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真理报》曾批判《人民的名义》的“前身” ——巴巴耶夫斯基与苏联文艺的和平演变

巴巴耶夫斯基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绝不应该低于肖洛霍夫。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所写的一系列小说实际上构成了苏联社会,特别是苏联农村在共产主义者视角中一步步蜕化变质的编年史。同样,苏联教材与文艺评论对其批判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和平演变,到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不过是瓜熟蒂落。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共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苏联《真理报》曾批判《人民的名义》的“前身” ——巴巴耶夫斯基与苏联文艺的和平演变

近来,著名反腐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并且引起了热议。其实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早在四十多年前,苏联就一部内容类似的小说,但是不仅没有得到肯定,而且还遭到了《真理报》的点名批评,自然就更不可能改编成电视剧了。这就是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所写的长篇小说《现代人》。当然,两者虽然情节相似,但是《现代人》更加深刻,而且与《人民的名义》思想倾向有很大区别。

提起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大多数非文学专业的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学文学专业的人应该会对此有一个印象,因为现在中国几个版本的世界文学史中在讲到苏联文学时,几乎都要点名批判这位作家,称其的创作的《金星英雄》是苏联粉饰现实的平庸之作的代表。然而事实上,巴巴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远比这些文学史教材所讲授的复杂的多。其作品非常多,除了成名作《金星英雄》以外,仅仅长篇小说就还有《阳光普照大地》、《儿子的反抗》、《人世间》、《现代人》、《哥萨克镇》、《莽原》、《怎样生活》、《最后的传说》等等,至于中短篇小说就多得难以计算了。大体说来,巴巴耶夫斯基的创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斯大林时期,其代表作就是巴巴耶夫斯基的成名作《金星英雄》。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写的是,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一个在战场上取得过重大成绩的苏联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投身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通过兴建水电站等方式取得了重大成就。战争年代的英雄,再度变成了和平建设年代的英雄。应该说,就是体裁和内容来看,有点类似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区别在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里边写了不少蜕化变质分子的形象,而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面主要写的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其调子也更加欢快一些。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恢复时期,这部乐观主义与艰苦奋斗相结合的作品感动了广大读者。当时,各方面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巴巴耶夫斯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1万多封肯定他这部小说的读者来信。还有不少人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主人公相混淆,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金星英雄。因此还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向他写信求爱,其中既有女大学生,也有已经工作的青年女公务员。不过都被当时已经年近四十且结婚多年的巴巴耶夫斯基严词拒绝了。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巴巴耶夫斯基被授予斯大林文学奖,并且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第二个阶段是斯大林去世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其代表作是《人世间》和《现代人》。今天某些文学专业的同学一提苏联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文学,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名词“传统派”,认为这一时期苏联流行的农村题材文学就是以拉斯普京为代表的歌颂农村传统道德的流派。其实,当时苏联农村题材文学主要有三大派。第一派是经济派,主张通过经济建设克服农村中的种种困难与问题,其代表作是彼尔维采夫的长篇小说《黑风暴》。第二派是传统道德派(传统派),认为农村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体制和现代化导致的道德缺失,主张恢复古老的宗法农民身上的传统道德来解决农村的问题,其代表就是拉斯普京。第三派是共产主义道德派,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源是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系列做法导致共产主义信仰被抛弃,必须要重新恢复共产主义信仰才能够解决农村里面存在的的问题。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巴巴耶夫斯基。

第三个阶段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其代表作是回忆录式长篇小说《最后的传说》。巴巴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面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激烈的谴责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背叛,强调自己永远忠诚于苏维埃,忠诚于社会主义信仰,忠诚于劳动群众。小说指出,有人宣称《金星英雄》是粉饰现实的作品,其实只不过是这些人想攻击社会主义罢了。自己一辈子是忠诚于现实的,像小说《金星英雄》对于当时的社会充分肯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的确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而自己中期的小说《人世间》和《现代人》里边描绘的社会阴暗面越来越多,是因为当时的确社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而这一部小说《最后的传说》对于现实持一种全面批判的态度,是因为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劳动群众确实又丧失了主人翁地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然,也有一些人的看法和他完全相反,那是因为立场不同,那些人是站在地主资本家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等上流社会等立场上敌视人民大众的。

