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

回顾历史,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为了信仰,在上海的石库门内围桌而议,但在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一生革命,矢志不渝,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有的血洒疆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却背弃信仰,叛变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南湖到遵义,从瑞金到北京,从陕北窑洞的“兴国之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9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始终高举信仰的旗帜,引领着中国不断前进。回头看那奋进的路,有旭日初升的希冀,更有血雨腥风的坎坷,这不仅考验着一个政党的生命力,也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和信念。

历史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才能看得更加清晰。回顾历史,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为了信仰,在上海的石库门内围桌而议,但在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一生革命,矢志不渝,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有的血洒疆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却背弃信仰,叛变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

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

1、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王尽美

坚守信仰,投身革命,靠的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长时间的坚守,是即使奉献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念。何叔衡是党的一大代表中最年长者,参会时已经45岁。他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并且是前清的秀才,但他没有选择追名逐利的官场,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生的信仰。他积极与有志青年交往,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评价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出席一大后,他协助毛泽东开展湖南的建党工作。

1931年,他辗转进入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因不赞成肃反政策,被撤销全部职务。虽然受到错误批判,但是他仍然坚持对党的信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为党工作。红军长征时,年近六旬的何叔衡留在苏区,这意味着极大的艰苦和危险,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怨艾。

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护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往闽西突围,到达上杭县时被保安团包围,为了不拖累战友,何叔衡纵身跳下悬崖,负伤未死,后被反动团丁发现,在搏斗中壮烈牺牲。何叔衡在新民学会时就以性情刚毅著称,临难不苟正是他这种品格的表现。

邓恩铭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靠着信仰的力量,他以青春的激情参加了党的一大,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是在当时,革命是危险的代名词,他的家人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极力阻挠,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拖住他。邓恩铭拒绝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表达了他在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崇高精神。

1928年秋,因叛徒告密,他在济南被捕。在狱中,他领导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两次组织越狱,使部分同志冲出监狱脱险,而他却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未能越狱脱险。在狱中,他写下《诀别》一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之后他慷慨走上刑场,以满腔赤诚实践了为党献身的誓言。

一大代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却有一人曾经持枪作过战,火线负过伤,他就是来自武汉的代表陈潭秋。陈潭秋才华横溢,本可成为杰出的记者,却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加入革命队伍。他发动与领导了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并因此受到通缉。

1939年9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并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他被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而在两年后召开中共七大时,由于消息阻塞,代表们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名列第11位。

还有王尽美,为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他忘我工作。1925年春节前夕,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住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他掌握着党的经费,却公私分明,没有用一毫一厘为自己治病。

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便回到贫寒的家中,一面工作,一面养病,最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年仅27岁。病重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们是信仰的坚守者。为了信仰,在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时,没有丝毫的犹豫,而是选择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2、背弃信仰,脱党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

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背叛。最先叛党的是陈公博。陈公博参会时还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把参会当作度蜜月。后因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最后一天在南湖召开的会议他竟然没有参加,自行脱会。回到广州后,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并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脱党后,陈公博在他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写下了一段颇有预见的话:“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陈公博做出了正确的预见,但是却为了高官厚禄而逆着他自己预见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导致了其最后可耻的下场。脱党之后,陈公博投靠了汪精卫,加入国民党并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但是其本性难改,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抗战爆发后,他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

同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还有周佛海,他是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会的一大代表。1924年9月,周佛海写信给中共要求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叫嚷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抗战期间,他又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并随汪精卫叛变投敌。

同样沦为叛徒的还有张国焘。他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创立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不可谓没有功劳,但他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功绩与党的利益的关系。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伸手向党要权,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直至最后分裂党,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叛党投敌,投到戴笠门下,成立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特种问题研究室,成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帮凶。

历史不会宽容叛徒。日本投降后,陈公博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1946年4月,陈公博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死刑,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周佛海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后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

1948年,他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张国焘在被军统榨干利用价值后,遭到抛弃。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召他回国,但他拒不认错,之后辗转台北、香港、美国,生活难以为继,最后在加拿大的一个免费养老院了其残生。

3、一度叛党,迷途知返——刘仁静、包惠僧

背叛党的还有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9岁。他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号称“小马克思”。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限于书本。之后他遇到托洛茨基,很快为托洛茨基所谓的理论修养和人格魅力折服,进而成为中国最坚定的托派分子。1929年,他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又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向共产党开炮。

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做《论持久战》报告。

包惠僧实际上是替陈独秀参加一大会议的。他年轻时是一名记者,对社会的腐朽丑恶深恶痛绝,后由于认识了陈独秀,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但在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考验时放弃了信仰,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接受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一度升任国民政府人口局局长。

刘仁静和包惠僧虽然叛党,但他们最后都迷途知返。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工作,后任国务院参事,他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则于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和国务院参事。

4、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达、李汉俊

李达是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为联络各地党组织、组织全国性政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在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宣传委员。1923年,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虽然脱党,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信仰,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李汉俊还是一大的筹备者之一,上海一大会址便是他兄长的住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称赞“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者”。但是由于与陈独秀和张国焘发生矛盾,李汉俊渐渐脱离了党。

1925年,李汉俊彻底脱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李汉俊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1952年,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5、矢志不渝,一生坚守——毛泽东、董必武

在一大代表中,除了四位先烈外,还有两个人为信仰坚守,奋斗终生。这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便志存高远,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在党的一大时,他担任书记员。一大后,他致力于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和工人运动,尤其是直接领导了安源和长沙的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大革命失败后,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

1941年,129师领导在太行山区涉县,右起:蔡树藩、刘伯承、邓小平、李达。

毛泽东还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飞跃,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代表,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董必武是中共“五老”之一,中学读书时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从此,董必武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仰。

1934年,年近半百的他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始终信仰坚定,正确掌握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党性。

正确的道路从来不怕遥远。95年的历史已经作出证明,铁一般的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始终是共产党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信仰永恒,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时空如何变迁,只要始终高擎信仰的火炬,未来的路就一定光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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