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一代为何易被和平演变

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们“西化”“分化”的图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从苏联解体的教训说开去——系列谈

【编者按】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前苏联自赫鲁晓夫上台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38年,是怎样一步一步葬送苏共的。在这个过程中,苏共的领导层为什么会制定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普通群众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并且长期受蒙蔽,无法进行决定性的抗争;青年人为什么最容易被“和平演变”,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为错误路线的追随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闹革命的最好形式,并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存在的最好载体,等等。本系列文章共分四篇连载,此为第三篇。

年青一代为什么容易被“和平演变”——苏联解体反思之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的道理浅显而又深奥,树可以活百年以上,但十年就可以定型成林,形成规模效应。人极少活到百岁,但塑一代新人、树一代新风却需要百年。社会主义是区别于一切旧制度的新事物,树人更需时日,成在树人,败也在树人。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上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百年树人理在其中。要防止重蹈苏联的覆辙,关键是教育好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青年。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培养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高素质的人、形成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的努力。社会主义过不了百年大关就谈不上制度的巩固,要过百年大关,特别是后五十年困难最大,因此,研究年青一代——第三代、第四代在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中是怎样变化的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关重要。

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们“西化”“分化”的图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是绝顶聪明的,他们懂得要消灭社会主义,“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只有长期作战,才能“和平演变”、战而胜之。我们要对付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有正确的战略、策略,急了,毕其功于一役不行;慢了,无所谓、不作为更不行。要真正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大有作为,全面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特别是深刻分析从第三代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极其重要的。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第三代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人的概念。正是从赫鲁晓夫起,青年人的理想信念走向淡化,这一过程经历了38年,38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对于人来讲,以18岁为成年,整整是两代人成长起来。这两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没有饱尝过地主资本家的皮鞭棍棒,要接好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斗争精神的班就缺乏应有的基础。

人本身的劣根性在于私欲想得到满足、不断得到满足、又不满足的过程中膨胀。特别是在物质刺激、利益驱动调动积极性的大环境下,青年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社会的责任感是很容易弱化的。这个弱化又反过来导致物质刺激和利益驱动的强化、导致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强化,使私欲这个大老虎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忍饥受饿多年,一朝出笼,饿虎下山,大量吃人。不走与工农、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只满足于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到博士,再到西方转了一圈,又往返于家门与机关门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青年人,是最容易被吃掉的。有的是自入虎口。整个社会都可以感觉到年青人“怎么越来越自私、懒惰了”?“怎么这么爱玩乐、缺乏责任心”?

吞噬了青年一代,就葬送了社会主义的未来。欲是火,不遏则燎原;欲是水,不遏则泛滥。青年人成了金钱拜物教,“做梦都想当个有钱人”,“我有了权我也贪”,欲就遏止不住了。革命党人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利用私字调动积极性,无疑是给饿虎添翼。私欲膨胀了,有权的想捞钱,有钱的想“尝鲜”。一旦跌入权、钱、色交易的怪圈,掌握了一定权力的人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双轨制卵翼下的个私经济(影子经济)象红了眼的赌棍一样逞凶狂,年青干部腐败起来胆子大、贪官污吏前赴后继就不足为怪了。社会主义被釜底抽薪,资本主义被火上加油,旧制度的复辟也就随之而来了。

