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治绩何如—薛岳主湘之伯乐难寻

湖南军统站站长金远谘评:“薛伯陵之为人,好名、喜功、文过、刚愎、情感冲动,故其群下无敢陈短,而故为阿谀,阿谀者众,则个性益强而而刚愎自用。又以冲动之情而处艰危之境,其无鼎折覆悚者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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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治绩何如—薛岳主湘之伯乐难寻

薛岳长官自负文武全才,除了对蒋介石、陈诚在表面上表示尊敬之外其余的人谁也看不上,经常骂人是“饭桶”,就是其下属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在他面前都必须保持军人礼节,毕恭毕敬。

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之薛主席

薛自负知人善任,有伯乐之能,任用中级以上文武官员,都必亲见而定取舍,但最爱以貌取人。规定不准穿便服,不准留须。他曾在千百人的纪念大会上叫留须的人站起来,骂个狗血喷头。凡初去见他的人,必须服装整洁,精神抖擞,装出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印象一好,官运就快到了。

一次,他在耒阳集合省政府机关职员点名,点到一个叫朱毓麟的参议,长须短杉,薛大不高兴,对左右说:“这种人留着干什么?”朱是朱家骅的族弟,朱家骅1939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务。有这个大靠山,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未便将其撤除,但是朱毓麟以后也再不敢见薛——谁也不愿意没事找骂去。不久,薛与朱家骅搭上了关系,才知道那个朱毓麟就是朱家骅的族弟,又把他调升参事。看人下菜碟,而且特别喜欢阿谀奉承

【“脑筋狭小、固执与横蛮,特别是极喜‘表功’。每当别人谈论起张治中在湖南的施政成绩时,他是很不高兴的。如果你说一声主席的施政成绩好,则很易得他的恩惠。”①】

梁霖正是因此坐上了长沙市市长的位置。

王力航“文夕大火”后任长沙市长,1943年五月薛岳调其任第四行政区专员,梁霖接任。梁霖别号伯揆,长沙县人,父亲为绸缎商店店员,兄弟二人,青少年时均无赖,亲友皆鄙视之。梁霖青年时,曾在上海法商洋行任练习生,学会几句商业常用法语。闲时不钻业务,却模拟法商老板签字,后冒名窃收外商预付巨额定货款数干法郎。后恐其事被发觉,遂求助于他过去参加过的上海青红帮,将所窃巨款孝敬青红帮最大头目,托其代为设计潜逃。并以其窃款中一部分法郎送其赴法留学,以避风险。梁霖在法混了些时日,窃案风波平息后回国。从此自称是法国留学生,在法攻读市政学。

抗日战争时期,梁霖逃难至四川重庆经商。初开设寄卖商店,后营国际餐厅,获盈利,利用借赠金钱手腕,结识国民党中央委员覃某。覃某有大小夫人,分居两处,各掌握其私章一颗,分领覃某本兼各职俸薪及津贴。故覃虽位高权重,手中并无余资可供挥霍;而他性好牌、赌、酒、色,每于逢场作戏时,常囊中羞涩。梁霖所设国际餐厅,系覃某常来作客之地。覃某如手中不便,梁霖便自动供助,不计偿还。因此对梁霖另眼相看。

42年底,薛主席为筹备召开全省行政扩大会议,亲赴重庆向中央汇报请示,请求蒋介石指派大员出席指导,以示隆重。因薛岳为人专横跋扈,在湖南所作所为不孚众望,舆论欠佳。旅居重庆的湖南军政要人,对之甚有恶感,提出要求“湘人治湘”的呼声。这对薛岳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不利。薛岳企图在渝稍事停留,加强与湖南军政要人联系,以消除成见。梁霖乘此时机,借用覃某名义,发起组织湖南旅渝同乡欢迎“三战三捷将军薛伯陵联谊会”,印发柬帖,邀约在渝湖南军政要人参加。在联谊会上,薛岳施展外交手施,以晚辈自居,态度极为谦恭,诚敬地迎接和送别在渝的湖南巨头,自称才疏德薄,任重道远,尚折多赐教诲。参加联谊会的诸权贵亦受宠若惊,报之以歌功颂德,宾主感情融洽,隔阂消除。薛岳甚为欢喜。对负责筹办联谊会的梁霖大有好感。在与梁霖对话时,询问梁霖资历与专长,问其是否有意服务桑梓。②就这样梁霖从一个市井无赖一跃成为长沙市长。

