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祥: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毛泽东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目录

一、如何认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如何认识延安整风的伟大历史意义

三、如何认识“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深远意义

四、如何认识1957年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李方祥: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摘 要: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思潮,或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没有担任总书记这个职务为由,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或以“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否定延安整风;或以质疑三大改造,否认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或以“有两个毛泽东”的观点,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笔者针对上述四种观点,分析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转折关头所起的历史作用。】

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倍加怀念我们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邓小平郑重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P148)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1](P344)使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直至最终取得胜利。可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虚无主义倾向,抹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起的突出作用,进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种否定倾向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2](P272)“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2](P284)本文拟结合近些年出现贬损和否定毛泽东的四种代表性观点,分析毛泽东在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起的历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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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认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然而近几年,有人提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3](P29)“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3](P1)其所谓的论据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没有负中央总的责任这个职务,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如果从党内职务来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分工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实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那么,我们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是个人崇拜的产物,究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分析问题不仅要看形式更要看实质。一般情况下,党的总书记应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关键是要看实际上是否起到核心作用。这种情况在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并没有担任党中央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样最高职务,但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并为全党所公认。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应该从实质上分析。具体来说,就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分析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在没有这个最高职务名义的情况下他又是如何发挥核心作用的。

首先,有众多可靠史料证明,毛泽东在当时是有条件担任这个最高领导职务的。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人时,周恩来等是力荐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许多参加遵义会议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杨尚昆等,都曾有这方面的回忆。据周恩来回忆,当张闻天提出把博古撤下来时,“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4](P72)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当时中央已决定改组领导层。周恩来为了解开博古的思想“疙瘩”,同他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5]这段话有力地佐证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力荐毛泽东“做领袖、当统帅”。杨尚昆回忆:“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6](P118)委婉地拒绝出任最高领导职务。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当时比其他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既然当时多数人认为“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4](P72)“是众望所归”,[6](P118)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谢绝出任党的总负责人而提议由张闻天来代替博古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同志。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严酷的军事环境,当时只能先解决急需纠正的“左”倾军事路线。在当时情况下,由张闻天出面暂时主持中央工作,是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的。而且从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来看(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作为一个过渡也是恰当的、顺理成章的,加之张闻天有留苏的背景,比较容易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同。

毛泽东不是党内负总责人,但为什么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能够起到核心作用呢?

第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决策核心,遵义会议后又成为战争环境中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新的“三人团”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受排斥的地位,为毛泽东充分发挥其卓越才能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平台。

第二,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央领导的重视。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对张闻天十分敬重毛泽东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工作中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他(指张闻天,引者注)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重要事件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复领会其意图。”[7](P532)张闻天本人也承认“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4](P85)遵义会议确定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实际上“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8](P39)

第三,由于有前两个方面的因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际上能够起到指导作用。如四渡赤水巧妙地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毛泽东的主张都起到了关键的决策作用。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2年春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从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决议》稿的最初表述上,还有“实际上”确立三个字,邓小平在审阅时明确主张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他指出,这个事情他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候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他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9](P76-77)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意见被吸收进历史决议。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10](P726-727)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重要论断是党中央以大量可靠的史料为基础、经过慎重研究而作出的权威结论,绝不是什么“个人崇拜影响下”得出的结论或“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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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认识延安整风的伟大历史意义

 

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中国共产党用了3年多的时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江泽民对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给予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延安整风。针对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的深刻教训和全民抗战的新形势,毛主席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进一步确立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思想,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空前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1](P333)可是,近年来有人却说“延安整风不能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2](P280)把整风运动丑化为“整人”运动,把思想斗争歪曲为权力之争,特别是刻意渲染整风运动后期审干工作的失误,并以此质疑、批评甚至根本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

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延安整风运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整风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应当指出由康生提出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是错误的。

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当时对党内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是整风的重点。主观主义在党内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批判主观主义,着重是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破除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过这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我们党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能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和解决革命具体问题、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和带领群众前进的骨干力量,保证了我们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几年内接连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延安整风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创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情况的进行党内斗争和开展对党员思想教育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在党的历史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毛泽东在整风中很注意吸取和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全党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既要分清责任,但又不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着眼于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努力方向,对个人的组织处理既严肃又慎重,从而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延安整风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政策和方法,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通过这场伟大的整风运动,全党上下面貌焕然一新,党内出现朝气蓬勃的局面,全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为党的七大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延安整风时,都把这一段学习经历视作自己革命生涯和人生旅途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思想洗礼。我们今天回顾和评价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不能忽视它的这一主流和主导方面。

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延安和各根据地“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13](PVIII)审干工作中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我们应当深刻总结其历史教训,但要实事求是,不能用这一支流来否定延安整风的辉煌成绩和伟大意义。

