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诺奖 两种声音:莫言的“天方夜谭”

有网友指出:如果莫言获诺奖,最后的结果是文学没有获得多少好处,文化没有获得多少促进,对文学的理性反思没有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国民对于文学促进社会进步的理解没有多少长进,国民的文学素养没有多少提高,这样的诺奖意义真的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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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诺奖 两种声音

莫言最应该说和写的“故事”

莫言的“天方夜谭”

两个诺奖 两种声音:莫言的“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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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诺奖 两种声音

 

12月7日下午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发表了30分钟的“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精彩演讲,从青蒿素的发现背景、历程,成功的因素,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和重点等方面进行阐述,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了演讲的成功与反响,在网络上、媒体上收获了无数的赞。

在演讲中,屠教授一直强调,这份荣誉来源于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是“集体主义”思想的成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与提高。“中西医结合”科学精神很重要。她还指出,目前全球仍有33亿人面临疟疾的风险,其中12亿人处于高危状态。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研究中的警示,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最后,屠用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作为演讲的结尾,期望全世界抗疟疾医务工作人员“再上一层楼”,呼吁更多的人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有评论说,这是在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获奖者演讲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的身影,第一次响起了清正柔婉的中文女性的声音,第一次讲起了中医药的故事。

在演讲中,屠教授也叙说了当年完成这个发现的艰难:“70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素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曾用水缸做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溶剂,导致很多科研人员的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这些介绍,让人们不由得不对那一代人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肃然起敬,给人的是信心、力量和希望。

屠教授的演讲也不由得让人想到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的那个演讲。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在编的故事中把母亲写得太糟糕,演讲中他以回忆母亲为线索,讲述了他本人记忆中最早的、最痛苦的、最深刻、最后悔的四件事。失手打碎了热水瓶没有挨骂,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被打要他不要报仇,一个中秋节吃饺子时打发了乞讨老人,为他卖白菜多算了一毛钱泪流满面。可是,不仅他的表达超不过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而且每一个故事都经不起推敲。也难怪会有评论说,他的这个演讲又臭又长,像个絮絮叨叨老太太。

两个诺奖,一个文学奖,一个科学奖,虽然都姓诺,质地却相差太远。这一点,台湾的龙应台看得还比较清。她说:“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还有网友指出:“如果莫言获诺奖,最后的结果是文学没有获得多少好处,文化没有获得多少促进,对文学的理性反思没有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国民对于文学促进社会进步的理解没有多少长进,国民的文学素养没有多少提高,这样的诺奖意义真的不大。”而青蒿素的获奖,凭的是它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没有它,地球上每年将增加数百万亡魂,靠了它拯救了数亿人的生命。

从两个诺奖得主的演讲中,人们听到两种声音,一个空空洞洞猥猥琐琐,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儿子,你让娘丢了脸。”一个踏踏实实雄雄赳赳,让人感慨万千,满怀景仰地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莫言最应该说和写的“故事”

 

莫言说他母亲一辈子被饥饿和疾病折磨,没享过一天福。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饥饿是难免的,但是莫言故意把她母亲的饥饿夸大且“附会”了。实际上,在撤销食堂后,莫言的母亲并没有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在家庭分工中主要是操持全家十几个人的饭菜。这个活虽然辛苦,但再饥饿也不会饿出“痨病”来。知道了这种家庭分工,也就明白了莫言说的母亲推磨什么的,都是把他母亲为家庭劳动“附会”成了为集体劳动;于是那“呕吐法偷粮”的真实性也不言自明了。

