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未把握1928年宁冈“洗党”要旨的基本历史依据,却认定“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始作俑者”;1930年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与赣西南肃“AB团”无关,而是为落实当时中央文件精神,书中却毫无历史顾忌地认定二七会议为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表述了与史实完全不相符的结论性语言。海内外名噪一时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已然故去,但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仍继续受到某些人吹捧和网络引用,特别是该书第一章关于赣西南肃AB团与富田事变部分,成为全书诋毁毛泽东的奠基之石,也是当今有的网络有意或无意诋毁毛泽东及中共这段历史的代表之论。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有关赣西南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文字约两万余字,但却有诸多学术硬伤。下面依次择要提出,请教各位方家。

一、所谓“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

高华本节论述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高华对此一起笔即释放一团似是而非的迷雾:

【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1]】

何谓:

【“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

高华的依据是: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2]】

高华在此虽然客观地指出湘赣边界这次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但却主观断言,这次“洗党是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缺少对湘赣边界这段历史的基本调研和了解。

湘赣边界的“洗党”,起因于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形势振奋人心。“5月后,党组织在宁冈一带公开,红军所到之处开始公开建党建团。”“当时是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宁冈有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采取分配任务,限七天至十天一个人要发展两个。大一点儿的乡,“每个乡发展有二百多党员”。据甘纪犹回忆,宁冈乔林乡就有二百多党员。[3]当年毛泽东喜忧参半的表示;“只有五万多人的宁冈县四个区,发展近三千党员。”[4]

“随着党员的公开征收,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28年8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很多人反水,带领白军放火烧屋搜山。”[5]又如,柏露乡“支部书记吴祥吉组织委员吴柄吉,这两家有钱,吴祥吉在1928年8月,毛主席离开宁冈到湖南以后,就反水”。[6]出卖同志,有的被关,有的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鉴于这种情况,湘赣特委决定对边界厉行洗党。边界洗党部署:(一)进行组织整顿;(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组织整顿的对象有以下几种:1.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2.投敌叛变的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弄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7]洗党的重点是放在开除叛变投敌分子上。有的要清除他们的罪行,予以处决。洗党的方法比较温和: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凡属以上三种人,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洗刷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也不公开宣布,开会不叫他参加,这样就算清洗出去了。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逐级上报。[8]宁冈大垅乡洗党前有四五十个党员,洗党后只剩下九个党员。柏露乡洗党前七十二名党员,洗党后十二名。大垅区“全区有四百多个党员,洗党洗掉二百多,剩下一百多人”。[9]

谈谈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

查阅1930年2月16日前委第一号整篇通告,整篇内容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肃AB团之事。

图为二七会议后(1930年2月16日)印发的《前委通告第一号》

通过“洗党”,湘赣地区党的队伍精炼了,战斗堡垒作用突出了。何时出现了像高华所言将打击矛头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呢?在历史资料中,尚未发现一名被开除的知识分子。相反,在这次“洗党”中,毫发无损留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党员。譬如:

龙超清,1905年出生于宁冈官宦之家。毕业于省立南昌二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为宁冈区委书记。1930年2月,任赣西南特委委员。[10]

刘辉霄,1900年出身宁冈一个富裕家庭,1922年考入南昌私立法政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长。1929年1月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1930年9月在攻克长沙的战斗中牺牲[11]。

刘真,1906年出生永新。1924年考入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2月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3月任湘赣临时特委常委。7月在南昌接头时被捕牺牲。

王怀,1906年出生永新。1924年考入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2月任中共永新县委副书记。1930年3月任赣西南特委常委,1930年8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兼赣西行委书记。[12]

湘赣边界这四个知识分子党员,各具典型。宁冈永新“洗党”不仅没有伤害开除他们,而是进一步为这些知识分子党员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二、所谓“毛泽东的肃AB团”小考之一——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与赣西南肃AB团无关

高华以诋毁湘赣边界洗党为铺垫,继续分析:

【“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13]】

从而拉开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的序幕。

高华第二节论述的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这也是本文需要考辨的重点。

赣西南肃AB团的历史上限,迄今研究者多以1930年5—6月为始[14],但高华却上移至1930年二七会议筹备之时。他的分析,表面看起来井井有条,但缺少或回避了对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背景及中心内容的基本把握。由此形成学术硬伤。

硬伤之一:二七会议对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无论是被开除党籍的江汉波还是高华认定的李文林,都没有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而是认为江汉波犯了取消主义的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且看历史文献《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中的分析:

【省巡视员江汉波转变攻取吉安的政治口号,取消为攻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并没有更进一步的领导群众的口号,引起群众的失望,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而认[为]发展生产是当前任务,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从他“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的议论中,证明他忽视现[在]时阶级的革命性质,足以动摇同志们领导土地斗争的信念,降低当前热烈的土地斗争的勇气(由火焰上泼一瓢冷水)。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洛]斯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15]】

开除江汉波党籍,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太“左”了,但当时确实是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取消派文件的需要和落实。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特别提到“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同时作出了三条决定:

1.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以组织上的制裁;

2.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

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16]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对取消派和改组派的斗争。1930年2月,《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和《指示信》传达到闽赣苏区,毛泽东主持陂头“二七会议”,在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问题等中心议题中,贯彻中央精神,开除了当时认为赣西南取消派代表江汉波。会议“认为总之江汉波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极端取消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17]。哪里是什么毛泽东个人“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18]。回归历史,开除江汉波党籍与其后赣西南肃AB团没有直接的关联。

硬伤之二:二七会议时,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说的调出主力部队,根据1930年1月18日中共红军第5军临时军委、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赣西工农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宿迁部分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军第六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第一旅由独立第2、3团编成,旅长柯武东,政委李文林,下辖原独立2、3团;直至1930年6月,第六军编入第一军团,7月改称第三军,军长仍是黄公略,政委由刘士奇改为陈毅,刘士奇和李文林同时离开军队,李韶九和柯武东搭档,分别担任第一纵队政委和纵队长。[19]。高华为了突出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不惜随意改变李文林离开军队的真实时间,以强加于毛泽东所谓“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势力”的罪名。

硬伤之三:二七会议时及后,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研究的转任赣西南特委军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3月第一次赣西南党代会中选举产生,李文林虽任常委,但军委书记是后任红二十军党代表的曾炳春[20];而非李文林。高华所说李文林在二七会议后调任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一职更是所述时间及称谓均有大的“失误”。1930年8月,二七会议半年后,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江西省按照中央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高华教授对李文林1930年的实际任职的时间与职责,频频发生诸多错误,对其相关的经历及其赣西南肃AB团的历史,真不知准确把握有多少?这样的历史资料把握作研究,真实性、准确性能够有多少,真令人怀疑?

硬伤之四:高华说,1930年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这是对前委第一号通告“党的主要任务”的“不经意”的修改或歪曲。该通告宣布:

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着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21]

查阅1930年2月16日前委第一号通告,整篇内容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肃AB团之事。通告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22]再把这篇通告与中央有关文件相对照,如中央1929年10月5日文件、1929年11月13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谈到的党的组织问题之四,“党树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在斗争中坚决的逐渐将富农以及小地主的成分肃清出去,并应坚决的排斥富农小地主等入党”[23]。1930年2月“中央通知第八十四号”特别强调的“右倾危险”:“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倾向,城市黄色倾向,农村富农路线,干部中留恋旧的基础与调和倾向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最右倾的表现。”[24]由此可见,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与当时中央的认识完全一致,并没有任何与肃AB团直接相连的一字一句。怎么能成为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呢?