梁霖刚当市长时住教育西街德邻公寓,楼上住着一位军长,军长平日宴请宾客回来的晚,皮靴在楼梯上踏踏作响,影响了梁市长清梦,终于按捺不住大喝:“楼上什么人?我是长沙市长明天让我如何工作?”门房悄悄告诉梁市长楼上乃一军长,市长销声匿迹不复多言。然堂堂长沙市长官威还是有的,梁霖某日步行闹市,伸足给街边擦皮鞋油为业的儿童令擦鞋油。童索值一角,梁霖仅给资五分,儿童不肯,言语啰嗦。梁霖心不耐烦,发怒大声斥之曰:“你知道我是谁,我是长沙市长。”儿童虽不知道市长的官阶有多大,但明白遇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官,只得自忍晦气走了,传说中的“打遍幼儿园无敌手”。

梁自以为法国留学生,呼朋引类,延所谓法国留学生三人参加市政府领导,尚其煦任主任秘书,曹师昂任参事,郭其瑞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接任市长之日,市政府内外彩旗飘扬。梁向报界宣称要将战时的长沙,建成法国巴黎式的城市。尚其煦曾任长沙市重建规划委员会委员,有一定的城市建设才识。但曹师昂与郭其瑞两人,均是草包,与梁霖言行荒谬类似,诸事一窍不通,却又狂妄自大。他们写中国文字不能成形,拟稿办文达二十字以上,即难通顺,令人费解。平时处事独断专行,不向梁霖请示汇报。“一国三公”,梁亦难于约束。有人对梁、曹、郭三君合赠对联一副:“市政府三妖作怪;长沙市一塌糊涂。”

曾在长沙市政府长期工作的易甲瀛形容:“沐猴而冠说的就是梁此类人物,言语浅薄,行为庸俗,所罗致属员又多滥竽充数,甚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上级所下达任务,多不能完成。”省属各厅处局主管下来视察,询问情况,含糊不清,有时答非所问,各方皆有责言,渐为薛岳察觉。厌恶日深,每逢谒见或召回必对之严加指责,声色俱厉。此时梁霖最怕见薛岳。必须谒见时,则摇善垂头拍额叹日:“糟糕,今天又该挨骂了”

因其无能,薛岳让梁仅当满六个月市长,就明令免除他的职务,未再给他官做。梁霖此人颇能钻营,回到重庆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门路,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后勤司令部少将后勤员,转身从市长变成少将,“有德配位”,其在云南边界处盗窃汽油后贩卖,被美国盟军破获,移送国府法办,经军事法庭审判“以破坏盟军汽油输送管道、破坏抗日战争罪”,在昆明执行枪决。如果梁安于做一富家翁也不至于有后来的横死。

薛岳发现梁霖实不堪胜任长沙市长,决心另行物色一名富有朝气、办事干练的能员接替,计划从现任各县县长中挑选提升。43年秋薛主席在耒阳亲自主持湖南省运动会开幕仪式,并在主席台观看体育健儿竞赛。王秉丞年龄已过四十,仍争取自列为球队队员,目的是想让薛岳看到他身为县长,能体会长官提倡体育的宏图以博其赏识。薛主席当时在主席台上看到益阳县长带头参加体育运动,在场上拼命抢球,大为欣赏,并用传话筒在主席台上大声呼喊:“益阳县王县长加油”。这不啻是对王秉丞的莫大精神鼓舞,受宠若惊、浑身是劲,更倍努力奔跑。不幸天不作美,突然下大雨,但球赛并未因此中止。王在倾盆大雨之下,毫不气馁,反更精神抖擞。薛是军人,欣赏这种精神,认为他朝气蓬勃,大有可为。③运动会结束不久,于43年底薛主席下令王秉丞继任长沙市长。

王秉丞湘潭人,毕业于北洋大学,曾任小学老师,身材不高、门牙外露、面目可憎;爱骑马,爱打篮球,属于新式知识分子。1938年,张治中主湘时,办了ー个县政人员训练班,王秉丞放弃教书,报考受训,因他国文成绩较好,结业后,得以分配参加县政工作。41年王秉丞任益阳县长。其对属下或可由其指挥的人态度严肃、生硬,语言筒单,使人难于接近。对上级则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待地方士绅或与之同级人员,一般尚能随和,但对有权有势之豪绅,则“礼贤下士”谦卑的紧;如自称辛亥革命老同仁的彭石,则畏之如虎,不敢得罪。

