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何未参加“一大”?因讨薪被民国军警殴打昏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党成立的过程中,被称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做了最突出的贡献,但他们却都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其原因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李大钊为何未参加“一大”?因讨薪被民国军警殴打昏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党成立的过程中,被称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做了最突出的贡献,但他们却都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其原因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未能参加“一大”的原因,史学界也曾作出过很多探讨,但一直未能形成共识,下面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是李大钊未参加“一大”的直接原因

(一)目前史学界的观点。关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根据党的早期领导人及当事人的回忆,目前学术界的观点有三:第一,忙于“少年中国”年会说。“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8年7月,李大钊积极参加了学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学会成立之时,与王光祈等人提议,将学会的宗旨由原来的“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修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①。由于李大钊善于编辑工作,在加入学会之后,李大钊担任了编辑部编译员和月刊编辑部主任,并从第二年开始被选为学会评议员。在最初的几年中,李大钊一直是该会的骨干领导成员,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黄日葵、许德珩、邓中夏等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其中多有由李大钊参与介绍入会者②。毛泽东也是经李大钊介绍,于1920年初③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每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依此得出了李大钊不能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原因所在;第二,“公务繁忙说”。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张国焘的回忆;第三,领导“索薪斗争”说。这种观点最早出自于罗章龙的《亢斋回忆录》。事实上,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占用了李大钊的部分精力,但并不是他不能出席“一大”的直接原因。当年的年会定于南京召开,而且从时间上看,6月底之前年会的筹备工作大体己经完成,出席“一大”的北京代表刘仁静就是在参加南京的“少年中国”年会以后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公务繁忙说”更不能说明李大钊不能出席一大的原因。从“一大”代表的身份来看,教师占很大的比例,大会时间安排在学校暑期,此时的北京大学也是假期,李大钊是不可能因为公务繁忙不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而参与领导索薪斗争则是李大钊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李大钊与索薪斗争。索薪斗争是一场“旨在发展教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存权利的反对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政治斗争”④。始于1921年3月,5月份以后逐渐形成了高潮,历时4个多月。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农业专门、法政专门、医学专门、高等师范、美术专门学校八所高等院校。初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自4月25日始又兼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代表,并自4月26日起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

