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下的广东1943——前言

广东旱灾最严重的是五、六月份,此际救济人早已都饿死。在国民党各级政权对人民的困难漠然置之的情况下,广东1943大旱广死于饥馑,据不完全统计统计:一九四三年广东全省人口死于饥饿的达三百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地饿死的人数,有文献可查的时台山县十五万人,潮汕地区五十多万人,电白县沿海地区三万人,新会县城十二万人中死了四万人,澄海县死的民占三分之一。中山县小榄镇1943年原有居民九万人,解放后土改时,仅剩下三万人口,绝大部分是1943年灾荒中饿死或逃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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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封建社会初期政府相对清廉,可以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官府设有“常平仓”、民间地主阶级有识之士也私自设“义仓”以备灾年;政府也能对受灾地区能加以有效救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田水利设施荒芜,加之政治腐败,一旦遇到大的灾荒,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对自然灾害抵御力极差,结果就是“壮者逃之四方,老弱死于沟壑”。半个多世纪前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入侵是人祸,还有天灾,在天灾人祸下中国大地,不仅有河南1942,还有广东1943。

天灾人祸下的广东1943——前言

日军占领汕头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尤其是潮汕地区是传统的侨乡,家中有在亲人在海外的靠海外亲眷汇款生活比较富裕。由此带来的是潮汕地区商贸发达。但是广东经济结构中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人多地少,粮食需要外省调剂和从海外进口。抗日战争前1933年广东全省田亩调查统计为3225.36万亩,1937年增为3999万亩,1945年为4137.2万亩,1946年为4430万亩。广东省人口1934年为3242.76万人。抗日战争后期的1943年下降至3178.67万人,截止到1949年平均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亩。①

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陈启辉撰写的《广东土地利用与粮食产销》所依据米业者所言,

【(广东稻米——引者注)“以丰年论,早造登场能供三个月之需,而晚造收获,可供六个月之用”,“每年约缺乏两个月之粮食”。】

从1936年至1939年,根据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统计资料反映,广东主食大米年平均产量为101.33亿斤,年均消费量估算122.92亿斤(每人年消费量369.9斤),对比不足21.58亿斤,其它粮食,除大麦、小麦、荞麦有余外,甘薯、大豆、蚕豆、高、玉米、小米等均感不足。到1940年,据民国29年(1940年)《广东经济年鉴》资料,当年全省稻谷总产量110.48亿斤,消费量需要131.15亿斤,对比缺口20.67亿斤(稻谷)。据当时海关、银行等有关单位统计,1912年开始到抗战爆发的37年中,从国外输入的粮食(包括谷米、面粉、杂粮下同)共计266,06亿斤,平均每年10.23亿斤;另由外省输入的粮食145.81亿斤,平均每年5.6亿斤。两项合计,每年从国外省外输入的粮食达15.84亿斤。1938年仍从国外进口的粮食仍有9.63亿斤,但随着广州、汕头等地相继沦陷,外米来源锐减,1939年只进口粮食2.41亿斤,1940年更降至6787万斤。②抗日战争爆发后,邻省对外流粮食也先后实施管制,民商不能自由运销,外省粮食减少。例如,1940年广东向湖南订购稻谷70万石,并规定每月按运10万石,但未能照原约拨足;向江西订购大米20万大包(40万石),规定每月拨米2万大包(4万石),但经过4个月全未拨交;向广西订购60万担稻谷,买到数量亦不多。之所以外省调粮不多,除了各地自己余粮不多还有另外的原因,稍后加以介绍。外来进口大米以及外省调粮不及时加重了1943广东旱灾灾情。

水、旱

广东省地跨热带、亚热带,多山地、丘陵,又面临海洋,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尤以水旱风灾害最为发生频繁。1942年,河南赤地千里,而广东自入夏以来暴风淫雨成灾。据广东省政府之报告称:

【“7月后暴风淫雨连旬,肆虐东西两江南路各县,灾情为本省大水灾后所少见。急雨告灾,日必数起。高要、高明、山、四会、郁南、南海、封川、德庆、惠来、揭阳、潮阳、灵山、吴川、合浦、惠阳、陆丰、紫金等县基堤迭经溃决,屋宇田亩牲畜禾稼损失,不可以数计,早造收成多已绝望。仅据惠来一县例报,男女淹毙逾百,塌屋四千,灾民三日不能举火,损失值二千万元以上,其他灾区尚难缕举。”】

据12月25日国民党中央赈委会收到广东省政府请求赈济电内开,该省受灾县份为:

【“顺德、中山、新会、台山等64县市,损失惨重。”③】

连续十余天淫雨成灾,早稻大面积绝收,使得农民手中没有余粮,加重了1943年的灾情。

从1942年冬到翌年5月中旬,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甚少降雨,如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区,从当年冬至(12月22日)到翌年春分(3月21日)没有下过雨,春分后下了一场小雨(广州仅录得70毫米的雨量,正常年在春分前后为1500毫米左右),此后直至立夏,又是滴雨未降。因此,珠江三角洲、潮汕、东江、粤中、粤西地区均出现严重春旱,正待成熟的水稻大部分枯死,大量农田因为缺水而无法种植,许多江河(如增江、宁江等)出现断流。上年涝灾歉收,紧接着出现大旱,导致广东大部分地区连续三造失收,粮食骤然紧张,全省粮价飞涨,如广州市的大米,从每斗10——20元(1942年底),暴涨至300——400元(1943年4月)。④

人间地狱

灾情以广东(潮汕等处)和中区(四邑等处)最为严重。粤东有些城变成死城,如惠来县的靖海、神泉,潮阳县的海门,陆丰县的甲子等市镇,原都是人烟稠密的市镇,1943年春竟成为不见炊烟的死城,城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形同鬼域。1943年3、4月间,潮汕地区农村,禾苗干枯得可以点起火来。沿海沙田由于反成,到处是一片盐霜。土地大部分丢荒,种下的也收不到一两成。澄海有一首民谣,唱出当时的惨状:

【“1943那一年,春头大早真惨凄,田头无水稻曝死,人无米食饿到断气丝,沟底挖泉无滴出,脚痠手软靠望天!”】

天灾人祸下的广东1943——前言

桂林《大公报》记者甄凯由岭东采访,将所见所闻刊发,写道:

【“由曲江乘木炭车,东行四日,约四百公里,便是兴宁。该城系交通枢纽,香港未沦陷前,各处商贾均以此为中心站,高跟卷发摩登的脂粉香气散播于各城中。可是记者这次重来,看见这小小山城,已经变得这样的凄凉,车抵城廓,便见结队许多难民,扶老携幼,带着烂被包,手拿被钵,散布在路旁,或卧或坐城内的工商业店户,十居八九已关闭。街头街尾除了难民成群结队以外,少见行人。在偏僻的小巷,是粪溺及没掩理的尸体,发出一阵阵的臭气。负地方责者,又不知作何感想。现据一般估计,兴宁城已有难民四万人,一月来逃往江西各边境者,已有十万以上。在昔日的梅江,有电轮行驶其间,现在河底已变色,一片粉白的沙滩,只有汩流出的如自来水管流着的水。饿到垂死的灾民,往往匍匐水流之处,以求饮此河水,苟延残喘,死后尸身竟齁在水流边,因此影响各地饮水,也发生问题。”⑤】

读到报纸寓居桂林的蔡廷锴将军得知广东大旱,号召广东籍人士加以救济。重庆粤籍党政首要及同乡,推梁寒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林翼中(国民党农林部部长)带赈款一千万元先到桂林然后赴粤,视察灾情。

日寇统治下的沦陷区一一尤其是沿海地区灾情尤为严重。潮阳有名的渔港海门,1943年沦人敌手,因敌人禁止渔民出海捕鱼,使渔民生活陷于绝境。兼以灾荒严重,所以饿死的人特别多。在灾荒期间,收埋于莲花峰下的红沙窟的饿界达1.1万多具,不单没有棺木,连袋席也被搜罗一空,只有草草裸葬,衣服被人拿走变卖。与海门接壤的达濠,饿死者也达万余人,达濠有“万人塚”、“千人塚”各一处,就是1943年饿殍丛葬地整理而成。新会的天平、木江间有个以竹器为主的姚姓村庄,村前小涌里漂着死尸,村里只有三数个半死的妇人,基督教人士梁文光问她们:

【“为什么不把涌里的死尸收埋?”】

回答:

【“村里已经死得没有一个男人了,只好任由死尸泡在涌里。”】

中山县小榄镇街,掩埋不及,只好拖到附近一个约两亩大的天然坑洞丢下,居民称为“万人坑”。南海七区鳌头乡,村落变成废墟,常有野狗、豺狼啣着人骨出现。村民大都身浮肿,无声无气地死。村人每天收集各户饿殍尸体用小艇载往西楼山脚投入河中。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广州,灾民被当做“乞儿“”驱赶回乡,伪“自警团”派兵四处捕捉,汪伪“救济院”门前,交通为之堵塞。灾民为了图活,不顾驱赶,仍向广州市拥来。许多人为饥所迫,四处去搜集日本军马的马粪从中淘取没有完消化的麦粒、大豆等排滑物来充饥。时任汪伪社会局局长陈嘉蔼说:

