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从台湾看《那儿》

两年多来围绕着《那儿》的讨论和争论显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支配两岸文论界的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都失去了理论分析的效力。这似乎暴露了这些外来论述基本上不具备解决和评说当下中国最突出、最具体、最急需解答的诸问题的能力。

陈映真:从台湾看《那儿》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1937— 2016)

朋友如获至宝似地拿了从网站上下载的、大陆作家曹征路先生(以下礼称略)写的中篇《那儿》来。后来又取得李云雷先生(以下礼称略)新写的论文〈转变中的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那儿》讨论评析〉。

1937年,我生于日帝窃占为殖民地的台湾。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才结束了五十年与大陆分断的历史,重归于故国。但1950年韩战(编者注: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强以它所操控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台和约》,以“台湾地位未定论”再次将台湾与解放后的大陆分断。1979年,美国干涉主义又以它的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强行干涉台湾与大陆的民族统合。

在外来势力干预下,虽然不曾完全阻隔两岸政治上、文化(文学)上、思想上相求互应,但民族长期分裂的构造,毕竟不免于产生彼此的生疏与理解上的差异。

读完《那儿》,心情很激动。读完云雷的大论,也让人思潮起伏。《那儿》在祖国大陆的读书界讨论,已阅两年许。为了免于狗尾续貂,想从一个半生生活在台湾的老作家的视角,说一说一些不成熟的感想。

一、关于“左翼文学”的表现艺术性问题

读云雷的文章,发现大陆对《那儿》的广泛讨论中,对其“艺术性”的质疑之声很不少。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严苛的反共戒严体制下的台湾偷偷搜读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书成长的。及长,也涉猎了1930年代“文艺自由”、“第三种人”论争的不完整的内容,知道反对“左翼文学”的人最常质问的是“左翼文学”的“艺术性”,指责其粗粝、教条主义、刻板描写。

但事实上,左派内部对革命文学的革命加恋爱、刻板形象和教条化是进行过多次自我反省与批判的。

然而鲁迅、茅盾、高尔基、布来希特、萧霍洛夫这些世界“左翼文学”家及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在文学与音乐艺术上伟大的成就,既便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也绝难于抹杀,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有异于资产阶级的独特审美和思想上的成就。

曹征路的《那儿》引起长达两、三个月、遍及全中国的阅读、讨论、正反评价的争论本身,绝不是仅仅因为单纯的题材——当下国企改革过程中资本对直接生产劳动者的掠夺——云雷的大论,已经为人们整理出了《那儿》现象的广阔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原因,但如果不是作品本身以它不同于当下趋附市场,只顾孜孜于描写个人生活和感情、或苦心揣摩进口的文论所写的,回避历史与生活中逼人而来的矛盾的作品之独自的艺术和审美,就绝不能成为小说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热烈讨论的焦点。

我读《那儿》,深受感动。

对于我而言,《那儿》在思想和审美上的成就是显而易见,完全不必在文论上多所辞费。但云雷的大论告诉我们,有不少大陆文评界或从否定《那儿》的“艺术性”而低度评价作品,或虽然低度评价作品的“艺术性”,确有条件地对小说《那儿》的现实意义加以肯定。

从台湾看来,大陆文学研究界——包括广泛的思想界,对于“左翼”、对于和马克斯主义有关的东西,似乎普遍表现出明显又强烈的、病理意义上的过敏症(allergy)。

1943年,在日本法西斯最嚣狂的时代,日本皇民文学在台湾的大总管西川满,发表了题为《狗屎现实主义》的文章,百般抨击自1920年代发韧,以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为言,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台湾新文学粗鄙不文,题材上在(“决战”时期)看不见“圣战”的主题,却净写台湾封建大家族的颓废与葛藤,而讽刺之为“狗屎现实主义”的文学,不像日本文学之纤巧唯美。

