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台湾本土化思潮及“主体”意识的兴起,岛内台湾史研究出现范式转换,“殖民统治有益论”是这一范式转换过程中影响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研究的错误史观,其主要表现是夸大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效,认为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近代化,并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归功于日本殖民遗产。“殖民统治有益论”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或视而不见,并在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前因”时,仅关注历史的断裂,忽视历史的延续,而在讨论其“后果”也就是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又强调延续,淡化断裂,从而夸大了日据时期经济发展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台湾史是一门相对特殊的新兴学科。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台湾本土化思潮的兴起与政治上的“解严”,台湾史学科在台湾得到蓬勃发展,逐渐成为“显学”,其中,日据时期台湾史又取代清代台湾史,成为“显学中的显学”。为突出台湾“主体性”,部分台湾学者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定位也发生变化,开始突破此前的抗日史观,关注殖民统治下“进步”的一面,并更多关注台湾社会的“自主性”发展。[1]在岛内台湾史学界范式转换过程中,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高度肯定日本殖民统治,认为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近代化,并将战后台湾的经济“起飞”归功于日据时期的殖民遗产。这种极端的“殖民统治有益论”[2],不仅不利于正确认识台湾被殖民的历史,也不利于对光复后台湾历史的理解,并构成部分“台独”学者“去中国化”史观的一部分,非常有必要加以辨析与厘清。

一、“殖民统治有益论”及其主要表现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直至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殖民者除在台湾建立起以总督专制为核心、辅以严密的警察制度的殖民政治秩序外,在经济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殖民地经济基础工程建设,机械化制糖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改良,以及后期的工业化建设等。对于这些经济领域的措施,日本殖民者曾经颇为自傲,将其作为宣扬殖民统治成功的重要证据。1935年,台湾总督府举办“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在产业及交通等馆中,就集中展示了殖民统治40年来相关方面发展的成就,希望借此让台湾人民领会日本殖民统治的成功。[3]至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有原台湾总督府官员及其家属于是高唱“殖民统治有益论”,抛出诸如“日人治台殖民统治是成功的”“台湾是藉了日本的力量才开发出来的”“台湾是由日本才被近代化的”等论调,将战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日本的殖民统治。[4]与殖民者及其家属相唱和,部分流亡日本的“台独”人士也发表媚日言论,宣扬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了资本主义,促进了台湾近代化/现代化。[5]

由原殖民者及其家属以及部分“台独”人士宣扬的“殖民统治有益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湾史学界影响还比较小。当时岛内的台湾史研究还属于中国史之下的区域史研究,就研究取向而言,抗日史观是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对于日据时期经济史,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在其成书于20年代末的著作《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中,矢内原忠雄在帝国主义理论框架下探讨台湾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对殖民统治的掠夺性多有揭露。但自从70年代台湾面临“国际地位”变化,本土化、民主化思潮兴起以后,台湾社会即处于变革中,至198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政治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迁,逐渐催生了岛内的台湾史研究热潮,并在研究取向上强调台湾的“主体性”,试图使台湾史独立于中国史之外。[6]与此同时,战后欧美的现代化研究也对岛内的台湾史研究范式转换产生影响,如美国学者马若孟和旅美台湾学者张汉裕在其研究中,对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时期推行的殖民地经济基础工程建设予以高度肯定,认为自此之后台湾才逐渐现代化。[7]现代化研究范式下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正面评价,显然与此前主流的抗日史观迥然不同,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岛内台湾史学界对台湾史“主体性”的诉求。[8]1983年,民间学者杨碧川以高伊哥的笔名,在《生根》杂志发表《后藤新平: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9]一文,对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予以高度评价。杨文遭到旅日台湾学者戴国辉的反驳,曾引发一场有关台湾近代化问题的论争。[10]但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岛内台湾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近代化的观点,有学者将日本占领台湾的1895年作为台湾近代史的开端[11],而1997年官方编纂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历史篇”,不仅以大篇幅介绍日据时期台湾史,还在表述中突出日本殖民统治“进步”的一面,赞美日据时期台湾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进步”。[12]

