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伟: “十七年”时期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化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颇有成效的。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农村文艺的种类和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文艺形式向现代文艺形式转型。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与政府的主导、行政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其次,这些成效的取得,也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当时,群众之所以愿意参加俱乐部建设,是由于他们不仅被视为俱乐部服务的对象,更被视为俱乐部建设的主体。他们在参与俱乐部建设的过程中不但享受到了文艺,而且也体验到了参与文艺创造的乐趣。正是因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才使得农村俱乐部网在国家极少投入的情况下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并做到了“大家闹,大家看”,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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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的十七年间,我国农村地区为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发展出了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基层文化组织——农村俱乐部。本文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追溯了农村俱乐部的发展历史,并利用各地开展文化活动的具体案例,说明了当时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原则,从而突出其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方面的积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人才匮乏、设施简陋、经费短缺等困难,广大劳动人民发挥了集体智慧,灵活地利用手头资源进行文化建设,使农村俱乐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推动了传统文艺形式向现代文艺形式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前,农村的文艺活动,主要依靠宗族、家族或民间团体“会”、“班”、“社”来开展。农村“会”、“班”、“社”团体的名目较多,比如河北,较大的农村一般都有“同乐会”、“民俗会”、“吹歌会”和戏班、剧社等。很多民间团体带有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和地方风格,有的甚至直接宣扬封建迷信,但它们与农村文艺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对农村文艺的内容、形式有着极强的制约性。这些团体的存在显然有碍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为了在广大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文艺活动,一方面对这些团体进行了取缔或改造,另一方面也积极建立新的文艺活动组织,农村俱乐部应运而生。由此,农村的文艺活动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组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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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民俗活动——打树花

农村俱乐部的兴起

农村俱乐部的历史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早在1929年,闽西革命根据地便开始出现农村俱乐部。同年12月,共青团闽西特委要求每乡组织一个俱乐部。中央苏区形成后,农村俱乐部进一步发展,截至1933年,仅在兴国县长岗乡,农村俱乐部的数量就多达4个,每村都有1个。1在中央苏区的示范下,其他苏区也竞相开展农村俱乐部建设工作,其中以闽浙赣苏区最为典型。1933年3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在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将办好俱乐部正式列为文化决议的重要内容。决议指出:“各级政府与各群众团体密切联系起来,协同努力,普遍建立各乡的俱乐部。在俱乐部里面,应包括识字、读报、壁报、工农补习夜校、新戏运动、晚会、研究工作的各部。在此工作中,都要以阶级的政治教育,鼓励群众对革命战争的热情,传达解释苏维埃一切重要决议与中心工作为主要内容。同时,省文化部应计划与实行训练大批俱乐部工作干部。各级政府应发动甲俱乐部与乙俱乐部互订比赛条件,进行各种工作的比赛,更有力地促进俱乐部工作的进步。”2

有关资料显示,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十分关心俱乐部工作,经常到俱乐部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并参加娱乐活动。有一次,他亲自登台演出话剧《年关斗争》。剧本也是方志敏编写的,反映年关斗争时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地主抗租抗债,参加农民革命团,举行暴动,镇压恶霸地主,在庆祝年关斗争胜利的欢乐声中,迎来了新春佳节。方志敏扮演一位贫农,担任主角,邵式平、黄道等人也参加演出,当得知几位领导登台演戏时,台下不断腾起欢呼声。由于省苏维埃政府以及方志敏等领导都把搞好农村俱乐部工作当作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来抓,闽浙赣苏区农村俱乐部发展很快,到1933年底,全省乡俱乐部达357所,基本上实现了当年3月份“二大”决议提出的“普遍建立各乡俱乐部”的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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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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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中国

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34年,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俱乐部纲要》,其中规定:“乡苏的俱乐部,同时也是该乡一切农民基本群众的俱乐部。每一俱乐部之下,按照伙食单位(或村庄)成立列宁室,每一列宁室至少须有识字班、图书室及墙报,此外,还必须有运动场或游艺室的设备。”“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4 这一纲要的颁布,意味着苏区农村俱乐部进一步健全了组织形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村俱乐部的数量持续增长,据1945年6月统计,仅在胶东解放区、游击区,农村俱乐部的数量就达到了一万两千五百多个。5 这些俱乐部内设剧团、民校、识字班、壁报组、秧歌宣传队、读报组等,围绕中心工作广泛开展文娱活动,“1946年统计,有5000个农村剧团配合土地改革运动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和《兄妹开荒》、《败子回头》等小歌舞剧。”6 这些文娱活动,不但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培育农民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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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白毛女》和《兄妹开荒》剧照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继承苏区、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传统,高度重视农村俱乐部建设。以苏南行署区为例,据媒体报导,该区吴县姑苏乡,早在1950年6月便在县教育科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成立了农村俱乐部。俱乐部由专设的委员会(由冬学委员会改组)领导,委员中包括农会干部、乡行政干部、小学教师、青年团员、工作队干部等17人。俱乐部下分设文教(负责办民教班、学习互助组、读报组、黑板报、阅览室及流动图书室等)、娱乐(领导剧团、歌咏队、儿童歌咏团等)、生产(领导蚕桑组、开山组、刺绣组、捕鱼组、制草鞋草包组)、总务(管理杂务、办代笔问事、大众卫生及群众会堂等)等四股。俱乐部的经费由群众自愿捐助并由副业生产来解决。俱乐部所办的民教班,采取“生产教学”、“巡回教学”的方法,指导农民学习,获得了很好的成绩。生产教学是利用农民在田里生产休息时间,以漫谈的方式进行教学,讲解治螟、施肥等,有时还读报。巡回教学是把学员按自然村分编小组,由小学教师与俱乐部干部每天傍晚到各村轮流教学,并利用小先生(五六年级小学生)来帮助农民识字。7 在吴县之后,该区的江阴县人民政府1950年8月也做出规划,推行一村一俱乐部运动,并率先在三官殿、南殿、夏港、杨舍等四个村子进行试点建设。8 据统计,截至1950年7月,全区农村俱乐部的数量已达130余所,至1951年4月,全区农村俱乐部更是发展到424所,而1952年比1951年增加更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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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杭鸣时笔下的农村俱乐部小读者