他平日衣着不讲究,下乡镇出巡不坐轿,也不坐人力车,一身粗布衣,脚穿草鞋,骑一匹黄色马。对饮食则讲究,酒宴常开,每晚必服荔枝桂元冲蛋一碗。除了篮球最好搓麻将。

在益阳他忠实推行蒋介石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又能按薛岳提出的“生、养、管、教、卫、用”六大政策和体育救国的精神行事,这就是他能获得上级青睐的原因。每日上班之前,必督促职员打扫办公室及庭院,并且通令城区镇长及各保长,督促市民清扫街道,骑马带领职工肩荷扫把上街挨户检查是否户户有人打扫室内外和上街连道清洁。如发现某户无人出门扫街,或见街前口不够清洁,就喊人训话申斥。禁止妇女烫发,认为烫发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要求。此外,他的日常工作是组织职工练习打篮球,规定民众教育馆的职员必须积极带头。泉交镇的谭得雄,本是个大少爷出身,考不上好大学,只好在民国大学混了几年,此人身材高大,体质很好,独会打球,王秉丞派他为民众教育馆馆长,后来又派他为县立中学校长。还有石牛江的邓秩明,恶霸地主出身,在沪江大学读过书,也会打球,王秉丞非常器重,将他们罗致一起,经常邀集他们练球,组织篮球队,后来还派邓秩明为桃源县的县长。益阳篮球队失败之后,王为了争面子,居然弄虚作假,吩咐谭得雄等人在途中买了一套洋鼓洋号,自己定制了一副锦旗,吹吹打打坐轮船回到益阳。当轮船才过清水潭时,他们就自己鸣放鞭炮,一直闹到船靠码头,鞭炮声和鼓声久久不息。

接任长沙市长后,仍然如此照办。益阳县小,长沙那是大地方——藏龙卧虎,如果还按照益阳方法办理极易吃瘪。有一次他乘马带队至某僻静巷道,见一老翁在门前扫街,动作马虎,形似敷衍,他不觉怒起,大声呵斥,不料老翁索性抛掉扫把,气愤的向王秉丞说:“我见你是市长,算是敷衍你,我给你的面子,出来应付打扫清洁。你竟不讲礼,摆架子,打官腔。你不要以为你是市长,了不起。我的儿子也在重庆国防部任少将军官。”王见这位老翁说自己是少将的父亲,就默不作声,骑上马到别处检查去了。

上街巡视各理发店,检查禁令执行情况。小理发店和一般小市民都害怕犯禁,不敢烫发。但有一次当他巡视到一大理发店时见一华服妇人,居然仍在烫发。他走入理发间。大声斥责理发师竟敢藐视禁令。不料华服妇人不待理发师回答,却怒容满面地向着王秉丞站立起来说:“是我叫他烫的。你既是市长,有许多事可以去管,为什么正经事不管,竞管到我们妇女理发整容的事上来了,真是笑话!”理发师从旁低声补充说:来烫发的是×军长太太,是小店的经常主顾。今天来店烫发,小店已申明最近市政府有命令禁止烫发,不敢违令,她执意要烫,说如有问题,由她负责。小店不敢违拗,只好烫了。”王秉丞听说是军长夫人,庭外停有人力车,还有两个穿便衣的彪形大汉,默然的向庭内观望,免得僵持下去,不好收场,只得暂不宣布罚款或禁止营业,悻悻然走了。一如契科夫笔下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至此长沙市百姓谚曰:“王市长一怕军长的太太,二怕将军的老太爷。”其实军长夫人说的没错,堂堂一市之长不考虑如何发展经济、搞好民生,处于抗战第一线不去领导人民支援前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没事盯着街道卫生、妇女的头发、整日带着一帮帮闲打篮球,未免舍本逐末。44年长衡会战长沙沦陷,王秉丞长沙市长到头了。

