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侵略者文献看中共抗战伟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日本政府、军方乃至于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以作出叙述、分析。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伟业的历史见证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相关文献考察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日本政府、军方乃至于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以作出叙述、分析。这些资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实及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反倒成为历史见证,充分反映出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广泛发起并有力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促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围绕抗日战略提出了持久战这一正确指导方针,大力动员和组织民众,领导军民英勇奋战,建立和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坚决反对投降及消极抗战,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伟大贡献。从上述资料中还可看到,日本在其侵华战争败局开始显露之时,已有人预感到中国的未来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肩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坚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在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其步步扩大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正因为如此,战败前的日本侵略者一贯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死敌,妄图将其扑灭,由此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述。尽管这些资料中充斥侵略意识、多有污蔑中国抗战的言辞,但所涉及的史实与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看来,反倒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伟业的历史见证。

一、见证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中华民族的反抗运动也由此迅速高涨,特别是东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开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序幕。那么,究竟谁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已有多方面的论述,而当时日本侵略者的记述,也对此提供了确证。

1934年,日本外事协会编纂、出版了《满洲帝国总览》一书,其中第四章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情况,凸显出中共起到发动和领导作用、其领导的军队是东北抗战力量的中坚。内称: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数达几十万人。以地区而论,在辽宁有辽西、辽北一带和三角地带;在吉林、黑龙江,最突出的是东边道地带,以此为中心,在中东铁路至中苏边境之间,有无数义勇军、救国军。而东边道、农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领导的,“在中苏边界的虎林、靠近哈尔滨的庆城,当时甚至出现了苏区”。面对日本、伪满军警的巨大压力,抗日力量实行游击战,破坏铁路与通信设施,袭击重要建筑,扰乱敌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损失后,抗日队伍就退到东边道及北满的山区。东北的抗日力量得到了中国各阶层的支持,其中,“国民党政府对义勇军的援助,只限于任命将军、对有些军队提供资金;但共产党和其他过激派却将组织者派到其中,展开群众性工作,努力将义勇军置于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中共还将东北的抗战与关内持续展开的反日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动员东北抗战军民选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战会议,促进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扶持伪满之后,中共满洲省委“依然最主动、积极地领导满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挥的“由工农兵组成的红色游击队”在东北所有抗日武装中“最为活跃”,在日伪眼中“恶性最大”。(日本外事协会编《満州帝国総攬》,东京,三省堂1934年版,第543—547页。)

日本在战败前,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为服务于对外防共和反共,办有内部刊物《外事警察报》,刊载相关情报及对情报所作分析。(参见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编《外事警察報》第1号,〈緒言〉,东京,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1921年2月印刷。该刊其他各号的编者、印刷地与印刷者均同,后面注释中不再列出。)1935年2月、3月,该刊第151号、152号连载《在满洲国的中国共产党状况》,更集中地叙述了中共发动和领导东北抗战的情况。

该文回顾了中共在东北始于192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斗争历程,称:中共满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发出《对时局的宣言》,号召“收回旅大、满铁及一切矿山森林”,“废除与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日本军警驱逐出境”。(《満州国に於ける中国共産党の状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号,1935年2月印刷,第5页。)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又迅速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东北抗战: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省委号召东北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9月23日,又发出《关于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提出“赤化”东北军队、发动兵变、建立红军。(参见《満州国に於ける中国共産党の状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号,第8页。)随后,联合分散的抗日力量,在吉林东部及磐石建立了“共产系部队”。开始时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只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与日军第二师团交战,受到很大损失,但仍在延吉山间坚持斗争,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发出指示,指出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开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要将各种抗日力量统一于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共满洲省委贯彻这一指示,在1934年将磐石的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边道一带,在延吉充实了抗日军队。这些军队较之一般的抗日力量,“有牢固的组织力、领导力和明确的斗争目的,沿用了在中国南方发展起来的游击战法”,因而“特别显著地增长了其力量”。此外,从1933年秋开始,中共将所领导的抗日军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将苏维埃政权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增强了与其他抗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在磐石,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核心,成立了东北抗日反满联合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磐石、桦甸、辉南、海龙、濛江、临江、通化及金川、柳河的抗战),并在宁安设立了抗日军联合办事处,指挥吉东地区的抗战;在哈尔滨以东,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联合指挥部;在松花江流域的汤原、依兰、桦川,也有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现了共产系部队的活动,其中突出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袭击延吉老头沟,第一军(在磐石)及其联合部队占领柳河、通化、抚松县城,在中东铁路东线一带的激烈行动等”。在这年8月至11月,日军以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主要目标,实行所谓“大讨伐”,并从1935年1月起展开所谓“全面治安工作”,但却不能摧毁中共的“核心部队”,而在延吉的人民革命政府,则转移到“四县的山间森林地带”坚持斗争。(参见《満州国に於ける中国共産党の状況》(下),《外事警察報》第152号,1935年3月印刷,第14—16,33—34页。)

