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口述红色特工熊向晖的“另类”表现

父亲的信仰,也体现在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那一代领导人始终如一的崇敬。他曾对人说,“对自己民族出现的杰出人物不知爱惜,是很可悲的”。在大放卫星的年月里,他反感那种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和个人崇拜,但是当革命褪去光环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不顾历史事实地否定一切。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年代,我家里没有挂过领袖像。而当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否定毛主席的思潮暗流涌动时,父亲则把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放大,挂到他的书房里。

熊蕾口述红色特工熊向晖的“另类”表现

父亲的“另类”

熊向晖,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他曾被周恩来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从事了12年的秘密情报工作,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保卫党中央。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开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曾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接待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首次访华。

然而,在女儿熊蕾眼中,这位传奇人物却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情感、不好交际、为人较真儿、崇尚信仰的普通人。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父亲,我只能说,他很‘另类’。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视剧里的那些地下工作者。他好像什么都不会,连交谊舞都不会跳。其实,要都按照影视剧里的那套来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

回忆父亲时,熊蕾这样说。

真实的熊向晖是什么样?他有着怎样的情感与性格?为什么不同营垒的故旧们会视他为挚友?也许,我们能从熊蕾为本刊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找到答案。

亲情

父亲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我爷爷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父亲排行老五。

填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从来都是写“官僚兼地主”——这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的时代,很让我们苦恼。一位姑姑说,土改时,我爷爷早已离开老家,也没有了土地,多年战乱搞得爷爷颠沛流离没了工作,靠子女养活,怎么是“官僚兼地主”?而父亲却说,按他1936年入党时填写的家庭成分,就是“官僚兼地主”。

对官僚地主阶级,父亲从选择参加共产党的那天就不再认同。可是对爷爷奶奶,父亲从来都很孝敬。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尽力照顾,同时尽力帮扶寡居的二姑妈和其他需要照顾的亲人。

我还在襁褓中时,爷爷就去世了,表哥们说,在爷爷的丧礼上,他们第一次看到我父亲流泪。奶奶去世时,父亲在墨西哥任外交官,不能回来,但是多年来奶奶一直住我家。小时候对父亲最初的印象,就是只要他在家,一定会在早晚准时地给奶奶问安。虽然父亲并不是奶奶最疼爱的儿子。

住在我家的二姑妈,“文革”中惨遭批斗。可是父亲母亲不避嫌隙,照样留姑姑住在我家。后来,二姑妈被学校关押,失去人身自由。当时,她在大学任教的二儿子被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二儿媳又马上临产,无人照顾。父亲母亲毅然将表嫂接到家里坐月子。为了保证表嫂的奶水,还令我哥哥每三天从西郊骑车到西单菜市场买一只活鸡回来炖汤。

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事后回想起来,很多人在那场风暴中,六亲不认,翻脸无情。父亲自己也是被批斗的对象,风雨飘摇。然而,对落难的亲人,他一直抱有浓浓的感情。这使我对父亲的亲情有了一种别样的感受。

父亲对他的胞弟、我三叔的感情,也令我感动。

自小,三叔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秘密。他在1948年去了台湾,台海相隔,三叔成了奶奶的痛。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三叔,是被推荐上大学,政审外调到父亲单位时,查出了这一“海外关系”。加上我另一桩“罪过”,结果,我被学校拒之门外了。后来几经周折,我才上了南开。

从此,我对这个从未谋面却险些影响我“前程”的三叔充满好奇。父亲很少讲起三叔。可我发现,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惦念着这个弟弟。

父亲的工作使他能看到港台报纸。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从一份台湾报纸上看到了三叔的消息,说三叔是台湾中学教授“三民主义”的权威。因为三叔对我们已不再是秘密,父亲特意把这张报纸拿回来给我们看。我后来不止一次听父亲以称赞的口气跟亲友们讲:“老三还是台湾教三民主义的权威呢。”父亲是共产党员,跟三叔政治信仰不同。然而作为哥哥,他显然为自己弟弟事业有成而高兴。

父亲虽言谈风趣犀利,但平素威严而不苟言笑。他对家人的浓浓亲情,不在言辞和物质,而是一种深沉的爱。2005年9月9日父亲去世后,在美国的表哥发来唁电,称父亲对“大到国家小到熊家”,都是“有功之臣”。

友情

父亲不好交际,更从不巴结。他没有任何酒肉朋友,和他交往的,必是挚友。这些好友,无论是官是民,大家都很平等。如果哪位好友“官儿”大了,父亲会坦率地告诉他,你有事就找我,但我不会主动去找你了。

这种君子之交倒还罢了。让我颇感“另类”的,是父亲和国民党胡宗南部故人的友情。

我曾以为,父亲“国军”方面的故旧在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之后,必定会对他恨之入骨,再无交情可言。想不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父亲之前曾任胡宗南秘书的程开椿老伯第一次从美国来大陆探亲,一定要见父亲。之后其他人来大陆,也是这样。于是,我对这些“国军”将领充满了好奇,并终于在一位老伯那里得到答案。

那是1990年4月,去台多年的张佛千老伯第一次回大陆,一到北京就打电话给父亲。父亲问他有什么安排,时年84岁的张佛老说,“没见到你之前我不做任何安排”。要知道,张佛老比父亲大十几岁,而且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资格很老。

张佛老来我家时,我恰好在。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向这位随和的老人提出了憋在心中很久的疑问:

【“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说:

【“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问:

【“难道你们不恨他?”】

张佛老说:

【“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先生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父亲的另一位“国军”挚友是孔令晟(音同胜)老伯。孔老伯长父亲两岁,他和父亲同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投笔从戎,同是黄埔15期的同学,整个抗战时期又同在胡宗南部。不同的是,父亲在加入胡部之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奉命隐藏身份,成为共产党布置在国民党内的一颗“闲棋冷子”。孔老伯则是铁杆国民党,黄埔毕业后一直在战斗部队,国民党去台湾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

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民党的退役中将,关山阻隔几十年,直到大陆改革开放,台湾解除戒严状态之后,两位老人才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最终在北京重逢。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两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父亲无缘去台湾,而孔老伯有个女婿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中方代表,与夫人常住北京,使孔老伯总有机会来大陆。而他每来北京,必要见父亲,每次见面,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

随着和那些“国军”老伯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

较真儿

“外事无小事”,是外交界的一个金科玉律。不少外交官常会念叨着这句话,遇事裹足不前。而父亲却不然。他常常会跟上级较真儿。

1973年8月,父亲任驻墨西哥大使一年之后,奉调回国,另有任用。

8月初,在他已经向墨西哥总统和政府内外的朋友们辞行之后,墨西哥外长找到他,说墨西哥总统9月1日要向议会做咨文,邀请前三届总统,同时希望他当年访问过的6个国家各派4人作为贵宾参加。邀请的中国贵宾,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等4位。

父亲马上把墨方的意见报回国内。在焦急地等待了10多天之后,直到他快离开墨西哥之前的8月下旬,外交部才有了明确的答复:中央批示,这4个人因故都不能访问墨西哥,请婉拒其邀请,将来有机会再去。

接到这个电报,父亲很失望。虽然这是中央指示,且他回国后另有任用,不会再和墨西哥有什么关系了,但就此作罢,不是父亲的性格。他担心这样一来,墨西哥方面会很不愉快,过去一年的工作,包括毛主席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会见的成果,都有可能付诸东流。他辗转反侧,一夜没睡。最后决定,尽管中央有指示,外交部有成命,他有意见还是要提。

父亲向国内发回电报说,墨西哥政府邀请的这4个人都不能来,出乎他意料之外,而现在即使他们能来,也来不及了。能不能想个变通的办法?父亲向国内建议:推荐黄华代替这4个人访问墨西哥。黄华是签署中墨建交公报的中国政府代表,又是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在国际上也有名气。如果墨方接受,那就皆大欢喜;如果他们不接受,那责任就到了墨方一边,于我方无害。电报发回,国内马上回电同意。父亲于是跟墨西哥方面提出建议,墨方欣然接受。

后来,周总理见到父亲,告诉他,当时正在开中共十大,忙得一塌糊涂,外交部来文就画个圈,没过细想。总理对父亲说,后来看了你的电报,你提的意见是对的。

很少有大使敢对已经有中央批准的外交部成命说“不”。但是父亲说,我觉得命令不妥,就先不执行,不管是谁,我先提意见。如果我提的意见不当,可以批评,我接受批评。但是争一争,就有可能获得外交上的主动,巩固已经建立的关系和友谊。

信仰

信仰始终如一,本应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之所以把它也列为父亲的“另类”,是因为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信仰好像不再时髦,特别是你的信仰似乎在为许多人——包括你曾经的同志——不以为然或弃之如履的时候。而父亲,他的信仰却从未动摇,对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的终将实现也从未怀疑。

其实,印象里的父亲,从没有跟我们说过报纸上的那种豪言壮语。有时候拿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回忆革命前辈的文章来对照父亲,竟发现父亲远没有人家“革命”。然而,从父亲身上终于感悟到,“革命”不是挂在嘴上,刻意去表现出来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而不为飘忽不定的潮流所左右。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来采访父亲。访谈中,父亲回忆起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时年82岁的父亲对65年前入党的一幕记忆犹新,并流利地背诵出当年的入党誓词:“……牺牲自我,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接着,他讲到宣誓之后,三个秘密党员心里默唱《国际歌》,父亲念出了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时,父亲的眼睛闪闪发亮。

父亲的信仰之所以坚定,在于他并不是为了个人讨出路而参加共产党,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有了足够的理论准备。

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父亲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是从来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为官宦之家,若为讨个人的出身或前程,父亲并不需要参加共产党。但是,父亲选择了和被压迫阶级为伍。父亲的选择,决不是盲目的。

从同辈人当年的记述中,或许可以看到父亲年轻时思想发展的脉络。父亲1936年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时,同级学友出了一本纪念册。纪念册中,有同学之间的相互评价和同学们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为父亲写下这样的评语:

永远没有退避,永远只有向前,这表示着他具有如何正确而进取的人生观,倘使缺少这,只不过是一个俯拾即是的,脑中装满五车书的所谓“好学生”而已!

由于这进取的人生观,才能取得把握现实的钥匙,打破了纯个人主义狭隘的天地,不迟疑地成为时代斗士的后继者。

这位杨承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不过,在写下这个评语的时候,他和我父亲还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父亲选择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经历过那样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父亲才能坦然面对后来很多的风风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辈人,对社会和党内的丑恶,要么痛心疾首,牢骚满腹;要么垂头丧气,万念俱灰。他说,他相信历史,相信人民。所以,他从不悲观。

父亲的信仰,也体现在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那一代领导人始终如一的崇敬。他曾对人说,“对自己民族出现的杰出人物不知爱惜,是很可悲的”。在大放卫星的年月里,他反感那种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和个人崇拜,但是当革命褪去光环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不顾历史事实地否定一切。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年代,我家里没有挂过领袖像。而当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否定毛主席的思潮暗流涌动时,父亲则把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放大,挂到他的书房里。

这就是父亲的“另类”,却也是他的可敬可爱之处。

【本文原载“特色文摘4”】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标签: 熊向晖 特工 红色

原标题:熊蕾口述红色特工熊向晖的“另类”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