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不断地出现,需要一代一代人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因为还会有困难,甚至可能是很大的困难。需要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成绩、我们的信心获得回答的资格和回答的能力。努力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断获得发展,不断获得进步。

金一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全球化进程,离不开信息传播。

过去靠烽火台传播,靠马蹄传播,后来靠电波传播。

农民起义建立在马蹄传播信息的基础之上。

资产阶级革命最初也未能建立在电波基础之上。

1865年美国总统林肯遇刺身亡,消息传到欧洲用了两个多星期。这是邮船横渡大西洋的时间,加上登陆后马车奔跑的时间。

1845年电报发明者莫尔斯在美国国会架设第一条电报线路。

此后的政治革命,便与通讯工具密切关联。

大清王朝对这些“奇技淫巧”一开始是坚决反对的。

1876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偷偷修建一条从上海到吴淞十几公里的铁路。1876年7月3日正式通车。不久,清朝政府醒悟过来,在10月24日同英方签订了中方买断协议,清政府出巨资把这条铁路买回来,并同意火车再运营一年,即从1876年10月31日起到1877年10月21日止。届时,清朝政府就把这条铁路拆毁了。

但是,科技的发展是无法抵挡的。

到1879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海口炮台之间架线,试通电报,中国有了第一条电报线路。

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为提高政务效率,清政府已正式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也与电报有关。老佛爷发现了电报的好处。1898年9月25日,慈禧太后电召荣禄“即刻来京”,这比利用驿站快多了。如果是走驿站系统,那么荣禄就不会很快进京镇压,而维新党人也许有机会取得成功或者在失败后大量逃脱。

20世纪初开始的革命,建立在电波传播信息的基础之上。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往中部东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那时,革命党人发电报互通消息,为了防止清政府截获,就使用密码,所以电报要用密码本破译。可是孙中山的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来破译电报,所以直到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诉他,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主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轻轻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半年前,也就是1911年4月,以最大心血组织的广州起义刚刚失败,黄花岗掩埋了72位烈士遗体。他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败后设法掩埋烈士的遗体,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无任何感官使他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他看完电报后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因夜已深,旅途劳顿,他感觉非常疲劳,决定次日晨再回电。

第二天却一觉睡到上午11点。起床去餐厅吃早饭,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国外都有看晨报的习惯,然后再就餐。孙中山随走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这个消息传遍了世界,传播速度极其快速。孙中山是在纽约看到的,就在武昌首义的第二天。

后来有人说,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泼撒一地。不管是否属实,有一点却是无疑:他当时所受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

虽然正是孙中山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他这封电报幸亏没发出去。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真正质变到来之时,没有几人能够认识。1911年辛亥革命,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没有感觉到,可见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这种质变的。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当时有多少人知道这声炮响的意义?

我们查了史料,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这封电报讲到布尔什维克夺权了,控制了车站,控制了邮局,控制了国库,控制了政府,但俄国社会好像还比较安定,没有发生动荡。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实际上,刘镜人是把这次革命作为一次小小的骚乱来看待的。他并不知道震撼20世纪的一场大革命正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些电报在北洋政府外交部整整耽搁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被撂在一边。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这些电报,预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场大变化。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一种理论而没有形成大规模运动,那么列宁主义已经包含了实践——特别是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

“马先生”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更加强有力地登上中国舞台。

这是思想的力量。“那统辖思想的,比那统辖城池的更有力量。”

1

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传入中国

先进的中国人正在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旧思想体系遍体鳞伤,已经无人以为还能救国救民。

中国的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怎么解决?手段是什么?

洪秀全以“天父”、“天兄”为精神旗帜,“天父”、“天兄”是中国化的上帝和基督。太平天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以“天父”、“天兄”为精神旗帜,号召农民起义。但是,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本土化包装,注定会失败。

清朝统治者的巨大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欺辱,已经为农民起义聚集了太多的干柴。就是说,量变的能量足够了。但是,太平天国的思想旗帜,它的缺陷是什么?说到底,“天父”、“天兄”,这一套可是国外来的那一套,水土不服。这就很糟糕。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以捍卫传统礼教为旗帜的曾国藩能组织起湘军,为什么最后能够成为胜利者。曾国藩宣称保护中国传统的名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各地的地方势力,都拥护他。

戊戌变法的问题也是在这里。变法追求的是“君主立宪”,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也不具备条件,同样失败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胜利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登上中国的舞台呢?我觉得在这里面,有非常值得分析的问题。

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非常明显,那时有很多人认识到,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解释当时的中国遇见什么问题了,症结在哪里,未来的发展出路在哪里。