基于上述情况和其他情报,该文对东北抗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在反日民族革命旗下,将各种抗日反满义勇军全部置于党的领导下,由于情势,共产系部队已经掌握了抗日武力行动的领导权”。在苏联力量已从北满退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在延吉、磐石、中东铁路东线方面的抗日军队,成为日本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大障碍”、“最大问题”。尽管日军极想“对其彻底讨伐剿灭”,但又哀叹:“因地势关系

和其他情况,这是非常困难的”。(《満州国に於ける中国共産党の状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号,第4、1页。)

无独有偶。1935年12月,日本侵华团体“大亚细亚日本青年联盟”在其编纂、出版的《第一次满洲研究团报告》中,又根据关东军公布的资料,将东北抗战诬为“恶性”而“不治的慢性病”,同时特别强调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所有抗日力量中“最有组织”,明言“王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战尚未解决”,承认日本企望的所谓“扫灭”面临着“严重性与困难性”。[2]

1936年下半年,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在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后回到国内,于12月10日在上海对报界发表题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最近活动状况”的谈话。而一直把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作为在东北最大敌人的日本外事警察,随即予以高度关注,出于掌握抗日联军情报的目的,多方搜集刊有这一谈话的各报(如《救国时报》《国难新闻》《学生报道》《汗血月刊》),据以相互参照,将谈话全面译出,连同得自其他途径的情报,刊载于《外事警察报》第177号上。

谈话中说: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自1934年秋以来,在各地组织起统一的抗日联军,其目的在于相互联络,通过比较统一的军事与政治领导,避免日寇离间和破坏的阴谋诡计。此工作完全是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进行的。三年来,东北的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取得了极大成果。在1936年一二八事变纪念日,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公推李杜将军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源于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奋起的磐石游击队,后改为人民革命军,最近与其他部队组成抗日联军,与王凤阁、赵庆吉、阎生堂分别率领的部队游击于南满各县,1936年8月17日占领抚松县城,10月21日占领桓仁县城,击败日本守备队及宪兵队,夺其武装,打死宪兵队长杉木林平。阎生堂、赵庆吉都自[2]大亚细亚日本青年联盟编《第一回満州研究団報告》,东京,大亚细亚日本青年联盟本部,1935年版,第266、267页。 愿加入抗日联军,并就任抗日联军的军长。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率该军占领延边各县,利用老爷岭山脉森林地带四出游击,出没于冈宁铁路、吉会铁路沿线,1936年10月10日在敦化县东清沟与日军激战八小时,击毙日军少将石川重吉等。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兼黑龙江省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起源于珠河县义兵,进攻宾县,占领依兰县、通河县、凤山县的县城,声震松花江南北两岸。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兼吉东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已有五年抗日历史,1936年4月与其他抗日力量一同袭击刀翎、林口,活动于吉林完达山森林区域,与赵尚志部在松花江两岸互相呼应,经常破坏日寇的林密、林佳两条铁路。第五军由周保中任军长兼东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常常活动于中东铁路、图宁铁路、穆棱铁路附近,颠覆日本军用列车,与日军激战,还常与第二军等一起战斗。第六军由夏云阶任军长,在黑龙江省游击,1936年春一度占领北满最大的煤矿,有五千工人参军,12月1日攻占佛山县城。第七军由陈荣久任军长,属吉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活动于饶河、虎林一带,凭借天险打游击战。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抗日力量参加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与敌作战,五年间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民族烈士不少,金伯阳、邓铁梅、孙期阳、胡泽民、童长荣、何忠国、史仲恒、傅显明、李斗文、张文楷、李守忠等,都以身殉国。(参见《東北抗日聯軍の活動状況》,《外事警察報》第177号,1937年4月印刷,第126—128页。资料中所列民族烈士,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日本外事警察整理和译介李延禄的谈话,是写有说明文字的,但这些文字并未否认谈话所涉及的中共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历程,反而写道: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李延禄仅说第一、二、四、七军一共6万余人,但根据日方谍报,共有32万余人。(参见《東北抗日聯軍の活動状況》,《外事警察報》第177号,第121-126页。)这表明,日本外事警察对于李延禄的谈话,并不认为有何虚夸成分。联系前文所引日本当局在1935年对东北抗战局面所作判断,则可看出:其通过李延禄的谈话,更加认定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就是东北抗战主体、是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头号大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战更为猛烈。日本殖民当局惊呼:这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时局的影响”。(《「昭和十二年七月中全満鉄道匪賊状況調」進達ノ件》(1937年10月15日日本驻伪满大使植田谦吉致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務省記録”,A—6—2—0—2之8—1—001。藏所、出处、归属相同的日文档案,后面注释中只列编号。) 日本外务省随即根据驻东北各领事馆提供的报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东北抗战力量的统计表,其中显示:在兵力总数23388人中,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有12427人,占了一半以上。(参见《昭和十二年九月中ニ於ケル満州国内省別盤踞匪賊統計表》,A—6—2—0—2之8—1—001。)此后直到日本投降,东北各地抗战的主体都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即使在日本有关伪满所谓“治安”之类的档案中,记载也比比皆是。

