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视的历史动能: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步骤

打开东欧防线→全面解体苏联→倾力对付中国是西方的和平演变路线,他们视中国为世界社会主义最顽固的堡垒,他们以促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作为演变中国的基础条件、以人权问题作为演变中国的突破口、以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演变中国的有力工具、以保持接触和交往作为演变中国的重要渠道。中国实现了和平演变,就会使世界社会主义大厦失去最后一根顶梁柱而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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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的历史动能: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步骤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制定和实行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以及分阶段、有重点、有步骤、各个击破的方针。

一、打开东欧防线

根据西方国家制定的政策和方针,他们把和平演变的战略重点放在了东欧,功夫下在了东欧,力图首先在东欧打开缺口。因此,突破东欧防线,也就必然成了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那么,西方为什么要把东欧作为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重点呢?概括地说,无非有这样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东欧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西部防线。突破这道防线,就可以长驱直入,直取苏联,向亚洲部分扩张。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全世界共有15个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除古巴远在拉丁美洲之外,其余14个国家均在欧亚两州。这14个国家,除苏联横跨欧亚两洲之外,其中欧洲有8个国家,即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亚洲有5个国家,即中国、朝鲜、蒙古、越南、老挝。从地理位置上看,这14个国家已经连成一片。这种状况,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它不仅方便各国之间的相互往来,而且可以结合为一个整体,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布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合力,对西方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千方百计加以破坏。战后初期,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其目的之一就是以经济为诱饵,争取和分化东欧国家,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影响。当时确有一些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曾表示准备接受马歇尔计划。但是,由于苏联积极采取措施,与东欧各国在经济上加强联系、在政治上加强合作、在外交上加强往来、在军事上协同行动,才挫败了美国及其西欧盟国争取和控制东欧各国的阴谋。

然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就出现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象一股强大的飓风,首先冲击到东欧各国,并由此引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从而使东欧各国和苏联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

这种裂痕是西方国家所渴望已久的。他们巴不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自己干起来,以坐收渔人之利。于是,他们开始加以利用。凡是与苏联有分歧、想分离的东欧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和鼓励。1960年6月14日,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在一次演说中,就要求西方为东欧准备好一套更灵活和更现实的做法,使那些已经表示不满的仆从国摆脱开它们的苏联主子,设法消弱这些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以便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1964年4月3日,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在白宫发表的一项声明中也指出:美国政策在东欧的主要目标是鼓励用和平的努力来消弱莫斯科的控制。而东欧各国同自由世界的贸易,特别是同美国的贸易,是这些国家能抵制苏联控制的基本方法之一。1965年,当时任约翰逊政府对外政策设计委员会核心成员的布热津斯基在《消除分裂的办法》中主张,东欧国家凡对外增加摆脱苏联控制的机会者,应获得奖赏。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渐趋于瓦解。由于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已无暇顾及东欧。趁此机会,西方夺取了东欧,实现了西方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第二、东欧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东部近邻,争取东欧各国转入自由世界,具有极为方便的条件。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重点放在东欧,并以波兰和匈牙利为突破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一是东欧各国具有和平演变的历史基础。战前的东欧国家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附于西方垄断资本。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就有3/5的大工业为外国资本家所掌握;罗马尼亚竟有97%的石油工业为英美垄断组织所控制。在政治上,追随西方国家,奉行反苏政策。这种历史基础,并没有为40余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彻底铲除。1989年8月22日,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对意大利的《信使报》发表谈话时说:“谁都没有走过从社会主义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准备走这条路,把波兰拉回战前的状态,当时波兰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大事记》第154页)瓦文萨的这番话是东欧国家上述历史基础在现实的真实反映。

二是东欧各国具有和平演变的外部环境。西欧与东欧毗连,是东欧各国的近邻,与东欧在历史传统、文化观念、民族特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特殊联系。西方国家商定,由于西欧所具有的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和平演变东欧国家的过程中,西欧要比美国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在向东欧渗透的问题上,由西欧而不是美国掌握协调权。由欧共体组成的24国援助集团,美国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西欧接受任务后,根据各国对东欧的传统影响,做了相当明确的分工:即由联邦德国重点负责民主德国;法国重点负责波兰;英国重点负责匈牙利。此外,北欧理事会重点负责苏联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他们计划,在东欧完成和平演变之后,将东西欧组成为一个以欧共体为核心的统一的欧洲。

