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民: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教条和宗派的方式之中,成为“左”右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思想和政治堡垒。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实施延安整风,毛泽东采取“思想建党”的原则和方法,以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方式,逐步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转折,留给全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互动的若干基本经验。

谭献民: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

一、形成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和抓高级干部率先垂范的关键作用,是毛泽东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方式转变的“两个杠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而“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他们要“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上述两个结论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之杰出的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当年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两个杠杆”,亦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关键环节。

二、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教条和宗派主义的方式之中,成为右倾特别是“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思想和政治堡垒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会产生两种类型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博弈,主要是由三种矛盾状况所导致:即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与“走俄国人的路”之间;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与共产国际领导方式之间;党的部分基层组织的求真务实与部分高层领导的照抄照搬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高层领导,其教条与宗派性的政治生活分为两段:

第一个阶段为1921年7月党的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的失败,是党内失误的政治生活方式支撑着“二次革命论”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思想理论的准备不足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使党内高层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一方面是不断总结工人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的斗争经验,进而提出中国革命的新思路、新想法,而且成为党的决议予以通过。如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之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三大”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上述探索又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实践立足点(如农民问题)而落到实处。

所以如此,是受到如下思维的束缚和窒息。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群众自私、保守、落后、无法形成革命觉悟,因而无产阶级政党无需依靠农民的观点;以及农民群众(农村无产者除外)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至多是工人阶级同盟军的观点。二是共产国际提出以国民党为重心而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使党的高层领导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辅助国民党的政治地位上。三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受教条思维的束缚而最终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指导思想,并以“家长制”和“一言堂”的方式予以维系,从而束缚全党的思想。因此,党内高层的政治活动最终陷于以教条和宗派为特征的一盘散沙式的状态,不仅难以避免大革命的失败,反而被共产国际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要对大革命失败负责,要从组织上予以改造。使党内高层在“八七会议”上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等人,从此开始共产国际直接干涉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为1927年“八七会议”到1941年冬季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是党内错误的政治生活方式支撑“左”倾错误路线的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八七会议”到六届四中全会,“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相继占据党内统治地位,且一次比一次“左”的厉害,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这样一种压抑态势:一方面是“八七会议”以后相继发动组织的各地武装暴动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层次不同地开始实施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有效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党内高层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严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攻打附近的中心城市,配合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认为这既是遵循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又可避免各个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组织农民小资产阶级化。及至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向各个根据地派遣“钦差大臣”来掌握军政大权,以实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二十六年后,1937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也不应否认的实事。”如何总结经验呢?一是最高领导机关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和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二是最高领导机关负责人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三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和激烈性,右的错误容易被克服,而“左”的错误则成为党内“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我们应当予以系统地彻底地转变。四是转变的途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这就说明:转变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必须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关键是转变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活方式。唯一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三、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方针,并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以正反两面经验教训来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

一般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所内含着的基本特点:即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能否一致,是“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同时,又使他们局限于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而将“能否一致”定位于工人阶级。毛泽东曾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说道: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他“要无产阶级领导,又不要农民”“那还领导什么呢”?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急性病则“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农民虽然也要,但是附带的,他不注意去研究农民”。在中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你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毛泽东则从总结经验教训的斗争中,将“能否一致”定位于党领导的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推进过程具有由内而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特点:

其一,提倡以体现“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改造国民思想,以此作为社会改造的关键。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他则总结自己组织新民学会、发动湖南“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斗争经验,耳闻目睹“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一系列新村实验的失败,并读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三本书后,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最能改变天下劳苦大众思想的“大本大源”。因此,建党要以“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根据”。自己则取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四个字,开始老老实实地研究阶级斗争,看哪种阶级斗争的方式符合实际。

其二,提出党的中心工作应当是农民运动。党的“一大”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又相继总结自己从事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等斗争的经验,而将革命的依靠力量聚焦于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从1925年2月开始发动组织韶山湘潭农民运动,到1927年3月向中央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能否组织领导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是对革命党人的严峻考验。党必须学会领导集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农民文化宣传和土地革命于一体的农民运动。这一思维既是开始突破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现成结论(即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而非主力军),又成为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而推动着毛泽东继续探索党与农民运动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问题。

其三,将农民运动系统地转化为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但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作为“城市武装暴动”的手段,而非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手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与“八七会议”的方针是有所区别的:即以武装斗争为依托,而将农民运动做大做强。他发动组织的秋收暴动,首先打出“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表明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斗争。然后率领暴动失败的队伍放弃攻打长沙的命令,而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从“三湾改编”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建构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

其四,提出“思想建党”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核心任务。1928年10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总结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党要在具有几千年封建宗法家族意识的穷乡僻壤领导“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施“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随后,他不断总结斗争经验,相继写出《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强调加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邀请群众参与、严肃开展批评等使“党内生活科学化、政治化”的整党方式;反对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开创斗争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密切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方法等,逐步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及自我批评、党的铁的自觉的纪律、以及民主集中制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开始艰难地转变着湘赣边界党组织和红四军党组织的政治活动方式。

其五,以“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斗争实绩证实“思想建党”的正确。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1927年10月)到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毛泽东在七年期间与党内教条和宗派政治生活方式作斗争的特点,是坚持不懈地将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转变,与总结斗争经验而制定及完善和执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及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相连接,以斗争实效来证实“思想建党”的正确。从创建中央苏区到取得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已经略有成效地转变着党内基层的政治生活方式。而经过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湘江战役”的惨败,又终于使临时中央比较固执的高层领导(并非全部)转向认同毛泽东正确的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开始转变着党内高层的教条和宗派的政治生活方式。

