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社会主义教育经验为借鉴

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话语体系的重构、教育空间的重建、教育方式的丰富、宣传网络的搭建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当前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经验借鉴: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空间,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网络,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社会主义教育经验为借鉴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业农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是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比较匮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振兴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培育。

一、当前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培养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观念,使农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为顺利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近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农民的思想中有所淡化和弱化。因此,当前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当前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首先,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可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乡村文化振兴,要振兴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导向作用和引领作用,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点。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实现乡村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次,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首次将“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实施乡村战略的重要任务,表明乡村振兴要在继续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解决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而农民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和依靠力量,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更好地激发他们投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现代化,即农民的现代化。农民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农民是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加强农民的精神文化教育,是促进现代乡村社会文明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

再次,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增强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认同,对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

(二)当前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迫性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化和多样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农民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织中、在城市工业文明与乡土传统习俗的碰撞中,往往不知何去何从,容易出现文化的断裂和价值观的错乱。主要表现在:第一,价值观念多元化。当前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农民的价值观念由原来的相对统一趋向多元化,开放、创新、公平、竞争的现代价值取向与保守、落后、狭隘、封闭的传统价值观念并存;同时,由于受制于乡村熟人社会和人情关系,农民对民主、法治观念的接受度较低,面对大是大非,往往产生价值选择的困惑。第二,价值标准功利化。一些农民用金钱标准取代了道德标准,追求个人利益或家族利益的最大化,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缺乏,崇尚物质至上、享乐主义,甚至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在求富心理驱使下甚至做出法理不容的行为,如“因房产分割弟兄成仇人”、不赡养老人、“笑贫不笑娼”等,传统优秀伦理道德观念受到挑战。第三,理想信念模糊化。很多农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比较模糊,甚至缺乏基本的人生目标和理想,短期的眼前利益代替了长远的人生规划,不思进取,及时行乐,“小进即满、小富即安”,一遇到问题就容易怨天尤人,缺乏斗志。有的农民年纪轻轻就等着吃“低保”,靠“补偿款”生活;有的农民将精神寄托于烧香拜佛、信仰宗教等。第四,社会风气低俗化。大操大办红白喜事,铺张浪费,超支建房等,盲目攀比之风盛行;修盖庙宇,占卜算卦等,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西方宗教趁虚而入,盲目信教之风滋长蔓延;沉迷网络,聚众赌博等,不良娱乐方式颇为流行。这些现象说明农民精神荒芜、信仰迷失现象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破除农民中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不良习俗,提升农民的精神文化品位,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坚定农民的理想信念刻不容缓。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目前在乡村建设中普遍不太重视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地方政府往往认为农民精神文化教育工作是软指标,不能像经济工作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思想上不重视,政策上不支持。因此,从思想上转变观念,从方式方法上寻求突破,是加强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中之重。

当前学界对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居多,鲜有从历史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社会主义教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农民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能为当前加强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经验借鉴。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农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既是形势所需,也是提高农民思想政治素质的必然要求。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农民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热情高涨,但一部分农民对国家的发展前途认识不清。这是因为,从自身的思想特点看,由于受到传统的封建的小农宗法观念和私有观念的深刻影响,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虽然在生活条件、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仍残存着封闭落后的自私自利、个体经济、小富即安等思想。这与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相违背的。马克思曾指出:农民“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因此,只有对农民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才能使他们由小生产者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他们对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认同,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就必须对他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培养他们进行集体劳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关系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顺利与否,“农民教育”问题成为当时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

(一)话语体系的重构

话语是思想的表达,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同的话语体系也是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一个社会的改造与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话语体系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转换,这种转换的深度与广度,反映和表征了社会变迁的深度与广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革命话语和阶级话语成为新中国的权威话语,比如表征政治性的“同志”“干部”“入党”“翻身”“集体化”等,以及表征民主自由的 “文明”“自由”“男女平等”等。这些新概念构成了一套汇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话语、苏联革命话语、现代西方话语的较为系统的话语体系,也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主流表达方式。这些新概念与乡村社会传统的话语符号差异性较大,只有通过不断的教育、宣传、强化,才能让农民接受和认同。比如,“同志”解构了原来乡村社会中“大人”“员外”等所蕴含的不可逾越的等级关系,代表一种平等的人际关系和革命性的群体认同。“翻身”是动员和引导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新中国和新社会的主人。“集体化”是为了防止农村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对这些新概念的阐释、宣传,使广大农民逐渐接受了这套新的话语体系,从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方针政策,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教育空间的重建