与全国各地的俱乐部建设实践相配合,文化部也将发展农村俱乐部列入工作计划。1951年4月,政务院批准《文化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该文件要求:“争取在两年内做到每一个县有一个文化馆。在有条件的村镇设立农村俱乐部。文化馆、俱乐部确定以识字教育、时事宣传、文化娱乐及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任务。”10 1954年,文化部在《关于1954年文化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55年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再次强调:“农村俱乐部和农村剧团对推进农村互助合作和农业增产有重要的作用,各地应随着当地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一般地以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运动发展的乡为单位,采取重点试办、积极和稳步发展的方针,开展农村俱乐部的工作,并应大力加强对它们的辅导。”11

按文化部的工作部署,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纷纷推进农村俱乐部建设。1953年,湖北省委发出“把农村爱好文艺的青年农民组织到俱乐部,开展各项文化宣传活动,活跃农村文化”的指示,全省各地的文化馆立即成立工作组深入乡村推进俱乐部建设。12 1954年初,河北省文化局指示各地重点建立农村俱乐部,要求各县文化馆首先进行摸底选点工作,并向各乡、村作宣传和示范。13 1955年,山西省文化局发出指示,根据全省各地农业合作化发展情况和群众文化工作基础的不同,提出了要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较快、群众文化活动发展得较好,并已取得俱乐部工作经验的地区,应以较快速度发展;一般地区,应先进行重点试办,取得经验,然后大量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须首先发展各个单一的群众文化组织(如图书室、业余剧团、歌咏队、读报组、音乐组、幻灯站、文艺组等),加强领导,逐步提高,积极创造条件,重点试办。对只有形式、缺乏经常活动内容的俱乐部,应加以整顿,然后逐步发展和提高。要求到1956年,做到全省平均每乡有一个俱乐部,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还应争取一百户以上的较大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建立起俱乐部组织,并在全省一千个集镇建立中心俱乐部。在大力发展农村俱乐部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单一的群众文化组织的领导。必须了解,各个单一的群众文化组织是建立俱乐部的基础,任何只注意发展俱乐部而放松和忽视对单一群众文化组织进行思想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14 为了学习贯彻文化局的指示精神,1955年12月25日出版的《山西日报》专门配发了社论。该社论再次重申俱乐部建设的目标:“1956年底以前,全省要培养出两万五千个农村文化活动骨干分子,建立两万个农村俱乐部”,最终“在全省形成一个以农村俱乐部网为中心的农村文化事业网”。15

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俱乐部得到了进一步重视。1956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力发展农村俱乐部》的社论。社论指出:随着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剧发展,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农业劳动的集体化和生产关系的改变,由于农民中的社会主义意识日益发展,由于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广大农民群众日益要求提高文化水平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要求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工作,大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中的阵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并推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增产运动的继续前进,是文化工作的各级领导者当前一个最迫切的重大问题,也是全体农村文化工作者的最高任务。而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大力发展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的农村俱乐部。16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文化部会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2月21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应争取在两年内分批分期地建成一个遍布各乡各村的俱乐部网”。首先,该指示明确了农村俱乐部的性质和建设目标:“农村俱乐部是党和政府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农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综合性的组织形式。各地应争取在两年内分批分期地建成一个遍布各乡各村的俱乐部网。”其次,规定了俱乐部的创建主体:“俱乐部原则上应该以农业合作社为基础来建立,使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组织和生产组织密切地结合。有些农户太少、人手缺乏、不能单独办俱乐部的合作社,可以和附近的合作社联合起来办。合作社办的俱乐部应该关心社外农民的文化生活,并且欢迎他们参加活动。目前有些以乡或者村为单位建立的俱乐部,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或者转为合作社办,或者暂时保留乡办村办。”再次,确定了俱乐部的创建原则:“俱乐部的组织机构必须以精干和便利工作为原则。暂时还没有条件建立农村俱乐部的地方,应该积极地发展各种单一的文化活动组织,像歌咏队、业余剧团、图书室、读报组、黑板报编辑组、幻灯组、自乐班、舞蹈组和各种球队等等,充实它们的活动内容,以便逐步地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农村俱乐部。”最后,还规定了俱乐部的活动内容:“俱乐部的活动应该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和其他中心工作密切结合,应该主动地配合扫盲工作,同时要注意开展一切有益于群众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且要灵活地运用多种多样的活泼有趣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吸引广大农民群众自愿地和高兴地参加。俱乐部活动内容一般可以包括宣传、教育、文艺、图书流通、体育、卫生等项。各地应该根据当地情况和俱乐部本身的条件,实事求是地加以安排,可多可少,不要强求一律。”17