这在骨子里其实也是台湾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缺少“艺术性”的诋毁。

著名作家杨逵立刻写了《拥护狗屎现实主义》,对西川满的台湾左翼、现实主义文学没有艺术性论以灵活的辩证逻辑深刻而从容地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驳论。

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了民众的民主抗争事件,在3月初遭到国府铁血镇压。但同年秋到1949年4月间,台湾进步作家(以杨逵为首)和大陆东渡来台进步文化人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热情共话建设战后台湾新文学。

大陆来台的文评家开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1930年代以降大陆左翼文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等论述,丰富了台湾左翼新文学理论的向度。

不料1949年4月,杨逵和当时进步学生同时被捕,文学议论嘎然中挫,接踵而至的是国府在台湾全面性的反共肃清,台湾优秀的小说家吕赫若和朱点人,戏剧运动家简国贤等人潜入地下,最终牺牲。

1950年到1970年间,在反共肃清后的不毛之地,输入了极端强调“艺术性”和脱社会、脱政治的美国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和反共国策文学孪生并存至1970年。

受北美保卫钓鱼台运动间接影响,台湾在1970年至1973年间展开批判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的运动,强调了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风格。

1977年,国府官方发动大批判,反对主张文学为大众、写大众,反对“晦涩、脱离生活和民众的、舶来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强调文学复归民族特色的”台湾乡土文学。而当时以彭歌、余光中为代表的官方论客,即以乡土文学写社会低层,别有用心,“没有人性,何来文学”,而况又包藏着工农兵文学的左翼之祸心!他们咬定乡土文学是左翼文学有“危险的政治目的”,背叛了艺术对纯粹审美的要求。

这样的逻辑,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性上过不了关论。

在台湾读《那儿》和相关联的讨论,不免想起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种种。而揆诸大陆从1920年代发韧,勃然繁荣于1930和194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和创作实践的伟大遗产,今日大陆对《那儿》的“文学性”议论,说明了不少难于思议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

而事实上左翼文论自始就特别注重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强调文艺有其相对的自主性,要求更多表现上的民主和自由,反对左翼文学的刻板教条化,又力言革命的文艺要有“更多的莎士比亚”(艺术性),少一些席勒(教条和刻板化的意识形态)。

既然大家似乎忘了这些左翼文论先行者的反思与叮咛,则借着细读《那儿》后的议论中重新温故以知新,也不是无益吧。

二、 工人阶级意识

讨论《那儿》时,有人指出小说“表现了一种无产阶级意识”。在台湾读《那儿》这一点更觉鲜明。

台湾的工人运动最初勃发于日据时的1930年代,在“台湾共产党”和“民众党”领导下形成。由于殖民地台湾的现代产业劳动者数量和力量单薄,也由于台共和民众党有分派矛盾,加上日帝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而全面镇压岛内社会和政治运动,台湾第一波工人阶级运动溃灭。

1946年后,中共在台地下党在林场、“国营企业”(如邮电、铁路)布置党组,但都在1950年代的反共大肃清中溃折。及至迎来全面反共戒严体制,台湾的工人运动遂寝。

1989年戒严体制解除后,曾爆发过远东化学纤维公司的规模较大的罢工事件,但由于历史传统的单薄、组织的弱质而失败。

1960年代后中小企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尖兵,但由于工厂规模小,工人流动性大,很难于培养阶级自觉。台湾产业工人对自己社会地位和命运多半持有消极态度,也有不少人在大众消费体制中自己欺罔地与中产阶级认同。

另外,1980年代的统、独矛盾中,台湾工人被台独反民族的政治所分化,对阶级意识的形成,雪上加霜。

1950年代后,台湾文坛被舶来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统治,工人阶级与文学的距离遥远。

只有在1970年代出现了一个“国企”厂出身的作家杨青矗,可惜受到自己思想知识的限制,作品中表现以改良主义——老板多体恤工人,不要过份扣克工人。而工人多体谅工厂主,双方妥协合作—来解决劳资矛盾,这当然对于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积极自为的阶级进行意识化没有帮助。

