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两国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有过相互学习、密切交往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以强凌弱、兵戎相见的历史时期。现正经历着摩擦不断、矛盾加深的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构成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清晰历史脉络。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两国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有过相互学习、密切交往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以强凌弱、兵戎相见的历史时期。现正经历着摩擦不断、矛盾加深的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构成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清晰历史脉络。

 

中日关系的古代史:

是日本不断学习中国先进的历史

 

据历史学家考证,日本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移民国家,因为日本岛原本并没有人居住。距今9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日本岛上才有居民。最早的日本居民是从北方大陆迁移来的通古斯人,以后又有马来人从南方渡海而来。大约从公元前1000纪后半叶开始,不断有中国人和朝鲜人移居日本。这种情况说明,日本人的部分祖先就有中国人的身影。

在中国史书中,保留了一些关于日本古代社会情况最早的史料。据《三国志·魏志》中倭人传的记载:公元1~2世纪,日本岛上存在着100多个小国。公元3世纪,日本九州北部出现了一个较大的邪马台国,是日本形成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公元3世纪以后,在本州岛中部兴起了一个大和国。由于这个地区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日本国形成的中心地区。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与日本存在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日本在漫长的古代发展中,从中国学习了许多先进的东西,为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移民工匠和农民手中,学到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公元4~5世纪,有很多中国大陆和朝鲜大陆的农民和工匠移居日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日本史书称之为“韩锻冶”的朝鲜冶炼工匠和“吴织”、“汉织”的中国纺织工匠,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以很大影响。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大和国到公元5世纪统一了日本。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478年大和的国王武(日本史书称之为雄略天皇)曾经给我国南北朝时的宋顺帝刘准写过信。讲述他统一日本的情况:即东征55国,西服众夷66国,渡平海北95国。他说的国实际上是分布在日本各地的各个部落。

第二、从中国移民使用的语言中,学到了先进的中国文字。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大约到公元4~5世纪以后,大陆移民渐渐多起来。中国的儒家经典也传入日本,日本开始使用汉字和汉文作为记录工具。日本熊本县出土的大刀和歌山县出土的画像镜,都有汉字铭文,年代为公元503年。日本还有用汉文记载的史书《帝纪》和《皇帝日继》。公元5世纪中叶,日本开始利用汉字作为音符,表达日本的语音。直到这时日本人才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思想、记录历史、发展民族文化。

第三、从派遣使者来华,学到了先进的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中,公元6世纪末叶,出现了一位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改革者圣德太子。公元603年,制定并颁布了官僚贵族的冠位十二阶。公元604年制定并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公元607年和608年两次派遣隋使、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交流,并带来了给中国皇帝隋炀帝的国书。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在于移植先进的中国封建制度和中国文化教育制度。公元710年到794年为日本的奈良时期。日本在奈良时期大力吸收中国文化。自公元630年到894年,派遣唐使就达19次之多,其中有13次来到唐朝首都长安。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最澄、空海、圆仁,回国后都积极宣传中国封建文化,还制定了模仿唐朝的贵族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有博士、助教,教授经学、律令、汉文学、书法、算法。从圣德太子以来,贵族一般都能写六朝风格的汉文和汉诗。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是当时贵族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公元794年到1192年为日本的平安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武士阶层。出现了《源氏物语》这部中古早期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具有54章内容的贵族恋爱小说。日本于公元894年停止派遣唐使,逐渐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模拟,形成了日本特点的文化。

 

中日关系的近现代史:

是日本不断欺负中国软弱的历史

 

如果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在77年的历史发展中,日本野心极度膨胀,处心积虑地进行侵略扩张,欺负处于软弱状态的中国及其亚洲其它国家。集中表现在发动、参与四次战争行为上面:

第一、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掠夺中国大量财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开始积极准备对朝鲜和中国进行殖民扩张。1892年组阁的伊藤博文,在英美的支持下,于1894年8月,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不但使中国被勒索去3.65亿日元的所谓战争赔款,还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50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1895年在台湾建立了制糖厂,1896年又在上海开设了纺织厂。