三、所谓“毛泽东的肃AB团”小考之二——1930年初赣西南非以李文林为首

高华文中口口声声说毛泽东“遭到了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李文林的经历是一部赣西早期革命史的缩影。李文林1900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水田乡石鼓村,族名周金堂,曾用名周郁文,家境富裕。1921年吉安白鹭洲中学毕业,考入南昌公立法政专科学校,曾任南昌马克思研究会书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国民军官教育团任教官,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回到吉水组织流窜散兵坚持武装斗争。当年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仅赣西1927年11月至12月,在赣西特委的领导下,万安、泰和二十都、吉安东固、吉水分宜、安福、吉安3县边界的延福地区农民先后起义。1927年11月,万安起义农民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总指挥是杨德明,党代表是陈正人。12月,吉安东固起义武装组成的东(固)(南)龙游击队同永丰游击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纵队长赖经邦(后任党代表),党代表叶天雷。工农革命军第8纵队由流散在赣西地区的原“建国豫军”残部编成,不久溃散。1927年12月,延福地区农民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9纵队。纵队长李韶九,党代表詹天龙。[25]这个李韶九就是1930年10月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之真身,是一位被高华和网上普遍认为是被毛泽东提拔平步青云的人物,其实1927年12月毛泽东还在井冈山上之时,李韶九已是赣西南工农革命军领导人之一。李韶九1928年曾一度担任过红二团团长。当时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东固为中心,这个地区主要领导人的肇始人不是李文林,也不是李韶九,而是赖经邦。

赖经邦是今天不可忘却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1899年出生于吉安东古镇熬上古瑞仁村。家境贫寒,吉安省立第七师范毕业,1926年任吉安县教育局局长,同年加入中共。1927年9月在东固组建东龙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发动农民协会减租减息,争取“三点会”首领段月泉(段起凤)一起组建赣西第一支游击队,自任队长,段月泉任副队长。1927年11月发动东固暴动。后以东固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赖经邦文武双全,不幸于1928年6月在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26]

赖经邦牺牲后,1928年9月,赣西特委派秘书长李文林前来将第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27],比原红二团规模略大,由李文林任团长兼团党委书记。不久,江西独立二团抽出部分骨干,组合第十五、第十六纵队组建了第四团,由段月泉任团长。1929年2月,就是李文林率领赣西南红军去迎接朱毛红军来到东固会师,并休整一周。所以毛泽东赞誉“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和“方志敏式的武装割据”,对赣西南、赣北武装斗争模式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呢?它有什么特点呢?萧克曾有一段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

【[1929年2月]在东固,红军与江西红军二、四团,我们一起开了个会师大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团的代表,他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他在大会上讲话既文雅又激昂。他说,大家欢迎红四军到来。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还有战斗力强的部队,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住他,有条件的话能打他一两个团。我们对于这位不像军人的军队代表的讲演,既惊奇,又有好感。
后来,我们了解到,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据的武装斗争形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由于党部和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是秘密的,敌人来了,找不到目标。二、四团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纵横驰骋,消灭了许多靖卫团,还打败过敌人的正规军一个团。他们的士兵伙食每天是一角五分,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对他们无可奈何。……
红军时候,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去多想,听说红四军领导人有过议论,今天从档案文件中也证实,红四军前委在于都给湘赣边界特委写信中谈到了东固的割据方式,信中认为“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四军领导人那时就感到“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必须讨论,依照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在一个省用总暴动的办法推翻统治阶级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无益的”。这些材料亦说明,红四军领导人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摆脱原来依靠险要地形进行小区域公开割据这种军事斗争形式。[28]】

可见,毛泽东对“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的赞誉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赞誉并非归于李文林个人,而是对东固整个共产党群体及其领导人,包括东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龙党支部书记赖经邦,以及时任赣西特委的所有委员,包括刘士奇等人。刘士奇的墓碑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矗立在吉安,笔者曾两次前往瞻仰。但由于他不是吉安人,也不是牺牲在江西,一部厚厚的《吉安英烈》[29],没有将其收录;至今尚未引起党史学界应有的关注。

谈谈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

图为湘赣革命根据地莲花县政治保卫局翻印的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刘士奇1903年出生在湖南岳阳。1921年考入湖南商业专科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受湖南省委派遣,到株萍路矿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8月,秘密建立中共岳阳委员会,任书记。1927年8月被派往江西工作,任江西省委委员。同年10月调任赣北特委书记。1929年初受组织委派,来到赣西工作,先后任赣西特委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长等职,可见1929年赣西特委秘书长一职,李文林、刘士奇先后担任过。1929年11月由刘士奇代理赣西特委书记。在政见上,刘士奇与毛泽东有诸多吻合之处。他一直不赞成攻打大城市,提出发动群众打吉安。主张彻底平分土地以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刘士奇的政见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张怀万)、李文林不同。

1930年1月刘士奇出席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于田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通过讨论决定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界特委合并,由刘士奇出任特委书记。同时决定将江西地方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正式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刘士奇的领导能力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所以,高华认为:“随着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30]高华这个分析缺少对赣西南这一实况的基本把握。完全忽视了1930年初及二七会议时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是以刘士奇为代表,而非以李文林为首。由此高华对陂头二七会议的两点分析,更为偏颇,学术硬伤迭见。

硬伤一:有意或无意忽略歪曲赣西南党组织内部本来就存在着的土地政策方面两种意见,而不是像高华所分析的,是毛泽东与赣西南不同意见。在赣西南两种意见中,一种是拥护和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分配”一要快,二要分。刘士奇、曾山本来的看法就与毛泽东相吻合[31]。另一种就是以江汉波、李文林为代表的“没收豪绅土地”按劳动力分配,因为富农劳动力比贫农多得多,按这一条执行,实际是保护了富农利益。所以在赣西南是受到农民的抵制的,在二七会议前,赣西南的土地迟迟没有大批分下去。该会后,刘士奇按照“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分”分得很快,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很快集结了百万农民“十打吉安”的群众基础。

硬伤二: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不是像高华所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是中央特派员彭清源在遂川于田会议上提出的,这个会议的时间是1930年元月,而非高华说的1929年11月底。

硬伤三:历史上江西独立二、四团并不是合并到彭德怀部,而是由遂川于田会议决定独立二、三、四、五团合编为红六军,当时独立二团团长是李文林,三团团长刘铁超、四团团长段月泉(又名段起凤),五团团长罗炳辉。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由中共中央特派员彭新泉主持[32]。高华以何依据说是“毛泽东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呢?

硬伤四:高华说“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事实上,刘士奇非红四军干部出身,甚至1930年以前,刘士奇也从未在军队中工作过。

四、所谓“毛泽东的肃AB团”小考之三——毛泽东与李文林关系变化的历史节点

认真梳理这一段赣西南苏区史,颇为玄妙的是江西白热化肃AB团关键之人竟然与李文林大有关联。这种关联涵盖了赣西南肃AB团的全部历史。

追根溯源,1930年赣西南的肃AB团,非完全从字面上追溯的大革命时期段锡朋组织的AB团残余分子。这一点今天的研究必须深刻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赣西南肃AB团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不断掀起反取消派、反改组派的政治要求在地方上的反应。当年在陈独秀小组织活动愈演愈烈的形势下,1929年11月13日中央对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明确表示:

谈谈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

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肃清AB团”的标语

江西的AB团就是这些封建残余势力的乐园,并且AB团首先也是产生在赣西的,而第三党,改组派等,亦利用并且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与当地军阀汇合一同来破坏我们(如第三党潜入我们的指导机关之内)。军阀的基础自然就是建筑在这种封建残余势力之上,并利用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的组织,来破坏我们……[33]

