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建国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也得益于毛泽东重视发挥民主建国会在联系和团结民族工商界方面的作用,在政治上对民主建国会进行指导,规划他们在新中国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帮助他们进步。

统一战线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重视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当时党的统一战线最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与他们长期合作。为此,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

一方面,强调要团结民主党派,尊重他们,与他们长期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采取积极态度鼓励和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在组织上发展、在政治上进步。

在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直接做很多具体的工作去团结、教育和帮助民主党派,发挥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民主建国会的重视、团结和教育,就是他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为全党树立的一个榜样。

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

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民主建国会代表

一、重视民主建国会的地位和作用

民主建国会是抗战胜利后由部分工商业资本家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成立的一个重要民主党派。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之下,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国统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

在此背景下,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应运而生。其成员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产业界,一部分文化教育界,这两部分人觉得为公为私,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其领导人和骨干有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烛尘等。从阶级性质看,民主建国会主要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之相联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民主建国会刚成立时,以走“中间路线”相标榜,宣布“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促成民主”。

在国共两党之间,“本会态度不左倾不右袒”,“决不做某一党某一派之尾巴”。但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坚持独裁专制统治,撕毁政协决议,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内战。

这种倒行逆施教育了包括民主建国会在内的中间派,使他们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

民主建国会开始“从中间路线逐步走向‘一边倒’”,即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一边,积极参加国统区人民反蒋反美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在反蒋反美斗争中,民主建国会“对于争民主,反内战,反伪宪,以及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之斗争,几无役不从”,表现比较突出。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民主建国会积极赞成响应,并派人与中共取得联系。至此,民主建国会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旗帜之下。

民主建国会的主要领导人黄炎培是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从抗战时期就开始积极支持中共的抗战行动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并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与民主问题的“窑洞对”。可以说,民主建国会与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民主建国会与东南、上海一带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对解放和接管上海,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发挥较大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对民主建国会及其领导人黄炎培等格外重视。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入北平。当晚,毛泽东就设宴招待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

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邀请黄炎培到其所住的香山双清别墅作客。在当晚的谈话中,“黄向毛汇报1945年创建民建的过程,主席极为欣赏,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黄做将建立的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

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

黄炎培曾长期倡导和创办职业教育,为民族工商业培养了很多人才。同时他自己也经营过实业,1949年还同时兼任着民生公司等 6家大公司的董事和商务印书馆的监察(监事),是时人推崇的民族工商业领袖。

他所创建的民主建国会也以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因此毛泽东要求民主建国会以推动民族工商业为主要工作,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联系民族工商界,这样的定位是很恰当的。

为了让民族工商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毛泽东还向黄炎培作了详细解释。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将不同于苏联,不会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

新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他希望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影响,迅速向外界传递这些政策的内容,以安抚、稳定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彷徨不定的工商业者。

黄炎培听了深受鼓舞,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重托。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后始归。”

3月28日,黄炎培即按照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分别给上海、香港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发出5份电报,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敦请他们前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在新中国建设中的积极影响迅速体现了出来。

通过这次见面会谈,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黄炎培及其领导的民主建国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认为中共在解放、接管上海以及整个京沪杭区域的过程中,都可以而且应该争取得到民主建国会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次见面会谈之后不久,1949年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指出:

“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絧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4月15日晚,毛泽东等又在双清别墅邀请黄炎培、施复亮、章乃器、孙起孟、吴羮梅等民主建国会同人聚餐谈话。聚餐和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黄炎培“十二时半归”,期间毛泽东“为解放上海嘱同人效力”。

对于毛泽东的重视和礼遇,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的同人非常感动,第二天就聚在一起深谈,“为昨夜听毛主席一席谈,大感动,商如何图报”。这里说的同人即是指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及骨干。

在毛泽东的重视和鼓励下,民主建国会对中共解放和接管上海给予了重要支持和协助。这表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为解放和接管上海献计献策。

这方面的情况,黄炎培在其日记中多有记载。如 1949年4月12日,“李维汉偕饶漱石、刘晓、刘少文来,集同人于饭堂。饶报告从前方来,前方准备渡江之经过,征求同人对接收上海之意见,同人尽量发表”。

4月13日,“饶漱石、刘少文、刘晓、朱学范共商接收上海问题”。

4月15日,“九时,集民建同人报告昨夜会谈经过。十时半,共饶漱石、朱学范商接收上海事”。

4月18日,“董必武来谈一小时,人利人才,一般就业,上海接收问题”。

5月17日,“九时半,潘汉年以将赴沪(副市长)来谈,同座丕华、子婴、起孟、康年(丕华、子婴、起孟、康年,即盛丕华、胡子婴、孙起孟、盛康年,皆为民主建国会重要成员。)”。

在5月17日民建同人与潘汉年的座谈中,黄炎培提出三点建议:“1,恢复繁荣,救济失业是第一大难题;2,及早设人民法院;3,对外侨特别优待。”

后来,黄炎培还向李维汉建议在上海设立顾问团。

第二,发表广播讲话和宣言,利用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呼吁上海各界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协助上海的解放和接收。