研究范式转换在90年代以来的岛内台湾史学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真正认同“殖民统治有益论”者并不多。受发展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殖民理论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领域,大多数学者持较为折中的“殖民近代化论”,一方面认同日本殖民统治存在支配性与剥削性;另一方面,主张殖民政策存在结构缝隙与内在矛盾,被殖民者在殖民主义的经济体制下存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13]“殖民近代化论”强调近代化的多元路径,重视台湾本土资本的自主性发展及其与殖民经济体制的互动,在学术上有其积极意义。不过,“殖民近代化论”受“殖民近代性”理论影响颇深,该理论对殖民统治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作截然相反的评价,认为其在政治领域造成了对近代化的压抑,在经济领域则促进了近代化的发展[14],这种看似辩证,实则将政治、经济割裂开的评价方式,可能导致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辨析,从而落入“殖民统治有益论”的窠臼。

对台湾“主体性”的追求同样影响到战后台湾经济史的研究,为弱化甚至否定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台湾社会的流行论述,是将战后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归功于日本的殖民遗产[15],这也导致部分研究者夸大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经济成就,为“殖民统治有益论”提供更大的兜售空间。

有鉴于此,针对“殖民统治有益论”的主要观点,下文将分别从“殖民近代化”的本质属性及其“前因”“后果”两个层面,分析“殖民统治有益论”的认识误区。

二、殖民统治的衍生品:“殖民近代化”的本质属性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

毋庸讳言,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确实有较大发展,也呈现出一定的近代性,但如果因此为日本殖民统治唱赞歌,则不仅是立场上的媚日,也是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

戴国辉很早就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出应从殖民地支配的动机开始,也就是从目的论出发,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全面评估。[16]有关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相关经济政策的动机,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讨论。美国学者何保山指出,日本殖民统治的策略,是将台湾作为日本的农业附庸,从而解决日本国内不断增加的工业人口的食粮需求。[17]由此目的出发,殖民政府首先通过统一关税、货币、度量衡等措施,把台湾完全纳入日本经济圈,在对外关系方面形成“对日依附化”。[18]此后无论是糖业的资本主义化,还是稻米生产领域的技术改良,均从殖民母国的需求出发,米糖因此成为日据时期台湾的两大支柱产业。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快对外扩张步伐后,曾在台湾推行以军需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被“殖民统治有益论”者作为殖民统治推动台湾近代化的重要证据。但这同样是配合战时体制下殖民母国的需求,而非台湾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更非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一切以殖民母国利益为依归的发展动机,使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呈现出浓厚的对日依附与从属的畸形发展特征,旅日台湾学者涂照彦将这一经济发展过程概括为“殖民地化”。[19]

“殖民地化”的结果,使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在表面的发展之外,更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经济发展不独立,这是殖民政府强行将台湾纳入殖民母国经济体系的必然结果,也是殖民政府的统治策略。1905年,日本在台湾进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已超过一半以上,以后逐年攀升,到台湾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后的1939年,台湾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依赖日本及其占领区。尤其是最重要的两大物产米糖,几乎全部销往日本市场,而米糖生产以及人民生活所需的肥料、铁制品、棉布等工业制品则依赖日本进口。[20]30年代以来推动的工业化建设,虽然开始生产肥料等部分工业制品,但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又严重依赖殖民母国,何保山因此将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工业部门视为“工业飞地”。[21]这种高度依附于殖民母国的经济体系,一旦原有的市场、资金、技术等条件消失,即为后续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其次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如前所述,殖民政府在较长时期内推行的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经济政策,在30年代以前,米糖是主要经济部门,除了食品工业外,整体工业化水平很低,且发展速度缓慢。[22]即使在农业内部,为满足日本对米糖的需求,日本占领之前台湾非常重要的物产茶、香蕉等都处于停滞状态,以让位于米糖生产。[23]30年代以后殖民政府推动的工业化,则主要配合战时需要,以肥料、水泥、铝业、造纸、造船等重化工业为主,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特征依然突出。