二、见证之二——中共广泛发起、有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近现代反侵略史上,抗日战争以最大规模并取得最终胜利而具有最辉煌的历史地位,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空前广泛地动员起来、以持久抗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基础条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坚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极为仇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行破坏而紧盯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留下了许多相关记载和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资料倒是从反面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日方认为起点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武装人民,遂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口号。而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们又认为萌芽在进一步生长,体现为:中共发动上海日本纱厂10万工人大罢工,同时组织各界反日民众团体捐款、劳军,号召“农工商学兵大联合”;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共中央为抗日发出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抗日合作宣言;同年9月30日,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作出决议、发表宣言,与中共的抗日合作宣言相呼应;1933年11月26日,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5月3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发出对日作战宣言,同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出北上抗日宣言。(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1节,大连,东亚印刷株式会社,1939年印。)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名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御用学者,为所谓“防卫赤化”而一直从事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他对中国的抗日浪潮极为敌视,尤其为“1935年夏以来中国展开的抗日运动与以往有质的不同”而“骇目”,1936年夏专程到上海进行“探究”,结论就是将抗日运动与共产运动等同起来,以“抗日人民战线”来概括见闻。(波多野乾一:《赤色支那の究明》,东京,大东出版社,1941年版,第3页。)应该说,此人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正是在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按照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广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发出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由此在全国展开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对这种状况,日本外事警察也很快作了反映,其在1936年4月的报告中说:随着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中国共产党也决定将反日运动作为其最主要的工作,其后中共中央致力于将一切力量集中于反日工作”,体现为中共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在陕北的红军与东北军、晋军及宋哲元军联络,并准备开到河北西南部组织抗日联军等。在其看来,“共产党的救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激化”,与红军东征山西联系起来,成了“极重要的问题”。(《中共党の国防政府及抗日聯軍の組織計画》,《外事警察報》第165号,第47页。) 此外,日本外事警察还根据所掌握的情报指出:自1935年底以后,中国各救国团体发出的各种文献和宣传品大多反映共产党的主张,强调各党派结为统一战线等。他们由此认定:“救国运动的领导权现在实际上是由共产系分子所掌握”。所以,在得见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他们视为重要文献而迅速译介全文,并且认为:“共产党巧妙的新政策正在取得相当的成果。”(《中共中央の抗日運動に関する重要文献》,《外事警察報》第170号,第84-101页。)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受其影响的爱国团体为停止内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出的呼声与作出的决议,如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发出的通电、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抗日救国宣言》、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提出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6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7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8月10日毛泽东致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等的信、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2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等,都被日方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长的表现,随时作为重要情报进行分析,以求对策。(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2节。)此外,对于1936年上半年在陕北的红军实行东征,日本军方也通过所得情报,指出红军的行动并不限于“赤化”山西,而且还实行了“民族团结抗日”的“新战法”;并认为这对于日本的“防共工作”而言,“无论如何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编印《共産軍の山西侵入に就いて》,东京,1936年,第34页。)到1936年底,日本出了一本叙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情况的书,书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日人民战线》,作者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首倡联合抗日、将抗日摆在首位、为建立统一战线频频提出建议、逐步调整土地革命政策、通过发动一二九运动有力促进统一战线形成等方面,具体说明了中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见松本忠雄:《共産党にリードされる支那の抗日人民戦線》,东京,第百书房,1936年版。)

