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多年来,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消解、冲击,乃至批判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和关于“鲁迅精神”的阐释。在研究“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名义下,在“去”鲁迅的“革命化”、“意识形态化”,还原为“人”的同时,否定了“鲁迅思想”是发展的、变化的,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鲁迅精神的灵魂”、“鲁迅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工农大众的,而把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成了个人主义的鲁迅。

纪念鲁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编者按: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81周年纪念日。受“去政治化”学术思潮的影响,围绕鲁迅及其思想产生了大量不实之说。鲁迅到底在晚年转变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始至终都是个人主义者?其思想轨迹是如何变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实事求是还是“歪曲”、“利用”?本文是作者在鲁迅诞辰135周年时写的文章,澄清了一些重大历史事实,对当前反对文史研究界的历史虚无主义很有意义。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界自的主流自不必说,包括鲁迅的子孙周海婴、周令飞,及党内有的大小“人物”在内,一些不同身份的人都把鲁迅“研究”成为或者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老朽不敢苟同,仅以此文,表示纪念。(此文已经收入201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飞鸣集——鲁迅辨析》一书)

鲁迅是不是人?对于学术家,在一个时期内居然是个问题,竞相展示才华。这样的问题或许只有绝顶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够提出。像阿Q、祥林嫂们决不去研究和思考那样的问题。他们贱命一条,有时或许会觉得自己不是人,决不敢把赵老爷、鲁四爷不当人。没准还认为人家是什么星宿下凡,到人间享福呢。稍微了解一点他们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只有在骂人或者夸人的时候才说谁不是人。

鲁迅是什么人?自从鲁迅成为公众人物之后,这个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到现在,人们的认识还是不能一致。这是怎么了?鲁迅有答案。

鲁迅认为:“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看鲁迅,当然是因为看鲁迅的人不同,看鲁迅作品的人不同,人不同,对于鲁迅怎么可能一致?如果都一致了,在鲁迅的问题上那里还会有笔墨之争?对鲁迅认识上的不同,反映的是看鲁迅的人不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

在鲁迅的认识上、评价上的不同,应该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很遗憾,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有的矛盾甚至还很尖锐。这就注定了生活在矛盾社会甚至是矛盾漩涡中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认识和评论不可能与他的怨敌和鲁迅的怨敌一样。所以,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忙、帮闲对于鲁迅的认识与态度是根本不可能相同的。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说:“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论鲁迅》)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时间跨越20年,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的认识和评论是一贯的。这些评价是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的毛泽东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内,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人不少见。而被认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的毛泽东多次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并不多见。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关于鲁迅的崇高评价很为一些有头有脸的研究家所诟病。有的认为是“抽象的肯定”。把鲁迅“革命化”、“意识形态化”是为“政治”、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当然就是为了“利用”鲁迅。那其实是射向毛泽东的一支毒箭。一箭双雕,共产党也难躲过这一箭。他们其实是以此证明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这句话对于毛泽东和看毛泽东的人们同样适用。

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鲁迅的本质,还是为了“利用”鲁迅而进行的无原则的、言不由衷的吹捧?看来这是个不得不说的问题。

怎样认识鲁迅?应该承认,不同的人,特别是立场不同的人,或者说有立场的人和自以为没有立场而唯有自己的立场是人的立场的人,在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上不可能是相同的。人们在鲁迅问题上的认识上的对立,反映的是人们的立场不同、爱憎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换言之,在鲁迅所谓人还分“我们”与“他们”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们”的价值观还无法统一的时候,要人们在鲁迅是什么人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是不可能的,认识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围绕在鲁迅问题上的斗争不会熄灭和停滞。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以后仍然存在。

多年来,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消解、冲击,乃至批判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和关于“鲁迅精神”的阐释。在研究“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名义下,在“去”鲁迅的“革命化”、“意识形态化”,还原为“人”的同时,把“鲁迅精神的灵魂”、“鲁迅思想”的“核心”定格在青年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立人”上。不仅否定了“鲁迅思想”是发展的、变化的,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鲁迅精神的灵魂”、“鲁迅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工农大众的,而把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成了个人主义的鲁迅。这就是时下一些鲁迅研究家在鲁迅研究中的破与立。

“立人”,归根到底属于个人主义的范畴。承认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精神的灵魂”是“立人”的人们,在事实上也就否定了鲁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弄清问题,笔者现在不得不重新读鲁迅,思考与鲁迅相关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鲁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的认识自然没有什么“新意”,更说不上“超越”前人。如果说以前只知道毛泽东关于鲁迅评价的一般结论,或许可以叫做“知其然”,那么,通过学习鲁迅,在“知其所以然”方面有了一点认识。不过,这是对于鲁迅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比较之后而得出的结论。

鲁迅的确曾经推崇个人主义

1881年9月25日,浙江省绍兴城里,鲁迅呱呱落地。偌大个中国,在那一天出生的恐怕要以百、千、万计。他的第一声啼哭与庸众并没有什么不同。作为封建官宦之家周家的嫡长孙,除了家人,恐怕没有什么人格外关注。当他的家道衰落之时,人们投向他的却是异样的目光,让他终身难忘,以至于在他伟大起来之后还不能忘怀,常常提起。作为人,作为同龄人,他与闰土的不同在于他的家境使得他能够自幼诵读四书五经,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当时正统的、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指导思想。