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依托一定的空间,重建乡村教育空间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然要求。传统乡村社会道德教育的空间主要是乡村的寺庙、宗祠与保甲。在这些空间进行的褒奖或惩戒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封建制度下的道德空间被瓦解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的教育空间。首先,建立农民协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乡村基层群众性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让农民认识到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造成他们贫穷落后的根源,从而激发他们斗争地主、打倒地主的革命精神,因而农民协会成为农村政治生活和政治教育的中心。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的积极性很高,通过参加农民协会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变革和基层政权更替中,开始在乡村政治中占据优势。其次,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全国各地的乡一般设有党的总支委员会。同时,还由贫苦农民组建了民兵、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通过在这些组织中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宣传土地改革政策,组织串联,发挥这些基层组织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示范效应,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再次,建立劳动互助组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农民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成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经济状况普遍有所好转,中国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一部分富裕中农极可能变为富农,为了防止中国农村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党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建立了劳动互助组织。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化和集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民在此过程中从单干到共同劳动再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循序渐进地逐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培养了社会主义觉悟。1954年7月17日,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指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是党在农村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阵地,也是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

(三)教育方式的丰富

通过合适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乡村社会,农民通过祈福、祭祀等活动潜移默化地接受道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活动的教育功能大大减弱,开始采取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第一,召开宣传和学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会,由宣传部门编写相关教材,先集中训练,而后转为经常性教育,组织讨论,用典型事例分析研究问题,让农民回忆对比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生产生活变化,对比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等,由浅入深,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联系农民的切身体验,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使农民认识到获得的这些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结果,从而提高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第二,树立先进典型。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召开了各种层次和类型的表彰大会,在各种生产竞赛中选举模范人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典型等。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两个代表会议召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主席亲临会场并给予这些模范高度评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合作化的标兵和典型,《人民日报》《新华月报》《东北日报》等对他们合作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召开表彰大会,树立先进典型,在给予受表彰者莫大鼓励的同时,也对其他农民形成了示范效应,激励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生产劳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第三,对错误思想展开批判和斗争。一些农民中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农村中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现象。针对这些情况,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农民召开大会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揭发投机奸商囤积粮食、杀价、抬价、掺假欺骗等伤天害理的活动,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各种事例,并纷纷回忆奸商给予农民的苦处,解放前奸商如何与地主、反动派勾结起来欺诈农民,造成“丰收成灾”的痛苦,以及解放后继续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捣乱市场,危害国家建设等罪行。不少干部自觉地检查了过去的许多错误想法,如认为私商“价钱好”,以及帮助私商套购粮食、“买东西靠合作社,卖东西靠私商”等错误的行为。表示拥护并坚决完成购粮任务。这些批判和斗争使农民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从而自觉肃清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支持工业化建设,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四,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农村中流行着秧歌、大鼓、小花戏、地方戏、木偶戏、皮影戏、快板、杂技等群众性文艺活动,通过这些群众性文艺活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统计:到1953年底,河北省有农村业余剧团12000多个,山西省也有一万个。各地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一般都贯彻了为生产服务的精神,紧密配合当地中心工作,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型多样的文艺形式,广泛地宣传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克服部分地区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演大戏、向职业化发展、影响群众生产等混乱现象,使群众业余文艺活动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的需要。到1954年1月,吉林省组织了近1000个文艺队伍参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们演出了2300多场。江苏松江县文化馆组织了农村说书艺人60多人,在农村、书场、茶馆、街头等群众聚集的场所展开宣传活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文艺工作者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特长,创作各种题材和形式的作品,把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新事迹、新人物和新思想以及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的斗争,真实地描绘出来,从各个不同的生活角度去表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不要勉强要求在每个作品中把总路线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来。形式应力求多样化,不要在这些节目中生硬地加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可在演出前后或间歇时间,联系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通俗的演讲。通过在这些群众性文艺活动中渗透社会主义教育,激发了农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和向往。

