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极力保护日本在华间谍--甲午战争中的大国博弈

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根据国际法惯例,委托美国保护本国侨民在对方国家的人身安全和利益。由此,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专门为保护在华日本人向清政府提出照会:“兹由本日起,嗣后住居各口之日本臣民,均在本署大臣及本国驻各口领事保护之下……希即咨行各省转饬各海关地方知照,并希严饬各地方官保护在各口之日本臣民,免受凌虐” 。

大国博弈与甲午战争论析

白纯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03)

作者简介:白纯,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历史博士。

摘要: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也是列强为扩大各自在华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俄国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立场由明确反对转向暗中支持,英国的态度则由暧昧变为怂恿,战后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还辽,美国利用单独调停中日和谈的机会偏袒日本,并在处理“日本间谍案”的过程中袒护日本的战争行为。《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宗藩关系最终瓦解,中国加速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则迅速崛起,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并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

关键词: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外交博弈;以夷制夷

中图分类号:K256.3;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4)03-0114-06

在反思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进程、结局与影响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当时的国际因素。列强为扩大各自在华利益,对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或纵容,或偏袒。大国之间的博弈,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也加速了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彻底失败。

 

一、俄、英、法、德角力中国攫取殖民利益

 

诚如1938年春夏之交蒋廷黻所言:“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地请求他们(列强)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的确如此,俄、英、法、德等国在面对日[1]69本发动甲午战争的问题上,尽管原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但最终达成了高度一致,那就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而支持日本,牺牲中国。

(一)俄国对日本发动战争由明确反对到暗中支持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就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我国 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沙俄又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中国大片领土。之后俄国开始觊觎我国的旅顺和大连。为达成这一目的,俄国一直十分警惕新兴的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力图阻止日本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免妨碍自己的侵略利益。同时,俄国又担心日本倒向与其争霸远东的劲敌英国,因此对日本又“极力拉拢”[2]110。这种现实利益决定了俄国长期以来对日本侵华的矛盾态度。1894年初,俄国看到日本决意侵吞朝鲜,已直接危及自己的利益,曾表示对此“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我国驻远东外交代表……应较前更加注意,以免在形势转向对我们不利时感到手足无措”[3]219。李鸿章也正是看到俄日两国间的这种利害冲突,特别希望能“联俄制日”,因此于 1894年 6月 20日首先请求俄国驻京公使喀西尼电请俄国政府出面调“彼此同心力持”[4]562。俄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正式作出保证,说“俄韩近邻,亦断不容倭妄行干预”,并表示已劝告日本撤兵,如不同意,俄国必将采用“压服之法”[4]562-566 。李鸿章则将俄国的这些空头许诺当成了护符[5]197

对于俄国的调停,日本予以断然拒绝,但同时也向俄国冠冕堂皇地解释,出兵朝鲜是要解除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并“无意”占有朝鲜:“对该国派出军队,系对现在形势出于不得已,决无侵略疆土之意……若该国内乱完全消灭……我国当由该国撤出军队”[6]32。日本还向俄国承诺尊重其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俄国认识到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又对日本的承诺感到满意,担心继续劝阻会把日本推向英国的怀抱,便转而讨好日本,暗中支持日本在朝鲜扩大事态,伺机趁火打劫。7月9日,喀西尼奉命向李鸿章明确表示:“倭韩事,明系后,但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4]594 。中日宣战后,日军在平壤之战、黄海海战中完胜清军,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俄国并未表露出武力干涉的姿态。实际上,战争爆发后不久,俄国政府就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认为“俄国积极干涉中日战争不符合俄国利益”,此时也“不必另作中立声明”[7]129。可见,俄国从一开始明确反对日本出兵朝鲜,到后来默许支持日本的战争行为,完全是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进行调整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日本与英国走得太近,进而形成英日联盟威胁其在中国的侵略利益。

(二)英国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态度由暧昧到怂恿

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希望破灭之后,转而请求英国政府出面斡旋。英国同样出于维护其在华殖民利益的考虑,一开始曾答应清政府对日本进行劝说,但态度较为暧昧。1894年7月,“适英国公使欧格讷路过天津,李鸿章便请英国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欧格讷口头上答应转告英国政府,嘱驻日公使将此意转致日本政府,但态度并不积极”[8]82-83。英国之所以如此暧昧不定,一方面是不愿在局势未明朗之前过早激怒日本;另一方面也担心日本同俄、法联合,威胁其既得利益。