下面再来讨论他母亲的疾病问题。莫言对他母亲的病写得比较真实可信——

“就说说母亲生过的病吧,嗨,从我有记忆力开始,就看到母亲被这样那样的疾病折磨着。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请医生来看但是没有钱,钱在祖母手里卡着,当然不会为一个不喜欢的儿媳妇花钱看病,只好干靠着,去寻一些不花钱的偏方来治。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子的人家去捡鸡蛋皮,捡回来用锅烘焦,再用蒜臼子捣碎,然后让母亲冲着喝。还有一个偏方是摊一个鸡蛋饼,里边包上四两生姜,一次吃下去。我记得母亲吃了那个生姜鸡蛋饼后,痛得在炕上打滚儿,汗水把衣裳和头发都湿透了。那时以为凡是肚子痛就是凉,生姜大热,能治,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吃上四两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母亲心疼的是那个鸡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来的,没让祖母和婶婶看到。到了夏天,就头痛,脸赤红,干活回来,忙完了饭,别人吃饭,她就跑到外边去呕吐,翻肠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边,姐姐哭着给她捶背,我哭。秋天还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过去,到了冬天,哮喘又来了,说是得了痨病,痨病方,一大筐,不是鸡蛋就是香油,我们到哪里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用尿罐里的碱煮萝卜吃,用柳树枝烧水喝,怎么可能管用?还有妇女病,脱肛,据说治脱肛最好的方子是用猪的大肠装了大米炖着吃,吃不起,那时候我们连大米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母亲自己发明了一个偏方,晚饭后,找一块半头砖,放到灶火里烧着,刷完了锅碗,干完了活,将热砖掏出来,垫到肛门下坐着,自己说很舒服。”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没钱买药,只有苦挨着,蜂蜜一样的汗珠排满她的脸,其实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泪。在母亲低声的呻吟声里,我和姐姐躲在墙角哭泣。母亲腰上生过毒疮,痛得只能扶墙行走,尽管如此,还得忍受着公婆妯娌的白眼,扶病操持一家的饭食,还得喂牛喂猪。母亲终于端不住那盆饮牛的水而跌倒了,瓦盆落地粉碎,家人们最关心的是那个盆,母亲最关心的也是那个盆,她下意识地拼凑着那些瓦片,仿佛能把它们复原似的。……母亲每逢夏天必头痛,每晚必跑到屋外手扶着柳树呕吐,在家里呕吐怕公婆和妯娌厌恶。母亲患了哮喘病,入冬即犯,一行动就喘息不迭。母亲一直患有妇科病。母亲被驴把脚踢伤。母亲患了带状疱疹,疼得哭出了声。母亲患了面神经麻痹。母亲患有严重的肛肠疾病。”

从这些记叙中,我们看到了莫言的母亲是非常可怜的,除了身体上的疾病,还要受一个封建残余比较严重的家庭在精神上施加的压迫。

莫言还写道:“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她们的腰几乎找不到一个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几乎个个弯腰驼背,面如死灰。”

这里写得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比较生动地刻画出解放初期乃至六十年代初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落后,医学知识缺乏的基本状况。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很着急,由于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他对卫生部门的工作极为不满。他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这就是众所周知伟大的“6·26指示”。

“6·26指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开。不但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由城市医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也形成了制度和规模。

莫言的母亲,也成为了“6·26指示”的直接受益者!请看他的回忆——

那次母亲生命垂危了,我们只能哭泣,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舍得花在儿媳身上。幸亏来了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为母亲做了手术。手术就在母亲生我们的炕头上进行,我们躲在墙根,听着母亲的呻吟,听着刀剪的声响,看着护士把一盆盆的血水端出来。

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

显然,是巡回医疗队救了莫言的母亲,也可以说,是“6·26指示”救了他母亲的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了他母亲第二次生命!当然,“6·26指示”不只是救了他母亲的命,而是有效地解决了有史以来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便捷的卫生服务,开创了全新的农村医疗的新局面,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莫言母亲的受益,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对莫言和莫言的家庭来说,这是多大的恩惠啊。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且不说要莫言“涌泉相报”,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混出来的大作家,把自家受的这个恩惠,实事求是地写成一篇散文,一个故事,或者一篇小说,让国人也看到一点新中国的光明面,应该是不难的吧。在获得诺奖领奖时专门讲母亲故事的演讲中,把这个故事也拿出来讲一讲,总是应该的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都应该是莫言最该说和最该写的一个“故事”。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涌泉”,连一个像样的“水花”也没有。幸亏大于在他众多激情澎湃的回忆中,沙里淘金,发现了他这两滴“幸亏”的水珠,否则,有几个人会知道,原来毛主席的“6·26指示”,还是莫言母亲的“大救星”。

 

 莫言的“天方夜谭”

 

莫言在香港推销《丰乳肥臀》作的 广告《我的<丰乳肥臀>》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我在小说中写了上官鲁氏偷粮食的奇特方式:她给生产队里拉磨,趁着干部不注意时,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这样就逃过了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不用探喉,就可以把胃里的粮食吐出来。

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实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莫言说他决定写《丰乳肥臀》是要“写一本感谢母亲的书”。好在他母亲1994年72岁的时候已经去世,否则的话,看到儿子这样可鄙的写自己说自己,不气死也会被羞死。

