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克农钱壮飞齐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牺牲46年后真实身份才明确

在苏区的三年多时间里,胡底勤勤恳恳,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献身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他不但组织红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发动一些干部编写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而且经常同李克农、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自编自导自演,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侦查干部、情报专家,竟被张国焘杀害于长征路上。

与李克农钱壮飞齐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牺牲46年后真实身份才明确

胡底是谁?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滩著名的武打电影明星;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站负责人;中共情报战线 “龙潭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故事浪漫而传奇。然而,这位躲过国民党特警追捕的谍报英雄,却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惨遭杀害。血染的历史,记录了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

以演员职业作掩护

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马,字北风。1905年3月10日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以后入城关植民小学和合肥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7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二中。胡底不仅兴趣广泛,聪颖活泼,且为人慷慨,豁达大度。他虽生于地主家庭,但对穷苦百姓深表同情。有一佃户因纠纷烧了他家的房屋,父亲胡绪章十分气愤,便写了状子要告佃户。胡底知道后,赶忙从路上拦回了父亲,并劝父亲说:“人家赔不起,不要告了。”他还认为这个世道迟早是要翻过来的,要求父亲将家中的田地送一部分给乡亲们。在胡底的坚持下,不少农民得到了土地。

1923年,胡底考入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中国大学国文系。读书期间,得以结识李大钊等“红色教授”,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晨报》等进步刊物,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从而萌发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经同学吴鹿鸣介绍,胡底和后来也成为红色特工的钱壮飞在“安徽会馆”相识。钱壮飞和女友张振华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胡底和他们从此来往密切。钱壮飞结婚后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家中聚谈。1925年,经钱壮飞内弟、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介绍,20岁的胡底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胡底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胡底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住在钱家,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胡底、钱壮飞和剧作家徐光华等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武侠警世片,曾经送到日本等国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钱蓁蓁也在片中扮演角色,以后蓁蓁化名黎莉莉,成为上海滩著名影星。当时,胡底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正当胡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火热的革命生涯时,身为北洋军阀“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举起反革命屠刀。这一天,张作霖派兵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内,逮捕了因“三一八惨案”隐藏在这里的李大钊等革命者。1927年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胡底的启蒙恩师李大钊惨遭杀害。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森的白色恐怖之中。作为北京地下党的活跃分子,胡底、钱壮飞等引起了军警的注意。这样,他们要在北京立足,面临极大的困难。1927年底,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的胡底、钱壮飞,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相继转移到了上海。胡底改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则化名“南飞”。

与李克农钱壮飞齐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牺牲46年后真实身份才明确

◆胡底出演《燕山侠隐》时的电影海报。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刻,胡底将怎样立足于上海滩呢?

一天,一艘从北方开来的轮船在上海码头刚刚靠岸,从船上下来一位个子高大、穿着讲究、颇似大老板模样的人物。他就是从北京脱险,辗转到沪的胡底。第一次来到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胡底明显感到蒋介石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恐怖。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胡底,一眼就看穿了分布在大街小巷的国民党特务、暗探,刺耳鸣笛的警车也不时从大街上呼啸而过。小心谨慎的胡底在一家旅馆住下后,一面找职业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这时先期转移到上海、并且考入上海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电讯管理处工作的钱壮飞,也在寻觅中共秘密机关。到1928年7月,经过一番周折,这对挚友终于见了面,接上了关系,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不久,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把胡底、钱壮飞收入到自己麾下。

中央特科是1927年11月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建议,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负责打击无耻的叛徒及保卫党中央负责人和领导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工作。胡底来到陈赓任科长的情报科后,奉命潜入了上海影片公司,在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为不暴露身份,迎合老板生意起见,他大都以演武侠等为内容的片子,拍摄过《盘丝洞》、《昆仑大盗》等。胡底从小嗜好文体活动,拉琴、游泳、武功等一学就会,无不娴熟,加上他当时在北京演武侠片的基础,所以他演起武打片来得心应手,出手不凡,被人誉为“东方范朋克”,范朋克是美国好莱坞的当红动作明星。可见他在当时上海影坛的地位。如果胡底沿着这条演艺的路子走下去,中国武侠片的“祖师爷”应当是他。