1949年4月24日,黄炎培“至电台广播为人民革命军迫近上海劝上海同胞快作局部和平运动”。

5月25日,当解放上海的战斗正在进行之时,民主建国会发表《欢迎解放军宣言》,号召上海人民勇敢一致地站立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做好接收上海的工作。对上海的工商界。

《宣言》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不仅给你们解除了枷锁,并为你们带来了新生的光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帮助你们在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你们的事业,增进全民和你们的自由和幸福”。

要求他们“维持并恢复生产,协助人民解放的事业。并毫不迟疑的振奋起来,支援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第三,参加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实际工作。

1949年 4月,饶漱石等在筹划上海解放后的物资供应时,米、煤等都安排妥当,“惟棉尚无办法”,黄炎培即安排人员“由沪飞港办此事,务求有成”。

后来,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奉命南下,准备参加上海的接管工作,黄炎培专门给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成员杨卫玉、冷御秋、胡厥文写信,“介见上三人”,这对潘汉年等利用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的人脉和影响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

此外,民主建国重要骨干盛康年还随同潘汉年等一道南下进入上海,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二、鼓励并帮助民主建国会在政治上进步

包括民主建国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虽然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毕竟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属于资产阶级政党。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支持和参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但他们的阶级属性的改造和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毛泽东特别关注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鼓励并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转变和进步。

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

毛泽东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白皮书,一方面承认援助国民党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政策已归于失败;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实际上是企图拉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接连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5篇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的批判文章。

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白皮书进行谴责。

8月21日,黄炎培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美国这份白皮书的看法》,指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失败的原因就是“它太看不起中国的老百姓”,“民主个人主义”这个名词“已够滑稽了,拿来侮辱我们各党派更不成话”,各民主党派绝不会如它所愿的。

8月24日,民主建国会又以“在平发言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

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企图在中国发展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际是要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

美国白皮书的发表无疑是对民主党派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考验。民主建国会的声明,痛斥了美国白皮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民主建国会的态度,不仅直接戳穿了美国的阴谋,对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教育,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

民主建国会的声明发表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

声明发表当天他即致函秘书胡乔木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

当天他还致信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信中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接信后受到很大鼓舞,给毛泽东复信致谢,表示“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收到复信后,8月26日,毛泽东又给黄炎培写信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短短 3天时间里,两次亲笔给黄炎培写信,对民主建国会的声明给予极高评价,这对民主建国会的进步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民主建国会依然非常关注,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部分工商业者对未来感到不安和悲观,担心产业被没收,不再努力经营生产,颓废消沉,上海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

黄炎培将这些现象汇报给毛泽东,希望他能对民主建国会的工作进行指导,以更好地帮助工商界开展运动。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就民主建国会的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

这些意见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肯定了民主建国会在历史上的表现和作用。

他在询问民主建国会“三反”运动的情况后说:“有人不承认自己是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

在谈到民主建国会过去政治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时,他说:“民建从前走‘中间路线’倒不必讳言。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两党对立,很自然地会产生‘中间路线’。如果那时民建、民盟、民革都不走‘中间路线’,那另外会有人出来走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不过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动那边去,一部分走向革命这边来。”

二是提出了民建今后的工作方针。

他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不要光是谈马列主义,而是应该劝一般人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这些指示,体现了毛泽东对民主建国会的重视和关心,为它的工作、进步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后,黄炎培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先后在1952年7月举行的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和9月举行的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作了传达。

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重新明确了民主建国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政党,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代表其成员的合法利益。

确定民建的任务是,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并协助党和政府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以《共同纲领》、政策法令和“五反”原则为教育会员的主要内容;协助会员把学习和实际经济活动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全体与会代表还“对毛主席给予他们的关怀和指示,一致表示感谢和拥护”。

毛泽东除了对民建的发展前途作出指示,还多次认真细致地帮助黄炎培修改在民建会议上的发言稿,使民建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把握更加准确,更加有利于民建的进步和发展。

1952年9月初,黄炎培为出席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写了一篇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

如把讲稿中提到的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

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

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等。

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还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黄炎培读了毛泽东的修改稿后,感到思想豁然开朗。按照这个修改稿,黄炎培于9月7日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作了报告,在民建会员和广大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良好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的帮助、指导和鼓励,民主建国会在政治上进步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动员工商界踊跃纳税,认购公债,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1949年12月,民主建国会要求各地会员发动和推进工商界的各行各业各户积极参加爱国公约的签名运动,切实保证执行公约的规定,公约内容要有“踊跃纳税,保障供给”一项。

1950年1月,为了筹集经济建设资金,人民政府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民主建国会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推销公债。

除发动会员认购外,还通过会员在工商界积极推销,并确定1950年“一、二、三月份所有的各种活动均以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为中心任务”。由于民主建国会的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商界认购胜利折实公债“一般有良好的表现”。

1953年底,人民政府又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发出通知,要求全体会员在这次认购、推销公债的工作中,在所联系的群众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除踊跃认购公债外,并做好宣传、推销公债等工作。