中共当时处于幼年时期,党内干部的理论水平分析能力都有较大局限性,从中央到地方,对取消派AB团改组派很容易出现简单化及形式化的认识。我党吸取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教训,在特定条件下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些从1928年至1930年夏秋,相关中央文件、赣西南特委及江西省行委及赣西行委的通告中,都有清晰地反映。加之初创苏区复杂的外围关系,敌对势力的各种渗透、破坏,江西不少地方层出不穷的“告密”信[34],赣西南党团组织频频出现叛徒投敌者。1929年11月7日,赣西团特委书记曾道懿一被捕即叛变,1930年2月在陂头“二七会议”前后,中央政治路线不断改变与纠正,中央不断呼吁开展党内政治路线斗争。赣西南肃AB团始与“反取消派AB团”作为一个整体,继续与“AB团改组派”作为一个整体。当年赣西南的AB团,在实际意义上已是一种包罗万象的非中央路线所有执行者及一切敌对势力的简称或代称。故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的)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对AB团改组派”。[35]赣西南特委1930年6月25日的宣传大纲也是《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这些都清晰而深刻地反映了李立三中央与赣西南的关系,以及赣西南领导人对肃AB团的游移性和认知的包罗万象的折射。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会议。会前,曾强烈要求毛泽东前往[36],毛泽东因前线紧张未能到会。赣西南的李文林、曾山出席会议,聆听了李立三发表的重要报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归来,信心满满,向特委书记刘士奇作了汇报。刘士奇是在1930年4月赣西南特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特委书记。刘士奇对李立三中央攻打大城市那一套并不看好也未附和。

1930年8月5日至11日,李文林借传达全苏会议精神,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二全会议”。参加会议特委委员及各地代表共计37人。会期8月5日至11日,历时7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传达了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批评“赣西南政治路线的错误”和所谓“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等错误。这就是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批评为“政治路线的错误”,主张“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二)传达了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批评“攻吉安不是站在整个的政治意义,而是站在反对敌人进攻赤色区域”,批评进攻吉安仅是用“武装回答湘系军阀,保护分田胜利等口号”,批评前特委“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口号都很少有。”

(三)会议部署要在三个月内把共产党员由3万发展到15万,一再强调要把所谓“富农分子”、“动摇分子”清除出党。同时,强调组建雇农工会,大反富农,打击了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赣西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有重要贡献的骨干分子,严重地削弱了赣西南党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计划在三个月内发展12万共产党员,这就势必拉夫凑数式的发展党员,降低了党员质量。在军事上,决定由李文林去南路行委指挥攻打赣州,准备攻下赣州后,把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都向南昌、九江开拔,以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

(四)在传达贯彻全国苏代会精神的同时,错误地批评和处理了特委书记刘士奇。刘士奇对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对赣西南苏区工作的批评,不以为然,“一点不肯接受”,坚持说“过去的斗争是对的”,“中央指示不对”。受到“二全会”一些同志的严厉批评,被停止政治活动,并提议党中央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还不准到中央申诉。当时,中央代表涂振农认为处分太重,至多给一个书面警告,并要刘士奇再写一信给特委,叙述客观事实。刘士奇照办后,才被允许到中央接受教育。

(五)会议决定改组和健全赣西南特委常委,以保证对“左”倾错误的顺利执行。由曾山、李文林、王怀、郭承禄、肖道德为特委常委,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曾山任书记。[37]

但曾山的特委书记仅仅当了数日,李文林很快集赣西南地方党团大权于一身。曾山对这一段记忆深刻:

【一九三○年八月,总前委派朱参谋长传达中央指示,要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委,省行委委员由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王怀、段良弼五人组成,以李文林为书记[38]】

赣西南“二全会议”以及李文林担任省行委书记,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1930年8月,一个立三中央支持的以李文林为中心的赣西南地方领导机构已经运行权力,其在指导方针上是与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基本部署是相对立的。省行委为了紧跟李立三路线,贯彻中央及长江局的指示是坚定不移的。1930年8月26日《中央给长江局的信》中明确地批评了毛泽东:

【现在我们答复你们讨论的问题,首先说你们与毛兄的争论,在他的意见认为对长沙事件应发动群众,举行反白色恐怖的示威,这是对的,但他忽视了广大群众,接受准备暴动口号的政治自觉,而不主张联系此总罢工,示威到准备武装暴动,这是错误的。……】

在党内反倾向的斗争上,要坚决地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更明确的是反右倾危险。[39]

江西省立即做出《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党内政治斗争决议案》[40],全面贯彻中央及赣西南“二全会议”精神,全力开展党内斗争,肃AB团,在1930年8月至11月,省行委及下属各路行委、县行委迅速成为赣西南肃AB团扩大化、血腥化的中坚力量,1930年8月赣西南肃AB团掀起高潮也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这一点。高华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现在有的研究苏区史的著作和文章,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定于1930年10月,与史实不符,也模糊了肃AB团的真相。1930年8月中旬以后,赣西南特委发布的所有通告,实际上是以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领导批准和推进的。而江西省党内大力肃AB团,与落实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在党内反倾向的斗争上,要坚决地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更明确的是反右倾危险”分不开的。这是研究肃AB团的历史一直被忽略的一点。

1930年赣西南肃AB团的高潮中,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全权领导和指挥赣西南特委及下辖赣东赣西赣南赣北四路行委,四路行委又辖各县分行委。各级行委人员迅速更迭,使肃AB团的打击对象迅速“发酵”,县、乡原领导人有的被审查甚至被错杀。

1930年赣西南的肃AB团,上有中央“取缔小组织及取消派”的文件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指示,下有地方“二全会议”的推波助澜。由此可见,赣西南大面积开除所谓“富农分子”出党,是1930年8月李文林主持的二全会议,而不是1930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大面积绝对化开除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这部分人原是刘士奇领导下的骨干,以“打AB团”强制性地一刀切。形成了1930年8月李文林执掌省行委大权后,肃AB团遂入高潮。

朱德在延安时期曾对史沫特莱回忆,1930年10月攻克吉安后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史沫特莱笔述:

【朱将军对吉安记忆得特别清楚,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敌军司令部的重要文件,有些文件提到第一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在华北的战事已经结束,派了十万军队到江西来进攻红军,这场战事要在十月底开始。
缴获的文件还涉及AB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这些文件使朱将军颇觉棘手。因为在苏区的AB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产党在好几个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中显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朱将军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41]】

在赣西南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930年10月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转变。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即1930年10月4日打下吉安司令部后,发现此文件,以及当时举座均认为是李文林父亲签名的收条[42]。数年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对此仍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对总前委每一个成员意想不到的震撼。对李文林不得不有所怀疑,对未能破译的写满苏区AB团员名字的密码不得不提高警惕,包括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不应该非议的。

战争期间不可能前往调查。只能存疑。即使这样,毛泽东作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仍邀请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参加其后历次军事会议。这一点反映了毛泽东对李文林怀疑的谨慎,以及对黄陂肃反酝酿的谨慎。此刻,蒋介石正在集中十万兵力准备一口吃掉不到四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大敌当前,据曾山回忆:

【到了峡江,总前委发起与江西省行委开联席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军事部署。
毛泽东同志提出:强大的敌人已到南昌向清江前进,打开吉安城以后,大块新苏区未能巩固,红军主力离开巩固的苏区与强大的敌人作战不利,主张红军后撤,诱敌深入苏区,以利歼灭进攻的敌军。而李文林在联席会议上坚决反对红军后撤,理由是:不打南昌、九江,会师武汉是违背中央路线的(即立三路线)。但到会的多数同志包括我与陈正人同志都是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主力后撤的主张,因为这样能巩固苏区,又能诱敌深入,有利于歼灭进攻的敌人。[43]】

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意见深刻反映出,李文林身体力行赣西南“二全会议”精神,作为“二全会议”的领导者和积极推行者,赣西南乃至江西苏区地方的肃AB团毫无疑问正在全面推进,客观事实也是如此。

峡江会议的争论,在红一方面军行军沿途一直没有停止,李文林的意见不仅具有代表性,打中央旗号也有一定蛊惑性。沿途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议,红一方面军如何反“围剿”的具体方案一直不能统一意见,毛泽东会上会下反复做思想工作苦口婆心。高华前面所论的“书记独裁”即使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也未见踪影。