第二、发动日俄战争,放肆攫取在中国的大量殖民权益。1896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庞大的军事预算案,军费占全国财政开支的50%。把陆军由6个师扩大到10个师,把海军舰队由8万吨扩大到27万吨,并且在国内修建了许多军事基地和军需工厂。非常明显的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把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了。

当时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就是占领并奴役处于软弱状态的朝鲜和中国,在太平洋建立自己的霸权。之后,日本与其它列强参加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并把福建确立为它的势力范围。1900年,西方列强联手帮助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日本派出的兵力最多。1904年2月8日夜,日本舰队突然袭击旅顺口,对驻守在旅顺口的俄军开战。5日即占领大连。1905年1月日军占领旅顺,3月又占领沈阳。由于日俄之战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使中国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日俄战争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906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了半官方的南满铁道公司作为侵略工具。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夺取了原沙俄修建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权益,侵占了旅顺和大连,并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加紧进行掠夺。

第三、对德宣战,意在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1914年8月,日本宣布对德宣战。日本参战的目的,不在于赴欧洲作战,而在于侵略中国。1914年5月25日,日本通过武力恫吓,使袁世凯政府与之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为:一是把山东由德国的势力范围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二是日本在南满和东蒙享有独占权。三是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四是中国沿海的任何港湾、岛屿概不让与第三国。五是日本对中国的政治、财政、军事、警察等方面享有特权。

由于日本单独控制中国的企图,损害了其它列强的利益,加之袁世凯的去世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没有完全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参战国召开了巴黎和会进行分赃。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和会,并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列强的特殊权益。对于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列强们不予理睬,拒绝讨论。由此,使巴黎和会自然就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巴黎和会不仅拒绝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反而把中国置于战败国的地位,擅自进行瓜分中国的行动。反动的段祺瑞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竟然准备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各界人士群情激愤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中国人民第一次鲜明地高举反帝爱国旗帜的政治运动取得了胜利。

第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意图灭亡全中国。日本一直梦想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1927年6月,由日本政友会头子、时任日本政府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大将主持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和关东军的负责人,以及日本驻华的外交官。在这次会议上,就侵略中国的政策和方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并通过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个在华的行动纲领。田中把这个纲领上报天皇,被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东北各省和内蒙地区自然资源如何丰富,从而阐述了侵占这一地区的必要性。奏折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它如小亚细亚及其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奏折还阐述了征服的手段必须以武力夺取。他们看到,当时的英美国力比日本强大。中国统一的前景和民族资本的壮大,威胁着日本的利益。因此,提出:“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力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以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免欧势东渐之危险。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计划。日本把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作为整个计划的第一步。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日本国内成立了许多法西斯团体。在1930年到1931年期间,日本成立的法西斯组织有:樱会、急进爱国党、祖国同志会、尊皇急进党、血盟团、黑龙会。在日本国内公开建立法西斯专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1930年,日本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9%,居世界第一位。1931年6月,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为夺取中国东北地区拟定了行动计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5天之内占领了吉林、奉天两省的各重要城镇。同年11月占领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932年初,占领了哈尔滨。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中国东北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1932年1月,日本又向上海发动进攻。1933年又向热河、察哈尔和华北地区进攻。

1936年8月,日本首相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一个由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制定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狂妄计划。从此,“五相会议”代替了内阁全体会议,成为日本政府的决策核心。这种体制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军事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形成。这次会议提出一个所谓的基本国策,即“外交国防相辅相承,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按照这个基本国策的要求,日本政府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1936年军费开支达到了10.6亿日元,占全部财政预算的46%,1937年达到60%以上。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1937年即投入中国战场16个师的兵力,约占当时日本总兵力的66%。193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共有51个师的陆军兵力投入战争。其中,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共有100多万人。包括部署在中国东北的13个师,部署在中国关内的22个师。