在这里,笔者想重点说一说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巴巴耶夫斯基创作的主要阶段的两部作品《人世间》和《现代人》。《人世间》写的是原州委书记霍尔莫夫因为抵制赫鲁晓夫一伙的浮夸风,不愿意强行征购粮食而被迫提前退休。但是,在退休以后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自认为为人民服务,实际上还是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于是,便利用自己在老同事和老部下中残存的影响力积极为群众维权,以改善群众的生活。《现代人》写的是老区委书记去世,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类似于区长)罗戈夫一直在投机钻营,力图当上区委书记的位置。但是,有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红二代谢德罗夫放弃中央党校的副博士学位和在中央机构任职的机会,主动到基层当一个区委书记。最终,在谢德罗夫的努力下,揪出了大量被罗戈夫重用的蜕化变质分子。虽然罗戈夫本人没有腐败问题,但是由于用人失察最终还是不得不干了一个像他这种除了投机钻营一无是处的人最适合的职业:中学历史教师。

大家看了内容梗概就可以发现,《人民的名义》主要内容似乎就是这两部小说的综合,把退休老干部反腐和红二代反腐结合了起来,甚至部分情节都是对于《现代人》的模仿。例如,小说中李达康让庸碌无为的孙连城当少年宫辅导员的情节,和谢德罗夫让罗戈夫当中学历史教师的情节如出一辙。附带说一下,这两部小说是中国在七十年代中期翻译的,在当时影响很大,虽然被中国列入“供批判用”的作品,但是几乎所有爱好文学的青年都喜欢读。因此,笔者揣测1956年出生的周梅森很有可能读过这两部小说,不排除《人民的名义》的前身就是这两部小说。

但是,这两部小说中虽然主要内容和《人民的名义》相同,但是其思想倾向又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后者更为明显。在这里仅仅介绍《现代人》中关于谢德罗夫的三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谢德罗夫和一个退化变质分子卡拉施尼克争论(此人是谢德罗夫的同学,也是众多腐败分子的的保护伞,但最后也没有倒台)。谢德罗夫强调:“我们必须要按着列宁的教导恢复共产主义信仰,提高共产主义道德水准”。卡拉施尼克表示:“我们有纪检委,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谢德罗夫表示:“纪检委一直都有,但是这些问题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显然仅仅依靠纪检委是不够的,只有共产主义道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卡拉施尼克表示:“你这是在唱高调”。谢德罗夫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讲列宁不讲共产主义还算什么共产党?”……

第二个细节是,谢德罗夫去农村考察工作,当地的干部希望带他到农业专家的家里去考察。谢德罗夫不顾当地干部的劝阻,非要去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考察。到了农民家里发现,房子破破烂烂多年没有修缮,家具也都是破旧不堪。谢德罗夫怒斥当地的农村干部:“为什么让农民过得这样?”当地干部强调:“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只有让农业专家过得好,让他们住上大房子,买上好汽车,农村经济才能发展。”谢德罗夫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只重视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要比知识分子多的多。”……

第三个细节是,谢德罗夫在一个会上回忆了三十年代刚搞集体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农村干部都是由一些普通农民担任的,他们也和不担任干部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而现在经济虽然比那个时代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农村干部基本都是由农业专家之类的人担任的。这些人从农村捞到了一切好处,住着好房子,整天开着豪车,却总是嫌捞的不够多,一面大骂三十年代一面向往着西方资本主义……