【死的尸体,随处可见,特別是西堤灾区、东堤海珠桥脚和大新路圣心中学附近最多,这三处地方每天都有一百几十具尸体。】

九大善堂和汪伪的卫生处的掩理队每天沿途收拾尸体,死尸都是赤条条的,衣服被人剥去了,殓埋队把尸体拖入木箱,每箱十余具,推至越秀山五层楼附近倒进预先挖好的大坑里埋葬。有些人还未断气,也一并被拖入尸箱,运去埋掉。逃到广州来的灾民饿死在窄巷里,死者都是俯伏,面孔向下的。死尸很多,一时收埋不尽。有些人在夜深人静时,把尸体放在大商店的门前,商店为了营业,也不能不叫人把尸体搬开。这种借尸赚钱的,每天大都可以得百数十元。但搬尸的人并不是搬去掩埋,而仍是把尸体搬到僻静处。有些人把尸体洗刷干净,宰开切碎当作狗肉出卖,把死人衣服,剥下来卖,太烂是当烂布卖。

汪伪医院特別组织了掩埋队,对有主的尸体,掩埋一具,收费二角,每天收入二百多元即每日埋一千具以上。文德南路有一间当押店,名“两益大押”里面被劫空了,饿得将死的人怕死后无人收尸,死前纷纷到当楼里去等死。汪伪政权的掩埋队有一队人每天定时到这个当楼去拖尸。汪伪掩埋队搬运尸体时,把垂死的人也当作尸体搬运。广东大学附中主任黄君扬亲眼目睹,一未死者苦苦央求掩埋队说:

【“我还没有死,不要把我同死尸一起搬运”。】

掩埋队说:

【“你虽尚未死去,但不久就死的了,与其将来死了无人来掩埋你,被狗来吃,不如撒手吧。”】

那人哀求道:

【“我是未死的入,你可怜我呀!”】

掩埋队把他放在死尸的最上层运走了。日战区如此,国统区也一样,甚至还不如死后没有人掩埋。

天灾人祸下的广东1943——前言

1943年3月,国民党保安团团长陈佳东当时由台山调防至海丰途中,此际日军由台城退出不久,台城街上很少行入,偶见三两个人,也是面黄肚脚肿,骨瘦如柴,行动无力。内街家家户户都没有烟火,很多人家家里摆着未收敛的尸体,阵阵尸臭,到处可闻。当时其部住在台坡中学,学校前面有一座小山,山边空地上尽是死尸,触目皆是,不敢细看。夜间尸臭随风阵阵吹来,令人不能入眠。三月中旬,陈佳东由台山到海丰,每逢部队吹号吃饭,成群成群的灾民便围着开饭的士兵,等着残饭吃。士兵也吃不饱,那有剩余?海丰县长张民告诉陈佳东:

【“死的人天天都有,救也无法救,虽有施粥,但粥少人多,无济于事。”】

一天陈佳东带队经海丰五坡岭北田心村,有四、五十个十二岁至十八岁左右的孩子,个个饿得面肿肚胀,围着陈一行,要求把他们带走。陈佳东捡了两个身体较好的收容下来,其他军官也有收容一个两个的,像挑拣种便宜货物一样。陈佳东孩子们回去告诉父母一声。孩子们说:

【“父母都饿死了。”】

民主人士黄华润当年在台山、恩卒等处搞田赋工作,亲眼所见台山县天天出现饿死的尸体,省主席李汉魂出巡四邑,开和台山的县长派出专人预先清道,把路旁的尸体掩埋起来——怕有碍李大人观瞻。

潮汕人民在天灾特别是人祸,不甘坐以待毙,扶老携幼,四处逃荒。当时风传赣南一带,产粮丰富,有地无人耕,灾民得讯,纷纷向赣南进发,沿途饥寒交迫,瘟疫流行,死亡载道。四邑一带的灾民多数背了一包衣服逃荒,边逃边卖。5月间,南海、高明、鹤山等处米价涨至每斤二十五元,有价无市,故衣无人过问。在古步、分水、七星坑、沙仔、三洲等墟市,只见难民成群,少的十数入一批,多的十人以上一批,分向英徳、曲江等地逃荒。他们初以为内地没有沦陷,必有生路,岂知沿途饥荒亦与沦陷区(日占区)相同。北逃的灾民,大多七八天无粒米入口,同行的人越走越少,沿途死掉的达半数以上。