再次是本土资本被压制。为确保殖民母国对台湾经济发展收益的攫取,殖民政府优待日本资本家,并阻碍本土资本家阶级的出现,何保山认为,这是台湾社会为日据时期经济发展付出的最严重的隐形代价。[24]这在糖业领域尤其显著。在“六三法”[25]体制下,台湾总督府不承认纯粹由台湾人资本所组成的企业组织,本土资本不愿或无法对改良糖廍追加投资,最终由日本资本控制了现代制糖业,以旧式糖廍为代表的本土糖业资本被排除在外。[26]至1923年日本《商法》适用于台湾后,新建立的现代工业部门又多直接从日本转移资本而来,台湾本土资本很难进入现代制造业部门,只能投资农业、商业和小手工业等传统经济部门。[27]在保留了传统社会经济形态的稻米生产领域,尽管包括地主和土砻间在内的本土资本对殖民统治有一定的抗衡,但当本土资本威胁到日本糖业资本的利益时,殖民政府不惜动用政治强制手段予以打压,并通过扶植小自耕农来分散、瓦解本土势力。[28]在殖民统治下,除少数特权买办阶级外,大多数本土资本势力因遭受压制而大为衰落。[29]

最后是分配不合理。“殖民统治有益论”认为,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分享到“近代化的恩惠”。[30]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在教育、卫生等方面待遇确实有所改善,但这是殖民政府维持殖民地经济持续运转的必要手段,同时,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台湾人民的所得是不相称的。工资资料显示,日据时期台湾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31]虽然日据时期农业增产显著,但台湾农民的消费却被压得很低,由此运销日本市场的台湾米的成本得以压缩,从而维持其相对的低米价。[32]日据时期实行日台差别教育,台湾人难以进入政府、企业高级管理阶层,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从经济到社会的不合理的分配结构。透过殖民政府的政策手段和日本资本的运作,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剩余被尽可能转移到日本国内,支持本国的工业化建设。

综上所述,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本质上是具有高度依附性与从属性的殖民地经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与一般经济发展类型有很大区别,“不过是当了附庸而带来的副产品而已”。[33]也就是说,“殖民近代化”更多是“殖民地化”的衍生品,是一种特殊的、扭曲的近代化,相较于所谓享受到的“恩惠”,台湾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大。

三、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殖民近代化”的“前因”与“后果”

由于列强入侵和西学涌入,加上革命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近代转型呈现出延续与断裂交织的现象,台湾由于在甲午战败后被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这种特征尤为突出。正确认识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是理解中国近代转型的基础,在研究台湾殖民地史时更是不可或缺。“殖民统治有益论”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在探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前因”与“后果”时执行了双重标准:当讨论“前因”时,突出历史的断裂,而忽视历史的延续,将被日本殖民统治之前的台湾经济笼统归入传统经济范畴,日本殖民统治则开启了台湾近代化的进程;当讨论“后果”时,则强调历史的延续,淡化历史的断裂,或只将断裂归因于国民党政权的负面作用,由此将战后台湾经济“起飞”归功于日本殖民遗产。根据这一双重标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意义自然被夸大,从而得出“殖民统治有益”的极端结论。

针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认为日本殖民统治开启台湾近代化之门的观点,以往的研究其实已提出很多的反证。在研究范式转换的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林满红就指出,台湾的经济发展缘起于日据时期是一种误解,在日本占领台湾以前,台湾社会本身已经积累起厚实的经济发展潜力。[34]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其对晚清台湾经济史的实证研究之上的。通过对1860年开埠以来台湾最重要的物产———茶、糖、樟脑业的研究,作者发现晚清台湾从政府财税到民间资本均得到积累,并构成台湾近代化的动力。[35]周翔鹤运用美国学者西蒙·库兹涅茨有关国民经济的定量分析方法,也发现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工业化起步时的水平,说明日据以前台湾经济已具有一定的基础。[36]在晚清经济发展中,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推行的以加强海防、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自强新政,推动了台湾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煤矿等近代交通业、工商业的发展,新政中为加强财税收入而进行的清赋改革,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也非常显著。矢内原忠雄因此认为,刘铭传是台湾资本主义的开拓者。[37]戴国辉则根据对晚清台湾经济发展和刘铭传新政的研究,提出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是接续在晚清经济发展、特别是刘铭传新政基础上的,刘铭传推行的土地、人口调查以及保甲编制等新政事业,给日据下“殖民地形态的经济成长”提供了前提条件。[38]柯志明在对日据时期土地制度的研究中,也注意到刘铭传清赋改革的意义,认为日据初期殖民政府废除大小租多重地权制,建立起以小租权为基础的现代地权制度,是完成了刘铭传未竟的土地改革事业。[39]