文化部与团中央的指示发出后,各地掀起了农村俱乐部建设新高潮。截至1956年底,全国各省、区农村俱乐部的数量均创新高:云南省达4336个18;吉林省达5000多个19;广西省达7221个20;山西省达17000个21;河南省达18420个22。而四川省和湖南省更是突破了2万大关,四川省23699个23;湖南省23626个,建有俱乐部的农业社占全省农业社总数的28%。24

全国农村俱乐部的数量,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持续增长,截至1960年,仅湖南一省农村俱乐部的数量就逾6.5万个,但其中不少是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产物。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后,很多俱乐部陷入停顿,名存实亡。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各地纷纷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纠正大跃进中农村文化活动的一些偏向。通过调整、整顿,重新规范了农村俱乐部工作的运行机制。25 1963年,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农村俱乐部再度活跃,但有的已改名为社会主义文化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俱乐部与文化室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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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室》1965年9月试刊号

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和设施

农村俱乐部是农业社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定性为党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核心组织,这决定了它必须在社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工作。至于具体由谁来领导,要视俱乐部所属范围的大小而定。由一个合作社办的俱乐部,一般由这个社的党支部来领导,几个合作社合办的俱乐部,一般由这几个社的党支部推举代表共同来领导,统一受乡人民委员会领导。当地文化馆、站对所有农村俱乐部,都有业务辅导的责任。党支部领导俱乐部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审查修订俱乐部活动计划,经常检查执行计划的情况;定期召开俱乐部主任、活动组组长会议,贯彻意图,布置任务;这种统一领导的好处是:基层党组织可以把俱乐部工作抓起来,确保俱乐部为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服务。

除了统一领导,还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多数俱乐部都设有俱乐部委员会,委员人数按实际需要来决定,一般有委员五至七人,其中包括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事务会计一至二人。委员由党、团代表、文教委员、妇女代表以及各业务活动组织的负责人担任。正主任由党、团代表或乡、社文教委员来担任,副主任由委员会内民主产生。事务会计人员由委员会指定。委员下按需要设业务活动组,一般有宣传组(如编黑板报、放映幻灯、举办展览、组织讲座等)、学习组(如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读报等)、文艺体育组(如唱歌、讲故事、演小节目、拔河、打篮球、打乒乓球等)、总务组(保管活动工具、筹集活动经费等事务性工作)。有些基础好、骨干多的俱乐部,还单独成立图书室、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科技研究组、文艺创作组、夜校等。各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由组内民主产生。当然这只是通行的俱乐部组织架构,并不是硬性标准,文化部在1956年12月6—13日召开的各省、市文化局长会议中就曾指出:“发展俱乐部应从原有群众文化活动的基础出发,规格不宜强求一律,可大可小,可简可繁。”26 在具体实践中,业务活动组的数量通常是根据各地区、各个社的具体情况而决定,没有统一的规格,当时规模较小的俱乐部只有两三个活动组。

俱乐部的一切活动都与群众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仅靠少数俱乐部领导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办好俱乐部。因此,吸收青年骨干并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就成了办好俱乐部的关键。很多地区的俱乐部在建立初期,群众的态度并不积极。有的青年认为演戏是下贱的事情,家长更不同意,认为自己的子女到俱乐部不光彩,会惹是生非,被人笑话,又怕到俱乐部,成天玩乐,耽误生产,影响收入。一部分人还怕俱乐部办起后,浪费社里的钱。总之,当时遇到的思想问题较多。在打通群众思想方面,云南省邓川县永福社俱乐部的经验曾被媒体介绍。这个俱乐部把共青团员作为俱乐部活动的骨干力量,不断教育和帮助他们,具体办法一是帮助他们当好家,安排好时间,适当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二是进行经常性的评比,通过红旗、光荣榜、喜报等方式及时表扬参加活动的积极分子,鼓舞大家的干劲。参加俱乐部活动使这些青年在政治、文化、生产上都有所提高,因此,得到了家长们的普遍支持。27 但永福俱乐部的成功并不是普遍的,也有很多俱乐部在吸收青年骨干过程中遇到了阻力。比如山西省昔阳县赵壁俱乐部,合作化后,俱乐部的活动日益增多,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参与,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几个骨干身上,“写黑板、搞广播、编材料、田间、串街,部内部外都是这几个人,有时还要写总结报告,误了生产还得少挣工分,所以有些积极分子就提出不干了。”这种局面使俱乐部的领导者认识到了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才能保证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在接下来的实践中,该俱乐部根据群众的不同爱好,开展单项活动,以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该俱乐部“刚建立时有剧团、幻灯、读报组等几个基层组织,参加活动的只有20余人。为了使文娱活动真正成为群众性的活动,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了八音会,建立了秧歌、快板、歌咏、双簧等组、队,特别是发掘了‘渔家乐’、‘小放牛’等民间艺术形式后,吸引了一些老年人也都参加了表演。此外还根据群众的喜好和特长,建立了一个剪纸小组。俱乐部的基层组织发展到12个,参加活动的群众达全体社员的30%,真正成了上台是演员,下台是观众,大家表演,互相欣赏。同时,俱乐部委员们又明确了分工负责领导各项活动,从而少数积极分子误工的问题便解决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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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天津美术出版社为农村俱乐部出版的美术参考资料