三是东欧各国具有和平演变的现实心态。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莫大希望,寄托于东欧各国共产党人和普通平民的心态变化上。从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来看,由于长期以来放松了党的建设,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因而使相当一些共产党人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从东欧各国的普通平民来看,由于8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人民日益强烈地不满。改革开放后,东西方交往增多,西方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在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崇尚和向往西方的心态。东欧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已为西方政治家所观察到。尼克松就曾这样描述他们观察到的东欧人心态上的这种变化:“东欧共产党人完全失去了信念。他们大多数是野心家和官僚,已经丧失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新一代东欧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务实主义者——务实主义为和平演变创造了开端。”(《1999:不战而胜》第151页)由此,他不仅认为,这种变态的东欧人,是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必须依靠的力量,而且认为,东欧人这种思想状况的出现,标志着在东欧实现积极的和平演变的条件已经成熟。

西方选择波兰和匈牙利作为和平演变战略的突破口,是经过反复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早在50年代中期,这两个国家都发生过具有和平演变性质的动乱,种下了和平演变的种子。

首先看波兰。在历史上,波兰曾多次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很多波兰人存有仇俄心理。波兰人与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的交往。仅旅居美国的波兰人就达600万之多,其中有50%已加入美国国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海外关系,十分便于进行思想渗透。波兰在80年代初兴起团结工会,不断制造动乱,是西方搞和平演变的重要依靠力量。波兰的教会势力不但很大,而且比较反动,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的重要支持者和促进波兰演变的桥梁。执政40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有300万党员,但是很多党员政治立场不坚定,团结工会兴起时就有1/3的党员投向反对派组织。加之原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一直没有被肃清,因而很容易被西方所利用。

其次看匈牙利。在匈牙利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人日益增多。主张重评1956年事件的情绪不断增长,很容易成为新的动乱爆发点。匈牙利和波兰一样,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向西方求借大量外债,背着沉重的外债包袱。统一工人党内部分歧严重,派别林立。在高层领导中,自由化势力不断汇聚,力量不断增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波兰和匈牙利成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因而被西方选定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西方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波兰和匈牙利被攻破,那么,就会成为东欧其它国家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榜样,使其它国家象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和平演变。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确实首先在波兰和匈牙利实现突破,然后扩展到整个东欧地区。这种情况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平演变战略部署的第一步已经基本实现。西方国家在东欧得手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和平演变攻势,向下一个战略目标推进。

二、全面解体苏联

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战略部署的第二步,就是全面解体苏联。西方国家在东欧得手后,提出和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其中的头一项任务,就是要在5年之内把苏联解体,使它由一个一流强国变成一个次等国家。长期以来,西方各国对苏联是既恨又怕,奈何它不得。自戈尔巴乔夫提出 “改革和新思维”之后,特别是东欧发生剧变以后,西方已经清楚地看到,苏联与东欧那种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旦被破坏,苏联就失去了可靠的盟友,变得孤立无援;失去了西部屏障,暴露在西方面前,自然就成了西方猎取的新目标。

那么,西方是如何实现全面解体苏联这个新目标的呢?概括地说,采取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基本措施:

第一、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把改革演变成为全面动荡的局面,为解体苏联创造前提条件。1987年11月,苏联政治出版社和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他指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改革与新思维》第184页)围绕这个核心,他提出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维原则。因而,此书出版发行以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轰动。西方国家对此极为敏感,马上嗅到了其中蕴含着的滋味。联邦德国的一位学者认为,新思维从理论上大胆否定共产主义最终胜利有历史必然的这种观点,是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思想。因此,对西方来说,肯定苏联的改革,并加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是有益的。一部分西方学者还认为,新思维的问世,是苏联改革的里程碑和分水岭,将为苏联实行重大变革铺平道路。西方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政策中,看到了苏联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和新的希望。因而把新思维看作是戈尔巴乔夫奉献给他们向东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通行证。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新思维,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正如美国人罗伯特·凯南所说的那样,新思维无意中给西方世界帮了一个大忙。