莫言的可鄙之处在于,他先在自己的小说里编出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然后一句“确实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就完成了对现实的创作。这样的故事不仅是“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实际上就是根本不可信的“天方夜谭”。

莫言在小说中独创的这种偷窃方式不仅是恶心的,对他母亲来说,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清楚地交代时间,但是既然是“给生产队里拉磨”,当然是公社化以后,而且是困难时期的事情。如果生产队真的需要拉磨,那应该是吃公共食堂的时候。人民公社开始办公共食堂是在1958年8月以后,按莫言大哥管谟贤的说法:“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办了。”1959年春天,并不是最困难的时候。可以说,只要在吃公共食堂,就不需要如此恶心地去偷窃粮食;而不吃公共食堂后,口粮分配到户,生产队也不需要他母亲去拉磨加工粮食了,他母亲就是想如此恶心地去偷窃粮食,也没有机会了。

在农村参加过生产劳动的都应该知道,即便是“给生产队里拉磨”,也不会还派个干部看守,更不会“下工时的搜身检查”。所以,“给生产队里拉磨”要偷点粮食,根本不需要采用这种恶心的方法。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众所周知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困难时期的1960年,春节刚过,山西省平陆县有61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在没解救药品的危急关头,用电话连线全国各地医疗部门,终于找到了解药。但当时交通不便,药品不能及时送达。当地政府便越级报告国务院,中央领导当即下令,动用部队直升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点,终于让61名民工兄弟得救了。 后来这个集体中毒事件破了案,是一起投毒案,罪犯张德才和回申娃被正法了。投毒的是张德才,提供砒霜的是地主家庭的回申娃。回申娃的砒霜是是从哪儿弄来的呢?他交代说:“前几天生产队让我拌麦种时,我偷偷留下的。”

一个地主家庭的回申娃为生产队拌麦种都可以把砒霜偷偷留下,莫言的父亲是大队会计,四叔是生产队长,他母亲“给生产队里拉磨”,还会派什么干部来看守并对她搜身检查呢?还说什么“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她管家的婆婆会吃这种东西吗?再说,把吃下去的东西催吐出来,不如自己在家里不再吃东西了,难道她母亲的肠胃一点东西都不需要?特别是,这个时候,莫言还在吃奶,并且一直吃到八九岁。

另外可作参考的是,2012年10月19日《南方周末》有篇报道《“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莫言的家乡和家族》引用莫言父亲管贻範的话说:“在吃不饱饭的年代,红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米磨成粉,可以做成饼和窝窝头,或者酿酒,穗可以编织成草把扫地,叶子和枝杆用来给牛当草料,或者编织成草席和门帘,根部也可以敲干净土晒干后当柴火烧……当时整个河崖公社(今天的夏庄镇),种满了高粱。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无穷无尽,风吹的时候,高粱不停摇晃,哗啦作响。”管谟贤还说,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既然地里有这么多粮食,莫言的小脚母亲肯定也没有去炼钢,怎么不到地里去收点粮食,而去用那么恶心的办法去偷窃集体的粮食呢?实际上,当年虽然困难,农业生产仍在进行,真想偷集体的东西完全可以到地里去偷。如杀害刘文学的地主王荣学就是到地里偷摘集体的海椒被发现的,时间也在困难时期的1959年11月18日夜。

莫言说他参加过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但是从他的一些说话和作文中,处处表现出他不懂生产队集体劳动的规矩。如他在另一个回忆中说:“我想起母亲手扶磨棍,像驴马一样为生产队拉磨的情景,拉磨一天,可挣得霉薯干半斤”。大于不明白他哪个生产队为什么要拉磨加工粮食。因为我们南方农村从生产队领取的都是没有加工的稻谷,从来没有发过大米,把稻谷变成大米完全是自己家的事。再就是参加生产队的任何劳动,都是按规定记工分,年终统一结算。从来没有劳动之后马上发给实物报酬的情况。所以,什么“拉磨一天,可挣得霉薯干半斤”纯属“天方夜谭”一类的扯卵谈。

用“天方夜谭”的手法来构造“事实”描黑那个时代,也算是莫言的一个发明。莫言之流的“天方夜谭”加上《南方周末》之类的推波助澜,能够不“使部分中国民众在文化上造成崇洋媚外的心理,影响和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一些中国国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迷茫、动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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