天不变道亦不变。年幼的鲁迅决没有预见大清王朝即将崩溃、覆灭的能力。他走在“学而优则仕”的路上。但是走得很不顺。清王朝的道没有变,他的家道却发生了剧变。

祖父周福清1894年因为科场舞弊案而锒铛入狱,家道从此衰败。其父周伯宜于1896年10月因病离开了人世,家境益艰。

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鲁迅没有了经济条件的支持,不得不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于1898年18岁时,母亲鲁瑞为他筹集了8元川资,送他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并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回乡参加县考,在500人中,只得到了第136名,属于中等朝上一点。这样的名次,恐怕连他自己也清楚,要踏上仕途,不是有点难,而是希望彻底破灭。

家庭变故,世态炎凉,在他最需要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们的关爱,以对他行“仁义”的时候,在最想看到人们是怎样“中庸”的时候,他发觉社会和强者对于弱者,对于陷入困顿的人们,除了“异样”的目光并没有别的。儒家的说教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为他后来对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予以激烈抨击的感性基础。

他进入新式学堂,是家道衰落使然,或许是被迫的,却标志着他观念上的变化,决定走与正统的“读书做官”之路不同的“异路”。这时候的鲁迅,仍然是困惑中的鲁迅,默默无闻的鲁迅,甚至说不上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的鲁迅。

国家的情况并不比他的家道好多少。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国门洞开,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为了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不得不“师夷”。1902年2月22岁那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的各种思想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信仰的人群,为困惑中的鲁迅,为精神上迷惘的鲁迅提供了选择的条件。当他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时候,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他决计弃医从文了,想通过文艺运动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有一个用什么精神改变的问题。对于想提倡文艺运动的鲁迅,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弃医从文”之后,于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阐发了他的思想。在他选择了个人主义的时候,提出了“立人”。

《文化偏至论》是青年鲁迅的重要作品,是研究鲁迅思想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被一些人认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精神的灵魂”的“立人”就是在其中提出来的。这也是在它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中唯一的一次提到“立人”二字。与之同时出现的是“人国”。鲁迅提出“立人”是基于“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在鲁迅那里不过是个“瓶子”。他所装的“酒”,不是自己“酿造”的,而是从外国“拿来”的。如果说鲁迅深刻,那么,就是他明确地提出了“根柢在人”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

无论什么思想家,都不可能无视人的存在。无论什么思想家的著述,都是给人看的。不同的是不同思想家的思想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反映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要求的,是为不同的人服务的,因此才与不同的人产生共鸣。有的人积极拥护,有的人消极甚至不予理会,有的人持批判的态度。所谓为一切人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法,以提高其“价值”而已。

在中国,最早提出“立人”问题的却是后来受到鲁迅激烈抨击的儒家。在儒家的经典《易》中就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说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体的人。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的人组成的。抽象的人就存在与一个个的具体的人之中。马克思主义与其它主义的区别在于如何认识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的问题,也就是坚持历史唯心主义还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这是不同的世界观,也是不同的方法论。

毛泽东在1938年所做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同年10 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1949年9月17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中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01页)

问题不在于鲁迅看到“根柢在人”而提出“立人”,而是以何为“立人之道”。这才是不同的思想家不同之处。按照鲁迅的看法,不是看“新瓶”与“旧瓶”,而是看瓶里装的是什么酒。

儒家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儒家,就是以“仁与义”育人的。

青年鲁迅的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种立人之道显然与儒家的立人之道不同。

“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到底是个什么道?是什么人的什么思想?

应该承认,青年鲁迅推崇的“立人”之道是欧美“先觉善斗之士”的思想。

谁是“先觉善斗之士”?青年鲁迅列出的是:

德斯契纳尔(1806—1856) 通译斯蒂纳。说他“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勖宾霍尔(1788—1860) 通译叔本华,德国哲学家。认为他“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

契开迦尔(1813—1855) 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认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

显理·伊勃生(1828—1906) 通译亨利克·易卜生,挪威戏剧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

尼耙(1844—1900) 通译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主张“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

不难判断,认为“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青年鲁迅,推崇的是“入中国未三四年”的个人主义。他所谓的“先觉善斗之士”,都是诞生或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至于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所谓“启蒙主义”思想家及其思想,青年鲁迅并不以为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不但抨击了“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以更为激烈的笔锋抨击批判“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的西方“民主制度”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这种认识完全符合个人主义的特征,说明青年鲁迅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准确的。青年鲁迅在这时候所“立”的“人”,应该是“天才”。

值得说明的是,以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灵魂”为“立人”的一些人们,只想“继承”青年鲁迅反对“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而不愿意接受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更不愿意他关于西方“民主制度”是“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批判。对于鲁迅所“张”的“精神”,是不是个人主义却不探究。至于鲁迅提到的“人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更是不见阐述点滴。“人国”,其实是青年鲁迅根据“立人”而推理出来的理想国。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古今中外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那样的“人国”鲁迅早已放弃。那些以“鲁迅思想”的“核心”或者以“鲁迅精神的灵魂”为“立人”的人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并不相同。

一些人在肯定青年鲁迅提出的“立人”的时候,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取有舍,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仅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他们是拿鲁迅“打嚓”,借鲁迅说事,宣扬他们自己的思想和“主义”。

无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方面,与青年鲁迅的个人主义有相同之处,其实有本质的区别。

个人主义关注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即使是“个人”,也是“个人”中的天才,起码是“个人”中的“人才”,而不是“人人”,尤其不是“个人”中的“庸众”,甚至不惜以“用庸众为牺牲”。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庸众”。认为所谓的“天才”只有融入到“庸众”之中,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立人”,的确是鲁迅曾经的思想。