戈尔巴乔夫按照他的新思维制定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改革。改革政策的实质,则是要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治上,从民主化、公开性转向政治多元化和承认多党制;在经济上,从国有化转为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从舆论垄断转到意识形态多元化。对外政策的核心是缓和。缓和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全人类利益优先。在东西方关系上,从对抗转为对话;在军备问题上,从军备竞赛转为全面裁军;在两种制度的斗争上,从冷战转到和平竞赛;在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上,从诉诸武力转向政治谈判;在对待第三世界的问题上,从输出革命转向加紧收缩。

为了鼓励戈尔巴乔夫全面实施以新思维为指导的内外政策,西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苏联的国内改革,公开表示欢迎和支持。自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后,苏联开始按照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加快改革进程,把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指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位,使西方对苏联改革由观察和怀疑转向欢迎和支持。1989年5月,布什由于看到苏联在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尊重人权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因而明确指出,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我们想看到苏联改革继续下去并取得成功的真诚愿望。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后,苏联加快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步伐。这就是,取消了规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宣布实行多党制、总统制、议会制、联邦制和市场经济等。对此,西方给与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1990年2月7日,美联社报道,布什赞扬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说:“我可以代表所有的美国人说,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主席提出的采取进一步步骤在苏联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的建议感到高兴。”(《东欧演变和西方》,《当代思潮》1991年第5期)1990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的政治宣言,阐明了西方对苏联改革政策 的总态度。宣言定下的基调是:我们欢迎苏联朝着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以及苏联按照市场原则改革经济的尝试。我们保证同苏联合作,帮助它旨在创造开放社会、多元化民主制度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努力。这种变化将使苏联能够履行它在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中的责任。西方对苏联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态度到1990年11月巴黎欧安会首脑会议时达到高潮。

对苏联的缓和外交,西方给以有限的响应和奖励。自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政以来,到1991年6月,在6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先后提出了将近20项裁军或撤军建议,并从1987年美苏签订“中导协议”后真正裁军开始,到1991年2月,苏联已完成撤军人数为22.3万人、坦克8000辆、火炮4000门、飞机760架。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单方面裁军50万的声明,已基本上得到了落实。截止到1991年3月,苏联武装力量已减少46万人。在这6年期间,苏联始终以美苏关系作为其外交活动的重点。高层人士接触频繁。两国总统互访已超过10次。仅1990年,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就会晤了3次,两国外长就会晤15次。苏联主要领导人出访达上百次,开展富国外交。加之放弃了对东欧的控制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输出。因而赢得了西方国家的好感,表示愿意给苏联以经济援助。美国答应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和考虑给与最惠国待遇。德国许诺给与200亿马克的援助,承诺担负全部驻德苏军的费用和为在1994年底以前分批撤离德境的苏联军官建造3.4万套住宅的费用。意大利准备在5年内向苏联提供60多亿美元的贷款。日本政府已决定向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提供2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日本民间公司已在苏联投资8亿多美元,还打算再投资40多亿美元。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的回报。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虽然问世时间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是,它给苏联党和国家、给东欧各国人民、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危害却是难以估量的。对于苏联国内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给苏联党内和国内所带来的,并不是改革的成功,也不是经济的繁荣,更不是社会的稳定,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否定苏联的全部历史,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全党的解散。致使反对苏共的势力迅速形成气候,并逐渐左右了苏联的政局,导致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的综合症。这样,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以新思维为指导的改革,终于演变成为全局性的社会动荡。这无疑是苏联全面解体必须的前提条件。

第二、利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分立主义思潮,为解体苏联提供内在动力。苏联是一个由12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苏联的民族问题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这样两种形式:一种是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俄罗斯族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各加盟共和国与联邦中央之间以及各民族自治实体之间的矛盾。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苏联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激化。

