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上流中国血为大耻--日本如何通过洗脑“皇民化”台湾

一般说来,受到皇民化洗礼的台湾人精英阶层,他们的处遇就比这些农民、小市民出身的原日本兵幸运得多了。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结构下,他们轻易地规避了对于他们“效力”日本的历史之清算。时至今日,这殖民地精英中的秀异者,在当代台湾朝黟政治、工商、产业诸领域中,占取了领导性地位。

【摘要:一般说来,受到皇民化洗礼的台湾人精英阶层,他们的处遇就比这些农民、小市民出身的原日本兵幸运得多了。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结构下,他们轻易地规避了对于他们“效力”日本的历史之清算。时至今日,这殖民地精英中的秀异者,在当代台湾朝黟政治、工商、产业诸领域中,占取了领导性地位。一九八零年中后,旧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效力派”精英迎来了恐怕自己都不曾料想的第二个春天,扬眉吐气。值得注意的是,以反华、脱华、反共为主轴的、广义的皇民主义,在台湾政局中发生了“隔代遗传”的现象。】

以身上流中国血为大耻--日本如何通过洗脑“皇民化”台湾

 

日本统治台湾时的老照片:奴化教育从娃娃抓起!

杨威理写的《双乡记》(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三),从一个角度看,是研究台湾被日帝殖民地化过程中造成台湾人重大心灵创伤的重要材料。书中细腻地记录了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心灵、人格的曲扭和挫伤。被殖民者在殖民统治结构中,感受到统治者的强大、文明、开化;感到自己的落后、粗野、弱小;感到台湾话野蛮,日本话文明,感到日本人说台湾人爱吃猪肉、讲话嚷嚷、不讲卫生是事实,而自惭形秽。

在具体生活中,殖民地台湾到处充满着对台湾本岛的制度性歧视,生活中到处明白地确定被殖民的“支那”台湾人是劣等、污浊、卑下的人种,无从改变。

这种长期、无从改变的劣等地位和劣等感,一方面激起不甘屈服者的抵抗,但一方面也带来屈服、苦闷、抑郁,更带来对压迫者的谄媚、逢迎,甚至甘为爪牙,欺凌同胞以求统治者的欢心。

二战期间,台湾成了日本侵攻华南、南洋各地的军事和工业基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攻打中国,日本人开始担心领台四十二年后仍然强烈地以汉人自居的绝大多数台湾人在战时对日本的忠诚。缺乏台人绝对的忠诚,日本就无法安心地使用基地台湾,无法放心动员台湾的人力以役使于战争。

因此,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当局制定了强迫台湾人“皇民化”的方针,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其目的在消灭台湾人的汉人意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剔除台湾人的“大中国意识”,消灭中国语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语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皇民化”是以强烈的洗脑手段进行的强制性同化运动。据研究,它的惊人的效果,不是来自怀柔,而正是来自强烈的民族歧视所造成的劣等感。四十年的歧视统治,使被殖民者确定了自已无可改变的“劣等”地位化皇民化运动就是在这优劣差等的定局上,日本人特别开启了一道虚构的门,即“皇民炼成”,提供“劣等”的岛民一条“救赎”之道,一线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炼“日本国民精神”,从卑贱不堪的“支那”的一切脱皮而出,化为洁净、顺服、谦卑的“天皇之赤子”。这于是引发了一部分自信“卑贱”的奴隶们“皇民炼成”的歇斯底里。著名的皇民小说《道》,以身上中国的血流为大耻,至死要修炼成一个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个中的典型。

皇民化的目,标在于把台湾人改造成抛弃汉族认同、“忠勇无双”的“天皇赤子”,成为侵略战争愚忠而驯服的工具。一九四二年,台湾施行陆海军“志愿兵制度”,一九四四年九月,进一步实施了“征兵制”,把三十万人以上的台湾青年以军夫、军属、军人的身分征调到辽阔的中国大陆和南洋各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充当炮灰。但穿上日本军装,开赴战地,成为天皇军队的台湾日本兵战斗员、后劝人员、工技和农技人员、军中伙夫、交通运输,在面对被日军蹂躏的华南、南洋人民之时,感受到了终于“炼成”而为日本人(兵)的“威风”,少数一些人,甚至以日兵本的身份参与了杀人、拷问、抢掠、强奸等罪行,并且在这些罪行中体验了“天皇军队”的身份,在以被害者(即被殖民者)与加害于人(即侵略军)的过程中,缓解了“优越”被殖者的劣等感。而这以加害他人来治愈自己劣等意识的构造,又使加害的行为愈趋凶残,罪孽愈深。至于极少数一些充当日本人通译,当上军曹、士兵,甚至下级军官的台湾人,其陶醉在日本化的“感激”、恣残虐于人而逞假日本人的优越意识,种种言行,有不忍闻问者。这是为什么有近百名台湾人日本兵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帝国战败。“台湾人日本兵”在大陆各地和南洋各地迎接战争终结的体验,也是十分复杂而辛酸的。有些“炼成”“皇民”的意识较深的,感到日本应该尚能一战,何至投降,觉得不服气,为日本战败感到惋惜。当然,有一些人听说日本人战败,自己恢复了战胜国中国的国籍而高兴不已。也有一些在盟军收容所里,尚未遣返,就迫不及待地办刊物,热情讨论如何建设故乡台湾,建设新中国。当然也有很多人感到茫然。但战事结束,可以回家团聚,总是可欢喜的事。然而把自己当成日本人而想为日本战败一哭的人,发现部队已经把他分出去,告诉他他已不再是日本臣民,请他到另外来收台湾人的营地集中。他于是也丧失了为帝国恸哭的立场。那些为恢复中国籍而高兴的人由于昨日还是中国人民和南洋人民的敌人,而在中国大陆、南洋遣返过程中,遭到当地人理所当然的白眼……