从孔孟之道里找不着出路,“四书五经”里没有答案。旧的思想遍体鳞伤,无法应对现实。人们寻找新的思想,这个动机是很强的。那么,新的思想在哪里?从洪秀全到康有为,都在寻找,但都失败了。

孙中山也在寻找思想武器,有着一种对思想的渴望。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1905年初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是,第二国际没有接纳他。

12年后,十月革命爆发。我们注意到,就在十月革命这声炮响之前37年,马克思主义就传到了日本。

1870年,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日本。他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

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加藤弘治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对社会治安是“最为有害的制度”。

日本另一个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介绍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称“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唯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要知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

毛泽东说,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棹头东,遂觅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

第一批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确实是从日本传人中国的,时间在十月革命之前。

这一点从《共产党宣言》传人中国的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就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廑党”。朱执信则直接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笔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

当然,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后面中国的巨变了。

2

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存在?

了解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传人中国的背景,就有一个疑问: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存在?

近代以来,西方大量哲学术语、马克思主义政治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科院的同志曾经搞过一个统计,现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术语,大约有将近800个基础词汇来自日本。

比如,“民主”、“科学”、“美学”、“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正因为这些思想最早在日本产生影响,所以在东亚,被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这就如在欧洲最被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期待和希望,某种程度上说与列宁、斯大林对日本革命的期待和希望一样。他们都觉得,在德国和日本,工业发达,工人阶级成熟,革命理论容易接受,革命也就容易发生。

我们知道,欧洲最早的革命是在俄国发生。俄国是很落后的,俄国沙皇的农奴体制也是很落后的制度,那么为什么革命在那里发生了呢?因为沙皇体制漏洞百出,沙皇俄国参加了一战,结果弄得焦头烂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前线战争打不胜,经济几乎崩溃,后方就发生了革命。先是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然后是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这印证了一条规律:革命其实最容易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获得突破。所以,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俄国,爆发了革命。

当时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日本革命抱有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半年有余,共产国际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还在说“日本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革命都是小杯子里的小风暴”。包括斯大林在内,都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

然而,日本却没有发生革命。向先进中国人提供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并没有走与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判断德国革命和后来列宁、斯大林判断日本革命一样,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后人,需要来检讨他们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只看到了革命的基础力量强大的这一面,但是都没有看到反对革命的力量更强大的这一面。

德国当时有最完备的国家体系,所以说革命不可能在德国发生。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当时也有最完备的国家体系,革命也不可能在日本发生。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此时的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法西斯运动也风起云涌。

1919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1919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同是1919年9月,日本法西斯理论鼻祖北一辉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原名辉次郎,他是在上海一间亭子间内、靠清水加饭团填肚子完成了八卷本法西斯理论巨著。也是在中国,辉次郎把他的名字改为了北一辉。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在日本呱呱坠地了。皇室权贵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的得天独厚条件。

早在日本共产党成立之前,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已被油印出版。这与另一位法西斯理论鼻祖大川周明有关。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精通多国语言,专门来中国见北一辉,并将北一辉的著作带回日本。北一辉的这本著作受到日本皇室的欣赏。

1922年1月,大川周明开始在皇宫气象台内开设“大学寮”,对“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一伙年轻的驻外武官——讲法西斯理论课程,担任主讲。皇宫内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这种思想像病毒一样流进日军青年校尉的头脑中。

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所“大学寮”里提出构想的。这些人后来成为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成员。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的,就加入了国民党主办的黄埔军校。

另一伙原本同样优秀的日本青年,聚集在东京的皇宫,完成了法西斯思想改造。就这样,在东方最早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后来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对比这些情况,将会是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研究。

3

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斯大林不相信,孙中山也不相信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人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他们看好的可能还是中国国民党。中国革命充满了很多问号。

中国革命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也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斯芬克斯之谜”。

斯大林不看好中国共产党,那么他看好谁呢?斯大林起先看好的是军阀吴佩孚。北洋政府时期,吴佩孚曾掌握着权力,他也做出革命的姿态,提出了要铲除帝国主义等许多主张。

后来,斯大林看好的是中国国民党。要知道,当时中国国民党是第三国际的友党。第三国际召开大会,中国国民党也派代表参加,蒋介石就作为代表去过苏联。

第三国际的大会上,代表们慷慨激昂地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在那种情况下,斯大林有一个判断,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他拿法国大革命来类比,具体来说,蒋介石是中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最后他发现对蒋介石做了错误的判断。

这些是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从中国内部来看,国民党领袖人物孙中山也不大看好中国共产党,认为后者成不了大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人都去过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我问过别人一个问题:天安门的中心是什么?有些人不太答得上来。我说,天安门的中心,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主席画像。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天安门的中心没有那幅毛泽东的像,它就是皇宫的大门,而不是新中国的象征。

