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或庸医?——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观(之三)

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民主化,造成对于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片面、幼稚理解以及做法,还导致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教派、心怀鬼胎的假宗教、戕害生灵的邪教一窝蜂地涌入苏联,或在内部孕育而生,严重搅乱了人们的头脑,使得那个时期苏联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陷入混乱和迷茫。当年苏联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了一句话传遍全国,他把改革比喻为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但不知在哪里降落”!

耶稣或庸医?——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观(之三)

题注:本文写于一年前,没有合适的地方发表。今年正值十月革命100周年,发在自媒体上也挺好。全文2万多字,分几次连载。注释都删去,方便阅读。以下为正文。

三、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活动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一年多后,1986年4月26日,位于今天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处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事故。它仿佛是一个预言:一个全球性的巨大事故出现了。人们当时不知道这一事故是局限在半径三十公里范围内,还是波及二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苏联,还是历史将被“终结”的整个世界。一些西方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借此机会以救灾和慈善的名义纷纷进入苏联境内。面对西方对于核污染的惊慌,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个星期终于表态。但他不怎么提损失程度和救灾措施、后续防范,而是剑走偏锋地提出报道要有“公开性、透明性”,获得了西方媒体的好感,以一个政治彩头淡化了人们对灾难的关注。这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党内讲话中仍然号召要“坚决无条件地与宗教表现作斗争”,并要求加强无神论宣传。然而没多久他就变了。

1987年10月,经苏联政府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将“罗斯受洗千年”作为欧洲和世界历史文化的重大事件进行庆祝。所谓“罗斯受洗千年”是指西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来自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作为国教,带领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由希腊牧师主持集体受洗,将过去崇拜的多神教偶像抛入河中。到1988年,正好是一千年。东正教会从1980年起就开始筹备这一纪念活动,牧首皮缅一世负责筹备委员会。当时的苏共宣传部认为,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国家没有多大意义,虽不禁止,但只把它当成是教会内部的事情,尽量低调处理,以图抵消该庆祝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有反对苏共中央的这一方针。

原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苏联的改革不是始于1985年的戈尔巴乔夫,而是从1983年的安德罗波夫开始的。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1983年,苏联政府将莫斯科最古老的丹尼尔修道院(建于13世纪)移交给东正教会,作为筹备纪念活动的指挥中心。1984年,与安德罗波夫关系密切的戈尔巴乔夫短暂地分管了意识形态工作。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后,意识形态工作名义上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分管,具体工作主要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负责。此后,苏共宣传部以前对“罗斯受洗千年”的政策被彻底放弃。苏联方面主动建议联合国将“罗斯受洗千年”作为世界性的纪念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号召159个成员国都来组织纪念活动。在此前后,苏联共召开了三次“神学科学国际会议”,分别是1986年基辅、1987年莫斯科、1988年列宁格勒。参加者既有国内也有国外,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世俗学者,目的是为了“罗斯受洗千年”做准备和宣传预热 。

重大转折出现于1988年。这年4月29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东正教牧首皮缅一世及主教公会6名成员,时间一个半小时。在这次接见及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苏共过去对东正教犯了错误,现在要改正。他还肯定了东正教在俄国历史及苏联社会的积极作用,全力支持“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允许教会获得外国资助,并表示正在制定新的信仰自由法。

这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除了戈尔巴乔夫渴望的与美国达成外交、裁军内容外,里根没有忘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并参观了将成为庆典中心的教堂。从以后的结果看,戈尔巴乔夫显然全面接受了里根关于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意见。人们不久就会看到,戈尔巴乔夫使得宗教在苏联变得非常极端的自由。

1988年6月5日至12日期间,“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在苏联四个主要城市同时展开,89个国家和地区517名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接见了梵蒂冈教皇的特使。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首脑葛培理作为主宾之一在千年盛典上致辞,戈尔巴乔夫在欢迎午宴上对葛培理为美苏关系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 。事实上,葛培理名义上是宗教人士,号称基督教新教的“教宗”,但他完全是美国政治的附庸,一直以宗教方式为美国政治服务,甚至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情报。冷战刚开始葛培理就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反共的立场,主动要求为杜鲁门服务。几十年里,葛培理千方百计地去了很多苏联阵营国家,他每到一处,不久之后那里就会发生政治动荡和颠覆活动。葛培理这个宗教人物的敏感性,戈尔巴乔夫应该知道,但他为了向美国表示亲密,对此似乎根本就不在乎。稍微熟悉西方宗教的人都会发现,西方宗教的个各教派几乎都是反共的。因此,戈尔巴乔夫此时对于宗教态度,已经显示出他对苏共的态度,虽然这时他还依然是苏共总书记,但他敞开大门,欢迎各种反共宗教人士。