西方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大有可以利用之必要。尼克松对此有比较清醒地认识:尼克松认为,莫斯科统治着地球上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俄罗斯族人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另一半是包括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白俄罗斯族、哈萨克族等100多个相互各异的民族。这两种民族之间仍然潜伏着尖锐的矛盾,一有时机就会表现出来。他以阿拉木图事件为例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苏联虽然靠武力暂时征服了这些民族的人民,但是,民族主义是20世纪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它在苏联并没有死亡。”(《1999:不战而胜》第159页)所谓阿拉木图事件,是指1986年12月,因戈尔巴乔夫撤换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而委派俄罗斯人科尔宾去接替,所引起的在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市数千名哈萨克人上街闹事,造成多人伤亡的事件。尼克松不但看到苏联国内民族主义的存在,而且积极出谋划策,为西方利用苏联的民族矛盾提供措施和办法。他指出:“在苏联制度之内,围绕着资源和边远省份的关键政治职位,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不断发生官僚政治战争。如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越来越重视非俄罗斯民族,在这种斗争中做出让步,那么发生积极变化的大门就打开了。”(《1999:不战而胜》第160页)他提出:利用广播和其它新闻媒介煽动情绪,挑起民族矛盾。他指出,自由之声电台的广播,“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民族主义上,应该鼓励这些民族的人民争取获得民族权利。”(《1999:不战而胜》第160页)

为了达到全面解体苏联的目的,西方国家纷纷以各种方式介入苏联的民族问题。每当苏联发生重要民族事件时,都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活动的身影。1987年8月,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群众集会游行,抗议当年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西方看到这3国民族分立要求最为强烈,为此所展开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最有希望首先脱离苏联。西方即委派“北欧理事会”专门负责推动这个3国与苏联的分离工作。当这3国宣布独立后,西欧、美国、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迅速予以承认,并以最快的速度帮助其加入了联合国。

1988年2月,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苏联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加盟两个共和国发生激烈冲突,造成8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50多万人沦为难民。1989年11月,美国参议员外委会专门通过了关于纳—卡州问题的决议,公开干涉苏联内部事务。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并同中央政府对抗。戈尔巴乔夫和苏人民代表大会都宣布,立陶宛独立是不合法和无效的,警告立陶宛当局,并准备对其进行经济制裁。3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即表示,支持立陶宛人的自决权,并警告苏联中央政府不要动用武力。1991年1月13日,苏联内卫部队占领立陶宛电视中心、电报局和财政部,死13人,伤百余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吉斯宣布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苏军在立陶宛动武事件发生后,不但震动了苏联,而且引起了西方的强烈抗议。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首脑和政界要人,以及北约和欧共体的领导人,都纷纷发表讲话,谴责苏联的行动,警告苏联此举将损害与西方的关系,并威胁要对苏联采取制裁措施。

由于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插手,特别是西方的推波助澜,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在民族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使苏联的民族问题愈演愈烈,民族分立主义风潮愈刮愈猛,出现了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性质之严重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截止到1991年6月,在民族冲突中,就已造成死亡1000余人,致伤9000余人,难民6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卢布。这说明在苏联政局动荡、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已经羽翼丰满,形成气候,左右着全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为保留全苏联盟所做的种种努力,已经不起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以及外部势力的内外夹攻,不得不宣布破产,苏联的彻底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到1991年底,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戈尔巴乔夫总统的辞职和全苏联盟机构停止一切活动,苏联最终被全面解体。

三、倾力对付中国

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战略部署的第三步,就是要倾尽全力对付中国。西方国家在东欧得手后,提出和制定的十年计划中的第二项任务,就是要在后5年联合被演变的东欧各国和被解体苏联各国专门对付中国,使中国丧失进攻能力。现在,西方解体苏联的计划已经提前3年完成了。那么,从1992年起,西方必然要把和平演变战略的主攻目标转向中国。

