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社香 |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在毛泽东看来,决定一个干部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不在于他在关系上从属于哪个组织,而在于他的党性,即他究竟是不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编者按:

本文摘自马社香老师《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的最后一章。

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国经济,尤其是农业迎来了持续的增长。然而,一派稳定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二元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在大跃进之后逐步凸显出来。造成大跃进失败的根源在哪里?中国应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七千人大会悬而未决的问题。

1960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工作组对“信阳事件”的汇报时,曾指出,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可关键问题却在于,谁是“国民党”?如何甄别“国民党”?如何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而言之,区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标准在哪里?

相较于充斥于党史学界的权谋史观、阴谋论史观,马社香老师极富洞见地指出了,毛、刘分歧的根源在于二人对于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的不同思考。是通过体制内部的力量人为地划出“国民党县”,通过“四清运动”,通过国家专政机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还是把体制本身视为造成国民党复辟的结构性原因?进而言之,党是什么?是一套中立化的组织机构,还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

在毛泽东看来,决定一个干部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不在于他在关系上从属于哪个组织,而在于他的党性,即他究竟是不是跟人民站在一起!“北京的空气不好”、“重上井冈山”,是一种隐喻,暗示了毛泽东挑战既有体制,重新回归群众路线的冲动。不论对文革抱有何种立场,对于一名严肃的思想家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一座值得不断发掘的思想矿山。】

取消军衔制的激动和忧虑

1965年5月30日傍晚,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警卫处处长鲁毅跟随毛泽东登上专列。毛泽东专列时称一号列车,它由前驱车、主车和警卫车三部分组成。据黄庆荣近年回忆,5月30日毛泽东一上专列,吩咐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报务员向总理发报,告诉周恩来他的行踪。当夜全体人员在专列上就寝。黄庆荣和鲁毅被安排在前驱车,这个车厢全部是警卫人员。后面依次是专列会议室、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车厢、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车厢、一般工作人员车厢,最后是八三四一部队车厢。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樟树到杭州沿途,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缓缓散步,背着两只手,静静地来回走动,黄庆荣看见毛泽东目光带着一层忧虑。

第二天,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取消军衔制。遵照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我军从成立第一天,严格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再次强调了我军这个建军原则。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建国前都体现在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释放第一批战犯,国家主席刘少奇9月17日签署特赦令,但在特赦令前面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4日写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9月17日讨论和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数年前,即使在提前释放战犯,这一不涉及国家军事建制的问题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比较注意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系。可能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涉及我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党、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问题,是我军的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1965年5月,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儿“简单化”了。在涉及军队最高统帅相关事宜方面,任何“简单化”都会使一些矛盾交错复杂起来,特别是在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复杂紧张、随时准备打仗的非常时期。

 

马社香 |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1964年8月,毛泽东请贺龙、罗瑞卿赴北戴河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以防止干部变修。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主席响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值得一提,“取消军衔”这么大的事,贺龙、罗瑞卿居然绕开国防部长林彪,“越位”面见毛泽东,引发林彪的不快,为一年以后林彪组织批斗罗瑞卿埋下了伏笔。

 

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后,国家经委党组5月10日至6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首批12个试点托拉斯企业(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负责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和辽宁、江苏两省的负责人。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要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及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给予指导。托拉斯为英文trust的音译,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经济组织。

6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听取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害怕和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他说:“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十二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点,全面看问题。”他再次阐述了办好托拉斯的原则和目的,指出:“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马社香 |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国家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前身是1949年6月成立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薄一波负责。几经撤废,1993年3月改组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3年3月1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撤消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设立商务部。图为陈云

 

订计划的原则和访井冈山热

在刘少奇作托拉斯重要指示的前一天,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做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六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据谢家花园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据汪庄已经公开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看看今天许多地方没有化肥,地里不长粮食,毛泽东的绿肥与化肥都要搞的思想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

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长子大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

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罗瑞卿亲切地回了句:主席今天要穿新军装,还不是要特制,特1号都要小了。

毛泽东点点头,坦然地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时任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的伍一等人对1965年6月毛泽东在汪庄活动有深刻印象。

毛泽东问罗瑞卿,你还记得早几年我讲“北京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这句话吗?