从鲁迅的“人国”是建立在“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的基础上看,他只看到了国家里的人,天才与庸众的精神不同,而没有看到“庸众”为什么是“庸众”,天才与庸众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他没有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的思想与人的社会存在的关系。

从鲁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到。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的认识中,可以看出青年鲁迅坚持的是“英雄史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不甚了了。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民主思想”采取的是否定和“偏激”的态度。

从他关于“物质”与“精神”、“个人”与“众数”、“庸众”与“天才”的关系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陷入了形而上学。可以说,提出“立人”时候的鲁迅,是一个唯心论者。他的意识没有超越时代,也没有超越本阶级。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青年鲁迅,而恰恰说明,青年鲁迅比较早地接受了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反封建过程中的积极和进步作用是必须承认的。诚如鲁迅所说:“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个人主义,正是青年鲁迅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在他提出“立人”的《文化偏至论》中,他虽然不知道或者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其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而那些认为“鲁迅思想”或“鲁迅精神的灵魂”是“立人”的人,常常刻意回避这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个人主义无疑是最激进的革命论者的理论。但是,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缺陷,不涉及民生,而寄希望于“天才”,即现在人所谓的“精英”的思想,并因此而导致政治上的空想,就注定了他们只有从个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鲁迅,是继李大钊、毛泽东等之后,完成了由个人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5.4”时期的鲁迅对个人主义发生了怀疑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鲁迅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凝固,甚至有相同或者说相似的发展轨迹。如他们都曾经崇尚个人主义,并认为个人主义是最进步的思想,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意识中的个人主义不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且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这是他们最终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1933年3月5日在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南腔北调集》)。他所谓的“启蒙主义”其实就是个人主义。现在,一些主张和张扬“启蒙主义”的人虽然也包括个人主义,但是,他们所崇尚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反对资本主义。对于他们的个人主义,为了与鲁迅区分,可以称之为现代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另外的一个特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这种特征,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小说中。但是,他的小说并不是歌颂和向人们宣传和灌输个人主义,而是相反,他在小说中塑造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一个个典型人物上,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他们在在辛亥革命之后,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都没有出路,反映了鲁迅对于个人主义的怀疑和茫然。甚至连祥林嫂关于“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的疑问都“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当然,鲁迅是在写小说,“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面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他能够做的也只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个人主义的鲁迅在当时对于“病态社会”的揭露入木三分,引发人们心灵的震撼。却没有,也不可能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找到出路。其实,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个人主义的鲁迅只看到了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愚昧、落后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中所蕴藏着的革命要求,甚至把改变他们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疗救”者,也就是“救世主”的身上。

1920年12月14日在《致青木正儿》中说:“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还说“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鲁迅全集13》P454)这不是鲁迅的谦虚,而是鲁迅在“解剖”自己思想。

他的小说,反映了他既有同情“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一面,又有寄希望于“疗救”者一面。而那些“疗救”者是谁?是些什么人?他没有说。反映的是个人主义者的鲁迅对于国家前途的悲观,“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他“呐喊”,他“彷徨”,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和挣扎。

1925年3月11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坦诚“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这是鲁迅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

他的小说《彷徨》,是1924年至1925年的作品。他在《题〈彷徨〉》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5.4运动”之后他的心态。这是在向世人表明,他的思想不会停滞在当时的水平上,更不会停滞在1907年的水平上,他要在彷徨中求索。

自1907年之后的十余年中,鲁迅基本上坚持的是个人主义。直到1925年5月30日,他还对许广平坦言认为自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这时候的鲁迅虽然对于个人主义已经怀疑和动摇,但是,由于没有“指南针”,仍然在“乱闯”。他所谓的“乱闯”,就是“求索”。

在“5.4运动”之后,各种思想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争相斗艳。中国的政治格局在动荡中不断地分解和组合。对于这些,鲁迅或目睹,或亲历。他的《呐喊》说明他渴望思想突围,他的《彷徨》说明他从梦中醒了却不知道路在那里。由于他有那样的体会,才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 直到1926年11月11日在《写在<坟>后面》中还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这当然也不是“伟大的谦虚”,而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也是在解剖自己,是他人生的体验。“求索”是他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5.4运动”之后,鲁迅的思想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于“非物质”的怀疑和对于“庸众”的认识上。而这,涉及到的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问题。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他1923年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和1924年1月17日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中有明确的反映。

娜拉,是“5.4运动”时期风靡一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的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易卜生的代表作之一《傀儡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

青年鲁迅在“结识”个人主义,提出“立人”的时候,就对于易卜生主义有所了解。

1923年12月,经历了中国社会诸多变故,已过不惑之年而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的鲁迅,在做《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时,虽然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但是,此时的认识较他在“志于学”之年提出“立人”的时候已经了发生很大变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明确地提出“经济权”的问题,“经济制度改革”的问题。对于人,不管什么阶层、什么阶级的人,都是个“生存权”的问题。