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展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对日伪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共对日军大型会战22次、大型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消灭日军48万余人(包括日本将官126名),受伤日军193万余人。从1937年7月到1945年5月,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伤亡、被俘军人共达250余万人,超过了英美和苏联所消灭日军的总和。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国策彻底失败,日本觊觎中国领土多年的梦想最终破灭。

 

中日关系的当代史:

是日本不断遏制中国崛起的历史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自身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据盟军最高司令的保守估计,战争消耗了日本社会总财富的33%和全部可能收入的50%。战后初期的日本一片萧条,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就业形势极为严峻,通货膨胀极度恶化,物价翻番飞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到战前的35%,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到战前的65%。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日本开始战后重建。在整个世界都在医治战争的创伤,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日本人依靠顽强的韧性精神,在短短20年时间里,就使日本经济获得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增长。到20世纪60年末,日本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之由战败屈服的形象一跃而成为经济巨人。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使日本人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进入20世纪90年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风光不再,经济发展速度变慢,工商业陷入衰退而停滞不前。此后20多年时间,日本经济在美国的压制下一直呈现不景气状态。然而,作为近邻的中国却异军突起,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这种状态的出现,使许多争强好胜的日本人产生了极大的焦虑症和嫉妒心理。“东亚病夫”的发展和崛起,是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所不能接受的。由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给中国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成为日本右翼政府的基本“国策”。

日本右翼政府遏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伎俩,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否定侵略历史问题。承不承认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战后日本政界、财界、军界、教育界,一直存在着恶意隐瞒对外侵略历史,欺骗子孙后代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东京的靖国神社一直供奉着二战期间的战争罪犯,包括东条英机等几十个甲级战犯。意在把战犯美化成民族英雄。这种行为和意图表明,日本朝野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认真反省、忏悔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

二是修改教科书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就着手修改教科书,意在向日本后代人民隐瞒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历史。从1982年6月到9月,我国就开始就教科书问题,同日本政府进行严重交涉和有力斗争。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科学省审定并公布了中学的《新历史教科书》。其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内容比比皆是,引起了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的强烈不满。

第二、干涉台湾问题。台湾曾被日本占领长达50年之久。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使中国痛失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所有权。直到1945年10月25日,台湾才正式回到中国人的手中。中国前去接收台湾的是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是他受蒋介石的派遣,从日本驻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手中正式接管台湾。陈仪在接收仪式上说:“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回中国版图。”第二天,台北举行了庆祝大游行。接着台湾正式成立了行政长官公署,全省划分为9个省辖市、10个县和2个县辖市。台湾回归中国,为当时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所承认。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声明中说:“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它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职权。”美国国务院也说:台湾包括在中国之内,成为一省。1949年11月1日,英国外交部次官在英国下议院的讲话中也说,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当局在日本投降时已对该岛加以控制。1954年8月25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承认,按照《开罗宣言》的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这一点已经做到了。这些言论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

二战后,日本仍然对台湾问题耿耿于怀。在日本投降过程中,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就曾策动少数少壮派军人和极少数台湾人,企图搞台湾独立,以失败而告终。从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就纵容和支持台独分子的台独活动。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和约。1952年8月5日,日本与台湾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1957年6月,岸信介政府亲美反华,跑到台湾声称,赞成台湾当局反攻大陆。1960年7月上台的池田勇人和1964年11月上台的佐藤荣作,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伙同美国策划和支持“台湾独立运动”。1969年11月,佐藤访美时公然说,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明目张胆地把台湾纳入日本的“防卫范围”。1972年9月,中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日本并没有就此断绝与台湾当局的联系。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周边事态法案”。这两个法案,实质上是针对台湾的。就是如果台湾地区局势紧张,一旦爆发战争,日本、美国都要介入,为保卫台湾而战提供法律依据。2004年底,日方允许李登辉访日。最近日本政府又把台湾列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

