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引进视角下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研究(1949-1960)

国防工业的技术引进,能节约相应资源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防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对国防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景下,我国政府最终选择通过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实现国防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探讨1949-1960年新中国国防工业技术引进问题,能够为今天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技术引进视角下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研究(1949-1960)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现状和国防工业建设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基础极为薄弱。1949 年底,原解放区的人民兵工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军事工业经过整合,组建成76个军工企业,其中兵工厂45个,航空中心修理工厂6个,无线电器材工厂17个,船舶修造厂8个[1]。上述军工企业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兵器工业只能生产为数不多、质量不高的简单产品,如步枪、机枪、子弹、手榴弹等轻武器和120毫米迫击炮;航空工业只有十几个简陋的飞机修理装配小厂;船舶工业主要修理旧船、改装商船以及建造一些巡逻艇;电子工业则是一些无线电修配厂和私营的弄堂小厂;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更是空白。国防工业的主要原材料如炮钢、工具钢、钢板、黄铜板和制造无烟火药用的硫酸等,以及配套件如电子器件、柴油机零件以及大的电动机等都依赖进口[2]。

从筹建新中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3]同时,党和政府对国防工业现状又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加速国防工业建设,生产精良的武器来装备人民军队,是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国家统一诉求,也使国防工业快速发展显得更为迫切。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持孤立和排斥态度。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公开武装对抗的态势,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抗美援朝战争,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国防工业和与之配套的重工业,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5]考虑到一个大国不能在国防上受制于人,1954年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尽可能不要再买苏联武器,应立足于自己建厂生产。

国防工业属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国防工业起点低,如果选择从头发展,必然进程缓慢。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施行包围、封锁、禁运,即使一般的工业产品和民用技术都无法从西方国家引进,更不用说敏感的尖端武器装备及其生产技术。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上进一步靠近苏联,这为新中国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了外部保障,同时也为国防工业争取从外部引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6]。因此,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良性发展的历史机遇,通过外交途径,从苏联引进国防工业领域大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尤其是在尖端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如核工业、导弹工业领域,就成为当时党中央发展国防工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二、我国国防工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二次创新

(一)与苏联政府签订协议,引进技术资料和成套设备

基于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需要,新中国政府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和之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国防工业,抓住20 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从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加快我国国防工业发展。1951年5月,总参谋长徐向前率领兵工代表团赴苏联方面进行谈判,中苏签订《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型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7]。苏联政府提供的第一批轻武器图纸资料,从1951年底到1952年6月陆续到达,其他型号的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从1953年开始到达。在航空工业方面,1951年1月,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率领航空代表团,赴苏联就航空工业的技术引进行谈判,正式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1953年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的协定和1956年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的援助项目,都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项目作了安排。这一时期,我国先后从苏联引进7种飞机、9种航空发动机、5种战术导弹和数百种机载设备的制造技术。在海军装备制造业方面,1952年4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率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商谈落实我国海军订货和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问题。不久,毛泽东致函斯大林,提出“为了我国海军继续发展,准备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能自己逐渐解决潜水艇、鱼雷快艇、扫雷艇、大小猎号所需之主机及一般材料,以及海军所需之水鱼雷。拟将此项建设工作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因此,请苏联政府帮助我国重工业部建设内燃机工厂及水雷、鱼雷工厂”[8]。苏方同意将部分舰艇及其建造技术予以转让,在我国进行装配建造。1953年6月,中苏正式签订《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我国向苏联订购战斗舰艇81艘以及飞机、海岸炮等技术装备。一机部具体负责从苏联取得图纸、材料和设备,组织工厂建造。“六四”协定是我国船舶工业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1959年2月,我国就重点掌握导弹舰艇新技术又与苏联方面协商并签订《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政府向我国提供5种型号的舰艇、2种导弹以及有关51项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及9种型号的主机和部分装备器材,同时将上述导弹潜艇、鱼雷潜艇和2型导弹艇的建造特许权转让给我国。