直皖战争以后,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但财政大权仍掌握在交通系手中,加上直系一直试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扩军备战,致使教育等其他经费断绝,教职员欠薪己久。为此,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于1921年3月14日起举行罢教,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后担任联席会出版的“半周刊”主编)。会议议决以实现“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薪修(工资)”两项基本条件作为斗争目标。随后由马叙伦等前往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呈递八校教职员宣言,交涉教育经费。“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持罢教斗争,与直系军阀政府直接交涉,与各校学生疏通关系,协调师生一致行动。3月18日,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召开第二次大会,议定每隔一日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必要时还可以开临时会议,自此,李大钊开始了更加紧张的工作。作为新闻干事,他要把每次会议的议事经过及形成的决议及时地在报纸上公布于世,这段时间,他与《晨报》的接触很多。对索薪工作进程的及时报导使全国人民很详细地了解运动情况,对争取全国人民的帮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4月8日,八校教职员因交涉无望,实行总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次长王章祜亦因无法维持而告辞职,八校教职员的行动得到了各校学生、校长的支持。学生通过多种渠道与教职员联合会联络,并举行了游行、请愿活动;八校的校长也于4月15日向教育部提出辞呈。此外,北京中小学学生也举行罢课,对八校教职员斗争予以声援。而政府方面,则始终不采取合作态度,称这次斗争为破坏秩序。靳云鹏竟指使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马叙伦等人,允各校长辞职,另聘教员。八校教职员和各校学生针锋相对,一面通电全国,说明真相,请求支持,一面向地方检察厅控告靳云鹏破坏教育。在经过多次的与教育部的索欠不得结果的情况下,6月3日,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李大钊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遭到军警的殴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⑤。6月29日,八校学生联席会发起各校联席会,共11个团体参加,李大钊作为八校教职员代表参加了学生联席会发起的各团体联席会,向全国报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10余团体代表解释八校教员索薪斗争的目的和对“六三”事件采取的方式。他申明,教育职员索薪仅仅是一种手段,根本的目的在于争取教育经费得到保障;社会上一部分人,包括教育部官僚对此都有误会。至于“六三”事件,他指出,“所以在法庭起诉,实因政府欲假法律为武器,教职员不得已而以此手段对付之”⑥。他提醒人们:在目前政府下的法律,没有国民起来拥护,很难希望其有独立精神,很多团体主张从法律解决,尤应注意这一点。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八校索薪运动终于取得部分胜利。7月13日,直系政府派几位政府大员出面进行调解,提出“讼案听法院处理”、政府为“六三”事件派人向教育界慰问、受伤者医药费由教育部照实支付、政府筹拨200万元证券存放银行为教育准备金并其银行存拨由教育部执管、八校临时费用由教育部按1919年预算付给等。至7月28日,各项办法一一落实,八校校长通电复宣布校务恢复原状,9月1日开课。次日,八校教职员宣布复职。长达4个多月的索薪和为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得胜利而告结束。这次教育风潮中,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召开正式会议共76次,加上临时会议不下百余次,李大钊主持的会议超过了总数之半。在斗争进展中,李大钊还承担了参与起草宣言、通告、诉讼文书等项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这也可以从李大钊的写作方面反映出来。李大钊自投入这场斗争之后,4个多月的时间里,只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短文:《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1921年5月4日《晨报》)。此外没有写过文章。长达4个月的时间不从事写作,这在李大钊从事教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阶段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足见李大钊的组织领导这场斗争花费的心血和精力是很大的。从材料中还可以看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的工作人员曾几次补充更换,以利工作,可李大钊所担任的《半周刊》总编辑、新闻股及后来文牍股负责人的职务,一直未曾改换人选。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时间,李大钊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这次索薪斗争中。但是,这只是他不能出席“一大”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

二、对于7月“一大”会议本身的重视程度不够,是李大钊未亲自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

(一)1921年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是后继革命者的总结,早期的共产党员大多并没有认识到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李大钊及他所领导的北京共产小组也存在这样的观点。

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辰,自1936年开始,最初发表的纪念文章是陈潭秋于1936年所作的《回忆党的一大》,发表于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刊物,同年,有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作的《英勇奋斗十五年》,这是中国共产党纪念诞辰的开始。至于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⑦。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同志,他们记得“一大”是7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论持久战》时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是抗战的一周年”。当时把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提出来,并没有说这是党的“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这种处理方式在党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证。从当时的其他文章内容来看,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在1938年至1940年并没有得到普遍采用,至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各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第一个指示。1941年7月1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都发表了社论,发表了朱德等人的文章。从此,每年都有纪念七一的活动,七一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例行节日。

七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意义是由后来的革命者赋予的。当时的参加者大多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时代意义。李大钊及他所领导的北京共产党小组也同样存在对党的“一大”会议认识不足的问题。这一点,从北京小组选举产生到上海参加“一大”的代表过程中可以得到证实。

当时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尚德等人,李大钊是公认的领导人。在其他的小组成员思想中,李大钊与其说是他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他们的思想领路人,在组织活动中并不是事事去打扰他。1921年夏天,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等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在接到上海小组的邀请信以后,在这个补习学校召开了选举代表的会议。李大钊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据北京小组代表刘仁静回忆:小组首先选出的代表是张国焘,在选举第二个代表的时候,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但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不可分身为由辞谢”⑧,最后定为刘仁静。从这个选举过程中看,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也没有谁争当代表。不止是李大钊没有作为代表说明了这一现象,邓中夏与罗章龙的辞谢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刘仁静的回忆文章中,他不止一次表明自己能作为“一大”代表是因为“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从刘仁静的行程看,他是在参加完“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以后,才动身到上海参加“一大”的,而这两个会议最初的安排上,时间大体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在刘仁静当时的思想中,“一大”的召开并不比“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更重要。