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些东西与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类似的细节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虽然主要情节相似,但是这些相关的细节却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人民的名义》除了一个老一辈儿的陈岩石,所有的年轻的正面人物没有一个是谈共产主义的,反倒是不少腐败分子喜欢喊口号。特别是书中还用很长的篇幅特地描写了腐败分子刘新建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段落,这与《现代人》中腐败分子一听到马列就捂上耳朵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关于工人维权的情况,领导工人维权的也都是某些专家能手之类的知识分子,甚至是蔡成功这样的大老板。这和现代人中形形色色的专家们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第三,当提到毛泽东时代的国企工人生活时,剧中人的评价是“连饭也吃不上”。有一句话说得好,魔鬼尽在细节中。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火爆,主要是因为他把新闻舆论中的一些贪官形象聚合了起来,让人感到形象生动。同时,其宣扬的一些“办公室政治”其实也迎合了消费者一种“阅读的秘密”,就跟宫斗剧《甄嬛传》之类的火爆是类似的。然而,这部小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于正面人物刻画并不特别成功。他无法说明正面人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坚定不移同腐败分子斗争的精神。而《现代人》在这一方面就比较成功,明确把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清廉与腐败的分界线。里面的正面人物都是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坚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而反面人物则都是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信仰个人主义普世价值的。这种用精神信仰和道德的解释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至少可以说服读者。

这可能也跟两位作者的思想倾向不同有很大关系。周梅森以前的那些《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为代表的小说中,《至高利益》里就把美国留学生贺家国作为反对腐败的先锋,《绝对权力》的大结局则是安排了两个外国留学搭班子来“根本上防止腐败问题”。但是在现在的形势下,其又不好把美国人和美国留学生当做反腐的主力,这就导致了正面人物塑造的失败。而巴巴耶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苏联抛弃共产主义的一些做法一直是极度不满的,其本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就让这部小说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另外,看了上面的这些内容,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出斯大林去世后的历代苏联领导人对巴巴耶夫斯基的态度了。没错,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一直到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苏联的中学文学教材和高校文学教材修改过很多次,正面人物发生过多次变化,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只有一个被视之为反面教材的作家万古不变,他就是巴巴耶夫斯基。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学教材都要把他的成名作《金星英雄》拉出来批判一通,称之为“平庸无聊的粉饰现实作品的代表”,甚至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号垃圾”。今天中国的文学史教材与绝大多数相关的专著也对此照单全收,把巴巴耶夫斯基拉出来大批特批,像一本发行量很大的《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如是说:

【以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等为代表的大多数战后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往昔战场上的英雄和今日劳动中的模范,他们在歌舞升平的环境顺利地建设着共产主义,到处是荣誉和富足,作品中的矛盾也大多为英雄们时而不小心流露出的一点自满情绪等等。在诗歌中,对现实和领袖的歌颂更为直接,是标准的“颂歌体”。总之,战后的文学在错误的理论的引导下,在违反文艺规律的行政命令方式的操纵下,已步入一个误区,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这种文学风气,一直持续到社会和文学上的解冻时期的开始。】

除了教材中的批判,还有我们开头所说的,1972年《现代人》刚刚在《十月》期刊发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马上就发表了长篇书评《用生活来考验》,猛烈的批判这部作品只有“率直性”而没有“准确性”,未能够正确的表现出苏联当代人的生活,小说描写的社会阴暗面过多,特别是没有写出苏共二十大以来反对个人崇拜斗争的伟大意义,是一部失败的、灰色的作品,等等。这种对一本书如此“重视”的做法,在苏联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不过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某种意义上本身就证明了这位作家的伟大。个人认为,巴巴耶夫斯基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绝不应该低于肖洛霍夫。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所写的一系列小说实际上构成了苏联社会,特别是苏联农村在共产主义者视角中一步步蜕化变质的编年史。同样,苏联教材与文艺评论对其批判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和平演变,到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不过是瓜熟蒂落。看看今天的中国的教材与文艺评论,同样令人忧心忡忡。我不知道何时能够还巴巴耶夫斯基这位“共产主义道德派”的代表作家一个公道。或许,还要等到共产主义信仰进一步回归吧!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标签: 苏联 和平演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history/201704/355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