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再次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争论得更为激烈。李文林等人主张红军应主动出击,不要将敌人引进赣西南苏区来,与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几乎针锋相对;彭德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红三军团代表袁国平也主张红军“夹江而阵”,不肯东渡赣江。多种意见争执不下。但次日(10月26日),由于形势的紧迫性,红一方面军、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共同发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指示中确定了“争取一省胜利是一方面军与江西党部的共同任务”,对诱敌深入尚没有达成共识。在第八和第九部分分别下达了关于江西地方党组织和一方面军当前的任务,没有任何交织,这是非常特殊的,说明在这些问题上当时是各抒己见,没有共识:

【第八部分是赣西、赣南及其他苏维埃区域的严重任务。
1.团结贫农雇农对抗富农,要迅速再来一个质量上的平分土地……
2.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团的组织,重新建立,因为现在的赣西南党内团内充满着富农的缘故。……
3.“提出撤换违背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这是因为赣西南各级苏维埃政府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缘故。……
4.从政治上指出AB团的各种阴谋诡计,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
5.城市中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
6.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
7.用鼓动说服方式猛烈扩大红军后备军……
第九部分是一方面军目前工作:
1.军事战略:……
2.加强军队中政治训练:……
3.加强实用的军事训练。……[44]】

所以,至今有的研究AB团的文章,是否忽略了公开“指示”中江西党部和一方面军分别列举不同任务,将10月26日指示中分别写的江西党部的任务,看成毛泽东的认识和布置。这是比较牵强,缺少具体分析的。当时省行委的肃反热情仍趋高潮之势,军队是将反第一次大“围剿”打仗歼敌作为全部使命。但历史的严酷在于直至10月30日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与省行委仍没有达成诱敌深入的统一意见。敌军前锋已近袁水流域。火快烧至眉毛。毛泽东此时已做好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工作,毛泽东和周以栗连夜前往彭德怀处,晓以大局,彭德怀代表红三军团连夜表态,拥护毛泽东诱敌深入向苏区腹地退却的主张。李文林孤掌难鸣,才最后同意了[45]。11月1日,朱德、毛泽东在罗坊签署“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命令。

从峡江至罗坊会议,李文林一直坚持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反“围剿”的方略,陈正人等人旁证道;为了纠正立三路线的恶劣影响,毛泽东同志决定在罗坊召开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滕代远、彭德怀、罗荣桓、林彪、袁国平(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和陈正人同志。会议开了几天,争论得十分激烈。尤其是袁国平、李文林等人态度十分顽固,他们拍着桌子和毛泽东同志大吵大叫,说:“不打南昌、长沙,会师武汉,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断送中国革命!”[46]

李文林的言行在当年曾留下了复杂的背影。时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治委员的谭震林在回忆文章中说:

【一次反“围剿”,红军为什么到黄陂、小布集中?第一是人民条件好。第二是地形好。如敌人到黄陂小布来。我们可以就地把它消灭。为什么不去东固?因为东固、富田有AB团,他们造谣,说我们逃跑,不打白军,使那里的群众产生怀疑,不信任我们。[47]】

彭德怀当时也遇到类似情况:

【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48]……

可见,李文林等对“诱敌深入”战略不理解造成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甚至出现某些破坏性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所说的AB团,并非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组织的AB团,而是当年赣西南地区依据中央文件精神约定俗成认为的反对苏维埃的改组派、取消派及任何小组织派别的总称或代称。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中写道:“AB团是什么?AB团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他是破坏工农革命的阴谋组织,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捧唱国美国的三人党,是同样的阴谋毒辣,是屠杀工农群众的刽子手,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是革命的严重敌人,是工农革命的死对头。”[49]AB团取消派、改组派当年成了一个筐,任何非无产阶级的言行都可以置于进去。如该“告革命群众书”认定的AB团的奸猾策略:1.混入共产党政权机关去破坏组织;2.破坏城市工作;3.组织暗杀队;4.收买流氓地痞,5.企图暴动;6.欺骗群众鼓动口号:反对分田、反对抗租抗债、反对转变农民意识、反对扩大红军、反对婚姻自由、拥蒋反共……”[50]严重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打AB团势必急剧扩大化。在赣西南有关《肃AB团紧急通告二十号》、《为肃AB团告革命群众书》[51]《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党内政治斗争决议案》[52]中都清晰反映了这一点。回归当年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环境,复杂多变的中央“路线”之争,对应相对激烈的赣西南党内“换届”(从特委书记刘士奇到行委书记李文林),刚刚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惨痛失败中跋涉出来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当时谁也不可能超越这段“幼稚偏颇”的历史。这是今天研究者切切不能刻舟求剑,以今天的认识来要求过去的。

五、所谓“毛泽东的肃AB团”小考之四——黄陂肃反真相

罗坊会议后,红军主力前后在黄陂小布集中。此时发生的“黄陂肃反”在历史上确有此事,但其动因、规模、过程、重点、结果非为高华等所论。

1.1930年8月26日《中央给长江局的信》中指出:“你们对于反改组派的斗争须加强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改组派、凡是有第三党的倾向或派别,凡是企图以国民会议来混淆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与活动,我们都要无情的予以打击。”[53]中央指示凡是有第三党倾向的派别,都在无情打击之列。周以栗作为长江局在红一方面军中的代表,必然在9月以后传达了此意见。10月吉安敌人司令部发现的所谓AB团成员名单密码,其必然形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黄陂肃反的重要动因。

2.红一方面军中的各级肃反组织,成立于1930年10月,早于高华所说的黄陂整军的11月下旬至12月。当时肃反的内容主要是肃清反革命,开始主要是军外,逐渐转入军内,非专指肃AB团。当年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于1929年夏,由刘士奇等人介绍入党,1929年10月率领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参加红军,1937年曾写过从小至1933年《我的经历》,其中谈到1930年他亲历的肃反之事:

【[1930年10月]到达吉安,炳辉是肃反委员之一。因我熟悉吉安所有的反共分子及豪绅地主,广大群众起来捉拿反动分子,像牵羊一样一群一群被捉去杀了。……在吉安休整十余天后,向峡江推进,以后又渡过河东,先后占领宜黄、乐安、分宜等县,此时敌人占领吉安,红军内发现AB团在活动。先后被破获,炳辉的马夫换了三个,均是被敌人以金钱所收买,加入了反动组织企图加害炳辉。红十二军一面肃反,一面前进。[54]】

3.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秘书李井泉对当年黄陂肃反重点的回忆,并非像高华所讲的仅仅肃AB团,而是与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相一致的。李井泉回忆道:

【在黄陂,我们主要是整顿内部、团结内部。那时除了AB团,还有反革命分子活动。他们挑拨红军领导人的关系,妄图分裂红军。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那时,东固来了个刘副官。到了黄陂,用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用英文字签的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那个刘副官放下这封信之后就逃走了。AB团是有,但没有那样多。肃反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很快纠正了。后来在肃反中,不抓、不杀,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的。[55]】

4.关于黄陂小布整肃,1930年10月26日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老红军刘型回忆:

【集结期间,总前委在黄陂下发了“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当时战士都背得出,而且要反复宣讲、反复讨论。这个文件写得很通俗,既讲了我们的有利条件,又讲敌人的不利条件。除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外,其它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内容也很生动,如说敌人是兵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敌人到了红色区域,“就好像虾子落到滩头”。看文句,这个文件像是毛泽东同志写的。[56]】

上述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与高华文中断章取义引用的萧克所谈,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不仅大相径庭,更与一般战前常识不符。敌人转眼而至,在自己军队内部大开杀戒,只会人心惶惶,怎能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俘获9000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如此辉煌的胜利。当然,不可否认黄陂肃反存在扩大化问题,没有甄别杀了几十个人。但并不是像高华上述奇妙运用“引号”随意扩大数十倍之多。请看高华这段文字的破绽: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57]】