(二)在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思想中,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于“一大”召开之前,陈独秀所领导的上海共产党小组事实上与各地的组织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观点,大部分早期党员并没有认识到1921年7月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质政党的开始。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党的早期成员有很多的回忆。李达回忆是“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陈望道说是1920年5月前后,施存统认为是1920年6月间,他在回忆中还特别提到共产党成立之后,“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沈雁冰回忆:“就在这年夏天,大约七月光景,陈独秀他们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从当事人的回忆看,他们说的都是一个大致时间。在目前能够发现的回忆资料中,唯董必武的回忆距1920年时间最短,1937年董必武在延安与尼姆韦尔斯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⑨”这种说法与陈望道的回忆是一致的。就当事人的回忆看,唯施存统的回忆有一个确切的日期,一般情况下,回忆中出现的确切日期往往比大致日期更为准确,既然施存统对“6月20日去东京”如此记忆犹新,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应在1920年6月20日前。陈望道和董必武说的是5月,在国内他们使用的很可能是农历5月,也就是施存统在日本使用的公历1920年6月,这个时间与李达、沈雁冰所说的1920年夏季也是吻合的。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从当时公诸报端的材料及国民党对陈独秀审讯材料看,国民党当局也认定“被告陈独秀……民国九年(1920年),复回上海办新青年报,是年即加入共产党”⑩。

由于施存统、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是当年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小组的骨干,他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指的上海小组的成立时间,但从中可以看出,因为上海的共产党小组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他们所说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的时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6月,这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大多数人认为:事实上的上海共产党与其他各地组织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中心与地方的关系。包惠僧曾经回忆,1920年夏“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存在这样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时间最早,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各地党的组织都是由上海方面推动建立的。有大量资料论及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两人商讨了中国建党的问题。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起了领袖的作用,学术界遂有“南陈北李”携手建党之说。但真正将这种建党思想付诸行动的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大量的材料证明:上海中国共产党小组发起后,陈独秀等指导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对此,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7月出版的由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叙述这一历史过程是颇具代表性的:“上海中共小组建立后,开始在其他地方发展党的组织”。之后,北京、湖南、湖北、广州等地以及在日本、法国的勤工俭学青年中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类似的材料我们从当事人大量的回忆中都能找到,正是由于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众望所归,推选了远在广东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如果说陈独秀之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肯定不是直接的。对此,张国焘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的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在党史学界,关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说法不一,但对于李大钊对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是一致肯定的。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和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2月又发起和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深入工矿,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培养了骨干力量。北 京的共产党小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陈独秀的建党活动中,有很多工作是与李大钊共同讨论的。而且,在与共产国际联系方面,李大钊作出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由于他在建党初期的杰出贡献,在没有出席一大的情况下,李大钊当选为中共一大中央委员,成为九名委员之一。这可以从苏联接受来的档案中得到证实。这个材料得到了参加“一大”的董必武的肯定。这个名单是:陈独秀(总书记)、张国焘、李大钊、李汉俊、毛泽东、李达(宣传鼓动主任)、周佛海(副书记)、杨明斋(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仁静(宣传部副部长)。虽然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一大”,而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永垂史册的。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注释:

①《李大钊史事综录》第4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 朱志敏:《李大钊传》第33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④ 刘钢:《李大钊未曾出席中共一大原因考》,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

⑤《晨报》1921年6月5日

⑥《晨报》1921年6月30日

⑦ 邵维正:《七一的由来》,《一大回忆录》第156页,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⑧ 刘仁静:《一大琐记》,《一大回忆录》第47页,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⑨ 董根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一大”的几个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一期

⑩ 王树棣:《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15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参考阅读:

