狂表演中,使世人清醒意识到,天下并不太平,斗争是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不仅要理直气壮地讲,而且该出手时就必须出手,需要用时就要坚决地用!那种回避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恰恰是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给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西化思潮大开方便之门。如果放任不管,那将会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中国的舆论场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一股烏烟瘴气、泥沙俱下、魚龙混杂的现象。而更为致命的是,如果相当一部分“关键少数”,似已失去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辨识力,对发生在身边的错误政治言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严重丧失原则立场和共产党人的党性,那将会造成某种程度上教育、媒体、互联网空间等思想文化阵地的失守和混乱。当然,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同时,强调敢于亮剑,不做明哲保身的绅士,而要做积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士,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态更加健康清朗,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所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陈有西的上述张狂言论无疑印证了习总书记判断的正确性。当下,我们更要分外珍惜、格外爱护来之不易的局面,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贯彻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伟大斗争”的思想,积极与错误思潮进行斗争。

反思之二:网民披露,陈有西曾吹嘘称,“我和贺卫方是实名的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事实上贺陈两人的思想体系乃同根同源,这一对法律界的“毒蘑”均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本质上却都是背叛共产党人“初心”和“信仰”的党内政治异己分子,只不过贺卫方的名气更大,为更多人所知。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两个严重违反党纪党规之人,却都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真是匪夷所思、滑天下之大稽!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法律界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借用王毅外长痛斥“精日”分子为“中国人败类”之谓,“精台独”分子的陈有西是否应该同样归属于中国人之“败类”?想天下民间自有公论,从陈氏前述的种种荒谬言论中世人都已看得一清二楚了。然而两人所在的党组织,针对贺陈两人的错误言论及倒行逆施,是否已成了“政治盲人”或香臭不辨?从古至今,“烈士”与“叛徒”岂可视为一体?莫非还要广大共产党员与这两个“政治叛徒”同伍并向其学习看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上铁拳反腐成绩斐然,人民称道。然而某些党组织对于“政治腐败”,对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一些大案要案,却没有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雷声大雨点小,迟迟下不了手,不敢动真碰硬,严肃执纪,导致思想混乱,正气不彰,这是值得深刻反思和吸取教训的。只有坚决清除红皮白心、与党二心,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中国道路和制度的政治败类,我们才能恢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全党和凝聚党的战斗力,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永恒信仰。

反思之三:中国已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正意气风发地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奋斗。然而全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牢记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外依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中国宪法和新党章所阐述的阶级斗争,往往更多地反映在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反映在争夺舆论主导权和争夺年轻一代的斗争上,这种思想交锋和政治斗争有时会呈现出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状态。看不到这一点,抹煞法治的阶级性和法律制度的政治逻辑,我们就将犯绝大的错误甚至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党的十九大习近平同志反复強調:“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拿破仑也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有力量,一是枪炮,二是思想,但从长远看,枪炮终究被思想所战胜。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为建设一支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的强大军队而不懈奋斗;同样,在看不到硝烟弥漫的思想文化战场上,党同样需要锻造一支有坚强党性、坚定信念、敢于“亮剑”、敢与政治逆流坚决战斗的铁血队伍,这是一支拿笔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冲锋陷阵、不穿军装的人民军队。没有这样一支红色铁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法赢得胜利。各级党委理当成为这支队伍的战斗司令部,所有党员领导更应成为身先士卒、勇当表率的指挥员。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我们绝不应该放弃职守、麻木不仁、临阵怯战、丧失原则,只有牢记习总书记所说,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伟大斗争,才有可能赢得思想意识形态战场的更大胜利!

(全文完)

(2018年3月14日)

【朱志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浙江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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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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