解决了人员参与问题,还要解决设施、经费等问题。建国初期,农村的物质条件普遍较差,除了极少数俱乐部外,大部分农村俱乐部都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有的俱乐部把乐器、图书、幻灯等用具分别保存在积极分子家里。许多活动都分散在田间、村头或社员家里进行。有些比较集中的活动则借用大队的办公室或小学校舍举办。在解决俱乐部活动场所方面,江西九江地区的做法颇具创造性,采用“三堂一部”的办法,妥善解决了俱乐部的场所问题。所谓“三堂一部”,就是利用公共食堂做课堂、会堂和俱乐部。这种办法有三点好处:第一,便于领导上互相兼顾,加强对俱乐部的领导。因为食堂工作一般是由一个生产队长或支部委员负责,实行“三堂一部”后,队长或支部委员就可把俱乐部一并管理起来,从而加强了俱乐部活动的政治思想领导,保证了文化工作的政治挂帅。同时,食堂会计或炊事员,还可兼任俱乐部的管理员,从而解决了没有专人管理的困难。第二,可以统一时间,便于集中,有利活动。食堂一般都是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设立的,地点也较为适中;每个食堂大概都要供给50个以上的人使用,每日三餐,因而每天最少集中三次,这样就给俱乐部组织活动带来了很大方便:既可利用业余时组织阅读书报、学习文化、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又可利用饭前饭后、会前会后的空隙时间,开展小型多样的文化活动。第三,可以充分利用食堂里的设备,节约经费开支。食堂一般都是设在村上较大较好的房屋里,备有足够的桌凳,无论是夜校上课、召开会议、读报看书、下象棋、打扑克等,都不需再增添桌凳设备。29

实行“三堂一部”是解决俱乐部房屋、桌凳设备的有效办法,但并没有解决所有的设施问题。俱乐部要想开展更丰富的活动,设备短缺是瓶颈。面对这一困境,很多俱乐部采取的办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去解决。比如,浙江省桐乡县虎啸公社李家坝大队俱乐部,创办伊始,“大队部只有一份《浙江日报》,俱乐部里的图书除一部分是县里奖来外,大部分是青年们从自己家里拿来的,集中在一起供大家阅读,大队没有为购买图书花过一分钱。”演出所用的“二胡、笛子、锣鼓等乐器均是青年们从自己家中带来,演出用的简单道具,如服装、帽子、步枪、大刀等则都是自己动手制作,从不花公家一分钱”。30 山西省昔阳县北关,“俱乐部没有书架,孙国贞自动将自己的一个破书柜献出来,经过裱糊粉刷变成了崭新。毛根成也把自己的桌子借给俱乐部,王黑小带头捐图书,在他的带动下共捐了图书300多本。”“俱乐部缺少活动工具,音乐组便用蛇皮自己制造了四把二胡,节省开支28元,快板组找了一些旧竹筒,制造了六付和平板,节省开支两元,全年在活动中只花了社里五元钱,作的工作却不少。自编了小剧1个、快板84个、顺口溜102个、鼓词8个、说唱12个、秧歌14个、幻灯片6套42片、漫画3l张、小调4个、组织晚会7次,演出剧目6个、演唱小型节目25个。”31

不单是设备,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也大都由群众自己解决。俱乐部的工作,有些是必须花钱的,如办黑板报、出墙报,办展览等。当时多数合作社的公益金都不充裕,无法给俱乐部拨较多的经费支持,导致很多俱乐部办了一阵子就“熄火”了。俱乐部要获得活动经费,需另找办法。当时普遍做法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发动俱乐部成员自己动手搞创收。福建省长乐县联新大队俱乐部,利用国庆假日,发动团员、青年搞义务劳动,把队里生产的席草搬运到船上去。青年们把这次义务劳动收入的40多元作为俱乐部的经费。他们还从长远打算,继续发动青年开展义务劳动,在洲田种席草,上山种果树,开辟俱乐部活动经费来源。32 浙江省萧山县浦沿公社浦联大队俱乐部,为了搞更多的活动,更是把创收工作常态化。据俱乐部主任王家安后来回忆:当年俱乐部的头笔收入,是几个俱乐部骨干把公社房子后面的一个池塘用水车车干,捉了30多斤鱼,到街上卖掉,赚了12元钱。用这笔钱,俱乐部购买了一把二胡和化妆品。初尝创收的甜头后,俱乐部又与大队附近的杭州电化厂接洽,找到了挖水沟、背盐包的活。俱乐部的青年成员,利用晚上时间去杭州电化厂干活,赚的钱比捉鱼多得多。公社中心学校要造房子,俱乐部得知后,派人拿介绍信去联系,承包了运砖头的业务。在全体俱乐部成员参与下,砖头很快运完,俱乐部同样获得了不菲的收入。有了这些收入,俱乐部先后排了歌剧《白毛女》、越剧《智取威虎山》两部大戏,因此名声大振,不仅在本大队的各自然村演出,还被邀请到兄弟大队的俱乐部去交流演出。33

徐志伟: “十七年”时期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化

徐志伟: “十七年”时期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化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照》

总体而言,当时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在“需要”和“可能”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需要”,是指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所谓“可能”,是指适应当时农村生产水平,以及人、物、财力方面所能提供的条件。34 可以说,当时农村俱乐部建设大体做到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将大多数群众纳入其中,并激发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其成效是显著的。

农村俱乐部的辅导及活动原则

农村俱乐部在组织上受当地党支部领导,在业务上受当地文化馆、站的指导。早在1953年,文化部就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文化馆、站是政府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而设立的事业机构”。“农村俱乐部是农民依据自愿原则建立的业余性的群众文化组织,辅导农村俱乐部工作是文化馆、站的任务之一。”35

