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与苏联亡党亡国

资产阶级非常强调政治,诺文奖有很强的政治性,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作家不反社会主义是拿不到诺贝尔的。不能否认苏联解体的塬因是多方面的,也不能否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利是其解体的最主要塬因之一。

文学力量巨大,好多人说文学引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那个曾经极其强大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搞垮的。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几乎每个年代(除二战的40年代外)苏联都会被诺贝尔文学一次,一共五次,直到苏联亡党亡国。

最早被诺贝尔文学的是蒲宁,他早年师从托尔斯泰,契科夫。此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痛恨十月革命,1921年他离开苏联,辗转到了法国巴黎等待苏联垮台,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不会支撑多久。在这期间,他一方面继续写作,另一方面与其他流亡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合污,巡回欧洲各国进行反苏宣传。《诅咒的日子》是其反共的代表作,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成了西方反法西斯的盟友,西方暂停使用诺贝尔文学奖打击苏联。而冷战开始后,西方又重操旧业,精心寻找苏联诺贝尔文学的候选人。

一九五七年,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在苏联没有出版却被走私到意大利出版的《日瓦戈医生》。该书对从十月革命到二战前期苏联的阴暗描写,非常符合诺贝尔标准。中情局会同MI6(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反苏情报部),联合苏联流亡在外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修改并印制了该书俄文版,并提交到诺奖评审委员会。该书还被西方以多种文字出版,在抹黑苏联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 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奖。

西方两次把诺贝尔奖授予给苏联反共反人民的作家,再加上中央情报局的介入,该奖的政治性引起了苏联的警觉。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在苏联已经声名狼籍。狡猾的西方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加强诺奖的打击力度,他们调整战略,搁置了将诺贝尔授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者索尔仁尼琴的计划,于一九六五年出人意料的决定将该奖授予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统帅人物,《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此招之高,堪称“诺贝尔木马”。其一,《静静的顿河》几乎与《战争与和平》媲美,但谁是作者有争议,如果作者另有其人,西方也有文章可做;其二,肖君是苏共高官,此举即可抵御人们对于诺奖政治性的诟病,又可解除苏联此后对诺奖的警惕;其叁,即使肖君不被收买,也会提高诺奖在苏联的信用等级。可惜苏联没能识破西方人的企图,接受了这个大号“木马”。

看到苏联中招,西方重新启动了索尔仁尼琴授予计划。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伤痕文学的鼻祖,也是《静静的顿河》作者争议的主要持不同意见者。他早年因为反斯大林言论,被判劳改8年。一九六二年的一天,他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清样转到了赫鲁晓夫手里。读过之后,正为彻底打倒斯大林处心积虑的赫鲁晓夫觉得如获至宝,亲自鼓励并批准这部小说的发表。这部伤痕作品一炮打响,该君也一夜成名。一九柳丝年赫鲁晓夫倒台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随后被禁止发表。但此时他的影响已经如日中天。苏联人象着了魔一样,他的作品越被禁止,就越有更多的人传看。西方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于一九七零年将诺贝尔文学奖再次砸给了苏联。此奖对苏联的影响很大,之后非社会主义价值观开始大行其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节节败煺。

西方用诺贝尔文学奖对苏联实施的最后一击发生在一九八七年,这次他们把该奖颁给了另外一个劳改犯,诗人布罗斯基。该君应该是最为反动的一个,他曾说,西方文化传统对世界克服二十世纪的叁大灾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叁大灾难在他看来包括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战争。

四年后,那个高傲的苏联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再也无人获得该奖。

把苏联搞垮后,现在诺贝尔奖已经把注意力传向了中国。历史惊人的相似,就像当年给苏联的第一个诺奖发给一个在法国的苏联人一样,给中国的第一个诺奖也发给了一个在法国的中国人。最近,诺奖又发给一个同样憎恨社会主义的作家莫言。莫言在他的《主席老那天》里有这样一段话:塬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

资产阶级非常强调政治,诺文奖有很强的政治性,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作家不反社会主义是拿不到诺贝尔的。不能否认苏联解体的塬因是多方面的,也不能否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利是其解体的最主要塬因之一。本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高级,代表的人群更大,但资产阶级却往往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从苏联的失败,并结合中国的现状,不难看出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更高一筹。经过多年半隐型,多方位,全角度,高密度的打击,在苏联解体前,很多苏联领导人,政治文化精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整个文化宣传阵地已经倒戈,普通百姓更是无法识别是非。与其说苏共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故意毁掉一个强国,不如说他们都上当受骗了。当时的好多领导人和精英,如果能够多活若干年,也许会悔不当初。

诺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1996年发表的《在转折关头》里,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又借主人公之口表达对苏共解散的看法:“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拒绝叶利钦向他颁发奖项。此后,他将传诸子孙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浮经验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但为时已晚,一切已经成为过眼烟云。

有人说中国为苏联解体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是有它的道理的。一九七六年十六政变后,作为世界叁强之一的中国彻底倒向了西方,苏联东欧受到来自内外的更大压力。一九八九年的柳丝大流血事件被西方媒体用文字和画面全方位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并被冠以“中国共产党制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人们对共产主义由相信转为怀疑,对共产党由失望转为憎恨。观望中的苏联东欧政治文化精英加紧了自残的步伐,最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分崩瓦解。

中国是不幸的,中国共产党权力更早地被篡夺了。中国也是幸运的,因为一九七六以前的意识形态一直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发动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他留给共和国的伟大遗产。这笔遗产应该说对復辟行为的制约是巨大的,他们的每一步都要绞尽脑汁,并需要採取欺骗中伤造谣污蔑,挂羊头买狗肉等无耻行为。

中外反动派共同推动的意在剿灭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叁十几年也没有能完全得逞。文革遗产为正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赢得了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能组织动员起来,团结一心,实现社会主义大逆转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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