日本弄清英国的真实意图后,即以不与俄法结盟和开战后不侵犯英国势力最大的上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为条件,迅速与英国达成“谅解”。因此,随着局势的发展,英国政府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倾向日益明显。 1894年7月16日,也就是丰岛海战发生前 9天,英国与日本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及《附属议定书》《附属税目》《附属外交文书》等。根据上述条约与附件,日本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英国还取消了对日本的法外治权,日本恢复了关税自主权,还获得了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权益。不难看出,这是英国对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重大支持。英国外相金伯理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9]一天后,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做出了对清朝政府开战的决定。根据明治天皇的特别旨令,决定将“预备役海军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的职务”[10]43,战争迫在眉睫。可见,日本通过不与俄法联盟和确保英国在上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殖民利益,换得了英国对其发动战争的有力支持。

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丰岛海战中击沉李鸿章雇佣运兵渡海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李鸿章认为“高升”号悬挂英国国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幻想英国出面干涉。他还电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声明“日先开战”,请求列强根据万国公例谴责日本的“开衅之罪”,帮助“调停” [11]3944-3945。但是,他的第一个幻想因英国迅速接受日本政府的赔偿谢罪而落空,第二个幻想也因各国很快“宣告中立”而化为泡影[5]201 。可见,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与列强的消极回应,客观上进一步将驻朝清军推向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三)战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节节胜利,渐渐引起了列强的警惕。事态如果继续扩大,必将危及它们的侵略与殖民利益,因此纷纷加大了对日本的劝和力度。1894年 10月,日本在列强干涉压力和本国财力吃紧的情况下开始筹划停战议和事宜。 1895年4月,经过美国的调停,中日双方全权大臣经过多次谈判,最终签订了《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11款、《议定专条》3款和《另约》3款。

《马关条约》内容之一是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引起列强,尤其是俄国的强烈不满。其间,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

俄国认为日本侵占辽东半岛,是对俄国在华利益的直接威胁,不能听之任之。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表示,“马关和约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感到担心。这条约使日本在我们的权益范围的邻近获得大陆上的立足点”;“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我们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12]64-65 。当时俄国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俄国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北岸,路线太长,工程也极其因难,如横过我国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时俄国认为,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到垂涎已久的旅顺和大连,则在远东就能拥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因此,“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维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1]70。1895年4月17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13]29。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想借机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渴望在远东地区夺取殖民地,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德国希望通过参与此次干涉行动,得到中国的感激,“有可能从中国索取一个港口,为‘海军停泊或屯煤之所’”,同时可以“借此机会与俄国接近,并使俄法之亲密关系为之松懈”[10]420;此外还可以把俄国的视线转移到东方,减轻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因此,尽管德国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这次却一反常态欣然同意与俄法两国合作。

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驻东京公使前来外务省而会林堇外务次官,称各受其政府之训令,对清日媾和条约中有关割地辽东半岛一条提出异议……故俄国政府为向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重表其诚实友谊,特劝告日本政府确然放弃领有辽东半岛”[6]141。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冒此风险,也担心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5]217

 

二、美国偏袒日本在华战争行为

 

自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扩张的触角开始伸向亚洲各国。它先后通过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和1858年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等,获得了“通商”“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权益,但与英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大国相比,美国对其在亚洲的地位并不满足。因此,美国充分利用甲午战争,获得了在亚洲进一步扩大殖民利益的绝好机会。

(一)美国利用单独调停中日和谈的机会偏袒日本

1882年5月,美国与朝鲜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获得了“美国人在朝鲜经商不受限制和受保护之权、领事裁判权,以及剥夺朝鲜的关税自主权等特权”[14]37。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一直关注着朝鲜局势。美国希望利用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彻底废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上,美国始终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看成美国向东亚扩张的阻力和障碍。1882年,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在与李鸿章商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时,拒绝将有关中朝宗藩关系内容写入条约。1886年以前,朝鲜先后与英、法、意、德等国签订条约,欧洲列强都继续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并由他们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负责朝鲜事务,而美国出于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反感,派了一位与驻华公使同等级别的驻朝公使[15]

经过精密的策划,美国政府一开始对调停中日战争,表现得并不热心,还拒绝与其他列强共同调停。1894年9月底,由于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清军的连续溃败,慈禧太后求和的表现日益急切,她起用中法战争期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复出后的奕于 10月初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俄两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10月6日,英国建议美、德、俄等国联合调停中日战争,“英国驻美大使高川送达美国务院一件照会,希望在朝鲜独立及中国赔偿日本战费的条件下,与美国共同调处中日战争。美国对这样的议和条件,当然替日本不满。而且美国本身在这个战争中所处特别地位,也不愿在调停时与英法等国为伍”[16]41。实际上,美国在等待时机。美国认为日本现有的胜利还不足以压迫清政府无条件投降。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形势危急。清政府又急请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调停,但前提是只能由美国单独调停。