1956年,文化部再次指示:县文化馆和区文化站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中负有重大责任,各级尤其是县级文化行政机关必须积极地加强对它们的领导,使它们的工作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文化馆、站应加强面向全县、全区的思想,抓紧发展农村俱乐部网这一中心环节,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工作和辅导工作。要集中或分片轮流训练业余文艺活动骨干,为农村培养文化活动人才。这种轮训也可吸收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艺人参加。要有计划地做好图书下乡、图片巡回展览,辅导群众文艺创作,传授各种业务知识,组织讲演报告,供应宣传教育和文艺活动资料等工作。要举办小规模的群众业余文艺会演。文化馆、站在开展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时,应注意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坚持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并且应适应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要坚决反对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和妨碍生产的做法,文化馆在一般情况下应有一半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力经常深入农村去开展和辅导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其余人留在馆内做好城关工作和馆内业务。文化馆应用本身的工作向农村俱乐部示范,并组织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到馆内参观学习。区文化站应逐步发展为区或基点乡的中心俱乐部,依靠所在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业余文艺组织来开展各种活动,并对附近各乡的俱乐部进行辅导工作。青年团组织应很好地组织城镇和农村的知识青年,帮助文化馆、站开展农村文化工作。36

根据文化部指示精神,各地文化馆开始将辅导农村俱乐部工作作为重要任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普及与提高。比如黑龙江省延寿县文化馆,从1954年开始,根据上级指示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俱乐部辅导。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化馆工作从城镇转向农村后,一下子繁忙起来,“一方面辅导组每周都要下乡辅导5天,回来一天准备、一天休息。另一方面,幻灯机、幻灯片、演唱材料、图书画报需要量大增,天天都有农村俱乐部的人来馆里取材料和买幻灯机。一时幻灯机购买不着,文化馆就自己动手制作了50多台简易幻灯机和一些幻灯片。”37 同样繁忙的还有湖北省枣阳县文化馆。1956年春天,该馆“派了14个人组成三个工作组,下乡分片包干,每片选择一个重点,派两个干部辅导,其他干部也人人扎点,全县共扎了十个点。每个下乡干部结合春耕生产和整社,扎扎实实地驻在重点上”。38 通过一段时间辅导,全县十个重点俱乐部得到巩固。同时,为了避免“点上轰轰烈烈,面上冷冷清清”的局面,该文化馆还积极推进俱乐部网建设。具体做法是:首先,“开辟巡回点(或叫附点)——在重点得到巩固的基础上,每个辅导干部除了坚持原来的重点以外,另开辟二至三个巡回点,辅导干部每月以5-10天的时间,到巡回点作辅导。对巡回点的选择主要是邻乡较好的俱乐部,作为中心俱乐部的培养对象,全县共开辟17个巡回点,对巡回点的辅导主要是推广重点俱乐部的经验,有计划地进行业务辅导,供应演唱材料和帮助解决比较突出的问题。”39 这些巡回点在文化馆的直接培养和辅导下很快得到巩固与提高,成了当地的中心俱乐部。“由于这些中心俱乐部对周围俱乐部的示范作用,一般俱乐部经常派人到中心俱乐部学习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馆通过会议的方式,“以原来十个重点中心俱乐部为中心建成了俱乐部网,其他点也都根据条件先后形成了俱乐部网”,全县的中心俱乐部增至28个,而通过中心部所辅导的一般俱乐部则多达140余个。

徐志伟: “十七年”时期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化

1956年的郊县文化馆

如果说业务辅导是巩固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重要手段,那么工作人员的多寡则是辅导工作能否全面铺开的关键。因此,克服人员缺乏的困境去开展大面积的辅导工作,就成为各地文化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山西省左权县文化馆和四川省遂宁县文化馆创造了成功经验。1958年前后,左权县农村俱乐部的数量达200个,但文化馆只有4个人做辅导工作,力量明显不足。面对困境,该县文化馆除了抓建网、抓创作、抓训练骨干等方法外,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组织了一支业余辅导大军。具体做法是:面向县、乡各部门干部、小学教师、回乡的转业军人,中小学毕业生、民间艺人等群体中的文艺干将和能手发出应聘书,文化馆对受聘者进行业务培训。经过三期聘请,共有128个文艺爱好者,被聘为业余辅导员。40 遂宁县文化馆从1954-56年,经过“重点试办”到“成批发展”过程,协助各农业社建立了622个俱乐部,基本达到村村社社都有俱乐部。l958年上半年,文化馆为了配合完成县委提出“奋斗四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将俱乐部调整发展到1941个,全县平均每412人即有一个俱乐部。文化馆面对这样多的俱乐部,全馆干部当年又从10人精简成6人,辅导难度显而易见。对此,该县文化馆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多渠道挖掘辅导力量,具体做法是:馆内直接举办“工农业余文艺学习班”、“川剧化装学习班”与“金钱板演唱学习班等;“集中县上”举办训练班,训练俱乐部领导和业务骨干;分区分乡举办训练班,训练俱乐部领导和业务骨干;以师傅带徒弟方式培养骨干;依靠各乡小学举办“农民业余文艺学习班”;依靠各乡中心俱乐部培养邻近俱乐部骨干;组织下乡巡回宣传队,集中乡上或深入村内传授业务技术;依靠寒暑假返乡中学生,举办业务传授站,培养俱乐部业务骨干;通过县、区有关会议,结合教唱新歌与举办俱乐部示范活动;通过县有线广播站教唱新歌,藉以培养歌咏活动骨干。此外,文化馆还分别与其他有关方面加强了联系。“文化馆联系科普协会与农技部门,共同举办‘科普技术宣传员训练班’,共同研究印发科普宣传资料,共同举办科普和农技展览、讲座。文化馆还依靠川剧团和曲艺队在县上举办了‘俱乐部文艺骨干学习班’并依靠他们协助进行民间音乐、舞蹈的发掘、推广工作。”41 文化馆不但多渠道挖掘辅导力量,还创造了“互助两利”工作方法。比如,在依靠各个小学对俱乐部进行业务辅导的同时,也“与各个小学在自愿的基础上,普遍订立了‘文艺结合合同’。文化馆协助县教工会于寒暑假举办‘小学文娱教师进修班’(1956年和1957年均曾举办),供给各个小学儿童歌选和儿童剧选,并适当借予各种宣传工具与供给各种宣传资料,帮助各个小学搞好文娱教学工作与各种宣传工作”。42