但演戏不过是胡底的职业掩护,作为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胡底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参与拍片的同时,他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国民党达官贵人聚会的场合,他总是机智地挤进去,刺探重要的情报;一些进步人士的身边,经常可看到他的身影,他千方百计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们;公园里也可看到这位正悠闲漫步的“武打明星”,他正在寻机与中共同仁接头联络。

尽管胡底凭着自己的细心、机智,在秘密情报战线干得得心应手,但他频繁的活动,难免不引起敌人的警觉。一次,他前去接头时,被敌人的暗探发现,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前往搜查。胡底得知后,逃到松江和沿海一带村庄,同盐商混杂在一起,终于脱离了险境。胡底善于化装和演戏,所以总能一次次在鹰犬眼皮底下蒙混过关。

奉命打入特务机关

1929年初冬,正在摄影棚里拍戏的胡底,又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在这里,又使李克农认识了钱壮飞。由此开始了“龙潭三杰”的密切合作。

出生于安徽芜湖的李克农,是胡底的同乡。对于李克农这位智勇双全、曾在安徽掀起一阵阵红色风浪的中共党员,胡底早有所闻。但直到1928年,他们先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并一同效命于中央特科后,两人才有了接触,由于他们志趣相投,又是同乡人,很快成为谈得来的朋友。然而,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由于秘密工作的特点和环境的需要,他们虽然同在上海工作,却很难见上一面。这次能在摄影棚相遇,两位老乡颇为高兴。当时已在上海电讯管理处(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担任秘书的钱壮飞,正要向党组织汇报有关情况,这样,经胡底牵头,钱壮飞与李克农又相识了。

接到胡底信息的钱壮飞,这天如约来到了摄影棚。只见水银灯下,一个恶少带着几个打手抢夺民女,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汉的扮演者就是胡底。导演喊声:“停!”灯光骤暗,棚里一片昏黑,人声嘈杂。胡底走过来同钱壮飞握手问好,把他领到一个角落,一个戴眼镜、穿长袍的青年迎了上来,他握住钱壮飞的手说道:“我叫李克农。老家让我来看你。”钱壮飞紧握李克农的手,也很激动:“故乡的人也很惦念你。”他们说着暗语。自钱壮飞打入敌营以来,由于工作的性质,环境的险恶,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已日益困难,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党组织的指示。尤其是最近一个情况的出现,使他这种心情更为急切。

原来,钱壮飞的顶头上司、上海电讯管理处处长徐恩曾,最近被任命为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长,徐准备让钱壮飞随他到南京担任机要秘书,为此,钱壮飞要征求党中央的意见。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人,和钱壮飞是同乡。从外表上看,他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然而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因与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关系,加上自己善于钻营,1929年冬,竟捞得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中组部调查科科长的头衔。他登台后,为干出点名堂,一开始就要物色好几个帮手。这样,才华出众,又是同乡的电讯处秘书钱壮飞就进入了徐恩曾的视野,极力邀请他入伙。在摄影棚,钱壮飞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李克农,让李克农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以求对策。

中央特委对钱壮飞提出的这一报告极为重视,周恩来说:只要敌人的特别组织中有我们自己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顺利得多,损失就会少得多。他当即指示:“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决定派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敌人的核心情报。钱壮飞随徐恩曾在南京上任后,徐命钱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扩充队伍,这样,胡底顺理成章地也进入了党务调查科。钱壮飞希望胡底推荐地下党同志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胡底就推荐了他的安徽老乡李克农。经周恩来同意,李克农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从此,他们三人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深入龙潭虎穴,沉着机智地战斗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

活跃在北方情报中枢

胡底身材魁梧,俊逸潇洒,多才多艺,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吹拉弹唱样样见长;又文笔酣畅,谈吐诙谐风趣,性格开朗活泼,善交际,乐助人,大方豪爽,在社会上颇有吸引力。这一切,正是他打入敌人心脏并能站稳脚跟、取得信任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反蒋、反陈派系相当活跃。陈立夫、徐恩曾除搜集中共的情报外,还要收集其他党派和进步力量的动向情报。所以一面建立秘密机关,侦察共产党和反蒋派系的情报,一面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指挥全国的特务机构和几十万秘密特工。胡底、钱壮飞和李克农便借国民党公开开办通讯社的机会,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社形式为掩护的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社长是钱壮飞,编辑为胡底。社址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党务调查科(“正元实业社”)的隔壁。