罗瑞卿“嘿嘿”一笑回答,他还在公安部欢送他到总参谋部任职的大会上传达过主席的这句话。

1959年9月24日,罗瑞卿在公安部欢送会上说:“按照主席的说法,北京这个地方是有若干‘危险性’的,北京的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只是就我们这些人某种精神状态来说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讲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讲,北京一不产粮食,二不产棉花,三不产钢铁,有个同志回答得好,北京产总路线!这句话很对,北京就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钢铁、各种建设、斗争经验总结起来,产生总路线。没有北京还行?没有北京的党中央还行?没有总路线还行?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住长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至于1965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为什么旧话重提,罗瑞卿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认真地向毛泽东汇报,6月上旬他去了一次井冈山。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罗瑞卿大将在认真地观看红四军留下的珍贵实物,他对博物馆的同志说,1959年庐山开会时,他就准备来井冈山,后来一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就没有时间来了。同年9月,由林彪提名,罗瑞卿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十三个重要职务,忙得不可开交,就把上井冈山这件事暂时放了放。毛泽东5月重上井冈山,使他迫切感到井冈山在我党我军的重要地位,他作为总参谋长应该上来,好好学习。在井冈山上,罗瑞卿看见不少老红军也穿着新军服上了井冈山。井冈山老战士曹里怀1965年6月1日在山上写了一首诗:

《当了红军上井冈》

湘南革命廿八春,

当了红军上井冈。

谁人择此根据地,

英明领袖毛泽东。

三十七年回圣地,

神州山河变新天。

正值南国烽烟急,

喜换新装忆旧装。

在罗瑞卿上山的前几天,李富春访问井冈山。

罗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留连井冈山。

郭沫若与其他老红军直奔井冈山不同,他是围绕中央苏区转了一个圈才上的井冈山。据郭沫若此行小车司机马德江回忆:1965年6月初,郭沫若夫妇陪同印度尼西亚议长阿鲁季一行到上海、广州访问。6月16日,郭沫若在广东拜见了彭湃的母亲。6月24日,郭沫若、于立群、秘书、勤务员四人从广东东江进入江西寻乌,江西省委车队派遣他驾车前往,迎接郭老四人在当年红军曾经血战过的地方进行巡礼。瑞金三日,脚踏叶坪、沙洲坝等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激情澎湃。在郭沫若眼里,叶坪革命烈士纪念碑,“形式如炮弹。远望之,亦似如椽大笔”,“弹碑为笔天为纸,横书大字力排空。无产阶级须专政,万丈长缨缚大鹏。”郭沫若一行走访了大柏地等战争遗址,“马子坳头鏖战处,关山云树郁苍苍。”随之去了红军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及赣州、兴国、泰和。

郭沫若一行从毛泽东1965年5月29日下山的方向上了井冈山,留宿茨坪。郭沫若夫妇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在孙景玉的陪同下,去了龙潭。1965年井冈山龙潭还没有开发,既不通公路,也没有缆车,郭沫若夫妇却表示非常想去看一下。井冈山管理局邀请了药工和采石工用绳索把郭沫若夫妇吊下去,参观后又吊上来。郭沫若的诗人气质给孙景玉和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沫若在井冈山写了好几首诗,从茅坪下山,在宁冈龙市为龙江桥题写了“会师桥”,以表示对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的由衷敬意。

(2002年9月3日马德江口述)

 

马社香 |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在解放军的机构设置里,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之间的权责长期不明晰,这极易导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的矛盾:彭德怀与粟裕、林彪与罗瑞卿等,皆属此类。而罗瑞卿案,因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绑在一起,成为文革之初的重要事件,而格外引人注目。

 

不久,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也上了井冈山,李立三大女儿李英男近年向笔者回忆当时情景:“父亲是第一次上井冈山,却像重归故地一样兴奋和怀旧,他真诚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比自己高远得多,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的道路,拯救了中国革命。在山上,父亲用俄文唱《国际歌》,那悲怆雄壮的旋律,父亲那样的振奋和激动,感动得我们都流了泪,跟着一起哼唱。父亲告诉我们,《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就是瞿秋白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当晚父亲夜不能寐,挥毫写下一首诗,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井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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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井冈山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