生存权的问题,显然是易卜生没有注意到的。因此,在易卜生的《傀儡之家》中,就没有涉及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个人主义的易卜生回避了那个社会对于许多人的现实问题。或许易卜生明白,那样的问题不是一个娜拉的问题而是他们那些个人主义者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而思想单纯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家境殷实,有与娜拉相似的家庭境遇,像娜拉一样,认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傀儡之家》能够在他们中间产生巨大的反响,反映了他们想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愿望。这应该是它在当时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有的人看过《傀儡之家》之后偏偏想知道娜拉走后怎样。《傀儡之家》引发人们的各种联想,或许也是易卜生创作的初衷。而那些渴望“自由”的知识分子,与娜拉一样,同样面临着“离家出走”或者走后会怎样的问题。有的由于不知道“走后”怎样,因此彷徨,渴望得到答案。鲁迅其实给了他在当时所能给予的答案。

走后的娜拉好像争取到“自由”了。没有“经济权”的娜拉走后怎样?那种“自由”弄不好“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从青年进入到中年,从校园走向了社会,而且看到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从他的作品看,他关注的是那些没有“经济权”的人群,感情和立足点开始向那些没有“经济权”的人倾斜。鲁迅对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推想并不如胡适想象的那么光明和乐观。

对于娜拉,胡适说:“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

娜拉出走了。胡适先生认为这是她“救出了自己”。

娜拉走后怎样?胡适认为娜拉是“去干她自己的生活”去了。

她自己的“生活”是什么?胡适先生没有具体的说。这与没有说“娜拉走后怎样”一样。不过,按照胡适先生对于易卜生和个性主义的理解,娜拉走后应该是“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展示她“自由独立的人格”去了。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了不错的社会地位,焉知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权主义者!

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鲁迅其实是借“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一个为时人十分关心的命题,提出了“有一百个娜拉出走”,“有一千一万个出走”的问题。为那些痴迷于易卜生主义的青年学子泼了一瓢冷水。

娜拉的问题,不是娜拉一个人的“个性解放”问题,而是个妇女解放的问题,社会问题。娜拉的“个性解放”涉及到“经济权”、“经济制度改革”的问题。他提出“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这样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是没有的。即使是在标榜最为“自由”、“平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实现。这种思想,与共产党的主张没有两样。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妇女解放最彻底、实现“男女平等”最为彻底的国家。

国人中,特别是文人中的“传统”意识是“君子喻于义”,耻于言利。青年鲁迅虽然知道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滋味,那时他或许认为也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不是社会问题。但是他在接受个人主义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外国的那些创造和主张个人主义的文人并不存在“经济权”的问题。在中国,如果在那些没有“经济权”的“庸众”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或者那些没有工作和工作收入的“娜拉”当中倡导什么 “非物质”、“重个人”、“尊个性”,到头来,只能“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起码不会得到阿Q、祥林嫂、孔乙己那些人的响应。鲁迅在写小说的时候,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小说,关注的是社会底层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个性”问题。从他的小说,看到的是一个唤起社会,或者“疗救者”对于人的生存而不是人的“个性”的的关注。

1925年3月1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

1925年4月18日在《忽然想到》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925年5月8日的《北京通信》中就“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时,也说了这样的话。

他这时候的“当务之急”已经不是当年的“第一要著”了。把“生存”而不是把“精神”放在了“急”的位置上了。他不象胡适那样教导他的弟子“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恩格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1933年10月21日,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说:“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

在1924年1月17日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中,不再“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了,而认为“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坟·未有天才之前》)

他在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1926年11月11日,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这种认识,已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了。

到了三十年代,他评论“先觉善斗之士”的尼采“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甚至认为那时从尼采等人那里“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鲁迅对于早年认识上偏颇的反思。

1930年3月1日在《习惯与改革》(《二心集》)一文中甚至批判起了梁实秋先生们“讨厌多数”的思想,认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这样的言论与1907年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对于“多数”,对社会中处于“多数”的“愚人”、“民众”问题在认识上的根本性的转变,标志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鲁迅曾经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从这里可以判断,三十年代的鲁迅,已经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鲁迅在精神与物质,英雄与群众关系上认识的变化,表明他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门槛,为他自觉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准备了条件。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以共产党人为同志,成为坚定的、无所畏惧的,有远见、有战斗力、有号召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原因。了解和理解鲁迅思想的这种变化,或许还不能完全了解和理解鲁迅;但是,不了解和不理解鲁迅思想的这种变化,就根本不可能理解鲁迅。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学者,对于鲁迅的高谈阔论不过是猴拿虱子——瞎掰。

鲁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过程

历史在前进。古今中外,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都曾经和正在发生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影响国家历史进程的革命、改革、战争、运动、事件。许多人常常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参与其中。有人,包括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因此而罹难,而落伍,而落荒,而颓唐,而叛变。但是,更多的人会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去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一些默默无闻的,在平常人看似很平常的人,常常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在意想不到的事情上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英雄或者罪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承担者,因此而成为历史人物,或者被人们敬仰,或者被人们唾骂。这种现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上都不鲜见。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稳定的阶层,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和斗争同社会上的矛盾与斗争从来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呼应的。因为不管他们把自己看得如何高贵,多么地自恃清高,都不会因此而游离社会之外,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5.4运动,使得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一些名噪一时的饱学之士渐渐地离开公众的视线。5.4运动之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政治力量在不断地分化,不断地重新组合。特别是“4·12”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许多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变化,分化为不同的营垒。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共产党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而文化“围剿”却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是鲁迅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大背景。没有这样的社会变化,不但鲁迅,许多人都不会发生变化。

鲁迅之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不是一天之内造就的,也不是被什么人坐在书房或者客厅里“研究”,或者研究之后经过“包装”,或者“炒作”出来的,更不是谁“神化”的结果。在他不长的生命中,不仅经历和目睹了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之后“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见多了“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这些,都是鲁迅思想发生变化的外在条件。