高华这段文字没有援引出处。萧克回忆苏区肃反的文章中有一段相似文字,是这样说的:“拿红一方面军来说,仅1930年11月至12月的一个多月里,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内,打了4400个AB团,杀了AB团总团长几十个。”[58]

两文对照,高华不仅在“黄陂肃反”根本目的是整肃团结内部严重歪曲,而且在整肃的结果方面,玩文字游戏,将萧克本意“打了(审查)4400,杀了几十个”,改变为“肃出……其中有……这些人都遭处决”,一个“都”字,使被杀人数从几十个陡然增加到四千四百余人。

关于黄陂肃反,这次“化险为夷”的李聚奎,有段亲身经历的回忆,写得朴实真切,读之如临其境,可以匡正某些“黄陂肃反刑讯”一边倒的言论:

【一九三○年十一月,我们红三军在黄陂、小布一带进行整训。这时,各部队进行了肃反、打“AB”团。肃反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倾向。
那时候打“AB团”的做法,是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完全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而“自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然后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就当即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就这样,误整了许多无辜的好人。
我们红三军抓“AB团”是从八师政治部开始的,而八师政治部又是从政治部的秘书长首先开始的。随后抓“AB团”的运动就蔓延到我们第九师。我和我团副团长陈华堂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诬为“AB团”,并突然被拘留受审的。……
我和陈副团长到达师部后,直接到徐彦刚师长住的扇子里去了,正好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在那里。他们向我和陈副团长说了很多话,中心意思是只要我们承认是“AB团”可保生命的安全。徐彦刚同志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交代问题,现在你们去特务连休息。”我说:“你限两个小时,就是两个月我也没什么交代的。……”
我们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四天四夜,没有挨打,没有受刑。第二天的半夜,郭天民同志(当时是军部的副官长,他参加了九师的肃反委员会)把我找去谈了一次话。他在谈话中还是叫我承认是“AB团”。我把他的话一一驳回。最后,他说:“我找人来同你对质,你怎么办?”我说:“很好。”这时,他让我坐在房子的黑角落里,不准我说话。然后分头把二十七团团部的一个副官和四连的一个班长叫来,向他们说:“你们团长、副团长究竟是不是‘AB团’,要老实交代。”当时,他俩把以前在逼供之下讲的那些胡言乱语全部都否定了。前后搞了两三个小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郭天民同志只好把他们送走,然后对我说:“老李,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呀!”他这话把我惹火了,我说:“你胡说,你叫我坐在那个黑角落里,也不准我说话,他们并没有看到我,我怎么能给他们做什么工作?你不是胡说是什么?”他见我的态度坚决、坦然,就和气地说:“好吧,你去休息,明天再谈。”第三天晚上,师长徐彦刚同志也找我去谈了话,开始也是软硬兼施,他把手枪摆到桌子上,对我说:“你如果不好好交代问题,老子就拿这个东西对待你。”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代,你不要用手枪来吓唬我,你就是架上机关枪也吓不倒我。”我还对他说:“我们相识一年多了,在你的指挥下,无论平时工作还是打仗,我哪一件工作没有做好?哪一仗没有打好?我有什么问题你摆出来,讲一个例子也行。”徐师长讲不出来,对我说:“你去休息吧,明天我再给你讲。”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徐彦刚同志来到我们住的房子门口说:“我到军部开会去了,十二点钟回来放你们。”他这一讲,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对陈华堂同志说:“同志,完了,只有四个小时的寿命了。”在这四个小时里,我俩谁也没吭声,每人都在激烈地思索着,我想到了我的家乡;我的父、母;我参加革命后的成长进步;想到在我身边倒下的战友;想到了我们二十七团;我想这次即使冤杀了我,将来总会有人给我平反的。好容易等到了十二点半,徐彦刚同志来了,他在门外喊,李聚奎、陈华堂出来。我当时想,如果是拉出去枪毙,就不会是师长亲自来,顿时心里一亮。我一出门,徐彦刚同志就把我的手拉住,用他的小手巾把我身上的灰打掉,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陈华堂同志到他住的房里去了。我进屋一看,原来桌子上摆了很丰盛的饭菜,徐师长要请客给我们压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二十五团政委叶汤平同志,听说他是因打“AB团”不力而被关的,那一天与我们同时放出来了。饭后,徐彦刚同志对我说:“二十五团团长是‘AB团’已经被杀了,你暂去二十五团当团长,叶汤平回二十五团仍当政委。陈华堂还回二十七团当副团长”(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师部调王玉洪同志到二十五团当团长,我仍回二十七团当团长)。从师部临走的时候,徐彦刚同志紧紧拉着我的手,非要我骑他的骡子走不可。就这样我骑着徐彦刚同志的骡子离开了师部,结束了对我所谓“AB团”问题的审查。不久部队得知蒋介石准备发动向我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即第一次“围剿”)的消息,红三军即停止打“AB团”的活动,转入进行反“围剿”的紧张准备工作。[59]】

可见,黄陂肃反并非像高华等渲染的一律用刑讯。虽然确实存在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问题,但党内军内当年也确是混进了敌对分子。大战之前,的确有肃清的必要。据曾山等人回忆:

【在攻打吉安时,就发现过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活动,也发现了反动传单、标语;在机关和青年干部学校中还发现了反动组织,当时曾在陂头开过一次两万多人的群众公审大会,公审以后还杀了两个AB团分子的组织者。[60]】

今天应该重新加深认识黄陂肃反指的AB团或反动组织亦非段锡朋之辈,而应该是指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敌对分子和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要求清除的各种各样的“取消派”、改组派等。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基层又扩大为所有不同政见、思想言行非统一者。这种扩大化、简单化的血的教训,必须代代铭记。但其与高华笔下那种血腥逼供近于屠杀的状况,具有根本区别。

六、富田事变重新考察之一——肃反主任李韶九非毛泽东提拔与直接领导

李韶九是富田事变的重要人物。他是否如高华所说,是毛泽东提拔重用并直接领导的呢?

据赣西南历史资料整理: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县人,与萧克是小老乡。1926年22岁考入韶关湘军讲武堂。年底,随兄李汉昌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也就是程潜的部队,北伐至江西,进六军政治训练班,经林伯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1]萧克对李韶九印象非常不好,改革开放后说“这个人品德是不好的。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我与他是同乡,相隔15里。他在南昌起义中被俘,转入起义军。起义军失败后,在安源被国民党逮捕,他‘自认三民主义的忠诚信徒,且为敌人起草快邮代电’。转到江西红二团工作后,他与李文林有矛盾。成立红三军时,他担任一纵队政委,又与柯武东不和。那时候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作战前讲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缩怕死’”[62]。笔者曾向采访过萧克的江西省党史办马骏相询,马骏讲:“萧克来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谈过,1927年南昌起义之时,萧克曾在南昌一个庙宇俘虏营谈话中遇到李韶九。很不喜欢这个小时候的同学。”赣西南地方红军初创阶段,李韶九曾任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纵队长,一度担任草创时的红二团团长。1930年6月任红六军一纵队政委。[63]当时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旅。不久,奉中央指示,红六军与红四军合编为红一军团,设政治部,杨岳彬任主任。李韶九仍任红一军团红六军一纵队政委。7月,红六军奉中央命令改为红三军。8月,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仍由杨岳彬担任。10月,李韶九被调入总政治部任秘书长,而非总前委秘书长。《黄克诚自述》中说李韶九当时是政治部政务处处长,大约在1930年11月始[64]。此前1930年10月,政治部肃反委员会成立[65],李韶九任主任。用现在话说,当时李韶九是“同级调任”。李韶九职务不是毛泽东提拔的,是他在赣西南地方红军中的历程所决定的。我们不能因李韶九后一段工作的严重犯罪,而随意改变或遗忘他前一段的工作。