降低觉悟,靠人的生物本能、用恶动力调动积极性,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可以,搞社会主义不行。人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但讲利益不能只讲个人利益、眼前利益,要讲人民利益、长远利益。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打着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去追求个人利益,实际上是抛弃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苏共正是抛弃了人民利益,人民自然抛弃了它。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讲利益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个人利益只能包括在其中,没有人民利益之外的个人私利。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去讲利益原则,利益就成了连环套,它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不法的本能就凸现出来了。利益成恶魔后会八面威风,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使年青人失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当“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思想成了时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我活得好,管它钱是怎么来的”成了人生信条,“管他贪官、清官,只要给我办了事就是好官”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在物质刺激中生根,并长成了参天大树。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集体主义,以及价值观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只靠提高思想觉悟调动积极性,对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但是,只靠物质利益原则调动积极性,对多数人是剥夺,使少数人变质。当赫鲁晓夫大讲利润、价格、奖金,用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来提高效率,把金钱的作用、利益驱动的作用最大化时,年轻一代就成了没有信仰迷茫的、失落的一代,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统统抛在脑后,个人奋斗、奋斗为个人成为追求,新社会的叛逆者就应运而生了。社会主义国家靠利益驱动调动积极性,利益投入是“几何级”,得到的动力是“代数级”,对革命车轮来讲不是润滑剂,而是腐蚀剂,它使车轮大轴锈蚀断裂。只有以精神动力为主,物质动力为辅,把提高思想觉悟与物质利益原则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才能双丰收,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拧了劲,再硬的钢筋也会扭断。如果一边讲共产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边用“私”字调动积极性,政治就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讲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用的是扩大私有制去发展生产力,就造成了两个不够格:既不够资本主义的格,也不够社会主义的格。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发展生产力,少数得到好处的人不说好,因你搞得还不是资本主义;多数没得到好处的人更不说你好,因你的资本主义办法使他失去了本来应得到的利益。靠腐败起家的新生资产阶级短期内拥护共产党,是因为你腐败他发财,一旦羽翼丰满就会发出“共产D下台”的狂吠。当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时,见不到年青人的愤慨,没有人为苏共喊冤叫屈,也没有人为苏共打抱不平,更没有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苏共,因为人们已对苏共彻底失去了信心:既然你搞私有制,十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既然你搞得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还有什么必要存在?既然要搞资本主义,还挂什么共产党的招牌?我的一切是我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你垮不垮台与我又有什么关系?试想1953年有人宣布解散苏共,他肯定会被热血青年至于死无葬身之地。但到了1991年,苏共经过38年的渐变,已经威信扫地、名存实亡、烂透了,与人民特别是与青年一代的关系已由列宁、斯大林时期休戚与共的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水火关系。8.19事件失败后,无论谁来宣布苏共灭亡,都不会遭到社会的激烈反抗,因无一男儿。只剩下敌人和叛徒弹冠相庆、奔走相告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脱胎于旧社会的社会主义,还明显的带着旧社会的印记,旧社会的僵尸一直在腐烂发臭,毒菌一直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第一代、第二代经过革命烈火的锤炼,绝大多数人抗病毒的能力强,社会主义生机勃勃,中国“6.4”风波翻不了船,就是因为老一辈在,份量重。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温室的花、庭院的马,不但没有经风雨、见世面,有的见利忘义,嗅觉失灵,分不清是非、香臭。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做错了事知道是错,能很快纠正,列宁觉察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及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经济恢复后又洞察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做出了“我们不能再退了”的果断决策;斯大林承认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了错误主意;毛泽东在大跃进刚开始三个月就看到了“左”的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主动做检讨,临终前还反复讲文革有两大错误。正是这种有错必纠的革命胸怀教育了干部和人民,使人们在分清大是大非中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党员在忧国、忧民中保持了先进性。新一代却很容易混淆了错误与正确的界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特性,实践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离开了阶级、阶级分析,只讲实践性,实践就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团,是解释不清大是大非的。当赫鲁晓夫从狭隘、自私、报复的心理出发,做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把领袖说成“暴君”、把此错说成彼错、把小错说成大错、把已改正的错说成一直坚持的错,甚至不顾当时的环境、条件、大局,把正确的也说成是错误。其险恶用心就是通过给历史抹屎,把斯大林搞臭,自己独揽大权,推行错误的路线。歪曲了历史就扭曲了现实,纠正了正确就为错误敞开了大门。割裂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年青人的敌我界限、是非界限越来越含混,新的成了旧的,旧的成了新的,腐朽成了神奇,旧社会的沉渣也就在“解冻”、“解放”中成了臭豆腐,随着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反斯大林、非斯大林化到非马克思主义化、非政治化的泛滥,年青一代的精神也就垮了,精神一垮,革命也就完结了。

在经济基础上用资本主义的办法作为过河的船和桥,去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共产主义的道德约束人,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号召人,充其量是在社会主义跌下万丈悬崖时系了个降落伞,只能延缓其下降速度,无法改变其态势。共产党一党执政需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接班人,而不是豢养为官僚阶级服务的、高人一等的公职人员;社会主义不能搞、也搞不了高薪养廉,“高薪养廉”只能是“高薪养变”。人变质,党才变修,国才变色。青年人,失去了动力就失去方向;执政党,用错了社会发展动力,就领错了路、培养错了接班人。阶级斗争产生了共产党,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才有源源不竭的动力。“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之所以有很强的号召力,是因为阶级斗争使青年人的阶级感情迅速化作巨大的革命热情,迸发出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核能量”,再强大的敌人在这摧枯拉朽的飓风面前也只有望风披靡了。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靠什么调动人的积极性去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就是以提高觉悟为主调动积极性,还是利益驱动为主调动积极性。在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靠物质刺激、用私字调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公有制和自私自利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运用利益原则这个杠杆,降低了觉悟,就为“私”吃“公”洞开了方便之门,把公平放在被兼顾的位置最终谈不上效率,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慢。革命使革命队伍内部的人与人之间“满腔热情”,金钱则使人与人之间变的“冷酷无情”。利益驱动与降低觉悟结合起来,商品交换的规律侵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则成了交易的砝码,金钱代替了感情、左右了政治,对新一代的人际关系破坏极大,引起革命队伍内部的分化瓦解。以牺牲公平换来的效率,在权力资本化、私利最大化、利益的两极分化中丧失殆尽,因人、因事寻租、设租,利大大办、利小小办、无利不办,好办的事难办,难办的事更难办,增加了扯皮,降低了效率,腐败势必越来越重。当公有制的比重越来越少,私有经济占了主体地位,生产力成了零增长、负增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了空壳,资本主义就得以借尸还魂了。

从“和平演变”的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一条铁的定律。挂着马列主义的牌子,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着资本主义的路子是无法长久的,假社会主义骗人骗己,摘牌子、倒旗子是必然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回事。搞私有化、消解公有制,点的是社会主义的“死穴”。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党一定垮台;共产D垮台了,肯定是因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公有制了。既不想搞社会主义、搞公有制,又想共产党长期执政,那是痴心妄想。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作“孩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得到的是依靠公有制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监护权、教育权,要是把“孩子”交给了别人,等“孩子”长大了再坚持社会主义那简直是幻想。谁养大的孩子说谁好,这个“孩子”的态度直接表现在和它一块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身上,使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赫鲁晓夫从更换拖拉机站站长开始,大肆提拔青年技术干部、搞经济治国、业务治国、学历治国的同时,大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逐渐地改变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政权就交到了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崇尚资本主义,崇尚金钱、享乐,不想当好官、当不了好官、当不长好官,整个社会表现为酗酒成风,“敷衍了事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喝酒”,以至于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几任领导人,多次开展反酗酒运动都无济于事。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就难以避免。生产力作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引发的社会变革只能等着下一个轮回了。

毛泽东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邓小平讲,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习近平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告诫大学生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的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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