为达到单独调停的目的,美国国务卿葛礼山于11月6日致电田贝,极力阻止和压制清政府向俄、英等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指出:“中国致欧洲各大国同样请求,也许将多少阻碍总统的行动自由”,“总统谢绝任何共同的干涉。我今天训令你行动,大体上可以说已经是在中国请求之先提出了调停。总统希望很快知道他今天提出的他单独的调停,是否为交战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3]451-452 。就在同一天,美国驻日公使谭恩也根据美国政府的训令,通知日本政府,战争要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5]208,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日本虽然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但已经出现财政空虚和军需短缺的困难,因此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意见。11月21日,田贝见日军攻占旅顺已成定局,便正式向总理衙门表示愿以“传信人”的身份为中日两国传达意见,劝两国派员直接会谈。慈禧太后害怕日军乘胜进范京津,求和心切,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支持奕诉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美国也如愿获得了中日两国和谈唯一调停者的机会。

显然,美国决定出面单独调停中日战争,表面是响应清政府的请求,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日本之手进一步削弱清朝政府,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为美国扩大对华贸易和投资扫除障碍。与此同时,美国单独调停,也为日本客观上减轻了来自俄、英等欧洲列强的外交压力[15]。葛礼山在向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解释美国出面调停的原因时,对此直言不讳,曰:“目前欧洲各国欲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结果将对日本不利,因此,美国总统完全出于对日本的友谊,愿意对中日两国进行公平调停”,“自中日开战以来,日本方面在海陆同时连战连捷,并进入中国本土,逼近北京,日本国之武威已光耀宇内,跃居世界强国之一,美国此时出面调停,对日本的名誉毫无损害”,“如日本因受各国压制而与英国或其他一、二盟国发生战争,虽与美国无关,但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般情谊偏向日本一边,因此美国届时是否仍严守中立而为局外旁观者,乃为美国政治家必须考虑的一件大事”,“美国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友谊的调停过程中,将绝不允许英国插手”。栗野慎一郎当即感谢美国“对帝国之厚情”,表示“急速电告本国政府相答”[17]446。建议日本政府“应听从合众国之调停,因为该国之舆论不仅大为偏袒日本,且大总统亦因国内策略与其一己之友情,始终尽力于使日本满意之事” [17]451

如前所述,日本为了对抗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曾竭力邀请美、英等国组成反干涉还辽联盟,但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并未积极回应日本,而是“深怕俄法德的行动引起中国方面翻悔,不批准马关条约,甚至利用三国军事外援组织对日反攻,则日本和美国都将前功尽弃,因为条约中日本所享受的商业利益条款,特别是日本在中国设厂从事工业制造的条款(马关条约第六款)正是美国要在‘最惠国’待遇下‘一体均沾’的。而且这也正是美国所以要帮助日本打败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推翻这个条约,或推翻条约中的某些突出条款,就使美国帮助日本的行为失去了意义”[16]46

(二)美国在处理“日本间谍案”的过程中袒护日本的战争行为

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根据国际法惯例,委托美国保护本国侨民在对方国家的人身安全和利益。由此,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专门为保护在华日本人向清政府提出照会:“兹由本日起,嗣后住居各口之日本臣民,均在本署大臣及本国驻各口领事保护之下……希即咨行各省转饬各海关地方知照,并希严饬各地方官保护在各口之日本臣民,免受凌虐” [18]33-34。美国在行使保护权时,不加区分,甚至把潜入中国内地的间谍当成普通日本侨民加以包庇和保护。其间曾发生引起轰动的“石川伍一间谍案”和“上海租界引渡间谍案”。

1894年8月,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在天津从事间谍活动时被天津城守营千总任裕升抓获。美国政府得知情况后,多次为其求情,要求清政府将其释放。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在一份照会中宣称:“如在内地果有此等奸细,尚望于拿获后将取讯口供详细查明。实系证据昭然,方得斟酌定案。倘其情节尚在疑似之间,切勿遽刻惩办……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 [18]47-48。另一件引起轰动的间谍案发生在上海租界,当时江海关道在法租界一客栈查获两名“华装倭人”,“饬委会捕,拘至捕房,搜出图据”。然而“法领事以倭人现归美国保护,交美署管押。委员向美署索交,领事谓事关重大,须电驻京大臣饬遵”[18]60。由于列强在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在要求引渡两名间谍嫌犯时遭到法国领事拒绝,转而将嫌犯交由美国处理。田贝在一份照会上同样为日本间谍狡辩:“上海拿获日本人二名,云系奸细。本国总领事不交审办,谓须俟本署大臣行饬遵办……无知悉此案详细情形,是以未便遽照所请饬行办理”[18]60。经过清政府反复交涉,美国政府才最终将两名间谍疑犯交给中国。战争期间,由于有美国政府的庇护,日本间谍有恃无恐,乔装成商人、僧人或普通百姓,大肆收集、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给清军战败埋下严重祸患。有学者研究指出,“在日本东京谍报机关训令下,驻中国公使馆武官专门侦察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举止,密切注视、刺探北洋陆海军的详细调动情况,并及时准确地向日本大本营报告”[19],“日本间谍的疯狂活动,对日本战时大本营的战争刺激,对日本的顺利和快速进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可以说,美国极力保护日本在华间谍,实际上是对日本战争行为的一种支持和纵容。