戈尔巴乔夫对于东正教的表态以及支持大张旗鼓地纪念“罗斯受洗千年”活动,欢迎各类宗教人士,在苏联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带给我们几个问题。首先,他为何要这么做?是他个人的宗教意愿,还是政治动机?我认为两者皆有,后者可能更重要些。

1988年,随着苏联改革的推进,负面作用已经开始呈现,苏共高层开始出现裂痕。迹象之一是叶利钦在1987年出尔反尔,到1988年初,叶利钦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和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中央委员,改任国家建委副主席。叶利钦感觉自己失去了权力,被抛弃了,他说:“政治上我是一具尸体”。

迹象之二是,1988年3月苏共中央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题为《不能牺牲原则》的来信,内容是为斯大林辩护,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导致的对于斯大林以及苏联历史毫无节制的批判、抹黑,因此被视为苏共内部反改革的保守派立场公开亮相。塔斯社大量散发这一来信,各地方报纸全文转载。虽然利加乔夫否认自己与这篇文章的出笼有关,但人们认为他就是幕后推手。戈尔巴乔夫组织了党内讨论,利加乔夫支持该文,雅科夫列夫反对,两人从此翻脸。戈尔巴乔夫要求雅科夫列夫发表批驳此文的文章,但并没有将利加乔夫撤职。戈尔巴乔夫此举仿佛是在裂痕上抹了一层腻子粉,只是掩盖,裂痕并没有消失。

如果说从1988年开始,叶利钦逐步走上党外反对派的道路,那么,利加乔夫与雅科夫列夫的矛盾公开化意味着党内反对派也不再俯首帖耳。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导致了激进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抬头,刺激了民族矛盾,引发一系列游行示威,在某些地方还发生了流血冲突。媒体调查显示,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上任时的超高支持率,此时已经下降。因此,为了获得改革的支持力量,戈尔巴乔夫向东正教会伸出了橄榄枝。的确,东正教会毫不否认自己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立场,但是,教会所希望的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愿望一致吗?就反共来说,戈尔巴乔夫是因为政治幼稚不懂得这一点,还是他压根就发自内心地赞同?

其次,戈尔巴乔夫与东正教会握手言欢造成了什么后果?最重要的结果是,面对东正教这一持久而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的认错,意味着对苏共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从此开始,苏联退党人数日益增加。1990年,叶利钦宣布退党,装出受苏共迫害的样子。仅这一年,苏联退党人数就达180多万。戈尔巴乔夫过于激进的改革失去控制,完全否定苏共历史贡献,意识形态迅速出现真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绝不足以弥补这个真空。戈尔巴乔夫将西方普世价值改头换面地认定为人类共同价值,使得另一种价值观体系乘虚而入。他向东正教会认错,等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向宗教敞开了大门。曾经长期处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无神论从此不断遭到围攻。在争夺灵魂的较量中,戈尔巴乔夫使得苏共拱手相让,西方价值观与教会力量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苏共自己造成的真空地带。

第三,另一个严重后果是造成其他宗教的不满。改革以前,各种宗教在苏联都受到挤压。由于东正教失去国教地位,与其他宗教名义上处于平等,因此,其他宗教多少还有点小小满足。当戈尔巴乔夫接见了东正教牧首,并表示要重新恢复东正教的部分特权,例如免税、办校,进入监狱为犯人祈祷,东正教甚至提出要派随军牧师,其他宗教立即感到沙俄时代的宗教不平等又将重来。于是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纠缠在一起,对苏联最终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梵蒂冈拜会教皇保罗二世,承诺将乌克兰天主教合法化。这一承诺的兑现后来成为乌克兰从苏联分离的主要推动力之一。1989年12月31日午夜,美国驻苏联大使在电视上观看戈尔巴乔夫发表新年致辞,听完之后突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全篇讲话中没有提列宁、共产党、共产主义 。那天晚上的电视节目里,牧师们围坐讨论信仰和人文价值,东正教大主教公开布道。新年过后,列宁格勒一座小教堂举行东正教的圣诞仪式(东正教历法与其他不同),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电视台全程实况直播,由牧师讲解。这一罕见的媒体现象,使得美国驻苏联大使感到,一场剧变很可能即将发生。果然,3个月后,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变成了苏联总统,虽然他没有放弃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但他后来表示后悔,应该在那时候就辞去总书记。