有意思的是,跨越世界上最大的市内广场,对面也有一幅像,是谁?孙中山。

一个生于1866年,一个生于1893年,相差27年;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去天安门,就有一个感慨:中国革命的这两位巨人,隔着广场遥遥相望,他们两个人能互相了解吗?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毛泽东说:“我是如此地激动,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了。虽然毛泽东还搞不清楚保皇和共和的关系,对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不甚清楚,将三人看成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可见一斑。可以说,当时的毛泽东非常崇拜孙中山。

孙中山年长毛泽东27岁,但他也知道毛泽东。那时,他要把国民党改头换面,将其整个组织体制全部改变,按照苏俄的建党模式重新建立国民党。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人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中山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俩人。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是,孙中山对共产党青年新锐的欣赏,并不等于他就同意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孙中山不相信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斯大林不相信,孙中山也不相信。孙中山的不相信,非常明显地体现在1923年一篇著名的文献上。

1923年1月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第一条就是:孙逸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君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华全权大使,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认为中国不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他可能认为,共产党里的一伙年轻人,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冲劲,这些人如果再得到苏俄的支持,就不得了,如虎添翼。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他要通过这个宣言跟苏俄驻华大使讲清楚:你们不能支持他。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

早在1923年越飞与孙中山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之前,1920年4月,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俄国人来华。他也是我们党史上一个重要的共产国际的人物。他来华干什么呢?他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要知道,他来华之前,得到俄共中央给他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第一条就说:“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从这个指示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俄国人来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并不是说苏联要真正地在远东在中国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运动,而是在组织一股牵制力量,这股牵制力量是要阻止帝国主义对苏联侵略,保障苏联远东边界的安全,所以在中国要寻找一个与苏联结盟的政府。苏联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防备日本。

在国家利益上,苏联还有一些其他的复杂考虑,比如说中东铁路的问题。在甲午战争中,大清国战败,日本占了中国这么大的便宜,于是清王朝一致认定,日本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威胁。那么,怎么对付这个威胁?就是以夷制夷,引入俄国人来制约日本人。李鸿章访俄的时候,就跟俄国签署了《中俄密约》。在密约里,俄国人提出要建立所谓的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俄罗斯境内绥芬河通到大连。后来这条铁路建成使用,俄国方面收益非常大。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兴的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在华一切权利,包括中东铁路。实际上,后来没有履行这个政治宣言。为什么呢?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还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还是不想放弃在中国的利益。

正因如此,越飞来华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到北方与吴佩孚达成协议,要北洋军阀政府承认和照顾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但是,吴佩孚态度很冷淡。

在与孙中山签署联合宣言之前,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双方密切合作。只是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驻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才决定南下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以南压北。为了换取孙中山的信任与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才与孙中山签署此宣言,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这么看来,越飞是利用孙中山来压制吴佩孚,迫使当时执政的中国政府承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就是说,他当时是按照苏俄的国家利益,把中国革命作为一副牌来摆弄的。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孙中山也是在做一个交换:你承认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不了,那么我承认你在中东路的权益。

孙中山不相信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存在,斯大林则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国夺取政权。

斯大林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只要你查查斯大林讲这段话的历史背景,就知道这样引用并不准确。

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在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有意思的是,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的启发。

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邵力子这句话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

斯大林的这个改造,比邵力子那句话,更有穿透力、感召力。于是,一个著名的论断由此产生。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邵力子是说者无意,他之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30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是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是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我们要明白,他说的不是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他认定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能留在国民党内,否则无法独立存在。

斯大林还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这是他后来很后悔的一件事。

孙中山不相信,斯大林不相信,倒是托洛茨基相信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可以存在的。

托洛茨基的革命资格非常老。当时苏俄的革命领导人,是要以“参加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样来肯定他的历史地位的,而讲到托洛茨基,是从来不用“之一”来肯定他的地位。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托洛茨基是彼得堡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非常高。十月革命后他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托洛斯基最后跟斯大林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从第三国际中分裂出来,搞第四国际。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提出要警惕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法国大革命,后来是拿破仑·波拿巴把革命成果据为己有,实现了他个人的独裁,做了法国皇帝。托洛茨基关于蒋介石的这个警告,应该说是特别有预见性,特别清晰。

实际上,蒋介石却是特别崇拜这位俄国革命之父和红军之父。蒋介石在访问苏联的时候,要求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开始找借口不见,后来没办法,只得跟蒋介石见面。蒋介石一见托洛茨基,很激动,说了很多远东革命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充满了很左很革命的词藻。