在核工业方面,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共签订了6个协定,苏联提供成套设备支援我国建成第一座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向我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我国核工业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导弹技术方面,1956年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请求,苏联方面同意供应两枚教学用的导弹样品。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苏方开始提供地地、地空、空空、反舰等4种型号导弹的技术资料,我国航空、电子、兵器工业部门安排设备较好的工厂,抽调技术力量,进行仿制。从1951年到1960年十年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武器生产技术资料,按配套的单项产品计算,约有650项[9]。1960年后中苏关系陡转直下,我国在国防工业领域引进苏联技术的工作被迫中断。

(二)聘请外国专家来华直接进行技术指导

在我国国防工业技术引进的过程中,除图纸、技术资料和引进工程建设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外,我国还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10],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过来。从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带来第一批专家(1949年8月1,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走专家前,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数在1万余人,其中国防工业领域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占了很大比例。截止到1960 年7月,在我国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当中,80%以上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11]。

我国航空工业领域,在“一五”期间聘请了847 名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40余年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由衷感慨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12]。在舰艇制造业领域,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更为显著。在新中国海军初创阶段,只能依靠修复旧船和改装商船建造一些巡逻艇,朝鲜战争期间则完全是从苏联购买舰船。1953 年6月中苏签订“六四”协定后,苏联政府组织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来华。该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协定规定不超过150人),他们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奠定了中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13]。在核工业领域,也有苏联大批专家来华,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他们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据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14]。我国进行核武器研制的苏联科学家人数达640名[15]。同时,苏联专家对我国国防工业领域技术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程、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耐心而无私地向技术人员和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扩大了我国国防工业技术干部队伍,提高了职工的技术管理和操作水平。在承担军用舰艇制造任务的大连造船厂,苏联专家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到1954年底已经培养出工段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近千人[16]。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国防工业设计和施工,是我国国防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采取这种方法,与先在国外进行图纸设计然后拿到国内施工相比有很多优越性:大大减少了现场勘查、资料搜集和图纸设计的往返周转时间,有利于分批发出设计文件,设计与施工交叉进行,并为深入现场解决问题提供了切实保障,从而大大缩短项目建设周期。苏联专家从设计、施工、技术培训到仿制生产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指导和帮助,为我国独立国防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自建配套设施,加快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在苏联援建的国防工业项目中,工程设计以苏方为主,中方负责辅助工程和生活区设计;专用设备由苏方成套提供,通用和一般设备由中方提供。在工程设计方面,把主工艺与辅助工艺设计区别开。主工艺设计技术复杂,由苏联提供,我方派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水、电、风、气等辅助工程的设计,国内能够承担的,就由我国自己的设计机构设计。在设备供应方面,工程项目所需设备需从苏联引进外,20%-30%的辅助工程设备则由国内制造配套。这在降低成本、减少国家外汇支出的同时,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国科研、工程技术人员,促使国内的技术力量迅速成长,大大加快了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能力。

国防工业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在严格执行苏联技术资料、尊重苏联专家建议的同时,也注重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技术资料的某些要求做适当调整,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在原材料方面,尽可能立足国内,选用代用材料,调整工艺。如兵器工业中消耗量大的炮弹药筒,苏联采用“三七”黄铜,我国铜矿资源相对贫乏,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降低黄铜比例,沿用“四六”黄铜,工艺虽难,但节省出大量铜材[17]。核工业领域,我国在铀的提取和精制环节上,一方面积极争取苏联援助,同时,结合实际立足国内,积极研制成本低的代用材料。衡阳铀水冶厂原设计采用苏联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作吸附剂,年消耗量达数百吨,完全依靠进口,开支巨大。该厂在二机部统筹下,和相关研究所、高校成功联合开发出性能完全符合要求的国产树脂,为国家节省出大量建设资金[18]。在工艺技术方面,国防工业企业从生产实际出发,在满足加工精度的前提下,不片面追求同苏联一致,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调整和修订一些工艺规程。在核工业方面,1959年兴建的江西上饶坑口铀矿水冶厂,原采用的是苏联设计的酸性浸出吸附流程,由于酸性浸出吸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很难解决,北京铀矿冶研究所提出先浸出、经酸性分级再吸附的流程作为设计的另一个方案,获得成功。同时,该厂处理的铀矿石是含磷较高的粘土类型,试生产期间发现矿泥极易堵塞洗矿和破碎设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消洗矿、中碎、细碎工序,使矿石直接进入球磨而取得成功,这两项工艺上的改进,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研制生产进程[19]。