鲁迅在经过一个时期的颓唐、思考之后,直到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给了他提笔的力量。一篇《狂人日记》,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开白话小说之先河,轰动文坛,使得“文学革命”顿时生辉。正是在“文学革命”的过程中,即“新文化运动”中,他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英雄,他创造的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开拓性、最具精华的部分之一,反映了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其中蕴含的思想与社会底层民众的脉搏一起跳动。在他经历了由同情群众到与群众一起战斗的过程,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社会地位。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5.4运动之后,鲁迅,没有因为成名而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没有担当。伴随着他的成名,是他认准了方向便勇往直前,有荆棘就踏荆棘,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毫不犹豫。他“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这种是非分明、爱憎分明的态度很不“中庸”,为过去的和现在的正人君子所不齿,更被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文人学者认为他没有爱,只有恨。

他的爱憎分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潮及“3·18”惨案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平日品性人格,向不干预外事,社会共晓”的鲁迅,参与了北师大的学潮,支持学生与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与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做斗争,为此,章士钊在1925年8月14日,呈请段祺瑞批准将鲁迅撤职。这一斗争,他看到那些“正人君子”者流“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华盖集·通讯》)。 这一斗争让他“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当有人提出要实行“费厄泼赖”的时候,他写作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与后来毛泽东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脉相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尤其提醒人们“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联想到解放前夕,“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的情况,毛泽东讲了《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他告诫人们记住那个农夫的遗嘱。这与鲁迅何其相似!毛泽东认为“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

在“3·18”惨案事件中,公然站在了学生一边。他以杂文为匕首,为投枪,参与了与反动的军阀政府、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叭儿”的短兵相接的战斗。这反映了他对于他从来未曾染指过的群众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促使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变化,是他由彷徨转变到“奋然而前行”的转折点。他的行为,说明他决定或者已经摆脱了个人主义。这种变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与彻底。

刘和珍是他的学生,是“3·18”惨案中被枪杀的学生领袖之一。3月25日,他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4月1日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悼念刘和珍等遇害青年。《记念刘和珍君》不仅是纪念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也不只是揭露反动派罪恶的檄文,他何尝不是借纪念刘和珍而“抒怀”,而明志!

鲁迅称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通过 “3·18”惨案,他“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甘心灭亡的鲁迅,从此不再彷徨,没有彷徨,“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在沉默中爆发”,实践证明,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面对反动势力,还是面对“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错误,他毫不畏缩,而是“更奋然而前行”的真的猛士。

“3·18”惨案之后,鲁迅于8月26日离开北京,9月4日抵达厦门,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的1月18日,辞去在厦门大学的工作到达所谓的“革命的策源地广州”。2月10日,正式受聘于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正是在广州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他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在他上任两个月之后,继上海 “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三天,广州发生了“4·15”事变,仅中山大学被捕去的竟有四五百人。他召开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的学生。在组织营救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4月19日,他愤然辞去了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反应与参与程度已超越“3·18”惨案时的行为,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亲共”。国民党也因为鲁迅的“亲共”而改变了表面上还算是对他客气的态度。而在这个时候,他却又看到了被他痛斥为“叭儿狗”的《现代评论》派中的那些正人君子“择主而事”,陈源教授之流,投靠到了国民党一边,“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而且看到“叭儿狗往往比他的主人更严厉”(《而已集·小杂感》)。这使他对国民党的本质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

谈及“4·15”“清党”,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答有恒先生》(《而已集》)是研究鲁迅在广州时思想变化的一篇重要文章。

1927年9月4日,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他的思想坦白得很清楚。他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国民党的“清党”,彻底地轰毁了他多年信仰的进化论。为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创造了条件。

1932年4月24日,他在为的他的《三闲集》作序时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三闲集》)。事实上他并没有被吓倒。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被砍头的事,深知“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他也没有躲到书斋里去专心研究“学术”,或者当什么“职业作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没有“为艺术而艺术”而奋斗。

经历过1927年的“清党”,他对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彻底绝望了,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国政治大舞台的格局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之间需要进行选择。而鲁迅,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并非做出抉择不可。许多知识分子在当时并没有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鲁迅在共产党最为艰难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共产党。当然,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选择共产党的也不只是一个鲁迅。

在厦门,他“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广州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 而已集·通信》)。他,并不是一个只看“招牌”的人。在中山大学,他开始了与共产党人士的直接接触。特别是,在广州会见了他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教课时候的同事、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之子、他称为“老仁侄”的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陈延年。以鲁迅的人生阅历和观察力及他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判断,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并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以后与共产党的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7年9月27日,他和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到上海定居,直至他去世。

在上海,在“革命文学”的问题上,在与一些具有“左派幼稚病”的早期共产党人的争论中,逼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

1928年7月22日,他在致韦素园的信中说:“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1932年4月24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文艺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不仅促进了鲁迅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钻研,也为无产阶级文化战线造就了人才,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无产阶级文艺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对于马列主义,其实鲁迅不但曾经留心过的,而且有过专门的研究。

早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的随感录《热风·五十六“来了”》一文中就提到了列宁,并明显有为列宁的“过激主义”辩解的成分。

1925年4月12日,他在《<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中指出:“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说明,鲁迅一直在关注着苏俄的文学,并通过文学,关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

1926年10月21日,《〈十二个〉后记》中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对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高度的赞扬。而这种赞扬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一致。鲁迅这时候对于“十月革命”的立场和态度,显然与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

1926年11月14日,他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说:“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这是鲁迅对于“十月革命”之后“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的回答。这时候的鲁迅的立场已经转移到了“平民”的立场上。

1927年4月10日,即蒋介石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前两天,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中称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

这说明鲁迅在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在与共产党还没有联系的时候,就对俄国革命、列宁、列宁主义有所了解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没有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甚至还站在了列宁和“十月革命”一边。在这个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毫无二致。那时候的鲁迅,对于局势,有一个比许多共产党高层领导还清醒而冷静的认识。这样的鲁迅,怎么可能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伍!