与李克农钱壮飞齐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牺牲46年后真实身份才明确

◆“龙潭三杰”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徐恩曾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也把钱壮飞、胡底带到了杭州。此间,胡底的父亲带着胡底的未婚妻从老家安徽舒城来找胡底完婚。但胡底怕因特殊身份连累那个女孩,推说自己工作忙碌、生活不定,让她另找丈夫,但那女孩不肯走,在杭州卖菜为生。而胡底始终孑然一身。

1930年冬,胡底被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兼任社长,张家昽为记者。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在日本租界租了一幢房子,胡底住最上层的四楼。这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在天津的那段日子里,胡底和张家昽几乎天天都要上街“采访”,也就是搞情报,但并不像小说和电影里的特工那样出行神神秘秘,他们经常是并肩同行,谈笑风生,以采访为名出入各种场所。而胡底非常喜欢打麻将,这也成了他在天津刺探情报、拉关系的主要手段。胡底让张家昽每天把天津主要报刊的新闻抄写下来,并寄往南京长江通讯社总部。而胡底暗中又搞到不少机密情报。因为张家昽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对于胡底到底做了哪些秘密工作一无所知。

此间,钱壮飞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开始发挥作用。胡底除协助钱壮飞外,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组长由李克农担任。南京、天津方面有重要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马上用密码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李克农即通过情报科长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这样,钱壮飞和胡底,一南一北,分别收集国民党的机密情报。就此,国民党最高特务情报机构为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及时全面地掌握了。他们三人如同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晓得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打算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顺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我党带回许多重要情报。为了应付蒋介石,由胡底执笔,利用一些军事资料和报纸上的材料搞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不但提供了东北军“内情”,而且还谎称在东北建立了一套特务机构,“可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的情报”。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说:“哪儿来这么多的好材料!”表示对胡底等人“佩服之至”,给予嘉奖。

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军事“围剿”。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陈立夫,把蒋介石发动“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重要电文都批给徐恩曾看。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便直接获悉了这些军事情报,及时地报告给党中央,对红军作战及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掌握中共中央全部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和特务机关连续向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密电。4月25日夜里这些密电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结果使敌人对上海的大搜捕全部扑空,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从而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4月29日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还是张家昽急急忙忙将自己妻子的手镯变卖了,然后把钱塞给胡底让他快走。这样,胡底才乘坐外国轮船离开了天津,辗转逃亡。胡底撤离第二天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只在天津日租界抓住了张家昽,由于他的确对秘密工作一无所知,终被释放。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也都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

1931年8月的一天,上海滩热浪袭人。傍晚,在一阵电闪雷鸣后,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蓄着一脸络缌胡的人匆忙行走着。他就是原国民党“长城通讯社”社长、现被国民党特务追捕的中共红色特工胡底。按中央指示,胡底又潜来上海。

与李克农钱壮飞齐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牺牲46年后真实身份才明确

◆胡底和战友们在一起。

为保证这几位已经暴露身份的“红色间谍”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他们秘密撤往中央苏区根据地。胡底和钱壮飞凭着机智和勇敢,突破天罗地网,安抵中央苏区。李克农也与驻沪中共中央迁往苏区瑞金。

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底等人钻入敌人心脏,不畏艰险,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中国革命,为保卫党中央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连1933年7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中国共产党)特务工作人员对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哪!”

英雄血洒长征路

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个红色都城。走出隐蔽生涯的“龙潭三杰”,在这里感受到自由的阳光和革命的朝气。李克农任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