其六,通过耐心说服和明辨是非的党内斗争来团结统一党内高层思想认识,而初步实现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通过的决议,即是如此。从而能以中共中央的权威召开“两河口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实施“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最终打破张国焘的“西进”和“南下”主张、以及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同时,红军长征途中实施的群众工作方式,在既无根据地,又有众多民族和宗教矛盾的地区取得重大的胜利,再次证明“工农武装割据”所内含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亦是以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开始转变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层教条宗派式的政治生活方式的胜利。但是,毛泽东清晰地看到:“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当然,毛泽东在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也有过“左”的错误和失误。这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是难以避免的。但其错误和失误的本质,是以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为己任,从而善于总结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复杂的实践经验,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到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教条宗派的方式,必须从思想方法上着手方能彻底转变。

四、从六届六中全会到延安整风,毛泽东通过转变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方法而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艰难转折

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胜利。但是,并不等于说全党特别是党内高层从思想方法上认识到“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统一。所谓思想方法问题,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总结斗争经验,发现现成的革命理论违背实际情况,就予以放弃,而将斗争的新鲜经验上升为新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

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11月太原失守后仍然难以为党内高层所认同。在1937年底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以“共产国际指示”的方式提出“两个一切”的口号、并且责难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与会人员大多做出自我批评,以赞同王明的意见,使毛泽东倍感孤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郑重地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党内高级干部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非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和现成的结论,在党内也几无反应。1939年7月,刘少奇在中央党校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内高层第一个响应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提“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的要求。但到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党内还是几无反应。全党还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窒息之下。思想方法的问题没有解决,党内高层的大多数人还是容易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所左右,以主观代替客观,不能从实践出发来考察理论观点的正确与否。

因此,思想方法的问题成为转变党内高层,乃至全党政治生活方式的根本问题。思想方法不转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就不可能认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僵化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决定藉此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提出:按照中国革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并于会上纠正一批“左”倾错误路线制造的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

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又相继写出《战争和战略问题》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系列文章,以阐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以帮助党内同志提供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响不大,促使他改变思路,以历史对比的方法来区别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故亲自编写《六大以来》(后来续编《六大以前》)的“党书”,然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41年“九月会议”),“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即政治局成员以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及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经验总结和历史回顾(包括历史对比),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统一思想认识:即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错误。之所以如此,就是“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缺乏思想分析方法,一大批从莫斯科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容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实际经验多的同志,又容易成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教条和经验的宗派内涵不同,但共同的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作风。

统一高层思想认识之后,1941年冬季,便开展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经过数月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发生深刻的变化,基本达成一致。但是,要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即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实施“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以整顿“三风”。高级干部、领导干部以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主;一般干部和党员群众以学习党的基础知识为主。重点是中高层领导通过对照文件、写出总结、群众评议和整改措施等多个环节的配套,而将自己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作风作刻骨铭心的认识与纠正。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质,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为坐标,而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一场确立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启蒙运动,进而实现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互动,从而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特别是领导干部、高级干部政治生活方式之艰难的历史转折。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互动的若干基本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艰难转变说明三个问题:

其一,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科学性和战斗性,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是合二为一的。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逐步转变党内政治生活的教条和宗派方式,即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一方面,它以切实可行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以实事求是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和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自觉严明的政治纪律,而创造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与“左”倾教条宗派的“政治性”截然相反);又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及自我批评、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任人为贤”的干部政策,而创造出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性(与“左”倾僵化盲从的纪律性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又以斗争实效和思想方法而改变着党内基层特别是高层根深蒂固的教条和宗派的认知方式,深刻地认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教条宗派的政治活动方式与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相辅相成,开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使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科学性和战斗性连为一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其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关键环节,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率先垂范作用。毛泽东等之所以能够实现两者的统一,就是紧紧抓住这一关键环节。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之严密的政治体制和组织纪律: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负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斗争领域的各级组织、而高级干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具有政治决策权、干部任免权和实施垂直领导的方式、严密的绝对服从的组织纪律;以及数千年来以儒学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所铸造的道德认知方式,致使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方式方法至关重要,决定着全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将共产国际及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是将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主人而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还是将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工具而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又使转变党内高级干部政治生活的方式一般难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毛泽东先是采取理论联系实际、自下而上的方法,以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多次经验教训对比,实践证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及自我批评等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是何等重要和迫切,进而改变党内高层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认知;然后再将“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定位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错误。即思想方法的错误,才导致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错误,而非故意要搞破坏革命事业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一重点抓思想方法、而非抓政治路线的对事不对人的思路,既指明错误的实质,又激发一大批高级干部以党性的自觉而实现思想方法的自我改造,即以率先垂范的方式推动全党开展整党整风的斗争,引领和示范着全党的政治生活和思想作风的根本转变。

其三,高级干部自觉地转变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为深刻的体现。民主革命时期,党内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或留欧留俄的高级知识分子。与普通党员和一般干部相比,他们既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较大的历史贡献,又能以较高的知识水平而支撑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和人事组织工作。他们之所以执行着右倾特别是“左”倾错误路线,之所以具有教条和宗派的政治生活方式,既有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方法问题;又有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问题;既有几千年封建宗法意识的作祟;又有个人自尊心的紧张。但他们本质上是期望中国革命尽早取得胜利,而非故意要破坏和阻碍中国革命。故他们政治生活方式的本质,是思想方法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毛泽东抓住思想方法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且以同志的态度对待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和绝大多数高级干部,既抓住问题的本质,又促进他们的党性和宗旨意识的觉醒与恢复,终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而推进他们自觉地改造思想和作风。毛泽东的不断推进是外因,他们的不断认识是内因。内外结合而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完成了政治生活方式的根本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为深刻的体现。

上述基本经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之客观规律的体现,亦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有效互动的历史必然。

(作者简介:谭献民——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察网www.cwzg.cn摘自《湖湘论坛》2017年第4期,原标题:谭献民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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