在上海的九年,实际跨越十年,通常称为晚年的鲁迅。那是鲁迅与共产党“合作”的十年。正是他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也是备受现在的一些“文化精英”质疑和争议的十年。有人只看到他与某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斗争”的一面,不看他与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更不愿意承认与革命内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斗争正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贵的品格。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共产党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所不能的天兵天将,也不个个是具有火眼金睛的孙猴子一眼就能分辨出人与妖。谁也不是天生的一贯正确的革命家。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即使是创建共产党的那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脱了党,周佛海、陈公博当了汉奸;张国焘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如此种种,也诚如鲁迅所说:“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共产党的队伍没有因为他们的产生、存在和肆虐而垮掉。相反,共产党的事业终究还是发展了。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众之林,工农大众能够挺直了腰板做人,难道不就是由于共产党执政么!在共产党内,在革命队伍内,难道不正是有象鲁迅那样的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即使是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候,仍然在坚持同错误做斗争么!没有他们的斗争,怎么可能战胜错误!怎么可能有共产党的今天!

恩格斯曾经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4页《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如果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这段话有所了解和理解,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发生在党内的一次次斗争,对于发生在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会大惊小怪。一些人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渲染,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这个事实。其实,内部纷争哪个阶级、阶层没有?哪个政党内部没有?难道不正是因为思想不统一,才需要政党、需要组织、需要斗争的吗?

对于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他自己早有说法,用不着他人,局外人嚼舌头。即使曾经给他戴上“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的郭沫若,在他那篇最具争议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得清楚明白:“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嘀嘀咕咕,意欲何为?除了证明目的的卑鄙还能证明什么呢?

没有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斗争,不接受斗争的洗礼,在斗争面前畏首畏尾,就不会成长。没有这种斗争,共产党不可能发展、前进。正是这种斗争,让共产党人认识了鲁迅。正是在这种斗争中,鲁迅也认识了共产党人。看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同志为光荣。正是在这十年中,他在“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锤炼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的作品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鲁迅与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是一样的,都是在“两面夹攻”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他们生命力、战斗力之所在。

在上海的十年中,“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在上海的十年,“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发展,因为他能够在变化的社会中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解剖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自我革命的精神,是对于自己进行“否定之否定”,或者说“扬弃”。没有这种精神,固步自封,貌似有“操守”,实则迂腐,冥顽不灵。即使不属于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的人。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必备精神,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与时俱进的。

他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二心集·序言》)。正是在社会的动荡中,在思考过程中,与他熟识的本阶级决裂,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无产者走到了一起,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上海的十年中,不但在政治上完成了立场上的转变,而且在思想上、认识上成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者,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杰出一员,做了连许多共产党员都做不了的事。鲁迅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鲁迅的家,在事实上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堡垒。曾经被他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成仿吾,曾是围攻击鲁迅比较着力的一个。1933年,失去了组织联系的成先生到上海找党,首先想到的是鲁迅。是在鲁迅的帮助下,成先生与党取得了联系。这就是鲁迅在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决不仅仅是一般的、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而是把自己与共产党事业融为一体,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忠实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中,有反映他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字和文章,却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文字。

有人著文认为鲁迅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那么,鲁迅是那一路的同路人?说他是胡适那一路的吧,他在蒋介石那里可没有受到什么礼遇。说他是梁实秋那一路的,恐怕梁先生也不那么看。是周作人那一路的?如果是,哥儿俩就不会打起来了。他是“第三种人”吗?如果谁说是,那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到底是哪路人?而他们又是哪路人?事实上,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在行动上,鲁迅不愧为“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在鲁迅与共产党之间打楔子,是徒劳的,除了证明自己与鲁迅不是一路人,说明不了别的。

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就否定了鲁迅的最后十年。也就否定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贡献,在事实上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与鲁迅共同奋斗的历史,与共产党划清了界限。

鲁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贡献

鲁迅作为文学家,需要有文学作品支撑。但是,作为思想家,并没有一般思想家的理论“专著”。他的思想溶解并存在于他的文学之中。而鲁迅的文学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反响,就是因为他的文学中蕴含着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学,是鲁迅思想的载体。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当代其它文学家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组织上没有入党的鲁迅树为旗帜,认为“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号召学习“鲁迅精神”,是因为他的方向,他的精神,不但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致,而是因为他是其中的佼佼者,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特贡献和示范作用,其它人无可替代。甚至连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指指点点的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家都认为是鲁迅的学生。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鲁迅,不是一个言必称马列的空头思想家和理论家。在他的作品中甚至很难找到一段完整的马列的话。这固然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险恶,马列的书是禁书关系密切。这种情况正说明,鲁迅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把握住了马列主义的真谛和精髓,马克思主义化了。相反,看当时那些言必称马列的理论家,能够长篇大论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如王明,其实是不懂中国的实际,只知道夸夸其谈,只知道拿马列主义的词句吓唬人的教条主义。