没想到,托洛茨基很冷静,跟蒋介石不讲革命,而是告诉蒋介石说:你们现在如果不抓经济,不抓政治,不搞民众宣传,只抓军队,只是搞武力征服,将来你们会有很大问题,你们就要走军阀的老路。这样,托洛茨基是给蒋介石泼了一瓢冷水。

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很失望,他满腔热情而来,结果弄得很沮丧。

托洛茨基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也有认识错误的地方,比如他又认为中国革命没有民主革命阶段,也搞不成什么统一战线,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否则不会成功。

托洛茨基尤其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有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但是要从国民党中独立出来,不能跟国民党搞在一起。而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

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孙中山、斯大林、托洛茨基,都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无法独立存在,更无法获得胜利。

4

中国革命的“斯芬克斯之谜”

只有毛泽东石破天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928年10月,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一年有余,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的分量非常重,最根本地揭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为什么有这可能?为什么能够做下去?为什么能够成功?这篇文章解答了中国革命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选集》中我印象最深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混乱大动荡,我父母被关起来了,我变成了一个黑帮子女。记得那时我看《毛泽东选集》,头脑中充满了疑问,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能搞成这个革命?1921年建党,50多名党员;1927年建军,南昌起义,最后剩下的残兵只有800人,就那么点部队,力量多小啊。122年之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为什么共产党能成功夺权?

我记得当初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印象至深。我觉得共产党当时真是一只生机勃勃的、非常有力的真老虎。真老虎真在哪里?实事求是。

我当时做了个设想:如果我们来写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话,肯定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第二,人民群众的拥护;第三,工农红军的奋战。我们只会这些教条式的回答。

毛泽东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五条原因中的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所以才有了鄂豫皖、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川滇黔等边区。

也正由于这样,才有了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红军与陈济棠的协议。这还表现在湘江之战白崇禧的半心半意,以及蒋与贵州军阀王家烈和四川军阀刘湘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因素贯穿长征道路的大部分。

文章继续写道,第二条是受革命运动影响的地区,第三条是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第四条是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第五条是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不错误。

毛泽东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指的是这五条(红色武装放在了第四条)。说到枪杆子,蒋介石的枪杆子不比毛泽东多?玩得不比毛泽东熟?为什么蒋介石却是“枪杆子里面丢政权”?不得不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深刻,解开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存在的谜团。

毛泽东有众多名篇著称于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等,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人们提到的不是很多。而恰恰是这一篇文章表露的思想,回答了中国革命中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其他伟人都无法解答的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能否发展?能否胜利?

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进一步提出那个像电闪划破暗夜一样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才开始获得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时间和空间。

什么叫历史自觉?首先就是对规律的清晰把握,其次就是对前景的主动营造。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真正可以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仅认识到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规律,而且还展开了对这种前景的主动营造: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

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吗?

5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不断地出现,需要一代一代人回答

惊天动地的革命年代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地过去。

世纪之交,这个问题再次以十分尖锐的形势出现。

1988年价格闯关未成,1989年政治风波动荡,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后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剩下几个,很多人更对这一点坚信不移。没有人想到,还有一个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想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事业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在这里也表现出了历史的自觉。

后来又有一系列的问题。2000年美籍华人章家敦写了风靡一时的《中国即将崩溃》,预言中国将在5年内崩溃(后来他自己又改成10年)。这些情况,提出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法国《世界报》5月29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新的社会契约》,可以说是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文章说:“每一次中国出现危机,都会有垮台的预言。垮台论的预言家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让其表现出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他们所具有的快速调整、自我批评以及不断考察国外有效模式等灵活方式,不但巩固了其政治基础,而且还具有与民众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这种契约基于经济效率和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两根支柱。”

所谓“可塑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历史自觉。

也许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评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表现出的可塑性,是这个政权生命力和发展力的来源。

2008年底到现在,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最为剧烈的动荡。美式战略思维的核心就是实力(power),从硬实力(hard power)、软实力(soft power)到巧实力(smart power)。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就是美式发展模式、美国生活方式,但现在这个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华盛顿共识”面临的空前麻烦,到“北京共识”(其实我们并不承认)现在遇到的夸赞,将这种情况仔细品味,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问题再次隐隐浮现出来。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不断地出现,需要一代一代人回答: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因为还会有困难,甚至可能是很大的困难。

需要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成绩、我们的信心获得回答的资格和回答的能力。

努力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断获得发展,不断获得进步。

 

附文: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在边界割据地区的创建和发展的艰难斗争中,由于敌军的不断“会剿”和“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失败,党内和红军中有些人感到井冈山斗争前途渺茫,“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一再出现。

为了正确认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坚定边界割据地区党和红军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胜利信心,1928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江西省宁冈茅坪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篇文章作为决议案在会上被通过。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文︱毛泽东

本文写于1928年10月5日

一、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方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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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 政权 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