徐志伟: “十七年”时期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化

1956年版儿童剧《马兰花》剧照

文化馆调动多种力量,成功解决了全县俱乐部分布广、数量多、难以辅导的困难。仅1958年,就分期、分批、分片、分点,在县、区、乡、社分别训练俱乐部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共42702人,包括俱乐部主任3882人,宣传鼓动骨干19410人,科普骨干3882人,文体骨干11646人,创作骨干3882人,平均每个俱乐部都有22人参加了训练。43

当时文化馆对农村俱乐部的业务辅导,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帮助俱乐部制定活动计划并促其实现。二是开办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三是供应文娱活动材料。四是举行会演,总结、交流经验。文化馆的辅导,带动了俱乐部活动。还是以遂宁为例,该县文化馆自1956年开始注意发展和繁荣群众创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办“农民业余文艺创作骨干座谈会”;聘请有创作才能或文艺修养的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95人担任群众创作辅导员,负责修改稿件的工作;馆内编印了“俱乐部园地”和“群众文艺创作选”,刊登群众创作作品,并把优秀作品推荐给省上或专区报刊,酌情赠送信封、稿笺给发表了作品的作者;举办“群众文艺创作作品展览”及“群众文艺创作节目会演”,并评模给奖。文化馆的举措调动了群众的创作热情。1956-57年,省上和专区报刊登载或出版该县农民群众创作的各种形式文艺作品30多件,有山歌、快板、花鼓、连肖、金钱板、莲花闹、舞蹈、歌曲、话剧、歌剧等。有的俱乐部将创作的作品用来及时宣传教育群众,部分地解决了俱乐部缺乏宣传资料的困难。44 1958年4月,因农村俱乐部声势大、效果好,文化馆出席了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会议,大会印发了遂宁县文化馆辅导农村俱乐部的经验材料。1959年,文化馆编印了《遂宁县群众文艺创作唱词选集》《遂宁县群众文艺创作剧本选集》。1960年3月,出席了文化部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会议,大会印发了遂宁的经验材料。1965年12月,马家公社青年农民业余作者蒋玉安因多年热心于地方戏创作,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积极分子大会。45

在文化馆的指导下,农村俱乐部的活动一般都遵循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农村俱乐部被视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是团结、动员群众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力工具和进行自我教育、文化休息的中心场所。所以在平常活动时,就要特别注意防止单纯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为娱乐而娱乐的偏向。当时大部分农村俱乐部都做到了和党的宣传网密切配合,在各个时期利用读书、读报、收听广播、放幻灯、小型展览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时事、政策、生产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些宣传鼓动工作基本上都能够做到经常化。每一项中心工作布置下来,黑板报上能及时发表通俗的讲解,新编的快板一登出来,很快就在群众中流行开了。除了经常的时事政治宣传外,俱乐部还用群众最熟悉的事物和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教育群众。以河南省为例,密县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俱乐部在合作化运动中开辟了一个展览室,用图画、实物等形象化的材料来宣传合作社的规划,使一万多名来社参观的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荥阳司马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秋收的时候发现有些社员对“细收细打、颗粒还家”抱着不在乎的态度,认为“吃馍还掉个渣哩,社里几百户,撒一点没啥关系”。俱乐部便举办了一个“细收细打”展览会,帮群众算了一笔细账。使很多参观的人提高了认识,群众反映说:“一粒一穗不拾净,确实是个大漏洞。”1956年春节期间,郑州市郊区七里营农业社俱乐部布置了许多挂图来说明几年来社员生活的变化,使群众真切地看到了自己不断向上的幸福生活,大大鼓励了其劳动热情。由于这些宣传教育工作,运用了群众熟悉的现实材料,使群众感到特别亲切,这是农村俱乐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善于抓住在群众中出现的典型事例,通过批评、表扬来教育群众。上蔡县星火一社有些社员做活不讲质量,播种不匀,地头地边种不到,他们认为:“少收一点没有关系,自己能分多少?”俱乐部便针对这种错误思想,编了个快板登在黑板报上,批评了做活不讲质量的现象,还算了一笔细账,说明如果地头地边不种到,每亩就要少种半分,全社就要少种六十亩,少收几十石,这样就大大地教育了做活粗糙的人。荥阳司马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社员在犁地的时候当着人犁得深,背着人犁得浅。社长就编了“假进步、活眼皮”的快板登在黑板报上,发表后,犁地手自觉地做了检讨。俱乐部不只是批评,还注意对好人好事进行表扬,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当中心工作布置下来时,俱乐部能很快把宣传力量组织起来,有力地展开各种宣传活动。例如当征兵工作开始时,几乎所有剧团都排演了《应征前夕》;图书管理员也挑选了反映解放军、志愿军英雄事迹的通俗读物送给青年们读;小报和黑板报上刊登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争先应征的模范事例;业余创作人员也编写了许多诗歌来歌颂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司马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转高级社时,业余剧团排演了《扔界石》;幻灯组放映了《苏联集体农庄》;俱乐部布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远景规划的展览会;图书室展览了苏联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图片;黑板报上写满了迎接建立高级社的快板,到处充满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气象。46