台湾人日本兵的遣返,也是曲折而辛酸的。在盟军司令遣返日俘的作业保证和国民政府联日反共的政策下,日本兵从各战区遣返日本的作业,安全而有效率。而各地台湾人日本兵的还乡,由于复杂的政治情势和国民政府认识不足,反而一波三折。不少人蹉跎数年才回到台湾来。

回到故乡的台湾人日本兵,固然不可能受到英雄式的欢迎,更没有理由领取分文慰问补偿的金钱,当然也不曾受到任何历史清算。但当陈仪集团的恶政开始引起台人普遍的反感,终至爆发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时,也有很少数的台湾人原日本兵重新把日本军服穿上,和“支那人”(外省官僚)对抗。当然,他们很快就被压服下来了。

多少自觉曾经伙同日本侵略、敌对过中华民族的这些原日本兵,在往后的岁月,也就默默地在生活中沉浮。随着台湾经济发展,日台交流的频繁,很多人和在日本的复员军人组织联系上了。他们在类如“战友会”的组织下,相互往来,一起喝日本烧酒,含泪高唱“同期之樱”,用拙劣的日本话和日本人前士官长、班长、长官、同僚苦话别后。“皇民炼成”的情结又开始无忌惮地复活……

一直到八零年代,原本在私下酝酿的、要求日本政府对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给予赔偿的运动,浮到台面上来。第一批到日本请求赔偿的一位陈先生告诉我,在去日本一路上,他和团员都想象着老长官、国会议员和日本政府一定会流着热泪拥抱他们这些离失多年前袍泽、同胞,从而快速通过立法,赔一大笔钱,好让他们度过安适的晚年。但日本当局和过去曾多次在东京、在台北一块喝烧酒、吃生鱼片、共唱“同期之樱”的战友会老长官,都冷着脸、皱着眉说,日本早已不把他们当成帝国的公民,没有资格享受帝国给予日本复军人的优渥的福利与恩给。

他们始而惊讶、失望,继而悲念。他们开始向日方索取战时积欠给他们的军饷和未曾偿付的军中邮政储金。但是双方对赔偿的币值见解相去天壤,至今谈不拢来。“现在我们是向他们要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陈老说。

他们很不谅解:为什么打仗的时候,说他们和其他日本人一样是“天皇赤子”,“内台如一”(日本人和台湾人平等),要赔偿、补偿就推得干净。他们说“日本国民精神”讲信义,看来是骗人的……

然而,内心深处,这忿怒还是来自日本认同的挫折。在我的采访中,不少人承认他们一直是见到日本人特亲切,听到日本话特高兴。看到他们对日本的爱恨交织,深深感到殖民地心灵的曲扭与复杂,远远不是简化的逻辑可以处理的。

当然,一般说来,受到皇民化洗礼的台湾人精英阶层,他们的处遇就比这些农民、小市民出身的原日本兵幸运得多了。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结构下,他们轻易地规避了对于他们“效力”日本的历史之清算。时至今日,这殖民地精英中的秀异者,在当代台湾朝黟政治、工商、产业诸领域中,占取了领导性地位。一九八零年中后,旧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效力派”精英迎来了恐怕自己都不曾料想的第二个春天,扬眉吐气。

值得注意的是,以反华、脱华、反共为主轴的、广义的皇民主义,在台湾政局中发生了“隔代遗传”的现象。完全不曾接受过皇民化运动直接影响的一代人,有一些人在反华、反共的政治上,歌颂马关割台的历史,在选战宣传车上当街播放日本军国主义的“军舰进行曲”,仿日本室的“菊之御纹章”设计八瓣菊旗为“新国家”的“国旗”……

于是,人们在看到台湾的“主体”论、“政治实体”论、“独特性”论和“独立”论空前地成为主流论述的同时,对于日本将台湾殖民地化的历史所遗留而未加以丝毫清理的精神、心灵、文化的挫伤,非仅视若无睹,而且对于“台湾主体”论以迄“独立”论其实就是这挫伤之本身、之再蓄脓的事实混然不觉。这才是台湾的“后殖民论”的严重的盲点。

而每次偶尔在台北的街头,看见头戴日本陆军或海军战斗帽,有人甚至还在后脑挂着遮阳巾的老人,踽踽而行,我都很难于不感觉到他们是台湾的曲扭的历史所造成的、至今不曾愈好的伤口,心情怆然。

【察网摘自《新新闻》,原题《歌唱“同期之樱”的老人们--皇民化运动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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