第一、西方视中国为世界社会主义最顽固的堡垒,中国实现了和平演变,就会使世界社会主义大厦失去最后一根顶梁柱而坍塌。在东欧和苏联被和平演变以后,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唯有中国是一个世界级大国,在综合国力方面比较强,可以与西方抗衡,并取得了反和平演变的成功经验。因此,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中国靠拢。东欧剧变后,凡主张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包括古巴、朝鲜、蒙古、越南、老挝,都派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到中国访问,就东欧剧变后,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交流意见,相互探讨,达成了许多共识。这种情况表明,历史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社会主义大厦顶梁柱的位置上。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现存各国的主心骨和带头人。

西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严密地注视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早在50年代,杜勒斯就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严重威胁着西方的安全。因此,西方要用和平的办法而不是武力的办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以便消灭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顽固的共产主义堡垒。

在60年代,研究中国的西方领导人寥寥无几。而戴高乐是其中之一。这位法国总统看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已有变化,认为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因而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导致中法正式建交。但是,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则不抱幻想。这说明,他已看到中国不会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微弱的。为此,他告诫美国总统尼克松,你最好趁早承认中国,而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使你不得不承认它。他要求美国同中国发展某种关系,以增加对中国的影响。

在70年代,尼克松在戴高乐、阿登纳等政治家的启发下,在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驱使下,在中苏关系比较紧张的状况下,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谋求同中国和解,利用中国制约苏联。实际上是利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来达到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这说明他已经把中国视为世界强国之一。但是,他认为美中之间存在着深刻地哲理性分歧。美中的合作,不是以共同理想为基础,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

在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以非凡的勇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非凡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西方也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尼克松在谈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时指出:“中国依附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它是雄踞一方的大国;而世界上又有许许多多国家看到它必将成为一支强劲的力量,乐于帮助它把潜力发挥出来。”(《1999:不战而胜》第273页)西方国家也纷纷加入帮助者的行列。但是,他们非常清醒地掌握着这种帮助的实质。这就是尼克松所强调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是为自己干,而不是为中国干。

进入9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的状况还将继续发展。旧有的世界力量格局被打破了,新的世界力量格局还没有形成。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巨人正在苏醒和崛起。因此,世界各国许多政治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越来越看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将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国继续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西方又感到了一种来自社会主义的新威胁。于是,美国、西欧以及台湾当局联手,加紧对中国大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第二、西方从东欧和苏联和平演变中看到了演变中国的新希望。因此,把过去几十年对付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努力都汇聚到现在,乘东欧和苏联演变的势头,加强对中国的攻势,企图一举实现演变中国的战略目标。我们从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践看,他们确实是把演变中国的次序明显地置于东欧和苏联之后。其所以如此排列顺序,是因为演变中国与演变东欧和苏联相比,难度要大得多。西方政治家已经看到,中国是一个独立性极强的民族,几百年来从未被外国入侵者或外来思想所永远征服过,对外人企图影响或主宰其内部事务,历来就很反感。

西方并没有因为和平演变中国的难度比较大而就此罢手。他们在东欧剧变后就明显地加快了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步伐。从近两年以来的事态发展看,西方已经着手从四个方面对我国发起攻势:

一是以促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作为演变中国的基础条件。西方认为,改革开放是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天赐良机。因而积极利用这个机会影响我国的发展方向,妄图促使我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变化,以便最终把我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就开始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多种渠道,对我国进行渗透。在西方导演下搞起来的这场和平演变的政治风波,很快就平息下去了。为此,美国暴跳如雷,联合其它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这样一来,西方以为我国将会把改革开放的大门就此关上,重新退回到旧体制和封闭状态中去。其实,西方的估计是大错而特错了。中国是绝对不会中断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要做的,只不过是要校正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使改革开放沿着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西方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声称要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把它变成一个他们想要看到的那样的中国。这就是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拉蒙·迈尔斯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促使出现一个新的中国:一个促进经济多元化,包括允许私人财产的存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提高生产率的中国;一个能够把外国最优秀的思想同本国伟大传统的独特力量结合起来的中国;一个新闻自由与选举自由,能够使得领导人对其行动负责的中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91年5月28日)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西方把希望寄托在现任领导中有朝一日将实行经济改革政策的人物身上,寄托于中国经济中那些最有活力、最面向西方、最有决心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部门,特别是寄托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未来几代领导人。通过这些人物和部门的改革开放,中国就会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断向西方靠拢,最终倒向西方。中国绝不会听任西方利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的这种美好愿望是注定要破灭的。