第二,“坚持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且“适应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业余,是指俱乐部的文娱活动在生产之余进行,不妨碍生产。当时,有多地的农村俱乐部曾发生过文娱活动影响生产的现象。比如四川省西充县的一些俱乐部,“俱乐部成员都是青年,因经常参加文娱演出,平时误工很多,又和人民公社按劳取酬的原则发生矛盾,群众很有怨气。公社、大队一时无解决方案,群众积极性大减。”47 河北省盐山县望树公社望树大队俱乐部,曾在农忙时排演大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箭杆河边》。

徐志伟: “十七年”时期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化

《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徐志伟: “十七年”时期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化

《箭杆河边》剧照

“两剧内容都很长,情节复杂,台词又多,演员也需要很多。参加排演的青年每天晚上都排练得很晚,有时还占用了中午的休息时间,更不应该的是还耽误了一些劳动。这样排演了几天,效果不大,大家却已感到十分劳累,第二天干活时无精打采,有的早晨还得休息,影响了出工”,群众对此严重不满,向《中国青年》杂志写信反映。48 为了避免在群众中间引发矛盾,各地的俱乐部活动都尽量适应农业生产的季节,农忙期间少搞,农闲期间多搞。而业余剧团及大型活动,在农忙时则不活动或少活动。以吉林省为例,该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三、四、五、十、十一这五个月是农忙时期;一、二、八、九、十二这五个月是农闲时期,这时除一部分人参加副业生产外,绝大部分群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基于此,自治州文化处要求各县的群众文艺会演等集中的大型活动都放在这个时期举行。该省的桦甸县也要求各乡俱乐部把一些集中的、较大型的活动放在挂锄、冬季和春节期间。49 同时,为了避免影响生产和农民的分配,多地都出台文件,要求俱乐部的活动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积极分子参加业余文化活动,一律不记工分。50 需要指出的是,农忙期间少搞活动,不意味不搞活动。农忙时节农民的劳动比较紧张,如何在这样的时节开展农村俱乐部的活动,是摆在农村文化工作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各地的经验表明,坚持小型多样原则是农忙时节有效开展活动的关键。比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邓川公社永福俱乐部,根据农忙时节社员生产、吃饭在田间的实际情况,“把土广播、图书、报纸等由民师、会计、知识青年带到田间读给社员听,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由深变浅,长文变短文,读报变讲报。’出现了好人好事,就立即用土广播进行表扬,鼓干劲,掀高潮,甚至马上形成高工效运动,使日进度翻了一番。”大字报下田也是永福俱乐部的特点。“田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就来个山歌、快板、‘花里曲’等类的文艺节目,鼓舞大家的生产热情。他们还以知识青年和有经验的老农相结合组成的一个农业技术研究小组,经常进行农技研究,带头实验,举办讲座。”51 桦甸县永隆乡春风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生产队双龙屯俱乐部,农忙时化整为零,开展小型多样的适合于地头、田间的活动。如把文化活动组织与生产组织结合起来,以生产队为基础,青年团小组为核心,团结、带动广大社员参加活动,并根据社员的年龄、性别、爱好和擅长开展多样、灵活的地头活动。春耕和夏锄时,开展地头读报、唱书会、朗诵会、读书故事会、地头歌舞、图书流动展览、地头快板、音乐会、板报、庭院娱乐晚会、标语鼓动牌,以及各种体育活动。就这样,每个作业区的休息时间又都变成了“地头俱乐部”。52 小型多样的文娱活动有许多优点:一是不受生产季节和天气变化的限制,简便易行,反映事物快;二是随时随地鼓舞群众的劳动热情,解除疲劳,培养乐观精神;三是通过文娱活动可以加强社员之间的团结;四是能够团结更多的农民群众参加文艺活动,扩大了文艺活动的队伍。

结语

总体而言,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颇有成效的。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农村文艺的种类和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文艺形式向现代文艺形式转型。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与政府的主导、行政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当时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在制度上规约了俱乐部的发展方向,把农村俱乐部视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机构,决不允许借以牟利。尽管因财力、人力所限,很多农村俱乐部的活动水平不高,但其赋予文艺活动以政治内涵,凝聚了群众的阶级认同与国家认同,增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能力。其次,这些成效的取得,也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当时,群众之所以愿意参加俱乐部建设,是由于他们不仅被视为俱乐部服务的对象,更被视为俱乐部建设的主体。他们在参与俱乐部建设的过程中不但享受到了文艺,而且也体验到了参与文艺创造的乐趣。正是因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才使得农村俱乐部网在国家极少投入的情况下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并做到了“大家闹,大家看”,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注释:

1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上),内部出版,1959年,第253页。

2   转引自祝也安:《闽浙赣苏区的农村俱乐部》,收入刘云主编:《江西文艺史料》第十三辑,内部出版,1992年,第81页。

3   同上。

4   《俱乐部纲要》(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5   马少波:《胶东文协二十年》,《胶东风云录》编写组:《胶东风云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6页。