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但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转化工作却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此,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要胡底、钱壮飞、李伯钊(杨尚昆爱人)三同志为骨干,组织演剧队、宣传队,做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宣传队出发前,胡底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第一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红军。第二,要想尽各种方法去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送命,现在是为谁牺牲。毛泽东指着胡底说:“你那么年轻,就已经做了许多情报工作,现在更要做好宣传工作。”当时只有26岁的胡底坚定地表示:“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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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胡底。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底等编演了《为谁牺牲》这出戏。内容是一个白军士兵怎么受苦,后来终于投奔红军。胡底在剧中主演一个转化的士兵典型。由于这出戏能抓住“为谁牺牲”这一实质性问题,加上胡底等同志出色的演技,演出十分成功,引起士兵的强烈共鸣,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此外,胡底等演职员还为他们补衣服,关心慰问伤员,使他们深受感动。宣传队还演出了根据苏联话剧《黑人吁天录》改编的《黑奴恨》。这个戏写的是奴隶主怎样压迫黑奴的故事。从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一种为黑奴鸣不平报仇雪恨的感情在官兵的心中升腾,很多军官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这个剧团还到左权的十五军以及十三、十四军巡回演出。在这里,胡底的表演才华得到了充分施展。后来为加强苏区的宣传工作,胡底又同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筹建“高尔基戏剧学校”,为苏区培养了一大批宣传文化工作骨干。

在苏区的三年多时间里,胡底勤勤恳恳,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献身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他不但组织红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发动一些干部编写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而且经常同李克农、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自编自导自演,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除《为谁牺牲》、《黑奴恨》外,胡底还先后编、演过《庐山之雪》、《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赵一曼》等话剧,是苏区创作剧本最多的一个。他的文艺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聂荣臻称他“多才多艺”、“很有创作才能”。李克农赞誉“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他奉命到红一方面军,担任红军总部保卫局侦察科长,为大部队做开路先锋。在侦察敌军暗探投毒、粉碎敌人煽惑沿途人心和武装破坏方面,做出了卓著的成绩。胡底对工作非常认真,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总部侦察科每到一地,他都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送交总部,供研究敌情参考。每接受一项重要侦察任务,他都缜密思考、精心安排,布置工作、交代任务非常具体,并再三嘱咐侦察员要有几手准备以防万一。

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侦查干部、情报专家,竟被张国焘杀害于长征路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间,中革军委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胡底所在的中央纵队一分为二,他和一部分同志编入左路军。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掌握实权的张国焘突然拒绝北上,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分别南下,企图对抗和分裂党中央。跟随朱德、刘伯承在总部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骂张国焘“是什么东西”,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当时有人善意的劝他:说话要注意、要小心。胡底说:“我怕个啥,我才不怕他呢!”

与李克农钱壮飞齐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牺牲46年后真实身份才明确

◆胡底写作时的漫画。

过草地时,胡底因为误食毒蘑菇连续发烧,在呓语中还痛骂张国焘是法西斯。张国焘知悉后,恼羞成怒,竟将当年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胡底,以“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的罪名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马匹和勤务员,让他自己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胡底大病未愈,身体十分虚弱,几乎天天掉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经常收容他。曾与胡底共过事的欧阳毅当时任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心痛他,便在请示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后,将胡底秘密留在红五军团,以便沿途照顾他。不见了胡底,张国焘便命令总部保卫局查找他的下落,局长曾传六在帐篷里将胡底抓走了,扣押在直属的通讯营中。欧阳毅立即向朱、刘报告,刘伯承担心地说:“张国焘是要下毒手啊!”朱德特地到胡底的关押地看望了他,送些东西,安慰一番,但无法营救。张国焘非常嚣张,当着朱、刘和欧阳毅等人的面,扬言要追究同意收留胡底的人。欧阳毅中将曾回忆说:“张国焘是一霸,滥杀无辜,许多人成为受害者。”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再回四川阿坝,继续南下转移,企图实现他另立中央、自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军委主席的野心。为排除异己,杜绝“隐患”,胡底成为他杀害计划的重点目标之一。在部队行至茫茫草地松岗地区时,张国焘派人将其秘密处死。

胡底牺牲时只有30岁,他没有成婚,没有后人,几十年来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而他的家人一直在寻找这个失踪的亲人。“文革”后,胡底的弟弟胡其昌从报纸上看到钱江写的一篇纪念其父钱壮飞的文章,文中谈到李克农和胡底,并注明胡底就是胡百昌,安徽舒城人。于是胡其昌写信给钱江,请求帮助了解哥哥胡底参加革命的情况。钱江几经努力,将信转到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手中,程又转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终于查清了胡底的真实身份和被害经过。1981年12月8日,胡底同志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胡底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无比憎恨,以卓越的才华,无畏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为党的情报事业和红军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谍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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