把“抢救运动”说成是毛泽东为“整肃全党干部”而“策动”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抢救失足者运动”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中正式提出并积极推动的。1943年4月13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其中规定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即审干工作。在当时国民党和日伪特务对根据地百般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认真严肃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在开展审干工作之初就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14](P652)那么,为什么后来却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呢?从客观环境说,当时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进行渗透活动,反特斗争的确比较严峻。从主观上说,与康生所起的恶劣作用直接有关。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在审干中夸大敌情、弄虚作假,“使毛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6](P218)另外,康生对毛泽东的纠偏指示 “置之不理”,“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15](P259)

从时间上说,“抢救运动”的失误很快就得到有效制止。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等大多数领导同志对“抢救运动”是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毛泽东也是持谨慎态度并且很快就发现了错误扩大化问题。当时彭真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向毛泽东报告延安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普遍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情况,毛泽东听后立即指出:“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7月30日,毛泽东强调了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必须坚持的九条方针。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批评了“抢救运动”走了极端,“由熟视无睹(指反特务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以后)”,“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会议明确提出停止“抢救运动”,审干工作应当转入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16](P487)经过多方努力,“抢救运动”的错误得到有效制止。

从危害性来看,“抢救失足者运动”虽然对一些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是由于对错误发现和制止得及时,没有出现普遍性的肃反扩大化现象。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受害者诚恳地表示了歉意。例如1944年5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16](P517)“抢救运动”的错误在当时就已经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谅解,受委屈的同志不计前嫌,不顾个人得失,不纠缠个人恩怨,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实现了很好的团结。正如杨尚昆指出的:“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6](P212-213)这是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是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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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认识“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深远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事件,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17](P641)可是,多年来总有人一直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比如,有人提出当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仅过了3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么快‘踹’进社会主义呢?”[18]认为由于“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8]这些观点涉及中国当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还是“突然”?社会主义改造是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 “失败得很惨”的是非问题。

我们先来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是必然还是“突然”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演化,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决定的。

据有关史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最初曾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比如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等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决策是基于新中国初期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私营经济成分占绝对多数这个客观现实。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改变了初衷,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的看法发生转变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统一财经等重大经济改革,不仅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而且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占8.2%),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只是在零售方面,私营商业仍占57.2%)。[20](P184)这个现象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较,此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可以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产业部门,而且能够有力地调控主要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关系,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其次,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调整工商业,1952年,对资本主义工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4%;私营合营工业的资本额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资本的24.5%,私营金融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21](P214)这表明,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天下大定”。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巨大的威信,这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条件和群众基础。

从整体上说,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正面临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抉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和我们党正是从这些显著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开始酝酿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确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方向,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正如胡乔木所指出:“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22](P260)

说从“三大改造”到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失败得很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历史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从十个方面,比较全面、客观地做了概括,这些铁的事实早已为国内外大多数人所承认和尊重。所谓“失败得很惨”完全是夸大其词。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中国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P302)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特别是通过和平赎买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把剥削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第二,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它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从根本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团结和凝聚力。第三,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今后中国社会的一切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社会制度基础。

毋庸讳言,在“三大改造”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比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等。但是,这些问题与上述巨大成就相比,毕竟是支流,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工作中的具体偏差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在新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全盘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和继承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3](P1317)社会主义改革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过改革的途径解决包括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来的某些体制弊端在内的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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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认识1957年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最近有人提出“有两个毛泽东”的观点,即“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19]有人甚至不顾事实、颠倒黑白,诬其为“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24]这种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观点既与我们党对毛泽东的评价相背离。也与广大人民的认识相悖。

他们上述说法无外是指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对此,邓小平曾有一个判断:“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P302)但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些错误是局部性的错误,还没有发展为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是严格区分这二者的界限的。他在另一个场合的讲话中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2](P115)可见,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全部都是错的。这个时期尽管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但是并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指导思想上的全局性错误,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认为,在此期间党的指导思想存在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倾向与错误的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25](P405)在“文化大革命”前,总体上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占主流和支配地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左”的错误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而不能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1](P302)从理论上说,毛泽东不断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在实践上,这十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26](P753)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的十年,毛泽东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他在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对于“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P160)邓小平告诫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1](P172)

无庸讳言,1957年后毛泽东的确有了“左”的错误,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那么能否就由此说“不好的毛泽东”呢?

邓小平和《历史决议》都做了客观公正的定性评价,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的错误,从性质上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1](P307)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克诚曾经讲过一段很动情的话,他说:“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恼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重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27](P371)然而,近些年来一些人对错误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认真总结犯错误的根源并从中吸取有益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教训,而是采取夸大的手法,进行人身攻击,肆意咒骂,这不是在总结教训,而是企图通过否定毛泽东来打开否定党的整个历史的缺口。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

在起草《历史决议》时,曾出现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情绪化地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1](P297)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17](P639)这段重要论述,对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毛泽东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1](P344)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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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www.cwzg.cn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3期(总第1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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