6   陈志昂:《胶东解放区音乐史稿》,山东省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出版,1994年。

7   《吴县姑苏乡成立农村俱乐部》,《人民日报》,1950年6月27日。

8   《江阴将普建农村俱乐部》,《人民日报》,1950年8月3日。

9   苏南区土地改革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苏南土地改革文献》,江苏省档案馆藏,1952年。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28页。

10  《文化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1949-1959)》,内部出版,1982年,第11页。

11  《文化部关于1954年文化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55年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同上书,第31页。

12  湖北省丹江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丹江口市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574页。

13  以该省大城县为例,县文化馆按省文化局要求,1955年初拟定了农村俱乐部发展规划,确定了建立俱乐部村庄的条件。之后,文化馆摸底选点,分批推进俱乐部建设。第一批为示范点,在春耕大忙前建成,有西马村、北蔡、缴庄、郝庄4个村;第二批8处,在秋收后建成。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5月、11月两次下达文件,提出了组建农村俱乐部的意见,要求文化馆除留1人负责馆内阵地活动外,其余干部全部下乡分片包干,投入俱乐部组建工作。在文化馆帮助下,歌舞队、戏剧组、演唱组、乐队组、图书组、宣传组等单项活动组织在农村俱乐部相继成立。参见河北省大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城县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651页。

14  《山西省文化局关于发展农村俱乐部的指示》,《山西政报》,1956年第1期。

15  《为建立两万个农村俱乐部而努力》,同上刊。

16  《大力发展农村俱乐部》,《人民日报》,1956年2月9日。

17  《文化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1957》(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62-163页。

18  云南省文化厅编撰:《云南省志卷七十三·文化艺术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19  吉林省文化局文化处编:《吉林省群众文化工作史料第三辑·报告、评论》,内部出版,1979年,第10页。

2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广西》(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89页。

21  山西省图书馆编:《山西省图书馆史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9页。

22  《中国农业全书·河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河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23  共青团四川省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共青团四川省委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24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9卷·文化志·文化事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503页。

25  如浙江省文化厅1961年提出《关于当前加强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规范农村文化工作,并向全省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纠正“大跃进”中农村文化活动的一些偏向。参见《中国农业全书·浙江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浙江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

26  《一九五六年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农村文化工作的全面规划——新华社关于文化部召开各省、市文化局长会议的报道》,《办好农村俱乐部为农业合作化服务》,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第1页。

27  《一个以政治为统帅的农村俱乐部——云南邓川县永福社俱乐部活动情况》,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内部出版,1958年,第127页。

28  山西省昔阳县文化馆:《巩固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63-64页。

29  中共九江地委宣传部编著:《怎样办好农村俱乐部》,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8页。

30  范树立:《难忘的农村俱乐部》,中国政协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13辑·桐乡建国后史料(3)》,1994年,内部出版,第139页。

31  山西省昔阳县文化馆:《巩固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几点体会》,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第66页。

32  共青团福建省委工作组、中国青年报福建记者站:《团结教育青年,活跃团的工作——联新大队团支部举办俱乐部的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俱乐部(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9页。

33  王家安:《农村俱乐部琐忆》,杭州市萧山区政协文史和教卫文体委员会编:《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34  参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市文化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意见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948页。

35  《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1953年12月1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3-1955》(第2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36  《文化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1957》(第3卷),第163-164页。

37  冯波:《建立农村俱乐部亲历记》,政协延寿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寿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出版,1991年,第94-98页。

38  湖北省枣阳县文化馆:《辅导农村俱乐部的经验》,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第67页。

39  同上,第68页。

40  这些辅导员分布在全县各个乡社,并积极开展活动。例如,“桐滩乡下武村辅导员李志敏,在紧张的夏锄中帮助下武俱乐部进行整顿工作,健全了组织,并经常帮助排练节目。他自己爱吹喇叭,便组织了十多个青年乐器自学小组,每星期除自学外,集中练习两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批人已学会(各种乐器的)很多曲牌,成为花戏、剧团的伴奏者,成了俱乐部活动的骨干分子。”参见山西省左权县文化馆:《一支有力的文艺辅导大军》,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第80页。

41  周立:《五十年代大力发展的农村文化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宁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遂宁文史资料第10辑·文化教育专辑》,内部出版,1997年,第14页。

42  同上。

43  同上,第13页。

44  同上,第15页。

45  四川省遂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遂宁县志》,巴蜀书社,1993年,第739-740页。

46  任毅:《农村俱乐部是怎样开展活动的》,文化部编印:《文化通讯》,1956年第3期(总第17期)。

47  西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充县志》,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15页。

48  任金城:《俱乐部的活动要小型多样》,《中国青年》,1965年第19期。

49  王志清、李志忠:《春风农社第一生产队的俱乐部工作》,吉林省文化局文化处编:《吉林省群众文化工作史料第四辑·典型经验》,内部出版,1979年,第19页。

50  参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市文化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意见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948-949页。

51  云南省文化局:《一个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白族俱乐部——介绍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邓川公社永福管理区俱乐部活动经验》,云南省文教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秘书处编:《朵朵山茶映日红》,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1-112页。

52  王志清、李志忠:《春风农社第一生产队的俱乐部工作》,吉林省文化局文化处编:《吉林省群众文化工作史料第四辑·典型经验》,第19页。

【察网www.cwzg.cn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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