从上述研究可知,台湾的近代化并非如“殖民统治有益论”者所说,始于后藤新平等殖民地官僚推行的殖民地经济基础工程建设,而是早在晚清洋务派官员推行新政改革时即已开始,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近代化”是建立在晚清台湾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的。

至于“殖民统治有益论”夸大“殖民近代化”的“后果”,将战后台湾工业化与经济“起飞”归功于日本殖民遗产,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姑且不论光复前夕台湾工农业基础设施在美军军机轰炸中受损严重,战后需要花较大财力、人力予以恢复重建,仅如前文所述,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均高度依赖殖民母国,一旦脱离日本经济圈,很难自然发展。如战时作为军需工业建立起来的碱氯工业与铝业等,均在光复初期遭遇困境。[40]日据时期最为重要的物产米糖,也因失去市场且缺乏竞争力,而难以“自然延续”。[41]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如何把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殖民地经济残余,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和更加多样化的经济,成为当局面临的重要问题。[42]在这一过程中,美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国际分工,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稳定开放的经济政策、强调“均富”的分配形式、重视智力投资和发展教育等,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43]从历史的延续角度而言,日据时期的“殖民近代化”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不宜夸大。台湾经济学者瞿宛文的研究表明,日本殖民遗产主要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的辅助条件,如果没有内外经济环境的配合,没有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财经技术官僚基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着力发展经济的强烈意愿,很难“自然延续”出后来的工业化,完成战后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44]

结语

“殖民统治有益论”是源于日本殖民地官僚及其家属出于自我辩护心理的一种极端观点,部分“台独”人士为反对国民党统治,也持类似的言论。到台湾本土化思潮及“主体”意识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后,在台湾史、特别是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范式转换过程中,“殖民统治有益论”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研究开始产生负面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夸大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效,认为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近代化,并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归功于日本殖民遗产。“殖民统治有益论”显然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或视而不见,并在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前因”时,仅关注历史的断裂,而忽视历史的延续,在讨论其“后果”也就是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又强调延续,而淡化断裂,从而夸大了日据时期经济发展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殖民统治有益论”影响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研究,或许有一定的学术脉络,但更多受到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有其特定的政治诉求,因而有必要予以厘清及引起警惕。

注释:

[1]关于“解严”以后台湾史研究的兴起与史观转变,参见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34—158 页。

[2]这是大陆学者的表述,台湾学者一般称为“殖民地统治肯定论”,参见张隆志《殖民现代性分析与台湾近代史研究》,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跨界的台湾史研究———与东亚史的交错》,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36页;林文凯《想象与认识日治时代的台湾经济史: 晚近台湾工业史研究对于传统历史解释典范的修正》,“历史学柑仔店网站”,http: / /kam - a -tiam. typepad. com/blog /2017 /05,最新登录时间: 2018 年3 月15 日。

[3]吕绍理: 《展示台湾: 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7、282 页。

[4]戴国辉: 《晚清期台湾的社会经济———并试论如何科学地认识日人治台史》,《戴国辉文集》第1 册,《台湾史研究: 回顾与探索》,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版,第28 页。

[5]戴国辉: 《研究台湾史的经验谈》,《台湾史研究: 回顾与探索》,第7 页。

[6]王晴佳: 《台湾史学史: 从战后到当代》,第148—149 页。

[7]刘省三: 《后藤新平“现代化”的另一面———评高伊哥〈后藤新平———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杨碧川: 《后藤新平传: 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附录二,台北,一桥出版社1995 年版,第200 页。马若孟、张汉裕合写的文章题为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1895—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22,No. 4( August 1963) ,pp. 433—449。

[8]王晴佳: 《台湾史学史: 从战后到当代》,第149—150 页。

[9]《生根》第8期,1983年5月10日。杨碧川后来在此文基础上出版了《后藤新平传: 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一书。