二是以人权问题作为演变中国的突破口。美国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同制裁中国联系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多次声称如果不改善人权状况,西方就不会取消对中国的制裁;只有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西方才会取消对中国的制裁。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上讲:“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应有任何误解。提倡基本人权现在和将来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石。……今天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仍然只有美国还在天安门事件保持对中国的制裁和在处理我们所关注的人权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拒绝同它恢复正常关系。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我们对中国采取了无疑是最强硬的措施。”(新华社电讯稿1991年6月19日)近两年,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发起的攻势,主要集中在对海外所谓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上,对分裂中国的达赖喇嘛的支持上。针对西方的人权攻势,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人权状况白皮书,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有理有据地驳斥了西方对我国的种种攻击,使之无法在人权问题上打开任何缺口。

三是以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演变中国的有力工具。西方认为,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不仅仅是进行一系列的金融和商品的交易,而且是促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重要一招。因为西方国家在同中国进行经贸往来的同时,也交流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向中国人展示自由市场经济的成果,以此促进中国朝着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取得进展。

在经济贸易关系中,最惠国待遇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促进中国改革的独一无二的最有力的武器。伊格尔伯格在美国国会中曾多次讲到过最惠国待遇的这种作用。1990年6月26日,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成功与否也许无法预测,但是,最惠国待遇在保证使中国不断吸收新思想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是美国和西方用来使中国接受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思想的工具之一。”(美国新闻署同日电)1991年6月19日,他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上又说:“美国政府强烈而坚定地认为,最惠国待遇对促进中国的积极变革起着根本的作用。它大大增强了我们进入中国社会的机会,增加了我们对中国内政和经济改革的影响。”(新华社同日电)既然最惠国待遇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必然要在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无论延长与否,都是为了西方的利益,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美国和西方所最终希望的,出现一个亲西方的中国。

四是以保持接触和交往作为演变中国的重要渠道。1989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使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双方的接触和交往骤然减少。西方的制裁并没有使中国屈服,相反,却使中国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增强了反和平演变的信心和勇气。西方不少政治家已经认识到,对中国实行制裁,企图孤立中国,是一个错误,不会收到多少成效。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向中国输出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是对的,孤立中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希望影响中国的话。”(新华社电讯稿1991年5月27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孤立中国是大悲剧》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为了使中国和平演变,在政治及经济上有长足进步,美国必须强化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明报》1992年1月11日)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只有同中国继续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和交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扩大联系,同中国进行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以及其它方面的交流。而这些交流,大都带有政治性质,即向中国输出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推动中国长期变革进程。

为了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美国国际教育交流联络组织制定一些针对中国的教育交流计划。其目的是使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特别是受过教育的未来领导人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培养亲西方势力。1990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经国会通过的法律,规定美国之音电台必须在当年10月以前开始藏语广播节目,每天播出两小时,对中国的西藏地区进行思想渗透,煽动西藏搞民族分裂。1991年2月,美国众议员约翰·波特向国会提出了“建立自由中国广播电台”的第1156号议案。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说:“政府不反对进行关于创建自由中国广播电台,向那里播发美国观点的研究工作。”(路透社电讯稿1991年6月12日)建立这样一个电台,显然是专门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也是美国和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一项重要措施。

西方有人曾经把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比作多米诺骨牌,提出了一个倒骨牌的理论,并以此理论说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很快就会在世界上消失。正如美国学者梁厚甫在《苏联消亡与中美关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有些美国人认为,东欧倒、苏联倒。苏联倒,中国也倒。中国即倒,朝鲜、越南、古巴,都不能免。这种理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许多驻北京的外交官和分析师就一致认为,中国不会步苏联的后尘而发生原苏联那样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西方不会放过中国和现存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步伐将会加快。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有效的对策。(此文写于1992年3月)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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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历史 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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