当年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工作是由总政治部直接领导的。这不仅是由于我军的政治体制,也是在1930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及前委所有精力必须放在第一次反“围剿”整体布局及具体步骤的考量上,“诱敌深入”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与根据地的生死存亡,必须全力以赴,岂能他顾。1930年10月中旬,国民党十万军队开始向我根据地进发,11月上旬,已进入苏区前部袁水地区,苏区组织步步坚壁清野;11月底,敌军已接近东固地区。12月中下旬,总前委曾安排东固伏击被敌发现,再撤龙岗,于12月底至元月4日,接连在龙岗与东韶打了两场伏击歼灭战,胜利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围剿”。临战前的黄陂肃反确实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直接领导,不少事例已经证明:

【肃AB团,地方有扩大化,错误地把路线斗争与肃反混在一起。杨岳彬(总政治部主任)就是因为肃AB团过“左”而被撤职的[66],后来由周以栗同志接任。[67]】

七、富田事变重新考察之二——李韶九前往富田的指示信与广施酷刑质疑

据高华所言,1930年12月,李韶九带着总前委的信交给江西省行委。高华特别强调,这封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事实究竟如何呢?

关于李韶九带来的指示信,曾山作为收信者,有一段回忆:

【李韶九来时带有总前委的指示信,由我和陈正人同志亲收。来信中说:省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苏军事部长万金邦、财政部长周冕、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都是AB团。因为当时敌人第一“进剿”的反动部队已迫近苏区边界,形势十分紧张,要我们立即解除他们职务,把他们监视起来。当时省行委同意了总前委意见,于是把李白芳、万金邦、周冕等人暂免现职,监视审查。并决定陈正人同志带一个排去河西赣西特委传达总前委的指示。后来,总前委派古柏同志来省委一道协助肃反。[68]】

曾山作为当事人,明确写为总前委指示信,点明非个人所写所喻;对AB团嫌疑犯特别点明“暂免现职,监视审查”,非常具体有操作性;而高华所注明的指示信是“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空洞口号化,已离开了指示信的一般格式规范。高华所引指示信的最后部分,“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完全成了泛指性的指示方针,更脱离了指示信的针对性、具体性。在思想性和文风方面,与毛泽东秋收起义以来比较谨慎的思想作风风马牛不相及,与毛泽东从湖南一师以来已形成的精炼文风更是差之甚远。高华一口咬定这封指示信为毛泽东所写。这种自以为是的轻率诠释,已脱离学术分析的原点。

另外,这封指示信的内容是由戴向青、罗慧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一书中引用的。生前看见这封原信的人,曾山、陈正人、毛泽东、朱德、杨岳彬均已去世;原信经过富田事变那场变故,“省行委全部大乱”很难保存,当年又不可能有复印件,中央档案馆保存件何来?戴向青的书中为什么不注释?戴向青看见的是历史原件?还是富田事变中甚至其后“永阳新行委”撰写或改写的手抄件呢?这封指示信的真实性令人质疑的地方太多。

至于李韶九帮助地方肃反,怎么衍变为富田事变,曾山在回忆中对刘敌在事变中的负面作用作了如下强调:

【古柏同志到省委以后,李韶九带一个排到东固去找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和军长刘铁超,商量在红二十军直属部队内进行肃反。而且把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捕起来,进行了审查。这才发现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刘敌也是AB团分子。此人与李韶九是同乡。李韶九找他谈了话,但没有逮捕他。刘敌回去便鼓动全营战士说:“李韶九这个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并率领全营部队攻进军部释放了谢汉昌,把军长刘铁超捉了起来。政委曾炳春看形势不好,离开军部回家。李韶九也逃走了。后来二十军军部直属部队由谢汉昌和刘敌统领进攻富田,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的枪械,包围省苏和省委机关。我见势头不对,便迅速离开了省委机关。古柏同志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简要情况。[69]】

曾山作为富田事变的亲历者,对富田事变的过程叙述得非常清晰,丝毫未提及李韶九“惨烈用刑”之事。但高华文中则特别强调李韶九施用酷刑。他所依据的材料,注明是《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105页)。另一个根据则注明是引自《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

那么,这些材料能否证明高华讲的就是事实呢?先谈前面一个材料的问题。

在富田事变当天,曾山回忆道:“我离开机关以后,听到省苏完全被打毁了,就走回自己的家去暂住,并把富田事变情况向这里的党组织作了说明。”那么,颁布第九号紧急通告的省行委是指谁呢?应该用当年的事实说话。

12月12日,富田事变发生。13日,事变领导者在富田召开群众大会。请注意,虽有段良弼现场控诉施用刑讯者,但没有因酷刑现场出现一个遍体鳞伤的不能站立者。13日下午所有被李韶九逮捕毒打者都能随军向河西退却。如真的受此“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酷刑,古书上多有记载,“重者立毙,轻者数月卧床难起”。怎么可能迅速随军并出席会议呢?15日,富田事变被“解救”的领导人在河西永阳召开新成立的“省行委会议”。戴向青引用的紧急通告第九号,就是他们发布的。李韶九对这些人用过刑应该不假,但如果真是用了上述酷刑,仅仅一夜时间,这些人能如此快地恢复,长时间行走、紧急开会吗?高华文中郑重引用如此“残酷酷刑”,细思起来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据高华说:

【“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查证萧克《回忆中央苏区初期肃反》中的原话:

【请看看1932年江西省委一、二、三、四月份工作报告中有关肃反工作的报告。那种刑讯逼供之惨,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不堪回首。[70]】

谈谈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图为赣南会议会场

萧克对1932年前几个月肃反工作的感叹,高华将它摇身一变特指1930年12月的富田,以扩大和追究1930年12月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责任,机关算尽,一箭双雕,不过违背了一个史学者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良知。

关于富田事变及“新行委”的杜撰,彭德怀当年所见所闻,综合起来研习,更能立体说明一些问题。为了较完整地回归现场,故将彭德怀的整段叙述不加任何删节引用如下:

【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代远叫我:吃饭哪!我说:“还有几个字没完。”把宣言给他们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当时对周高潮有怀疑。对周进行了分析:周是大约十天前由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不过不是AB团,是立三路线者),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此事交给邓萍办了。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大家正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一进门,杜中美这个“张飞”说,“好大的阴谋!”我说“是呀!”周高潮宣布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彭德怀关于这封伪造信的揭露此时读来,更能说明一些问题,由于这件事在富田事变以及中央苏区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几十年后彭德怀依然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彭德怀接着自述:

【我讲这段话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71]】

同样是这件事,高华的解读和演绎非常别致,与当事人彭德怀的注重点根本不同。最终落笔为“黄公略较为暧昧”:高华说:

【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72]】

通读彭德怀的整个回顾,黄公略是释然地走,而在高华笔下则强调“暧昧”地去。对比之下,毛泽东一直讲的“笔可杀人”,似乎又有了新内容。

黄公略释然地走,挖掘起来还有一个“一刀两断”的小故事。蒋介石在这次军事“围剿”的同时,曾派遣特务到苏区捣乱;在红军将领中进行各种离间瓦解的活动。黄公略是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三期高才生。广州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入党。蒋介石对黄公略施了一个连环计:将黄公略的母亲、妻子押到长沙,在报上制造“黄公略即将母、妻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的假新闻,以欺公众。同时委派黄公略的堂叔任南昌宣抚使,让其长兄黄枚庄和堂弟等人携带蒋介石“校长不才,使你走上歧路”的亲笔信,到苏区对黄公略劝降。这两人来到苏区后,因黄公略在外作战,由彭德怀接待。了解来意后,彭德怀立即电告毛泽东、朱德、黄公略。毛泽东、朱德回电,这个问题由公略同志自己处理。黄公略回电:义无反顾,一刀两断。彭德怀根据黄公略的意见,对黄枚庄进行了详细审问,将其口供记录在案。然后命令保卫部长砍下黄枚庄的头颅装在一个木箱内,回蒋介石一封信,“蒋贼卖国,罪当刀剐;枚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让同来者捎回。黄公略归来完全赞同彭德怀的做法,并提议将黄枚庄口供印发全军,作为反面教材,以揭穿敌人诡计。[73]