通知发出后,各地民建会员很快就完成了认购和推销工作。

第二,组织和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学习,推动工商界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这种政治学习,除经常性的小组学习外,各地分会还通过举办演讲会、座谈会、时事学习会,或与工商联合会合办短期讲习班、政治学校等形式推进开展。

如民建北京分会从 1949年9月25日开始举办主要面向工商界的“新知识座谈会”(实际上是演讲会),其内容“无论是政治学习或业务学习,都是以促进工商业者的进步,提高其政治水平为主要目的”。

至1951年底举办了132次,听众70%以上是工商业者,累计听讲人数达27000多人。

民建天津分会举办了“新世纪座谈会”(实际上也是演讲会),每次听讲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

民建上海分会举办了“新时代学习会”和“工商学习会”,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还与上海工商业联合会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帮助资本家进行自我改造的学校——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以工商界骨干为主,第一期学员便有 2000多人。

通过开展政治学习,提高了工商界的政治觉悟和水平。如“新知识座谈会”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经常听讲的人后来“在各种爱国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第三,组织工商界支持、配合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革命运动,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

这些运动中,特别是“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工商界密切相关,民主建国会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

三、把民主建国会作为联系工商界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建国会依靠其与工商界特别是上海工商界的密切联系,为和平解放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民主建国会作为联系工商界的桥梁。

一方面希望它能够积极在工商界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促进工商界的进步;

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它收集和了解工商界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使党和政府能够有的放矢地制定和调整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应该说,民主建国会较好地发挥了这种桥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工商界人士觉得资产阶级属于要被消灭的对象,经营工商业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不能安心从事生产经营。

针对工商界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想状况,毛泽东先后多次发表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意见,并通过黄炎培及其领导的民主建国会向工商界传达。

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与毛泽东畅谈

这些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是民族工商业对于中国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

黄炎培回忆说:“解放初年有一次毛主席当大众说: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三人于中国建设是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今天没有纺织业的基础;没有范旭东,今天没有化学工业的基础;没有卢作孚,今天川江哪里来的许多船只。”

张謇、范旭东、卢作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毛泽东肯定他们三人的贡献,实际上就是肯定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正惶惶不安,这无疑有利于增强他们的信心。

二是新中国的建设仍然需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毛泽东在1952年3月15日同黄炎培的谈话中,除了谈及民建的工作方针外,还就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

他说:“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

“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

这就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利于激发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三是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从事生产经营,同时积极改造自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仍是有前途的。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意见,黄炎培除了在民主建国会的各种会议上传达外,还在报刊文章中一再地宣传。

他后来说:“我把这些训示广泛传达,从此工商业者,也不止是工商业者,对党信服的念头大大地提高了。”

“他们思想上有了这些基础,从此由个别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虽然是1956年的事,根已深深地种下,所以一经号召,全国响应。”

毛泽东一向认为,调查研究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要正确制定和调整对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需要全面及时地了解工商界的各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建国会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是毛泽东了解工商界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

工商界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困难和问题,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会利用各种机会及时向毛泽东反映。

“三反”“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1952年9月10日,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黄炎培反映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9月22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但1952年的所得税照1951年税额,且在1月底应先缴三分之一,中小工商业者对此感到困难。

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的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上入手。

毛泽东接信后,将信件及所附材料转交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薄一波等研究处理,并复信黄炎培表示:“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对工商业政策进行了若干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商业者的经营困难。

1953年4月13日至30日,民主建国会召开了12个地方组织的工商情况汇报会,并根据各地提供的材料编写了《资料汇报》和《资料提要》。

5月16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提交了上述两份文件,并反映了会议了解到的情况。信

中说,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6月12日,黄炎培与陈叔通一起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当时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所收集到的意见与建议,涉及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问题,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等。

6月13日,黄炎培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提交民主建国会关于私营工商界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建议。

毛泽东将这两封信及附件转给周恩来和李维汉阅看,并作出批示:“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

6月14日,毛泽东复信黄炎培和陈叔通,表示:“此事,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工商业者的经营情况也得到了好转。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以后,民主建国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除动员会员和工商界积极参加改造外,黄炎培还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和办法。

1954年12月15日,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谈到最近时期工商业的情况时说:“工商界多少有些进步,但问题还有,有些还很严重,其中中小工商业较难导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以中小商业为尤甚。河北将棉布统销和私营布商的全行业改造相结合,分为维持、转业、改造三种处理办法,是很好的典型,如果各地按其不同情况参酌进行,当能完成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任务。”

毛泽东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不仅自己认真看了,还将其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传阅。

应该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够迅速完成,与黄炎培及其所领导的民主建国会在工商界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建国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的发挥,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也得益于毛泽东重视发挥民主建国会在联系和团结民族工商界方面的作用,在政治上对民主建国会进行指导,规划他们在新中国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帮助他们进步。

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的互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成功合作的一个范例,它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彭厚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蔡佳,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本文摘自于《党的文献》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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