 

三、战后东亚国际格局的重组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宗藩关系最终瓦解。列强的博弈,也根本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国际格局。中国从此丧失了东亚传统大国的地位,并加速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则迅速崛起,开始以强国的身份出现,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

(一)中、朝宗藩关系彻底瓦解,日本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道路

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央政权就已接受周边小国进行朝贡,确立了中外宗藩体系的雏形。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至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划定了“所谓‘不征之国’,包括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诸国,确立了中国势力的实际控制范围”[21]94。清朝建立后,几乎全盘接收了明朝的藩属国。19世纪中晚期,西方列强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逐步把侵略重心转向亚洲。他们通过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建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不断被侵略,中外传统的宗藩体系遭到一步步削弱,《马关条约》则直接导致这一体系的最终瓦解。

朝鲜是清朝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藩属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把占领朝鲜视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最为重要的一步。 1873年,日本军舰开进汉江口,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并“企图否认中朝宗藩体制” [21]175。《马关条约》中的《讲和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8]393 。至此,中朝宗藩关系彻底瓦解,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体系也彻底崩溃。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了巨额赔款,充裕了国家财政,强化了国家机器,发展了近代教育,解决了发展本国工业和经营殖民地必需的资金。以此为基础,日本迅速获得了扩军备战的本钱,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与此同时,甲午战争也使日本大国意识急剧膨胀,军国主义日益泛滥。在日本,“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22],甲午战争使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强国,为了填补东亚宗藩体系解体后的空白,日本曾先后提出过“亚洲解放论”“泛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论”,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基于此,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一轮又一轮的对外侵略扩张。

(二)《马关条约》掀起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使列强更加深刻地认清了当时清朝军队战斗力是何等的低下与清朝政府是何等的虚弱。此时的列强正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马关条约》强烈地刺激了他们掠夺瓜分中国领土与财富的野心,“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1]72。因此,随《马关条约》而来的,不仅是对日本的割地赔款,更是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了急先锋。可以说,由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实际上是瓜分狂潮的开端。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于 1895年底迫使清政府同意俄舰到胶州湾“过冬”。 1896年6月,李鸿章出使俄国与之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势力伸入中国东北地区,取得了经营中东铁路的权利。1898年3月,俄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把辽东半岛控制在自己手中,使东北全境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次年 3月,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准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将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于 1895年侵占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强迫清政府同意增开河口、思茅为商埠,取得在两广和云南的开矿优先权。1897年,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 1899年 11月,中法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法国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 99年,并逼迫清政府不把云南、两广割让给他国。从此,滇、粤、桂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于 1898年 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九龙半岛 99年;一个月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约》,将刘公岛及威海卫湾内各岛和沿岸 10英里的地方租给英国,租期 25年。同时,英国为了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又于 1898年迫使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完全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也不甘落后,于 1898年 4月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无暇顾及中国,但它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年 9月,美国政府分别照会英、俄、德、日、法等国,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已取得的特权;要求在各国的租借地的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列强都享有投资权力。“门户开放”是企图在“机会均等”的口号下,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并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以便运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掠夺中国。因此,“门户开放”政策,既肯定了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又使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共同宰割[23]31-35。而且,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最后总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来换取它们相互之间的妥协。1896年,英、法两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权利,都由英、法两国共同享有。 1898年,英、德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这些可耻的协议都是列强背着中国订立的分赃协定,是他们暂时相互妥协的产物。透过这一幕幕的历史,我们能深刻地感知当时中国屈辱的地位和险恶的形势[5]222

总之,反思甲午战争中的国际因素,不难得出结论,当时列强在侵华问题上已形成相当的默契,那就是为了各自的殖民利益与侵略利益,共同偏袒和支持日本的战争行为。日本统治集团则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列强在远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为发动和赢得甲午战争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国际支持。这也是甲午战争爆发直至最后清政府彻底失败的原因之一。回首这 120年的历史,也不难看出,甲午战争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它导致了中国人危机意识的觉醒。诚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言,“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4]1”,甲午战争也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25]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十七年后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再十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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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第30卷(总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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