(四)集中使用并注重培养人才,建立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的人才保障体系

消化和吸收引进的技术,需要人才作为保障。在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只有把各方面的技术力量适当调整集中,才能使有限的科技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承担国防工业重大常规武器装备的攻坚任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兵器工业领域,除了苏联帮助设计,并派专家前来指导外,国家还从各条战线抽调了上千名省、地、县级领导干部以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前来支援[20]。航空工业初创时期,人才奇缺,1951年底全行业仅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远不能满足需要。针对上述情况,国家从各地抽调人员,集中科技力量。周恩来曾亲自交代中财委主任李富春,从兵器工业局及汽车装配厂抽调2500名技术人员支援航空工业[21]。1952年上半年,政务院从华东、中南地区和铁道、交通、燃料、纺织等部门抽调近400名技术人员和3000名技术工人支援国防工业。1955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为二机部从各工业部和各省市选调了一批工程技术骨干[22]。同时,国防工业部门还汇集了一批国内及国外留学归来的技术专家。通过发挥政府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在重点发展领域人才的集中使用。

此外,还坚持生产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步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研究生和留学生,1950-1953年共派出1700多名;1954- 1956年,派出留学生5800多名(其中研究生1200 多名)。期间,对留苏学生的专业进行调整,很多人改学和国防工业重点建设项目关联性强的尖端学科。1957-1958年,继续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培养层次,提高研究生出国学习的比例[23],同时,还派遣干部和技术工人出国学习国防工业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1955年7月至1959年末,核工业先后选送260多名干部和技术工人赴苏联进行专业实习、专题考察和参加工程设计工作。我国还非常重视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先后设立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等一系列具有国防特色的高等院校。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学校设置了相应的学科和专业。通过上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着力解决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的人才瓶颈。

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和二次创新,1949- 1960年我国国防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从苏联引进国防工业技术方面,中苏两国共签订7个协议。其中,“一五”计划时期签订了4个协议,苏联向我国43个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援助:兵器工业16 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8个,船舶工业3个, 航天工业2个[24]。同时,“一五”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帮助我国设计、建设了1个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上述建设项目到五十年代末大部分建成投产。“二五”计划时期与苏联签订了3个协议,计划援助我国建设21个生产常规武器装备的军工企业和8个科研院所,到1959年,一部分项目已开工建设。此外,还争取到苏联对我国原有几十个军工企业的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提供援助。通过技术引进,我国先后建立了兵器、电子、船舶、航空、核、航天等现代国防工业部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国防工业进程已经跨越了好几个发展阶段,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了一二百年时间所走过的道路,军工生产能力获得了迅速提升,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实现了质的突破。

三、结论与启示

(一)技术引进是我国国防工业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重要手段

1949-1960年,通过向苏联引进技术,我国国防工业得以充分借鉴先进国家国防工业的经验,节约相应资源投入,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苏联国防工业在结构规划、组织设置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经验,为我国国防工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前车之鉴,不仅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而且有助于我国制定具有整体性和前瞻性的国防工业化战略和发展规划,提高国防资源的配置效率,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全面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引进先进技术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借用苏联的技术积累,使我国国防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从较低的技术起点跳跃到较高的创新层次,避免了大量的中试费用,同时与硬技术配套的软技术诀窍、技艺等也传播进来。这大大缩短我国先进武器技术研发与创新周期,提高了国防工业科技水平,推动我国国防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我国国防工业技术水平在整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在一些关键领域差距甚至还在不断加大。如果过于强调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创新,,久攻不下,会延长研制周期,增加研制费用,部队装备水平也难以较快提升。通过一定途径引进一些有发展前途和潜力、且国内一时又难以攻克的技术和装备,并适时加以消化、吸收和创新,可以缩短时间、节省费用、减少风险。当前,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和平和发展。但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为维持自己庞大且不景气的军工企业,积极输出武器装备和军工技术,并且呈现部分高技术化的趋势。我们应抓住时机,尽可能引进一些我们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装备,提高我国国防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起点。