《那儿》的成功,显然和作者曹征路在工厂生产劳动的实际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大陆工人阶级在历史上参加过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经验了自己解放与翻身,曾经“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主体”(陈晓明),也曾经做为中国工农联盟的一员成为党和国家的基础。这一集体的记忆,尽管在近二十年中不断的风化,却无可置疑的成为一代人难以忘怀的生命信念与回忆。

曹征路写的小舅,是一个极平凡的工人,但潜在于他心头的信念——坚不相信工人阶级集体的联署斗争唤不回正义与公平——使朱卫国从一个平常工人变成伦理上“高于常人”的人物。而正是他“高于常人”的执念,像希腊古典悲剧中之英雄,一步步在残酷的现实与宿命中走向毁灭,从而震动了无数犬儒化了的读者的心。

我自己写过一篇受到外国人跨国企业主的改良主义所欺骗的女工组织独立工会失败的小说《云》,但材料只是从事后的采访来,自己完全没有下厂直接劳动的经验。作家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与劳动的巨大距离,和台湾工人集体记忆中缺少斗争与胜利的记忆,使台湾产生不了像《那儿》的作品,也产生不了像曹征路的作家。

而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学离不开无产阶级自求解放的运动。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不要说台湾,连有过1960年代工运的日本,有过1970、1980年代的军事独裁下崛起的韩国工运,如今都已沈寂。大陆的情况我很不熟悉,不能说。但把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公开,显著地写进党纲和国家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如何总令人寄予一线希望吧!

另外,曹征路在小说开头就写杜月梅因下岗生活困窘下沦为私娼,但在工人小区中却不见有人因而对他讪笑,讥讽、歧视。偌大的工人小区只有对她寄予理解与同情,仍然平等待之。这在台湾看来是很不能思议的。这是不是中国工人集体对阶级姊妹的、源于阶级意识的支持和同情呢?我很受感动,但不能充分认识与理解。

三、事有必至

读《那儿》后的激动中,也有“这样得作品终究出现了”的感觉,觉得事有必至,理所当然。

1990年代初,大陆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1949年以后推动的生产方式,自然也改变了社会的下层建筑,而社会上层建筑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巨大变化。

隔着遥远的海峡,我虽然关心这些变化,却无力掌握具体的资料,仅仅朦胧地知道有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告别革命”论和承认革命的合理性论的争论;反对重返1950、1960年代极“左”文学和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再认识,重新评论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连的争论……

《那儿》的出现和相关的讨论,在少数的文脉中,《那儿》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促使人们沈思问题的解答。

究其原因,曹征路恐怕是最后一代怀抱过模糊的理想主义下厂下乡劳动过的一代。这一代人要打倒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太少而不是太多的社会中从来未真正见识过资本的贪婪和残酷。而1990年代初以后的巨大社会变化,既催促一批作家随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写作,也促使像曹征路这样的作家反思资本逻辑与人的辄铄。

而在台湾,1977年乡土文学派呼唤作家写农村、渔村、写劳动人民,关怀社会低层人物,但198-年代中期掀起的“台独”反民族思潮卷走了不少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鼓吹没有阶级的“台湾意识”,制造同民族间的憎恶。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被地方主义激情掩盖,“次文化”层次的“台独”取代科学性的研究。而在创作实践和学术理论发展上,“台独”派文坛却久久乏善可陈。

四、外来文论的失效

从云雷的大论看出,两年多来围绕着《那儿》的讨论和争论显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支配两岸文论界的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都失去了理论分析的效力。这似乎暴露了这些外来论述基本上不具备解决和评说当下中国最突出、最具体、最急需解答的诸问题的能力。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的文论就受到主要来自美国保守学园输入的诸“理论”所统治,至今依然。然而我期待不久的将来,大陆思想界能在熟知外来诸“理论”的基础上,宣告外来流行理论在大陆的失效,激发大陆思想理论界的“自立更生”,建设独立自主的文学和发展社会学体系,解释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提供给和我们一样受到列强为自己打造的世界秩序服务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统治的诸民族做为参考。