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来说,关键环节是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而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则是实现国共再次合作的重要契机。当时正在图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得知西安事变爆发后,极为忌惮国共双方由此接近、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故由军方授意,让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等在12月17日发出叫嚣:“日本以排击共产主义为国是……在日中交涉中,将防共作为主要项目之一向中方提议,出于这种精神,对目前事态的激发只能感到危惧”;西安方面“公言容共政策,欲使赤化势力流入中国”,对此“日本不会坐视”。(日本外务省:《支那の変局と日本之原則的態度》所附1936年12月17日《読売新聞》载《新事態の展開 陸軍当局注目す》,见《西安事件参考資料及調書》,A—6—1—5—5之10—4。)而日本之所以迅速作出这种反应,不仅是直接针对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合作的态度,更是由于看到了中共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于其后中国政治走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日本参谋本部在12月15日编印的秘密文件《西安事变前的陕甘红军》,就是证明。其中写道:红军“绝不杀戮原东北军俘虏,而是好言安慰后释放,随后对原东北军宣传‘红军不打东北军,释放所有俘虏’,‘红军同情东北军失地、流浪各地,我们要团结一致以对外’,等等”,使东北军消除对红军的敌视。在中日矛盾激化、青年激愤的形势下,中共号召“不分党派一致对外,展开我们的民族斗争”,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而西安事变则“可说是由张学良下面赤化的下层军官实行的”。鉴于中共体现出的“飞跃的优势”,对今后的动向,“不容我们有片刻忽视”。(日本参谋本部编印《西安事件前ニ於ケル陝甘ノ共産軍》(1936年12月15日),A—6—1—5—5之10—4。)但是,日本侵略者后来所看到的,却是令其震撼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得到大众全面赞成拥护”,“南京政权也不能无视”,在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毅然重新合作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1页。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に於ける国共合作問題》,东京,三秀舍1938年印刷,第12页。)日本满铁调查部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于1939年专门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献译编成书,以供日本各方研究。

历史告诉人们,国共合作的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为扩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但是,其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却很不平坦。究其根源,就在于国民党内一些势力消极抗战乃至于抗战立场动摇。而日本侵略者则一直寄希望于由这种状况而达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本国内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意见”,说是“驱使中国投入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其背后站着的是共产党分子,所以中国的抗日战线不久必会发生分裂,国民政府内知日派分子将发动政变,国共必定会再次分裂”。而日本政府一直到攻陷南京之后,还“瞩望于南京政府内部出现转向的迹象”。(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に於ける国共合作問題》,第1页。)1938年12月汪精卫等投敌,使日本侵略者兴奋起来,他们认为:“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条件实现和平的欲望,是常在心底的”。但是,他们又看到,“共产党在汪发出和平通电后,全面动员言论机关,将汪斥为汉奸,向人们指出汪的提议完全是使国家民族灭亡、投降屈服的言论。后又将这种方法强化扩大,暗里威胁潜伏于抗战内部的和平分子”。“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没有对日和平,和平是与共产党的一切相反的。国共合作建立在彻底抗战的前提之上,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所以,他们就把中共视为其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国民党其他势力对日“和平”(实为投降)的最大障碍,宣称“和平就是反共”,并将国民党反共、制造磨擦事件都归结为要对日“和平”的表现。(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编印《赤色支那誌》,东京,1940年,第137、138页。)而日方这些言论恰好从反面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不移的抗战立场,成为阻止国民党动摇、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从1939年到1940年,国民党挑起诸多与中共磨擦事件,日方认为是“主张无产阶级和人民路线的中共呼吁人民战争、持久战,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主张战争要靠政府与军队来推行”的对立所致,并很想加以利用。然而他们的企图最终破灭,原因在于中共仍从抗日大局出发,权衡国内外形势,“采取保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东亚研究所编印《重慶政権の政情》,东京,1943年,第174、175页。)1944年,日本情报机构回顾数年来中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一系列矛盾、磨擦的过程,并不讳言“使国共分离”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实“与我方期待正相反,国共(关系)趋于巩固”。而在分析原因时,他们虽然十分强调美苏对国民党所起的牵制作用,但涉及“美国每当国共发生纷争时总是牵制重庆”的缘由,又指出:美国“向来高度评价中共,认为中共是巩固抗日战线的粘合剂……要使抗战持续下去,巩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东京,1944年,第77页。)这说明,即使日本侵略者也承认,中共对于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促使美国牵制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动因。

三、见证之三——中共领导军民展开持久、全面抗战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已作了全面总结,后来我国学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实叙述。笔者在此只提及所见抗战期间日方的一些相关反映,以作为补充例证。