(二)在引进成套设备时,尽可能包含技术资料、工艺流程的引进,便于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

在1949-1960年我国防工业引进成套设备时,尽可能包含了技术资料、工艺流程的引进。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同时,引进整套的技术资料。在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以及核工业等领域,大批技术资料和设计图纸被复制引进。在航空工业领域,1951年才开始起步,1954年便成功制造活塞式教练机,1956年又成功制造出喷气式歼击机,经过五年多时间的跨越式发展,跻身于世界少数制造喷气式飞机国家的行列。我国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在技术引进过程中,不但引进成套工艺装备,全套飞机图纸、技术文件和工艺流程也随之被引进。

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还要结合自身实际,即必要的改进,进行二次创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指南》中,提出引进技术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引进技术的国家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吸收技术,并使之适用于本地条件”。1949-1960年我国兵器工业结合国家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在原材料方面进行“四六”黄铜上的改进;核工业领域也在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方面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了必要改进,都取得很好效果。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实际上属于二次创新。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掌握引进技术的原理和诀窍,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并在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引进技术进行嫁接、改进和发展,达到提高自身科研、设计、生产能力的目的,能减少对原技术输出国的过分依赖。

(三)在技术引进过程中,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积累,加速引进基础上的创新

创新离不开人才,国防工业在注重引进技术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人才,加快人才的成长和积累。技术引进不是终结,而只是一个开端,在技术引进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模仿和学习机会,并形成“干中学”效应。20世纪50年代,我国国防工业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注重通过“干中学”效应培养人才,通过向苏联专家“跟班”学习,较快地掌握相关设计和施工技术;同时,通过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技术人员进行系统学习,并创设国防科技类高校和在一些知名高校开设相关专业等举措,加速人才的培养和积累。因此,在国防工业技术引进的过程中,抓住技术消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技术外溢,加快人才培养,缩短新技术研发与创新周期,推动我国国防工业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为避免陷入“引进一代一落后一代一再引进一代”的恶性循环,必须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加快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国防工业作为极其特殊的战略部门,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危,如果不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尤其是在尖端技术和设备方面完全依赖外方,在国际形势紧张、国家安全受到重大威胁时,就会受制于人。1960年苏联突然中断对我国的援助,撤走国防工业领域的专家,带走了很多重要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并停止提供急需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我国国防工业尤其是尖端武器工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在较短时间内在核武器的试验和生产方面获得重大突破,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20世纪60 年代我国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与1949- 1960年国防工业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创新体制的建立、尤其是人才的培养和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在引进、消化及吸收基础上进行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是现阶段提高我国国防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引进是手段,不是目的和终点,而是学习、提升创新能力的阶梯和过程,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因此,必须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军工行业的研发和投入,提高消化吸收经费的比例,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形成强大而独立的国防工业技术体系,以保持技术进步的后劲,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开发与核心竞争能力。

注释:

[1][22]谢光:《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第14页。

[2]彭敏:《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 页、第130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7][9][17][20]王立等:《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第486页、第43页、第547页。

[8]吴殿卿:《创建人民海军决策纪实》,《人民海军>2002 年10月1日。

[10]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1][13][15]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第157页、第272页。

[12]王凡:《周恩来、李富春与新中国航空T业的创立——原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段子俊访谈》,《党史博览》2001年第4期。

[14]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

[16]《人民日报》,1955年1月2日第2版。

[18][19]李觉等:《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第150页。

[21]段子俊:《当代中国的航空‘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23]聂力、怀国模:《回顾与展望: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24]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9页。

【申晓勇,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察网www.cwzg.cn摘自《军事历史研究》(沪),2012.1.1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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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国防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