从这个脍炙人口的苏区故事,可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的惨烈,以及老一辈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纯真无瑕,非为今天演绎的“人性”所能解释。当然,从这一点透视进去,那一代人肃AB团的过火过激,也可从“血与火”时代的特征中深刻说明。高华在此写“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只能让人感到高华的意识流在“暧昧”中泛滥为亵渎或歪曲。

历史不能忘记。1930年12月底的龙冈之战,是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担任主攻部队,在指挥部无兵可派的情况下,坚忍顽强,付出巨大牺牲,一直坚持到红十二军、红四军、红三军团的来到。全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9000余人,活捉师长张辉瓒。黄公略态度怎么“较为暧昧”。高华研究富田事变,如果一并研究这些基本史实,而不有意忽略,有色眼镜还会如此高度数吗?

另外,高华说“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黄公略1930年非彭德怀副手,甚至从来不能说是彭德怀的副手。黄公略于1930年1月出任红六军军长,政委初是刘士奇,后为陈毅。6月红六军改称红三军,隶属红一军团,是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属下;彭德怀属红三军团,他的搭档政治委员一直是滕代远,参谋长是邓萍,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高华的副手说不知从何而来。黄公略在井冈山时期曾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辖下的第二大队大队长。而滕代远从平江起义就是彭德怀的搭档,或广泛意义上的副手。高华在此又一次出现常识性错误。

必须澄清另一点,高华在“伪造毛泽东信件”这段强调“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代材料回忆此事”。[74]“文化大革命”期间,彭德怀虽受迫害,含冤而死,但并没有坐牢。在此郑重提出两者的区别,以更加凸显彭德怀同志对真理的始终追求和对这段回忆的真实可靠。

八、富田事变重新考察之三——富田事变当时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之管见

“富田事变”主导者当时的行径,并非像高华感觉的那样被“逼”出来和温良恭俭让。有位富田事变中幸存者的后代,曾向笔者转述过他父亲的一段回忆:

【“富田事变”时,父亲在省工人纠察队,驻在富田王村,发生事变的当晚,省工人纠察队的枪全部被红二十军收缴。第二天红二十军强迫驻在富田的省苏维埃和省委所有的人都要渡江到河西永阳去,不肯去的就枪毙。出发的那天早晨,点了二十多人的名字,当场枪毙以示警告。父亲是被当场点名枪毙的二十多人之一。当时他才十六岁,人很矮小,天气又寒冷,站在队伍最后边,抱着身子一直在抖擞。一个旁观的人指着父亲,说:“这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子,杀这样的孩子,你们太残忍了!”宣布名单的人朝父亲一看,也觉得不忍心,便把他从队伍里一脚踢了出去,这样才把命留下。[75]】

当时富田事变发起者不仅力图在红一方面军内制造分裂和混乱,在地方上也利用“立三路线”支持者推波助澜。时任红三十五军政委的罗贵波曾多次回忆,1931年1月初,赣南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录等人,找到三十五军说毛泽东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和他做斗争。他们提出“拥护朱(德)、彭、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要三十五军政委罗贵波和军长邓毅刚在宣言上签字。他们不相信毛泽东是机会主义者,没有签字。

1931年1月5日或6日早晨,三十五军路过信丰城,沿途看见贴有许多“反对毛泽东”的标语、传单,郭承禄等人已经摆开场面,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罗贵波、邓毅刚立即在城里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会。在会上向全体干部说明,他们这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是一个阴谋。干部们一致表示不参加这个反革命行动。之后,我们动员干部、宣传队把那些内容反动的标语、传单撕掉或刷掉;派宣传队给群众作解释,叫群众不要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经过宣传,群众不相信他们,都走了,会没有开成。当天下午,我们派了一个营到黄泥滩去,连夜把赣南行委机关包围起来,把郭承录、肖国璋、马荣澜三人抓来,押到了军部特务营。过了二、三天,我们以三十五军军委名义发了通知给周围各县,把暴动总指挥部和地方上的负责人召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了郭、肖、马的反革命罪状,向大家讲明了这件事的经过,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当时行委已经没有了,就组成了一个临时行委,由陈致中任临时行委书记。开完会以后,队伍就离开了信丰,把郭、肖、马三人也一齐带走。经过安远、寻乌、会昌,到了宁都,把郭,肖、马三人交给了总前委处理。

这就是“信丰事件”或叫“信丰事变”的经过。这个事件是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的。但郭、肖、马由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反革命阴谋行动。[76]

九、富田事变重新考察之四——赣西南原领导人均错杀于毛泽东失权以后

据高华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的重新被逮捕并被错杀,是毛泽东的责任。然而,高华为此所作的分析,以及列举的事实依据,再次出现诸多错误和学术硬伤。历史的基本事实是:

【1931年1月初,项英到达江西苏区。1月15日,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小布成立。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并全面负责肃反工作,包括对富田事变的善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旋即被取消。两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77]】

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多次开会,会议决定,在周恩来赴苏区前,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共七人组成。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任常委;任弼时管组织工作,王稼祥管宣传工作,毛泽东管军事工作。毛泽东管辖的范围已明确界定为军事领域。193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闽西,4月4日到达瑞金。4月17日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对前委的路线进行了肯定。同日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第9号通令,宣布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以叶剑英为总编辑,编委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左权、杨立三、范树德、林彪、林野、黄公略、陈奇涵、耿凯、邓萍、曾士峨13人。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被排除。不久,王稼祥担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78]苏区肃反即由政治保卫处负责。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项英。

1931年5月24日,面临蒋介石已经发动的更加疯狂的第三次大“围剿”,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成立。这里是临时总前委,毛泽东虽仍为书记,但职权限定为:“指挥红军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79]这一切与高华所肯定的“1931年5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已有重要区别,毛泽东不可能涉足肃反与富田事变善后工作了。

事实也是如此,1931年8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当时中央代表团有较大权力)指示红二十军率部175团由湘赣东区撤回中央苏区平安寨,撤销红二十军番号,人员补充红三军团、红四军。当时并不是像高华所说的毛泽东8月已代理中央局书记,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还是项英。毛泽东当与此事无关。

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的最早记录是1931年10月11日,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提出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80]

但临时中央迟至10月30日前予批复,对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仍有所保留。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复是这样的:

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应在苏区根据地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份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

二、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弼时应仍任中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中选拔。

三、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赤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81]

仅仅数日之隔,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导的赣南会议上,大反右倾,批判毛泽东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富农路线”,客观上不断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及红军的领导[82]。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组织序列表,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与项英初来苏区时,毛泽东尚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时各个领导层面再也未见毛泽东的名字了。[83]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时间是10月下旬而非高华所写的撤销红二十军番号的8月,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这是一件很容易查证的事,高华教授为什么写错呢?

毛泽东1931年10月下旬虽然被批复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1月初即受到批评或不点名的批判,严格说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的实权,毛泽东仅仅名义上担任了数日,哪里有什么高华文中强调的“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历史上怎么能与毛泽东画上等号?