[10]关于这场论争,参见张隆志《殖民现代性分析与台湾近代史研究》,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跨界的台湾史研究———与东亚史的交错》,第135—137页。

[11]吴密察: 《台湾近代史》,台北,稻乡出版社1990 年版。参见张隆志《殖民现代性分析与台湾近代史研究》,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跨界的台湾史研究———与东亚史的交错》,第138 页。

[12]参见王晴佳《台湾史学史: 从战后到当代》,第192—193 页。

[13]林文凯: 《想象与认识日治时代的台湾经济史: 晚近台湾工业史研究对于传统历史解释典范的修正》,“历史学柑仔店网站”,http: / /kam - a - tiam. typepad. com/blog /2017 /05,最新登录时间: 2018 年3 月15 日。

[14]驹込武: 《台湾的“殖民地近代性”》,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 《跨界的台湾史研究———与东亚史的交错》,第163 页。“殖民近代性”( Colonial Modernity) 是美国后殖民理论研究者Tani Barlow 提出的,对韩国和台湾的殖民地史研究均有重要影响。参见并木真人《朝鲜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对日协力》,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跨界的台湾史研究———与东亚史的交错》,第83 页。

[15]瞿宛文: 《台湾经济发展的源起: 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48页。

[16]戴国辉: 《研究台湾史的经验谈》,《台湾史研究: 回顾与探索》,第11 页。

[17]何保山(Samuel Ho.)著,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 《台湾的经济发展( 1860—1970 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版,第32—33 页。

[18]涂照彦著,李明峻译: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5 页。

[19]涂照彦: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55 页。

[20]涂照彦: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155—162 页。

[21]参见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年)》,第79—115页。在发展经济学中,“飞地”(enclave)用于表示外资在资本、技术与管理人力上很少用到本地资源,外资企业整体而言与本地经济的联系非常薄弱。参见瞿宛文《台湾经济发展的源起: 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第2 页。

[22]何保山: 《台湾的经济发展( 1860—1970 年) 》,第79—83 页。

[23]涂照彦: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83 页。

[24]何保山: 《台湾的经济发展( 1860—1970 年) 》,第115 页。

[25]所谓“六三法”,是指日本政府于1896年颁布的法律第63号《有关应施行于台湾之法令之法律》。该法律将台湾的立法权“委任”给台湾总督,使台湾实行与日本国内不同的法律体系。

[26]黄绍恒: 《从对糖业之投资看日俄战争前后台湾人资本的动向》,《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3 期,1996 年7 月。

[27]何保山: 《台湾的经济发展( 1860—1970 年) 》,第97 页。

[28]参见柯志明《米糖相克: 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版,第232 页。

[29]涂照彦: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535 页。

[30]王育德: 《苦闷的台湾》,台北,出版者、出版时间不详,第114 页。

[31]何保山: 《台湾的经济发展( 1860—1970 年) 》,第105 页。

[32]涂照彦: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234 页。

[33]戴国辉: 《晚清期台湾的社会经济———并试论如何科学地认识日人治台史》,《台湾史研究: 回顾与探索》,第29 页。

[34]林满红: 《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四种误解》,《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3 期,1996 年7 月。

[35]林满红: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生活经济变迁( 1860—1895)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版,第193 页。

[36]周翔鹤: 《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台湾研究》1994 年第2 期。

[37]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 《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 页。

[38]戴国辉: 《晚清期台湾的社会经济———并试论如何科学地认识日人治台史》,《台湾史研究: 回顾与探索》,第27—88 页。

[39]柯志明: 《米糖相克: 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第230 页。

[40]陈慈玉: 《连续与断裂: 近代台湾产业与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73—80 页。

[41]瞿宛文: 《台湾经济发展的源起: 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第68 页。

[42]何保山: 《台湾的经济发展( 1860—1970 年) 》,第134 页。

[43]翁成受: 《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台湾研究集刊》1988 年第1 期。

[44]瞿宛文: 《台湾经济发展的源起: 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第436—437 页。

【程朝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察网(www.cwzg.cn)摘自《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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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台湾 日本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