自1988年“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毫不设防地实行宗教自由和开放政策,进入苏联的各种宗教和教派越来越多,宗教活动越来越多,宗教团体甚至宗教政党也日益增多。其中有些宗教团体在苏联的经历,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1990年4月,刚成为总统不久的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统一教会”的首脑文鲜明 。80年代初,文鲜明手下的传教士便非法潜入苏联传教。1988年“罗斯受洗千年”活动之后,苏联宗教政策极大放宽。1989年,“统一教会”在苏联注册登记的过程被新闻大力报道,以显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信仰自由,苏联多种出版物刊发对文鲜明的访谈。戈尔巴乔夫会见文鲜明之后,对于“统一教会”所有法律障碍都消除了,曾经的非法组织彻底合法。文鲜明“统一教会”此后在苏联的活动,至少在1994年前,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文鲜明在苏联的“宗教活动”主要针对政治领导、高校和初等学校的学生与教师。到1994年(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俄罗斯有2000多个国立学校使用了文鲜明教会免费提供的“道德课本”。这显然已经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洗脑。作为对比,中国公安部将文鲜明的“统一教会”列为邪教,申根国家也曾禁止文鲜明入境,我们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在宗教问题上来者不拒的绝对自由,对苏联是一种巨大伤害。而诞生于韩国、发达于美国的文献明“统一教会”,究竟是纯粹宗教组织,还是包含政治意图的伪宗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似乎从未考虑过。

日本奥姆真理教1990年在苏联也有一些简单的教育合作,麻原札幌本人前往俄罗斯是在1992年春 ,那时,戈尔巴乔夫刚刚宣布放弃苏联总统职务不久,苏联已经解体。否则,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会不会也亲自接见麻原札幌。然而,麻原札幌1992年访俄期间受到当时的副总统鲁茨科伊的接见。麻原札幌在莫斯科最大的音乐厅举行集会,广播电视大力转播,广告投放你争我抢 ,这一现象与戈尔巴乔夫在位时对所有宗教的无底线开放是否有关呢?奥姆真理教在俄罗斯的火爆现象到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才结束。俄罗斯警方取缔了这个组织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除了使各种宗教、各种宗教的不同流派畅通无阻地进入苏联外。各种宗教还往往打着慈善的旗号,包括阿富汗战争退役老兵、医院、教育、社会贫困人群、弱势群体等方面也向外来宗教、外来慈善无条件敞开。这实际上是对苏共以及整个国家道德基础的致命打击,人们完全可以问:都靠宗教慈善了,要你政府干什么?强调宗教有助于社会的道德复兴、道德重建,不就等于承认苏共、苏联是无德、缺德、道德失败,是道德的破坏者?强调宗教价值普世永恒,不就等于说马列主义、无神论只是匆匆过客?事实上,这种方式后来清晰地被确定为“颜色革命”的手段之一。

戈尔巴乔夫对外来宗教无条件开放也引起了东正教会的不满。东正教会认为,外国宗教拿着大把美元进入苏联与他们抢夺宗教市场。但是,东正教的这种担心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因为,苏联解体后没多久人们就发现,各种外来宗教的财政支持迅速减弱了。这一现象说明,带着大把美元进入苏联的各种宗教,背后支持者的目的就是改变苏联,就是颜色革命。宗教是政治目的的手段,一旦目的达到,便完成使命,幕后金主便对宗教不再有兴趣,此后由其自生自灭。

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民主化,造成对于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片面、幼稚理解以及做法,还导致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教派、心怀鬼胎的假宗教、戕害生灵的邪教一窝蜂地涌入苏联,或在内部孕育而生,严重搅乱了人们的头脑,使得那个时期苏联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陷入混乱和迷茫。当年苏联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了一句话传遍全国,他把改革比喻为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但不知在哪里降落”!

(未完待续)

【刘仰,察网专栏学者,著名作家、评论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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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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