1927年10月21日,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从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文学家鲁迅的笔端流淌出来的自然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也是必要条件。而在上海的鲁迅,显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运用于他的杂文创作中,表现出极强的说服力、战斗力、生命力,这是他的作品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速朽的根本原因。

鲁迅,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光说不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践的、战斗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的杂文记录着他的思想和战斗历程,从中可以看到鲁迅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贡献和地位,已很少争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特别是他在思想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笔者素无研究,但是,仍然愿意说出自己的粗浅看法,也谋求有识之士指教和补充。

第一,在中国革命的认识上,他观察力和判断力显然在许多共产党人之上。

众所周知,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样的认识却是共产党用鲜血换来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中,就已经看到了。

1925年4月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改革最快的还是剑与火。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两地书·10》)说这话时候的鲁迅,还不知道世有共产党。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武装,而且正在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没有意识到“合作”掩盖下的矛盾和危机。

在1927年“4·12”政变前的4月8日晚,鲁迅在黄埔军校所做《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1927年4月10日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说:“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的话音刚落,就发生了“4·12”政变。共产党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鲁迅是最早关注并高度赞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井冈山武装斗争的知识分子,不是偶然的。

鲁迅的敏锐的判断力是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和实际的深刻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细微观察与思考,对于人生的深刻体验。

第二,对“极左”思想的清醒认识和毫不妥协、毫不留情面的斗争。

1936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的时候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鲁迅对于革命内部的斗争及其产生的原因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因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毫不妥协的斗争。

鲁迅认为:“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1934年11月《致萧军、萧红》)“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1934年12月18《致杨霁云先生》)这是鲁迅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1933年6月4日《又论“第三种人”》)

鲁迅的一生,经历了种种斗争。他告诫人们:“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1931年7月20日《上海文艺之一瞥》)特别是在同革命内部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斗争,是他成为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表现,让共产党人认识了鲁迅,确立了鲁迅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地位,成为文化战线上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在同正面的、公开的、拿枪的敌人的作战中,营垒是清晰的,目标是容易判断的,作战的目的是清楚的。但是,同“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同“自己营垒里的蛀虫”的斗争要复杂的多。弄不好会混淆矛盾,必须十分讲究策略。在面对那些人的时候,特别是身居高位,又是什么“权威”、“名流”的时候,一些人常常不知所以,踌躇,甚至逃避。“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沉默”以“保身”是一些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样的事,并不只发生在“小人物”身上。一些人的那种“修养”恐怕也不是一天、一时养成的。其中不乏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鲁迅的可贵之处,鲁迅让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汗颜之处,是同那些人毫不留情面的、而且十分策略的斗争。这是鲁迅及其宝贵的,可以成为一切共产党人学习榜样的社会实践。

王明左倾思想和路线在党内肆虐的时候,也是在文化领域猖獗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对于鲁迅的“围攻”和“左联”内部一些作家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和行为,鲁迅敏锐地注意并抓住了这个问题,毫不畏惧地投身于这种斗争,往那些具有“极左倾向”的文艺家的背上猛击了一掌。

在1931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他的讲话就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病根是“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是何等的深刻!

1931年7月20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左翼作家中存在着的问题,在当时的共产党内,特别是在以王明为领导核心的领导层中也同样地存在着,严重地影响着革命的进程。

1931年1月,王明集团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路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的丧失,直接导致了长征的发生,几乎葬送革命前途。

如鲁迅分析的那样,他们同样是由于“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才把毛泽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打成“右倾”。正是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才对于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使得许多坚贞的共产党人牺牲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之下。无论是文艺上的“左”,还是政治上的“左”,病根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也才能在不同的战线上遥相呼应。

对于许多人的同“极左”思想的斗争,一般停留在感性阶段的时候,像鲁迅那样如此敏锐地看到、明确地指出左翼作家队伍中所存在着如此严峻问题的,并且深刻而准确地剖析出其存在的根源,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的,在当时的中国,在共产党内恐怕还不多见,应该首推鲁迅。鲁迅是革命队伍中最早认识到左倾的危害并进行坚决的、有成效的斗争的少数清醒的革命家之一。这不仅反映了鲁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造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否则,不可能激发出他不屈不挠的斗志。

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左翼作家”内部的错误倾向,他不得不“横站”。

鲁迅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即迎面的敌人奋战,又要与革命内部的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斗争,不仅需要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而且需要高超的、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这或许是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屹立不倒,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根本原因。有的人,在与前者战斗的时候,堪称勇士,而在与后者斗争的时候,便茫然不知所措。在党内,没有大批鲁迅那样的战士积极地进行思想斗争,党就不会健康的发展。

现在看来,鲁迅在当时已经占据了思想上的制高点。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对于“左翼”作家的指导是方向性的指导。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可见一斑。共产党把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整风”时全党的学习材料,就是肯定了鲁迅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学习鲁迅的也许还不能立刻理解这一点,但是,不学鲁迅的人是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

他与左倾思想斗争的实践和留下的大批文章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文献。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人比毛泽东更看重他和它的价值以及对共产党人的意义。