五、光明与希望之必要

对国企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阴暗面,以尖锐的笔触和火热的心加以表现的《那儿》,非但能公开发表,而且还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犀利深刻的讨论,从台湾望去,是十分激励人心的。

台湾一贯宣传大陆“没有言论自由”但从准许刊出小说、准许自由讨论围绕《那儿》的诸问题(类似的事在1987年解除戒严以前的台湾是绝无可能的),也从1980年代以来大陆极少因干犯政治而禁止作品或文章的公开发表和讨论看来,思想言论的民主主义有相对的宽松。

对于《那儿》的评说,有人直截地说是新的无产阶级文字的出现,有人不无憎恶地说反对把文艺“倒退”到1950、1960年代的极“左”道路(对诗剧《切‧盖瓦拉》的公演,也有人感到类似的惶恐);当然有人以“以深化改革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为言;有人以否定《那儿》的“艺术性”和“文学性”而全面否定了作品。而有人从更根本(radical)的角度批评小舅朱卫国的抗争“没有上升为一个阶级的自觉”。从右到左,准许自由发言。这对于可能继之而发表的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值得珍惜和赞扬。

据台湾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南方朔指出,在“全球化”行程中,随着媒体“扒粪”功夫的增进,银行保密制度的松解,司法独立办案力度增加,揭发了先进“民主”国家权力高层惊人的腐败。其手法也是将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依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民营私有化过程中,权钱交易、化公为私、掠占厚利据为己有,或挪用为一党所有。

1980年代欧洲的国家本主义企业私有民营化过程产生的贫腐掠占事件,多到了不可胜计。1990年初,俄国叶利钦主持下变卖前苏联国有企业风潮中,制造了叶利钦身边亲信十几二十个新兴大款。此外国家巨额采购的委外承包过程中巨额回扣的疏通,不是落入私囊就是成为政党的库银。

比起西方媒体经常渲染的“贫困”、“落后”、“共产主义”政权的贪渎,现代经济发达,号称民主公正的西方国家的贪腐更为黑暗与贪婪。

1992年,意大利爆发集体贪渎丑闻,涉案大小官员商人多达三千人,位阶扩及总理二人,三个党的党主席,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有十个官商畏罪自杀。然而其中就没有产生过一个从工人阶级出身,以工人阶级立场揭发和批判这些“先进”“民主”“自由”国家权力和资本高层的黑暗与腐败的文学作品。

《那儿》的结局以朱卫国悲壮的自残结束。以这沉重的代价,换来盘据在矿机厂无法无天掠占剥削的团伙因东窗事发而溃灭。我们不以为曹征路的安排是妥协性的“光明的尾巴”。手边有今年(编者注:2006年)1月8日出刊的《亚洲周刊》,就刊出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中国农村艾滋病重灾区——县委书记杨松泉放肆大胆私吞中央拨给医治艾滋病的各种公款而被罢官候审的记事。贪官不绝是现实,人民纠举贪官而促成罢官也是现实。

但曹征路在故事结尾处丢下了上面来查案办案的人两句“没想到”的话。他们一“没想到”、“停厂九年的工厂保养得那么好”;二“没想到”“矿机厂的队伍还这么的整齐”。这两句令人震动的话,简洁生动地表现了被私有化行程抛弃了几年的中国劳动阶级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崇高质量和工作纪律,也反驳了工人阶级没有能力治厂办厂的的谎言。

在我读来,这两句话更是苦斗中的中国工人的自觉与自尊的宣言,又岂能以简单化的、犬儒主义的“光明尾巴”尽之?

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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