(一)对于中共指导抗战方针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称“致力于灭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到华北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国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军现状》,指出:中共能适应中日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剧变的状况,并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相呼应,在理论上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对日抗争、从反抗国民党转向国共再次合作,从而促成了举国一致、各党派团结的局面,“国共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力量”。正因为深田悠藏看到了中共方针对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所以在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中国开始从防御转到与日军相持的关口,就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极为关注,认为其中“凝聚了共产党今后的对策”,而加以译介。他指出:毛泽东通过总结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认定中国将获得最后胜利,而支持持久战并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只能是统一发展全民族力量、发动民众克服困难;至于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则主要是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进步,以及日本的困难、国际的援助。(参见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东京,改造社,1939年版,第6、17—18页。)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已对这些论断作了系统的阐述。故深田悠藏又摘译了该书关于持久战的根据、持久战三个阶段及具体战略方针、主动性和灵活性及计划性、统一战线等的论述,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宛如呵斥消沉的蒋介石一般”,辩明了在下一步抗战中“全面实行游击战之有利”,以此号召全国。他预感,“不管怎样,中国的抗战都将走到共产党的轨道上去”。(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0—56页。)

同年,日本满铁调查部编的《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又对中共战略方针的贯彻情况作了叙述,称:中共领导的军队“相信持久战绝对能打败日本,且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能从单纯防御达到进攻或进攻防御,对抗战前途具有自信。相对于国民党军队将一个区域被日军占领视为中国领土的损失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民众斗争的开始……要与用现代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日军战斗并取胜,只能实行主动的游击战。所以,他们……将沦陷区改称游击区,为动员沦陷区内的民众参战,而更为积极地行动着”。并且,在武汉陷落后,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游击战术对长期抗战是不可缺少的……中央军、地方军相继派游击军潜入沦陷区。作为八路军专利的游击战术,在现阶段成了对日抗战的主要战斗形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大连,一番馆印刷所,1939年,第58、88—89页。)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持久战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参见阿部信行为中保舆作的《最近支那共産党史》的序,东京,东亚同文会,1940年。)此外,日本在华特务机关也通过其报刊,对持久战方针大肆诋毁。

到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而中共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积极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对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视为政治攻势,加紧研讨所谓“剿共方针”,而在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甲集团(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剿共方針》第1卷第8编,第190、202、208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47。日方这里所说的大反攻,内涵是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相结合促使伪政权倒戈、里应外合进攻日军。以下编号以汉字开头的日文档案,均藏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不再注明藏所。)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当时日本的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16页。)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五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以向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译《毛沢東抗戦言論集》,东京,1944年。引文见该书“引言”。该书编译的毛泽东其他著作是:《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二)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反映

始终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侵略者,从南昌起义爆发至红军长征到陕北,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未停止过窥探。因此,当陕甘宁与南方的红军分别于1937年8月、10月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就在日方激起了强烈反应,其相关情报活动也随之大力展开。日方颇知八路军装备差,一些部队“步枪数量只有兵力数量的一半左右,自然他们普遍为缺乏弹药所苦,弹药补充几乎都要自己去解决”(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1938年10月),第24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40。),而“新四军的装备……较之八路军还要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页。)。但是,日军很快就领教到八路军在华北“狂奔于对日游击抗战”,新四军在华中也“通过游击战术对日彻底抗战”。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生活,日本大本营评论说:“他们富有坚定的抗日精神,抵抗之顽强给敌方留下深刻印象”,“擅长游击战”,“似乎特别会狙击”,“在防御阵地的抵抗相当顽强”。“所谓游击战法,就是遇强敌即藏起武器潜伏山林……遇弱敌就骤起而击之”。“他们习惯于极简朴的生活,身穿粗布服装,连帐篷也没有,在山野起居,而从不以为苦”。“他们工作的场所云遮雾障,选择的是山间僻地,如没有猎物,就要像熊一样度过数日。对此,他们习惯而又坦然”。因此,日本大本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他们的游击战法,绝不可大意”。(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第40、44—45页。)

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提出《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报告,称:在国民党一再明里暗中施压、阻碍的情况下,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且“只要重庆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软化抗战意识的倾向时,总是马上抨击,以使其朝着抗战的方向”。八路军“在总体上编制微不足道,装备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机动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约40公里、连续行军一周),通晓地理地形,善于分散作战”,“其高层干部是经过磨练之士,有过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历史,因而统御的才能相当可观……能巧妙指挥、运用分散在广阔区域的众多小部队”,“采用的战法是所谓游击战,极为巧妙、顽强地进行少数人的机动游击战,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1940年10月1日),第1、2、8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11—206。)

1941年4月,该方面军司令部回顾八路军在华北的战斗历程,写道:自1937年9月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冀南军区、在山东的第一纵队等,力量逐渐增长,而国民党军队则明显减少。两者都是日军的敌手,但八路军由于依靠动员民众,尽管在不断与日军作战过程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却能很快恢复;而国民党军队由于对民众的依存度很低,每月只是在减少。现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已无作为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正规军,其集结于鲁南及晋南地区,对华北日军已无威胁;但八路军自1940年5月以后扩大了队伍,明显将质转化为量。(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昭和十六年度肅正計画》所附《情報関係書類》之〈華北に於ける共産軍進出過程〉,支那—支那事変北支—740。)而到1942年,日方在叙述华北中日战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吾人最须注意的,就是今后共产军不间断地在华北行动”。(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最近の状勢概観》,东京,三秀舍,1942年版,第9页。)