现在,一些人常常把鲁迅与“左翼”作家内部的错误思想的斗争同与反动文人,与“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性质上相混淆,特别是把他同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的斗争和批判当成是对共产党的批判,当成是同共产党闹独立性。把鲁迅塑造成一个共产党的批判者,一个与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形象。他们,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心怀成见,他们推崇个人主义,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希望鲁迅永远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当然不希望鲁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希望是希望,事实是事实。

第三,文艺为工农大众是中国共产党文艺的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但关乎是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的问题,也是文艺的方向和性质问题。是任何文学家回避不了的,只是自觉与不自觉的问题。企图回避这个问题的人是想当为人的、为全人类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不可能当,或许耻于当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而鲁迅,不但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工农大众的问题,论证了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丰富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7年“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的的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文学家与工人、农民的关系问题。他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说明鲁迅在当时对于马列主义的思想有了比较准确和明晰的把握。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联合战线的时候说:“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其它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否认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要么只承认抽象的人的存在,要么只承认个体的人的存在。不承认人的社会性,不承认社会差别,更不承认阶级差别乃是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差别中的一种差别及其对于其它差别具有影响力。把鲁迅,乃至毛泽东的为“工农大众”的思想批判为“狭隘的阶级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轻视、鄙视工农大众。这不单是个认识问题。

鲁迅的文艺思想与共产党的性质高度一致。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5.4运动》一文中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强调:“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並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农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文艺家不能例外。

中国的国体是以工农大众而不是以抽象的“人”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中已有鲜明的体现。在工农大众仍然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主人,仍然是共产党组织的主体的情况下,这个思想无论是作为政治思想,还是作为文艺思想,都不会过时。

现在讲“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鲁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仍然是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没有这个文艺思想的指导,没有为工农的政治家与为工农的文艺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文艺园地不可能有工农兵的位置,恐怕至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人的问题,其实就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治不能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虽然为一些文人所诟病,不能不承认,是文艺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王富仁教授说:“如果将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一要求来要求鲁迅,鲁迅就完蛋了。在中国最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是鲁迅的作品”。(《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页)这位据说是鲁迅研究专家的教授俨然是在代表“广大人们群众”评论鲁迅的作品。按照他的这个说法,不知道有多少人,包括笔者便被排除在 “人民群众”之外了。

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的确没有人思考和提出。

孔子之前的读书人属于“君子”、“上智”。整体上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那个以“忠”、“孝”为最高道德的年代,不会有谁提“为什么人”那样的在时人眼里十分“荒谬”的问题。

即使是到了科举时代,虽然名誉上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教育资源被富人和官家垄断的时代,在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因为贫困而“自动”放弃的时代,考试啦、科举啦实际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国家大事。即使个别出身寒门的学子登第入仕,当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的宠儿的时候,就已经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当他们成了“父母官”的时候,那是“皇恩浩荡”,那里有为“父母”服务的思想?不格外盘剥就算是“青天”了。

文艺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文学,历来被认为是高雅艺术。如诗词歌赋,那是文人中的才子做的事。至于从事艺术的人,被称为工匠、伶人等,与文人不是一个等级,许多从事艺术的人甚至目不识丁,不配称为文人。有的甚至被认为是下九流,社会地位甚至在娼妓之下。他们从事艺术恐怕与爱好,与理想无关,也不可能有“为艺术而艺术”那样的思想。即使是对艺术的追求,有的或许就是为了生计。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艺人,能够有什么选择?

在近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在日益提高。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的文人在文人中的比例也日渐缩小。时至今日,广大的文人多是工农出身。这,应该是共产党执政的结果。有的来自工农等普通劳动者家庭,多读了几年书,成了“知识分子,登上了“象牙塔”,成了“精英”,或许自以为跳出了工农大众,甚至开始鄙视工农大众。从政的,有的成了贪官污吏。从文的,不想为工农大众。这都没有什么奇怪。他们不想为工农大众,怎么可能认可为工农大众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她以劳动阶级的解放为目的。而以广大的工农大众为组织的后备军。那些没有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为了投机,是不可能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的领袖要求共产党员为工农大众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与共产党的宗旨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的领袖?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内部,包括从事文艺或者文学创作工作的人们,人人平等,都是“同志”。如果承认“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承认党章、党纲,那么,为工农大众难道不是本分么!有什么可诟病、可怀疑、可指责的?

现在的共产党还不是“全民党”。信仰和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或者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主义而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指导而从事文艺工作或者文学创作的文人,反对共产党的文艺主张,反对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不想为工农大众是必然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没有立场的人,更不可能一统文坛。

有的虽然口口声声为“人”,他们口中和笔下的人,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集体的人。骨子里是为自己。尽管如此,共产党也决不会由于他们的存在和认识的执着而改变自己的宗旨。这就注定了,不管共产党是不是存在,不管人们讲与不讲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领域中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

鲁迅“晚年”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至今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革命作家的理论指南。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文艺界。

鲁迅及其文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历史相联系,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鲁迅的方向,被共产党认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至名归。

社会还会发展、变化。鲁迅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在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的今天,他的思想,他的社会实践,仍然是最为光辉、最为灿烂的。他的文学和思想曾经滋润和影响了几代人,今后必将仍然继续激励和影响中国的文坛和思想界。广大的,想在中国大地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必然以鲁迅为榜样,继续沿着鲁迅那一代人开创的道路前进。

在白色恐怖下的鲁迅没有悲观,有志于踏着鲁迅的足迹前进的人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同样无需悲观。

鲁迅的思想总会有人继承。

鲁迅的精神总会有人发扬。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history/201710/391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