44年日寇逼近长沙,市政府奉令撤离市区,市政府迁移至卯田。同去的有东区区长姚某某,南区区长张谧,西区区长盛宗武,北区区长卢瑞,会春区区长王寿莲,金盆区区长贺益仁,(文艺区区长徐浩未去),及六个区的武装(当时区的编制武装警察三十名)。王秉丞并率领警察局武装警员伍百名,移往卯田,卯田距长沙八十华里,他不走岳麓山后谢家桥坪山直到卯田的小道,而走新江河直进龟头市道林的大道到卯田,一到大同营,正遇敌军前进部队,兵警经久未训练,一触即溃,被打得云烟四散,这就是战时不训练战斗技巧光训练打篮球的结果。所幸王秉丞撤退之前提前派人将市政府全部档案、图册、物资及尚未交市里的税款若干麻袋,装于民船,调市府直属警察中队枪兵押运至宁乡大屯营,选择一祠堂僻室,将档案图籍安置于内,外面砌砖封闭粉饰,表面很难发现,留档案保管员柳克勤寄居民家负责看守。他害怕土匪劫取市政府大印或有其他意外,称“钢印沿途不慎失落水中,人多次打捞无获”另仿刻印一颗备用。还是尽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市长责任,但他密令少数亲信暗中携带财物疏散回湘潭原籍、自己当众故意生气说,这些人在危难时节各自一走了之辜负他的好意,使他受累云云。然后他让剩下的大部分职工自动离散,不给任何遣散费,由其自谋生活,只留下得力职员和亲信,带直属警察中队枪兵,退回到长沙县麻田地区停留月余。在此期间,他派人到谷山食盐供应管理机构,伪称长沙市难民避难于麻田食盐困难,骗取食盐十余石。当时盐价贵,一担盐可换数十石粮食;这批盐全部被王占为己有。

衡阳市沦陷后,日军长驱直入,攻占湖南境内粤汉铁路沿线,长沙市已无收复可能。王率其少数亲信及市政府全体警察中队枪兵退至新化,仍以流亡长沙市政府名义,驻扎于某矿山主大宅。任其士兵四处骚扰,自己则深居简出、终日以酒肴麻将自娱。可见其任长沙市长宦海收获颇丰。

韦小宝之流成为省会市长;只知道打扫街道、盯着女人的头发、打篮球的变色龙市长,薛主席的识人之能委实不咋样。湖南军统站站长金远谘评:

【“薛伯陵之为人,好名、喜功、文过、刚愎、情感冲动,故其群下无敢陈短,而故为阿谀,阿谀者众,则个性益强而而刚愎自用。又以冲动之情而处艰危之境,其无鼎折覆悚者难矣。”④】

喜剧之王——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吴逸志

薛岳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自以为是,用现在的话说“自恋狂”。自恃文武全才,精力旺盛,军事党政大权集于一身,对任何幕僚都不放心放手。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的秘书长李扬敬是薛广东同乡,过去在军中与其资历相等,但此时凡事不容其作主,每天必须把重要公文从耒阳专差送长沙呈薛批阅。有时李对工作提出意见,常碰钉子,李不安于位,不久即辞去。对于作战指挥更是如此,第九战区机要室秘书李惕乾说薛岳:

【“从不倚重幕僚,即在军事紧张的时候,也只叫来几个参谋人员在他身边抄摘电报,记录电话,做些事务性工作,他亲自直接指挥一切。这时,他真是废寝忘食,全靠香烟和白兰地支持,时常连熬几天几夜。”⑤】

战区长官部的最高幕僚是参谋长吴逸志,在长官部的人眼里吴好像是个吃闲饭的清客,即在战事紧张的时候,薛也用不着他。吴逸志广东丰顺县人,保定陆军军校六期毕业,北伐时任第四军团长,与薛岳既有同乡、同学之谊,又有战友之情。吴因无事可做,平日专门找古董商收买古字画。因为他是薛的亲信,有些人也买些古董字画去逢迎他。因为他对古物实在外行,经常有人拿他当“羊牯”狠宰一刀。

第九战区还有一人与吴长官有相同爱好,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中将。其文化不高又极爱附庸风雅,一些古董商人经常拿一些赝品骗他。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查抄了王陵基的财产,其中包括这批古董。为了教育人民,认识这位省主席数十年来搜刮劳动人民的血汗,骄奢淫逸的生活,要在成都少城公园专门举办一次展览。民主人士王云凡与肖辛园前往鉴定,目之所及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再仔细一看,没有一件是真的,连石印的碑帖,也用来冒充宋拓本。王云凡向肖辛园说:“花了我们大半天工夫,总要找出一件过得去的东西才行呀!”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全是假的!从吴长官败退台湾后当过小学老师的经历看,他手里的古董真的也不多,要是真迹随随便便卖出去都够吴长官花天酒地的了。

闲来无事他就想些主意向薛讨好,做些诗,歌功颂德,“万家岭大捷”后作诗一首歌颂薛长官战功,“泰山易撼岳军难,血战南浔敌胆寒,帷幄犹惭疏擘划,未将戏寇殓江干。”公允的说这首诗还说的过去,但作为一个战区参谋长堂堂国军少将,不去思考怎样打仗,整天弄这个难免有不务正业之嫌疑,不过却极其符合国军将领对参谋的需求。曾任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参谋的王多年对国军参谋工作总结道:

【“多数的部队长自视甚高,所希望的参谋人才,並非需有高深的战术修养和参谋作为,而是‘绍兴师爷’型的参谋要听话又要能干。不要过问经理,也不要参与人事业务。只要拟订计划,草拟演习想定,报告作战消耗,记述要报,详报为已足。如能报败为胜,化无为有,更能获得重视。”⑥】

吴长官最大的才华不是军事而是做广告宣传、企划。

三次长沙会战纪实都出自其手,要文采有文采、要数据有数据,剧情紧张、曲折,到惊心动魄之处不禁捏一把汗,然而都是编的,所有的薛长官“料事如神”、“诱敌深入”云云都是天马行空、胡编乱造。“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醉,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吊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形容的颇恰如其分,国军参谋师爷化实为国军普遍现象‘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是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⑦截止到抗战结束国军很多部队仍没有建立起来真正的参谋制度。

不仅国民党军队轻视参谋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存在着首长包打、包唱、包作,阻碍参谋工作的推进。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落后,旧官僚的腐败,就决定了中国军队建设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将领将军队看成私有的,军队私有将参谋人员看做私人雇员,决定了将领不重视参谋业务,但是毛泽东三湾改编后决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迥异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不会成为私军。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吴逸志长官的编剧才华犹如泉涌、又犹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吴长官——不对,应该为吴作家、吴编剧、吴导演亲自写剧本、当编剧、做导演,身兼数职集合秘书室和副官处人员,弄了一个新编历史剧《新战长沙》。把薛岳扮成貌似岳飞的盖世英雄,他自己便扮成纶巾羽扇的诸葛孔明军师。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薛”字,两厢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俨然以岳飞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穿“八卦衣”,以诸葛亮自居,登台点将,各位军长答“有”;罗卓英扮相颇似猛张飞,手持大刀断敌退路。国民党湖南省委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强迫长沙、湘潭各剧院演了一年,第九战区包括湖南省的官员表面不说背地里无不偷偷耻笑,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将军、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将军、第五十二军195师师长覃异之等第九战区老人几十年之后评价皆云:“不知羞耻为何物!”这部新编历史京剧《战长沙》又传到了重庆,“光屁股推磨,转圈丢人”。

1940年8月20日晚贺衷寒宴客,特务头子唐纵作陪。岳阳县长鲁平言及《新战长沙》演薛伯陵湘北大胜故事。鲁有表演才华,用京剧唱腔咿呀咿的唱了出来。有声有色,听者皆笑不可抑。⑧沦为众人的笑柄,丑态百出,殆笑一时,但却为薛所喜。后因遭到外界的讥诮和内部的反对,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诿,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呀!”

闲极无聊,42年春吴长官突发奇想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建议美国应先协力打垮日本,再打希特勒。不料罗斯福把这封信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赫然大怒,蒋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急电薛岳立即将吴押送重庆。薛摸不着头脑,吴自己也莫明其妙,只是哀求薛救命。薛电请缓解,重庆复电不准,吴逸志急得要自杀。经托人在蒋介石幕中打听,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一个小小的吴逸志死就死了但毕竟是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人,说出来薛长官无脸见人,面子不好看。于是他想出一个妙计,报蒋介石称:“吴逸志夙日间发神经错乱,现在自知罪重,宿疾大发,已看守就医,请俟病愈再行解送。”蒋介石复电病愈仍应解,拖了些时日,蒋介石大概忘记了,不再追问。吴逸志也乐得趁此装起神经病来,这个其实对薛长官脸上更不好看,参谋长是一神经病那第九战区长官部成什么地方了?

《新战长沙》演到一半时薛长官的妻子方少文拂袖而去,究竟什么原因竟惹薛夫人大怒?请看下期——宠妻狂魔薛伯陵。

【资料选自①《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96页②《我所认识的国民党政府长沙市市长》易甲瀛著《长沙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出版139页 ③《王秉丞在益阳》彭牧原著《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益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出版第187页④⑧《蒋介石特工内幕——军统“智多星唐纵日记揭秘”》唐纵著团结出版社2011年出版141页、136页⑤李惕乾著《薛岳幕中见闻》转引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1056页⑥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编辑台湾《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174页⑦张瑞德《抗战时国军的参谋人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753页】

【阿蒙,察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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