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为孔庆东一辩

细想一下,按照“平正之状可鞠“的标准来衡量,被毛泽东评价非常高的鲁迅不被视为“偏激”,那才真是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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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为孔庆东一辩

(一)“偏颇”不是框

偶然在群里看到一篇转发的文章:《钱某某:我不愿意公开批评孔庆东,但他的很多看法我不同意》。

打开一看,钱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愿意公开批评他(指孔庆东~引者注),因为我们毕竟是师生关系。他毕业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他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在我看来都是非理性的。(他的观点所产生的)争议,从侧面反映了当下一个时代的问题,就是(观点)越剧烈越偏颇,反而越受欢迎。这样就出现完全两极的评价,极其讨厌和极其崇拜。因为这样,我就不大愿意公开评价他,但我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很多看法我不同意。”】

我认为,孔庆东的“很多看法”或可商榷。但是,钱先生以“偏颇”的名义来批评孔庆东,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偏颇”这个文绉绉的词,语出《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意思是说:执政者应当遵守先王的法令,不要偏私、倾斜。孔传:“偏,不正;陂,不平。”另外,“颇”有“偏”,“不正”以及“非常”的意思,故“陂”亦可作“颇”。“偏颇”一词,其意为:“偏向一方,有失公允;不公平,不公正。”

从以上含义可见,“偏颇”其实是一个具有空间和时间条件的概念。所谓“空间”条件是指,判定偏颇与否必须有一个既定的“无偏”标准作为参照系;所谓“时间”条件是指,判定偏颇与否的“无偏”标准必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换言之,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偏颇”。所谓“偏不偏”总要有参照物。问题是,站在别人的时空(立场)看,你之所谓“偏颇”或者才是“无偏”;站在不同的时空(历史)看,今天的所谓“无偏”或者才是“偏颇”。

所以,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偏不倚”的“公允”。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当看见饱学的绅士们做“不偏不倚”的“公允”状时,我就忍不住要冷笑。

“偏颇”不是框,别什么都往里面装。

(二)“平正之状”何以“可掬”

有意思的是,钱先生最崇敬的鲁迅就十分鄙视这类“费厄泼赖先生”(注1)。90多年之前,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专门为“不偏不倚”画了一幅著名的漫画: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我特别赞赏这样的描述:“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尤其是“平正之状可掬”一句,简直是入木三分。所以鲁迅说,费厄泼赖先生“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才会那么地栩栩如生。

接下来,鲁迅的刻画就更传神了:

【“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瞧瞧满大街跟在娘儿们脚后的吉娃娃,我忍不住想呵哈哈大笑。

我之所以要为孔庆东说抱不平,还有一个理由:我本人就常常被别人扣上“偏激”的大帽子。比如几年前,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赵磊”出面声明,要与我划清界限:“此人不是我,此人的文章我从来不看,因为其观点太过于偏激~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混淆~[尴尬]”(注2)。“偏激”一词,指思想、主张、言论,行为等甚为过火,有失中允,而不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由此可见,“偏激”或是一个比“偏颇”更为严厉的罪名罢。

看见鲁迅被前人和今人扣上“偏颇”“偏执”“偏激”的各色大帽子,我才真正理解了“平正之状可掬”的深刻含义。

正因为动则指责别人“偏激”,所以鲁迅才会以“别人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允的嘴脸”,来回敬那些“平正之状可掬”的先生们。

(三)“拒绝被收编”与“须听将令”

说到鲁迅,窃以为,钱先生所说的鲁迅“拒绝被收编”,也是值得商榷的。钱先生说:

“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拒绝被收编,他第一不被体制收编;第二不被某种思想收编”。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被任何体制、任何思想收编的人压根儿就不存在。“存在决定意识”。你不被这种体制、这种思想收编,就会被那种体制、那种思想收编。关键在于,你拒绝什么体制和思想。

所谓“拒绝”,不过是拒绝你所反对的体制和思想罢了。

所谓“不被”,不过是你被收编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其实,鲁迅本人就公开承认自己不会“拒绝被收编”。他在小说《药》的结尾处,写到夏奶奶给夏瑜上坟的时候,忽然在坟顶上发现了一个花圈。在寂寞荒凉的荒野,灿烂的花圈发出异彩,暗示有无数革命者从夏瑜的牺牲中受到教育和鼓舞,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由此表明革命精神是不朽的,革命仍然是有前途的。

鲁迅为什么要在夏瑜的坟上加上象征革命前途的花环?因为鲁迅必须听“将令”。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这样说到: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请看:“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不就是被革命的“体制”和革命的“思想”收编了么?

(四)结 语

拒绝被体制收编,也就是拒绝与主流一致。若按“政治正确性”的标准来衡量,“拒绝被体制收编”其实就是“偏颇”,甚至是“偏激”。

面对“鲁迅文章是否应从课本中拿掉”的争论,钱先生说:

【“说穿了非常简单,现在谁都“怕”,谁都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对待现实。因为现在官方不怎么谈鲁迅了,但也不能不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非常高。”】

毋庸讳言,当今社会之所以拒绝鲁迅的台面上的理由,就是鲁迅的思想被主流视为太过于“偏激”。对此,钱先生自己也承认:

【“其实很多人反对鲁迅,很大原因是觉得鲁迅太偏激了。鲁迅那种尖锐的思想,(官方)怎么受的了呀!”】

细想一下,按照“平正之状可鞠“的标准来衡量,被毛泽东评价非常高的鲁迅不被视为“偏激”,那才真是匪夷所思。

问题是,“偏激”一词什么也说明不了,“偏不偏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按资产阶级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就很“偏激”;按资本主义的标准,共产主义就很“偏激”;按庸俗经济学的标准,《资本论》就很“偏激”;按“平正之状可鞠”的标准,鲁迅就很“偏激”;按国民反动派的标准,方志敏就很“偏激”。

关键在于,这所谓的“偏激”究竟是对什么“偏激”?否定反动腐朽的事物和思想,能“骑墙”么?能“首鼠两端”么?能不“偏激”么?

所以,用“偏激”的名义来批评某个观点(比如孔庆东),甚至来否定某个人(比如鲁迅),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当然,钱先生的某些看法,我是十分赞同的。比如:

【“我退休之后,也有人聘请我做什么院长啊,年薪多少多少啊,我一概拒绝。诱惑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各种机会。……便宜占多了,你想做的事情就做不了了。”】

或许,钱先生的看法在庸人们看来未免有些“迂腐”“偏颇”,甚至“偏激”。但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学者应当追求的起码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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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费厄泼赖”,英文Fairplay的音译。意思是,三要三不要。三要:要“公允平和”,要“不偏不倚”,要“不zuo不you”;三不要:不要“太鲜明”,不要“太较真”,不要“太激烈”。

注2:为此,我发文表态以示响应,参见:《敬告:此赵磊非彼赵磊》,载《乌有之乡》2015年12月25日。

(2019年7月29日)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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