(四)宣传网络的搭建

搭建宣传网络是迅速传播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农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第一,组建宣传队伍。在做好党内教育和动员的基础上,以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为骨干,带动全体团员、宣传员和广大非党积极分子以及所有宣传力量,组成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通过黑板报、广播筒以及读报组、冬学即利用农闲时间开展学习等形式,向农民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购粮工作的宣传教育,使农民懂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理,认识到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好处。1953年12月,华北区在干部普遍学习总路线的基础上,由近万名报告员、宣传员组成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深入到工厂、矿山、乡村,向全区人民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将冬学作为重要的宣传途径。冬学既是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中,河北、山西、陕西、浙江等省布置通过冬学向农民宣传总路线,河北省确定在宣传中着重使农民了解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等;山西省扫盲工作委员会印发了相关教材;陕西省规定每半月向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两次到三次;浙江省指出要配合农村中心任务来进行冬学工作。第三,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台、通俗读物、连环画、宣传画、黑板报、电影、幻灯等载体展开宣传。四川日报、四川群众等报刊开辟专栏刊登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通俗讲话;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农民节目中,增加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节目,并举办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广播讲座。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大批文艺工作者创作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文艺作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九种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通俗读物和图片。数以百计的电影队、幻灯队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53年12月,美术家们开始创作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作品,包括年画、招贴画和连环画等。1954年1月,陕西省电影教育工作队的32个分队,四川省的80多个电影流动放映队都已携带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电影片,出发赴各地巡回放映。在放映电影前后,结合当地任务进行必要的适当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增强农民对电影内容的理解和认识。江苏、浙江、四川、黑龙江等省的许多文化馆所举行的帮农民算帐的展览会,以图片实物说明本地的具体情况和真人真事,生动有力地向农民指出了只有走互助合作的路才能逐步摆脱穷困。这些宣传活动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加强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和认同,提高了他们加入互助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借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经验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可以为当前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

(一)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意蕴。重塑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特别是要将其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中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并进行正确解读。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对这些概念的解读要结合农民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本土化和情景化的话语转换,重构话语体系,组织小组讨论、小组漫谈等,强化对这些概念的认识。与此同时,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素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要积极而又实事求是地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增强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力和践行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代传统观念和错误观念,内化为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

(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空间,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当前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公共教育空间比较缺乏。虽然随着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加强,在不少地方建起了群艺馆、文化广场、图书室等,但是利用并不充分,不能很好地发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作用。因此,仅有这些文化教育场所显然不够,可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通过组织化的活动提高对这些场所的利用率,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空间。目前农村基层组织的碎片化现状使其组织力量薄弱,凝聚力不强。可以通过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性调控和外力介入整合农村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党员、村民代表、村庄积极分子的作用和力量,建设一个强而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在其组织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学习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民中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三)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结合各地发展水平、农民需求,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一是提高政策宣传的力度和效度。目前在农村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调查显示,一些村庄“每年都要组织农民学习两会等中央文件的精神,讲台上面的人读读文件,下面听的人能理解的不多,很多学习只是走走过场,开会学到的东西很少,很枯燥,还不如回家看电视”。改变这种现状需要转变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深入群众,结合现实,提高政治宣传的实效性,使会议精神深入人心。二是将表彰奖励与批评纠错结合起来。针对农民中存在的思想混乱和价值困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要将奖惩结合起来,树立先进典型,表彰模范人物和事迹,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批评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打击有悖公序良俗的行为,让农民分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从而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理解和践行。三是重建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对价值观的形塑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形式非常有限,聚众打牌、宗教活动、购买彩票等消极文化生活消磨了农民大部分时间,而传统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明显式微。应鼓励农民发扬传统文化优势,融入现代文化理念,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在娱乐身心的同时,受到思想洗礼和精神熏陶。

(四)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网络,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重塑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网络。一是农村基层干部要转变理念,积极承担起开展思想宣传的重任,将思想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实;要打造一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较强的思想宣传队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全方位的宣传。二是要拓展宣传途径,各地文化馆、站可以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展览、报告、图书供应等各项活动,也可以组织文化服务队或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巡回表演,重视和发挥民间艺人的力量,组织他们参加宣传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田间地头,进入农民日常生活,进入乡规民约之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不能光讲大道理,要针对农民的思想状况和接受能力,用具体生动的事实和模范事例来进行讲解和宣传。三是要将传统宣传载体与现代传媒结合起来,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协同当地文艺团体编印一定数量的剧本、歌曲、曲艺、快板等资料以及各种宣传画和标语口号。同时,在主要网络平台设置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漫、游戏、视频等,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的即时传播优势,实现线上线下联合互动,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高斐,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0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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