第三、宣扬“中国威胁论”问题。日本2000年度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中,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白皮书说:“中国的中程导弹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射程之内。”又说:“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周围海域的活动非常频繁。”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有70枚左右的中程弹道导弹是瞄准亚洲的,使日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他们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参加美国提出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为其扩大军备寻找借口。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颁布了和平宪法。宪法规定,日本永远不再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其它战斗力量,只能保持有限的自卫队。然而,日本的自卫队已具有相当规模。总兵力有30万人,其中,陆上自卫队13个师,15万人,主战坦克1200辆,人数超过英国,坦克数量超过英法两国。海上自卫队有舰艇160艘,规模超过英国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五位。航空自卫队拥有作战飞机500多架,与英国和意大利相当。日本军费开支达到500多以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防务费用居世界第一位。据西方军事观察家评论,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综合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平宪法规定,日本自卫队用于专守防卫,不准走出国门。但是,现在它已由专守防卫转入全面进攻,已经以维和和帮助伊拉克重建,以及为商船护航等名义走出国门。种种发展态势表明,不是中国威胁日本的安全,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将威胁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安全。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摩擦。起因于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支持主张台独的李登辉和陈水扁;纵容日本右翼宣传车在东京大街上不断叫嚣,妄图开发东海油气资源;公然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这些行为和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承诺,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必然引起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的嚣张行径,引起我国青年学生和部分市民的强烈反响。北京、天津、广州、沈阳、长春、成都、杭州等城市陆续发生了“抵制日货”、上街静坐游行等过激行为。我们应当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们的不冷静、不理智的行为也是于事无补的。我们要把青年学生和部分市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刻苦学习和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中来。

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之所以蓄意挑起事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预谋的。从近期看,日本政府在政治上不断恶化中日关系,是因为小泉政府的支持率不断下滑,以对外事务来转移民众对其内政的不满。从长远看,日本政府在政治上不断恶化中日关系,是因为日本政府强烈的冷战思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不能容忍中国经济实力会超过自己。政界和日本主流媒体都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相对衰落,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崛起将对东亚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日本欲趁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尚未超过自己时把中国的发展势头压下去。实际上,日本是在同中国进行全面较量。

日本之所以一贯以这种心态对待中国,经过探究,我们发现其根源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生存危机。日本面临着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与人口多、密度大的尖锐矛盾。用3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养活1.27亿人口,其难度可想而知。因为靠本国现有资源发展经济,等于竭泽而渔。过去可以凭借武力到国外去掠夺资源、强抢财富,当代世界已无可能。然而发展经济急需资源、国民生存急需财富。当年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风光不再。眼看近邻中国迅速崛起,日本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既无能为力,又束手无策。严重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促使日本人产生了一种不平衡心理。于是“我不好也不想让你好”的思维油然而生。正在这种扭曲思维的作用下,遏制中国崛起的卑鄙伎俩频频展现。二是民族性格。日本的主体民族“大和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在这种民族性格当中,既有坚忍、顽强的一面,又有狭隘、排他的一面。在古代的军阀体制及其武士道精神作用下、在近现代军国主义思潮的长期熏陶下,民族性格当中好的一面逐渐扭曲变形,变得冷酷无情、放荡无羁、傲慢无礼、盛气凌人;民族性格当中坏的一面更加极端化,演绎为嫉妒、仇视、排斥、为我独尊。由此,形成了一种膜拜强者、傲视弱者的特有思维。战败于美国,他们服气,因为美国是强者;战败于中国,他们不服气,因为中国是弱者。这才是遏制中国的日本人植根于头脑中、溶化在血液中、蕴含在骨子里的基因所致。这就是日本竭尽全力遏制中国发展崛起的两个深层次原因。

其实,日本政府应该认识到,有意恶化中日政治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两国的经济关系。一旦经济关系严重恶化,必然要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因为自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3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倍。到2004年已达到167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投资者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我们奉劝日本政府还是尽快回到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来,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妥善处理两国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政治家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两国关系,使之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此文写于2005年5月,未曾发表。是笔者当年为领导干部培训班所撰写的讲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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