李大钊:无畏索薪者 慷慨解囊人

来源:北京晚报

无畏索薪者 慷慨解囊人

——积极投身公益活动的李大钊

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年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那些革命先烈,李大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无私无畏,肝胆照人。每当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

为毛泽东介绍工作

李大钊特别关心青年问题,他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的不少文章都是写给青年的。勉励青年振奋精神,勇往直前,他认为青年是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他号召一些有精神、有血气、有魂魄、有胆识的青年发奋为雄,再造神州,他要求青年把握现在,勇于创新。他认为现在最可宝贵,在《今》这一篇文章里,他写到“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因此,青年应该珍惜现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他特别强调青年要学会创新,他认为社会生活充满了重重叠叠的新与旧的矛盾和斗争,而创新正是青年的特权,是青年的责任。他要求青年树立正确的苦乐观,他说:“一切物质财富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一切好的生活都是由劳动得来的,青年如果只知道吃喝玩乐,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吃喝玩乐之中,岂不可惜,岂不可痛!”他还要求青年必须具备求真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学知识、做工作,都应该扎扎实实养成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管学习,不管工作,惟有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才行,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

在北大当教授期间,他帮助青年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搬上了北大的讲台,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当时有不少的青年进步团体,比如说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觉悟社,新潮社等等,大都跟李大钊有关联。李大钊不仅是他们的指导老师,而且关怀这些青年社团的成长。这些青年尊敬地称李大钊为“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之下,许多青年成为当时爱国运动的骨干,其中有一批人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者。所以,从上面讲的可以看出李大钊对广大群众的热情关怀,尤其是同情那些弱势群体的疾苦,而尽力为争取他们的利益,改善他们的处境而呐喊,而斗争,他的这种精神和他的这种胸怀,在当时的知名教授中并不多见。

李大钊还积极投身公益活动。他进入北大以后,急公好义,参与领导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赢得了广泛尊敬。1920年7月,他担任了北大妇孺救济会的骨干。不久因为北方遭旱灾,非常严重,他就跟蔡元培和蒋梦麟等著名教授一起共同组织了赈灾会,而且号召全校的师生慷慨捐助,当时他又听到俄国的涅瓦河两岸也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于是又发起了俄国赈灾会,约请人们慷慨地来捐助。他经常急人所难,谁有困难,都慷慨相助。他曾经为毛泽东介绍过工作,为实行半工半读的学生解决生活困难。他跟胡适、高一涵等教授一起为新潮社的两个著名人物傅斯年、罗家伦辩白,说他们被军阀收买是造谣,是诬蔑。他跟蔡元培一块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女高师,女高师有一个学生叫李超,李超去世以后,他跟蔡元培一起组织了对李超的追悼会。他为家境贫困、因病逝世的朱蓬仙募集丧葬费,他为陈独秀募集讼费。他还曾经筹组北大的“新知书社”,还曾经为北大的第二平民学校,南昌的有关学校捐款。

“索薪”斗争获得全国声援

特别需要介绍的是从1921年3月开始,李大钊领导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八校的教职员工进行了“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当时,北京的教育部门竟然拖欠各校教职工的工资达三个月之久。广大的教职员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而学校的经费也难以为继,学校的正常工作无法进行,被逼无奈,这些教职员工就通过罢教来进行抗争。并组成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合会,这个代表联合会主席最初是马叙伦,后因为马叙伦生病,就由李大钊代替,于是李大钊领导了八校的教职员工斗争,在北京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校的学生,教职工都起而响应,纷纷举行罢课、游行这样一些请愿活动,八校的校长也辞职了,一致支持教职员们的正义要求。接着,这场风波波及全国,山东、上海、江苏等地的教职员工也表示对北京教职员工的声援,斗争持续到7月,最后还是以教职员工的胜利而结束了。在这长达四个月的斗争中,李大钊殚精竭虑,食不甘味、席不暇暖,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但他始终是不屈不挠,始终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线,从而赢得了广大教职员和学生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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