对于新四军,在其刚成立之时,日方即声称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在九江沦陷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收缩了作战区域,但新四军“游击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华中、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在福建、广东也有支队。(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抗日作戦の現状》,东京,三秀舍,1938年版,第17页。)其后,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及总领馆警察署编印的所谓《治安月报》中,新四军在上海、浦东、金山、崇明、松江、川沙、南汇、太仓、昆山、常熟等地深入民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就成了常有、乃至于固定的内容。(参见《支那事変ニ伴フ状況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共5卷)所收1938年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和总领馆警察署的《治安月报》。A—1—1—0—30之5—1—1。)1942年,日军登集团报告苏北新四军情况,指出其“依然苦于武器弹药不足”、以至于在战争中“要着眼于使用刀矛”,但同时仍承认其为“优秀”之敌,“持续抗战,强化根据地,为大反攻作准备”,尽管在1941年6月遭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但仅隔一年多时间,仍“显出异常的发展”。以此推测未来,日军如果拿不出新招、继续依靠伪政权和伪军,就无法阻止新四军“随处产卵增殖,并通过地下工作进行看不见的蚕食”。(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1942年11月11日)第一章题记及第1、3、7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7—50—87。)1943年,在长江中游盘踞以武汉为中心的一些区域、与国共军队作战的日本第11军,将战斗在以沔阳为中心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的新四军视为“插进武汉中枢部的匕首”,说其“编成、训练、战法、民众工作等有浓厚的共产军色彩,武器弹药等也是自制”,在数量上不可小觑,且善于利用水濠沼泽,有众多堡垒工事,虽然日军曾为摧毁新四军进行过所谓“沔阳作战”,但并不能达到目的,以至于在1943年还要进行所谓“一号作战”,“以图改善、强化本军的战略态势”。(《昭和十八年武漢地区に於ける第十一軍の作戦指導》,第156—157页,支那—大東亜戦争武漢—161。)

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盘点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承认其有“迅猛发展”,华北的陕甘宁边区34个县、晋察冀边区99个县、晋冀鲁豫边区162个县、鲁苏豫边区86个县、晋西北28个县、塞北区17个县为八路军控制,华中的苏中16个县、苏南17个县、苏北9个县、淮南苏皖边区8个县、淮北苏皖边区15个县、豫皖苏边区20个县、皖中6个县、豫鄂边区30个县、浙东7个县为新四军控制。此外,“海南岛有琼崖红色自卫队”,“成为日军开发岛内的一大障碍”;中共武装力量还正在向东北延伸。(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17—21页。)

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始终英勇抗战、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根源,日本侵略者有很一致的看法,认为:在于两者在本质上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有出色的政治工作,并与民众打成一片。日本大本营在1938年即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行动的”,“最须注意的是他们的政治工作”,他们“纪律极好,对一般民众秋毫无犯,善于安抚民众”,特别擅长进行抗日宣传和动员,因而受到了民众的“绝对信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第8、11、13、14页。)其后,满铁调查部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情报过程中也注意到,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提出“创造模范军队进行斗争”,对红军积极进行战斗动员,使红军上自军长,下至炊事员、马夫,都“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为对日抗战做各种准备”。在抗战中,“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指导员指导其士兵积极联系民众,激发民族意识,对他们组成人民自卫军、游击队予以指导”;而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同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7页。)1944年,日本情报机构根据多年了解的情况,又概括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源于工农红军,“不单是战斗部队,而且是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武力”。“军内有党的机关与组织,通过它们的活动,确保军队执行党的路线”,“对军内外及民众展开政治工作,完成军队的政治任务”。“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首先是针对军队官兵的,将民族教育渗透到部队中,鼓吹民族意识,强化指战员的团结,以增强部队战斗力,进而确保战斗胜利;其次是针对军外民众的,对民众进行宣传、鼓动,密切民众与军队的关系,以动员民众,同时与地方党组织和行政机关联系,促进民众武装,使民众参加抗战”。(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12—14页。)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遵照党的指示,一贯实行优待、教育日俘以瓦解日军的政策,这在当时日方的相关资料中也有反映。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报告称:八路军“极为优待俘虏……对之进行思想上的乃至于反战的宣传教育,予以释放”,而对日军来说,这种政策“不可无视”。(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15页。) 1942年,日本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采录新的事实”编纂《抗战中国的宣传》,又以介绍曹伯韩《宣传技术读本》相关内容的方式,更具体地叙述了八路军优待、教育日俘的情况,说他们用日语劝降日军,将日俘送到后方,由会日语的教员每天对他们进行教育,使其认识自己受到本国政府的欺骗、人类不应互相残杀、中日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到日本军阀。(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编《抗戦支那の宣伝》(上),上海,芦泽印刷所1942年印,第95—97页。)1944年,日本情报机构又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优待日俘的同时,还以日本侵华战争也殃及日军家人来打动他们,引导他们认清侵华战争是为日本军阀、财阀的私利私欲服务,而他们自己则充当了牺牲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66页。)