1931年底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来,不久国家安全局正式成立,邓发任局长。连高华也不得不承认:

【在被称之为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1932—1934这几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承担中央苏区内部的肃反事务,不再由各机关、单位和军队自己大搞肃反。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2年5月30日处决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一批“AB团”首犯,以后又杀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84]】

这批原赣西南苏区各级领导人纷纷被错杀,是能够比较有深度地说明问题的。如:

【李文林1930年12月和1931年7月前后两次被拘捕。第一次被毛泽东所释放,第二次在审查过程中,尽管李文林不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但仍被国家保卫局以“重要AB团团犯”的罪名,解往万泰县,于1932年5月30日被错杀于万泰县古坪村。临刑前,李文林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革命万岁”的口号,时年32岁[85]。】

与李文林同年或前后被错杀的还有原赣西南领导人曾炳春。曾炳春(1902—1932)吉安县东古镇人。1925年吉安第七师范毕业,1927年入党,与赖经邦一起领导了东固暴动,曾任赣西南江第七纵队秘书长、党代表、红二团团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军军长、政委。1930年12月富田事变时,回老家养伤。1931年2月,曾炳春奉命去河西做红二十军说服工作,任河西红军总指挥部政委;8月,率部回河东,1932年5月,曾炳春被扣上AB团要犯被错杀。

段起凤,又名段月泉,与毛泽东同年,东固一带“三点会”领袖,在赖经邦的教育下,1927年12月投入东固暴动,同年入党。组成江西工农红军第七纵队,纵队长开始是吴江,不久为段起凤。1929年2月为江西红军红四团团长。打下吉安后,任赣西南办事处主任。1933年6月也被作为AB团错杀于吉水县。

龙超清、王怀这批井冈山跟着毛泽东闹革命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领导人,没有死于1930年肃AB团扩大化时,而是死于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以后的1932年5月。

郭承录,赣西南特委常委,也就是那位“信丰事件”的肇事者。三十五军的罗贵波、邓毅刚将他1931年1月送到总前委后,当时仅仅关押,也是1932年5月被国家安全局作为AB团错杀的,年仅26岁。

袁德生(1894—1934),湖南浏阳县人,安源罢工工人代表出身,1923年经李立三和刘少奇介绍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1930年9月任湘东工农兵政府主席。1932年8月再次被选为湘赣省苏维埃主席。1933年1月中央保卫局命令湘赣省委逮捕袁德生。省委书记王首道认为袁德生革命立场坚定,未予执行。1933年4月,苏区中央局错误地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定》,改组了湘赣省委,袁德生第一个被关押。1934年4月被错杀于泰和县。

赣西南原领导人都是在毛泽东失去权力后,被苏区中央局贯彻王明路线所错杀的。在中央苏区,何曾有过高华所论这样的历史轨迹“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着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86]。在整个苏区肃反中,客观地讲,毛泽东是比较谨慎的,发现扩大化错误是比较早的,也是一直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被批判的。历史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实例。

郭化若曾回忆李文林第一次被抓接受审查,是毛泽东吩咐放了他。经过是这样的:

【我当时是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时间记得不准确],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 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在整个肃反过程中,搞肃反扩大化,在第一阶段是李韶九(查明是一个叛徒)。第二阶段是王明路线,而毛泽东是比较慎重的。[87]】

毛泽东早在黄陂肃反时就反对“逼供信”,反对肃反扩大化。谭震林有这样一段回忆:

【黄陂会议[1930年12月]是在解决了军队的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和军一级的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88]】

也是江西这片土地,庐山脚下陶渊明有首脍炙人口的《读〈山海经〉》。诗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位作渊明诗跋尾者,谓“形夭无千岁”。莫晓其意。后人读《山海经》云:“刑天,兽名,好衔干戚而舞。”乃知“形夭无千岁”,五字皆错[89]。

但愿高华教授大作,未步“五字皆错”之后尘。

[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次重印本,第9页。

[2]同上书,第9—10页。

[3]宁冈凌登云、甘纪犹访问记录,转引自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第69页。同时参见《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第261—270页“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5]同上。

[6]宁冈吴永吉访问记录,转引自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第70页。同时参见《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第261—270页“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

[7]宁冈赖机光访问记录。转引自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第70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同时参见《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第261—270页“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

[8]1972年4月宁冈甘纪犹回忆。转引自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第71—72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

[9]1972年4月中共宁冈甘纪犹回忆。转引自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第71—72页。

[10]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第223—225页。

[11]同上。

[12]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著《吉安英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3页。

[13]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10页。

[14]参见戴向青、罗惠兰《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余伯流《中央苏区史》、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有关部分。

[15]引自《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506页。

[17]引自《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党内斗争与开除江汉波的党籍》,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3—574页。

[18]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11页。

[1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4页。

[20]参见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吉安县委党史办、吉安师专政史系合编《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赣出内吉字(93)第31号,第56页。

[21]《前委通告第一号》,引自《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1页。

[22]同上书,第131页。

[23]《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11月13日。转引自江西省委党史办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3页。

[24]引自《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2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26]参见赖泽高《我的哥哥赖经邦》,引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江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83—886页。

[27]参见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吉安县委党史办、吉安师专政史系合编《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第31、32页。

[28]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4页。

[29]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著:《吉安英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327页。

[3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11—12页。

[31]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32]戴向青、余伯流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33]《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11月13日。转引自江西省委党史办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1页。

[34]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参考资料·国民党方面有关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3—1277页。

[35]参见《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的)报告》,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36]参见1930年4月3日《中央给四军前委的信》:“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37]参见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吉安县委党史办、吉安师专政史系合编《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第114—116页。同时参见戴向青、余伯流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261页。

[38]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9]《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26日。转引自江西省委党史办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1043页。

[40]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250页。

[41]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页。

[42]据《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所载吉水县党史办文,1981年曾去李文林家乡作过调查,其父1930年时已死。

[43]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44]协引自《红一方面军、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65页。

[45]参见滕代远《袁州、罗坊会议前后的情况》,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30页。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参见《东固根据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60页。

[46]彭儒:《罗坊会议前后》,引自《井冈之子——陈正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47]谭震林:《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4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49]参见《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0页。

[50]同上书,第642—644页。

[51]同上书,第637—651页。

[52]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250页。

[53]《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26日。转引自江西省委党史办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3页。

[54]罗炳辉:《我的经历》,引自《罗炳辉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5]李井泉:《第一次反“围剿”前后的点滴回忆》,引自《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56]刘型:《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引自《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12页。

[57]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17页。

[58]萧克:《赣西南的肃反工作》,引自《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另引自《江西党史资料》第23辑,第217页。

[59]《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5页。

[60]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页。

[61]李韶九简历,据《江西党史资料》第23辑《红二团的成立与发展》、《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等资料综合整理。

[62]萧克:《赣西南的肃反工作》,引自《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引自《江西党史资料》第23辑,第218页。

[6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64]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组织序列表1931年11至1937年7月》,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政务处处长李韶九。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65]参见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自述《我的经历》打下吉安,任肃反委员会委员一节。转引自《罗炳辉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66]杨岳彬于1931年1月始降任总参谋部动员科科长,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组织序列表1931年11至1937年7月》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政务处处长李韶九。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67]刘型:《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引自《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68]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69]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参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70]萧克:《赣西南的肃反工作》,引自《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另引自《江西党史资料》第23辑,第218—219页。

[7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6页。

[72]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23页。

[73]参见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著《吉安英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29—530页。

[74]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22页。

[75]闙贵善:《井冈山下三代人》,南昌2002年印行,第26页。

[76]参见罗贵波《革命回忆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2页。另参见罗贵波《一九三○年“信丰事件”》,引自《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209页。

[77]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8页。

[78]曹春荣:《邓发:红色中国的守护神》,引自《邓发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79]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

[81]《临时中央负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复中局十月真电)》,转引自《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8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组织序列表》,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22页。

[84]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52页。

[85]参见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著《吉安英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86]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第9页。

[87]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引自《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143页。

[88]谭震林:《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引自《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89]参见(明)冯梦龙编著《古今谭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5页。

马社香,察网专栏学者,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原载《还历史的本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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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AB团 高华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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