(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广泛动员民众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反映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全力发动和组织民众投入和支持抗战;同时,为执行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以壮大自己、打败日军,而一贯致力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者由此深陷人民战争的大海,步步走向失败。而当时他们出于敌视立场和找对策的目的弄的一些材料,也有力反证了上述情况。

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涉及稍深的日方资料,几乎无不强调其强于政治,而所言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发动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如1938年10月,日本大本营即根据“最近的情报”称:共产军“致力于通过巧妙的政治宣传工作扩大红色地盘,同时增强共产兵力”,“他们的工作步步见效”,有很多“土民”等投入共产军,使“其兵力趋于逐步增加”。(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第16页。)而在华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日本特务深田悠藏,1939年在其书中说:共产军“在军事行动之外,更重视政治行动,以掌握中国四亿民心、将其组织起来”,因而“是可怕的敌人”。(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页。)同年满铁调查部依据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编的书中也指出:八路军出动以来,“随处掀起民众运动,积极组织人民自卫军、游击队等,扰乱日军后方,截击交通兵站线,破坏新政府(指伪政权——引者注),同时在非沦陷区域内努力建立抗日政权、建设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抗战”。新四军“对民众的组织、武装动员异常努力”,其战地服务团在城乡展开宣传、教育和一切政治性活动,号召民众抗日救国,组织抗日团体。同时,新四军对日作战,也是以根据地作为依托。(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58、296、299-300页。)

日本侵略者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战取得极大成效、赢得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是十分仇视的,但在内部又不能不予以承认。说到原因,他们虽总在宣传方法、形式、感染力上做文章,但也有以下值得注意的更深入的看法:

一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对民众产生了巨大感召力。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1940年评论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有彻底的抗日思想”,“源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特别的思想、精神……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不断强化他们的对日抗争意识及思想上的团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为了主义和抗日可以不顾生死……在地方上积极活动,就使地方上的工作得以推进,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7页。)而该部特务机关“宣抚班”1939年的《工作月报》所述,又提供了具体例证:“共产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队员……是八路军中最积极的分子”,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者以工作队员为数最多”。八路军女子工作队“上前线慰劳士兵,缝补衣服,从事抗日运动等”,她们“是来自大学、女校的知识女性,穿着与士兵同样的衣服,一日两顿淡饭,但志气超出士兵”。在他们努力下,乡村中15岁至30岁的青少年编为自卫组织,广大村民接受抗日宣传并实行武装训练。(参见杉山部队本部宣抚班:《北支那方面军宣撫班指導要領抄》,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80。)其后,在华中的日军也有说法,认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与素质恶劣、军纪废弛、政治工作拙劣、丧失民心,反之,新四军素质军纪都更好,精力旺盛,政治工作、民众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高超,得到民众的信赖”。(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6页。)

二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做到了发动、组织民众抗战与维护民众利益的统一。日方看到,抗战时期,尽管国共两党都号召动员、组织民众,但两者的方向并不一样,国民党方面只关心从民众那里获取人力物力,却不管百姓疾苦,还对之百般防范,因此不能凝聚人心;而共产党方面却是通过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激发其积极性,来发动、组织民众投身抗战。(参见满铁调查部编印《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昭和十四年度総括資料(二ノⅠ——戦時の支那内政)?政治篇(Ⅰ)》,大连,1940年,第23—24页。)1939年,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述及共产党、八路军“发动民众的方法”,认为“主要是通过教育和提高生活水平等”,就后者来说,体现为分给农民土地,使民众税负合理、减轻债务,以及适当运用合作社,故民众生活安稳。(参见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13页。)1940年,曾作为美国观察员来华、到过很多抗日根据地的卡尔逊,在纽约出版了《中国军队附录》一书,其中译述了王毓铨介绍的共产党、八路军在鲁南游击根据地动员民众的情况。日本情报机构认为其与国民党动员民众形成了对照,予以转述,称:鲁南游击区根据地是基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改善民众生活、促进民众运动的原则动员民众,贫苦农民得以免去重税负担,广泛组成平时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团,而地方政权也消除了旧乡绅的控制、主要由抗战青年掌握,廉洁高效。(参见东亚研究所编印《重慶政権の政情》第三章第三节。)1942年11月,日军叙述新四军有效动员民众的情况,指出:沦陷区民众饱受倚仗日军之势的伪军横暴压迫、苛敛诛求,十分怨恨,而新四军则在动员民众工作中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宣传并落实合理负担、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三项原则,符合民众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参见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6、7、8页。)

三是中共高度重视教育、训练培养做民众工作的人员,取得了巨大成效。1936年,中共在上海的报纸刊出西北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宣告该校宗旨是为抗战培养训练大量军事政治干部,为此招收各地革命青年、军官、爱国志士入学。日本情报机关得见,即全文译出向当局报告。(参见《西北抗日紅軍大学の学生募集運動》,《外事警察報告》第167号,第112—114页。)而后来日方在提及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动员、组织民众时,也多认为相关人员受过很好的教育训练。如1939年1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绝密资料中指出:“延安有很多共产学校,学生达八千人,或受军事教育,或受政治及其他方面如宣传牌制作法的教育”,“进行训练后,相继将毕业生派到前线,增强工作队”。“各地共产游击支队分别设立干部学校,选拔支队内的排长、班长入学,在其他要地(编者列出五台山、任丘、霸县、博野、掖县、沛县、马门关——引者注),旨在培养斗士的学校也有不少”。同时,共产党在地方上还将小学教师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鼓励小学生向周围人宣传抗战。编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方面的教化工作与宣传工作热烈、巧妙而有组织性”,“华北民众仍在被他们获得”。(《方軍参特報第一一号·北支ニ於ケル共産軍ノ現勢教化工作並民衆ノ抗日意識》(1939年1月11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940。)至于华中的新四军,日方在其成立不久就得知:其教导营就是“为训练游击干部而设的学校”,“课程与在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相同”,“队员分别就团体组织、团体工作进行研究”,还常进行公开讨论,“毕业后到游击区指导训练各游击队,从事民众工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295页。)而到1942年,日军惊呼:“新四军可以名之为政治军队”,“其政治力量渗透显著”,故无论是在其根据地还是游击区,“民众都有旺盛的抗日意识”。(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1、3页。)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下,领导军民建立了众多根据地,并在与野蛮残酷的日军反复搏斗中,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为壮大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在此过程中,日方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而竭力寻求对策,为此探究抗日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因由。而1944年日方情报机构的报告,便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看法。该报告写道:中共领导的根据地遍布于陕、甘、宁、晋、察、冀、鲁、豫、苏、皖、鄂、绥、浙、闽、琼,分为基本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两种类型。这些根据地支撑八路军、新四军等坚持抗战,同时还实行各方面建设,即:以共产党为核心,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按“三三制”建立政权以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经由各种团体将民众动员组织起来,号召拥政爱民;在经济上推行减租减息、合理征税、保护劳工政策,没收汉奸土地,开展合作社运动,发展生产,保护根据地内的自由经商,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抗币”,平抑物价,并围绕军需与生活物资与日伪展开经济斗争;在教育方面,党政军不仅十分注重自身成员的教育,而且共同对民众普及教育,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切合其特点而又善于引导其参与现实生活,很有成效;在文化方面,抗战文艺有广泛发展,出版了许多刊物杂志,音乐、舞蹈、美术等的创作也很活跃,戏剧、歌咏的影响巨大,而相关政策导向则重在贴近民众、通俗化。面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存在及其全面而卓有成效的建设,报告作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中共影响下的边区人口,估计总共约有1亿”,而“600万党员领导中国(上接第66页)之日,大概就是中国‘赤化’之时了”。(参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21页。)可以说,这是其对日本终将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则肩负着中国未来所作的一种惶恐无奈的预告。

结语

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的伟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加深认识,很有意义。笔者认为,现在还能看到的当年日本政府、军方、民间侵华机构等方面搜集的相关情报及据此所作记述、分析,有不少涉及到敌方对中共发动和领导抗战的反应与反映,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扩展视野、深化对问题的理解。透过这些日方资料,我们可以确认: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主要是由中共发动和领导;其后,为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由中共广泛发起、促成、领导和坚持;而正确有效的中国对日战略,在日方也承认是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方针;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英勇奋战、大力动员和组织民众、创建和不断扩展根据地,一步步挫败日军、使之陷于四面楚歌而最终失败,都是日方也难以讳言的事实。成于当年日本侵略者之手的这些资料,从反面使我们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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