潮汕、兴梅地区,传说江西省有地可耕,没有灾荒,国民党政府又说是向江西“移民垦殖”,因此这个地区的农民就多数向江西逃去。甄凯在采访途中询问灾民,灾民气息奄奄地说:

【“从今年二月间便食草根了。在家乡揭阳,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粒米啖饭,草根也要一、二元一斤,年纪老的人吃了不消化,躺在屋内不能走动,年轻的人,只得丢了家人一路挖食草根,逃走去了。现在父母饿死了,恐怕也无人埋葬。”】

询问领赈粥的情形,说:

【“领得粥的只是一部分人,还要年轻力大的才行。最初来到兴宁,善心富家人还肯施残饭冷粥,现在灾民多了,本地也有好多灾民,所以不易得食了。最后,他们说家乡是死路,卖了家财,上江西的,都退了回来,何况我们光身汉,死也死在兴宁了。”】

所谓的“施粥”中,以海丰县施粥的情况为,可以看出侵吞舞弊的情况。陈佳东当时驻防海丰县城,他讲述其亲眼目睹的“施粥”,说:

【“海丰县城施过粥,但粥少人多,一哄而散。办赈济的人,无论是施粥或施米,十之七八都落入私人手中,灾民所得,最多不过十之二三。海丰县的救济工作由国民党县党部、海陆丰守备区指挥部和行政专员公署的赈济委员会等机关会同地方士绅共同办理,几个机关,你争我夺,参加分赃。灾荒给这些人造成了发财的机会,海丰县县长张民也是公然参与分肥的人。”】

大灾面前不是考虑救自己的同胞姐妹于水火而是借机敛财——还是发死人财!这一切无异于加重灾情。

灾民经过地方,一些商店富户,于夕阳西下时,用污泥、臭水泼于自己门口,拒绝过路灾民栖宿,以免晨早起来为他们收尸。灾民曹少文一行三十七人,到英德大坑口时只剩下十二人,再奔韶关,剩下七人而已。曹少文本人幸携有故衣,沿途向小店或保甲长换取番薯稀饭,得以不死,其同乡某父女二人同批北遇,至清远太平时,女饥病交加,不能再走,求救于当地小店的老板娘,卒以一斗米把女儿断卖了。

灾民卖了衣服,就再卖儿女。男的继续逃荒,女的便卖身求活……当时的三埠、台城、赤坎、公益、水口及其他小坡市如白沙、赤水、斗山、都解、广海、端芬等地,充满了被骗被迫而出卖身体的妇女,这又催生了另一种“经济”——贩卖人口。

三埠有个故衣市场,人口贩子就在这个市场里专向卖故衣的妇女找对象。妇女卖身,没有一定的条件和价,全由人口贩子控制。他们在三埠的旅店如长沙的观海旋店和新昌、获海东河的一些旅店里酌盘议价。人口贩子有两句行话做“路上包使用”和“后包有食有穿有住”,把走投无路的妇女分配给各个大小不同的人贩集团:大多数走向阳春、阳江,一部分走西江,有些则到肇庆后转往北江、清远等地。各地妇女,也有不少凭引线走来三埠卖身,如徳县就有不少半途抛弃了儿女而自己则冒生命危险越过沙坪日伪封锁来三埠故衣市场卖身。

中山县的小榄镇,人口贩子他们以一百元左右买一个青年妇女(当时一百元仅能买到九斤米),成批成批地将她们带到梧州转,到了梧州,又转卖给由百色、田东、靖西等地来的人口贩子(何季元提供其姐当年眼人口贩子由小榄逃荒至梧州的经过)。一个保长的老婆杜鹃嫂特开一间“客店”,专门招揽过路年轻妇女住宿,以一元钱、一餐饭引诱妇女出卖肉体。当时人口贩子活动的主要城市之一的阳江城,旅店里竟贴出了这样的告白:

【“新到台山货!”】

卖妻、卖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青年妇女只索价四五十元,陈佳东还是很不错的收养了两名难童,一些国民党军官趁人之危满足自己的淫欲纷纷娶上几房小妾。兴宁、梅县一带地主争买灾民年轻女子为妾或作婢女,纳妾二三人的是少的。阳江县合山乡一个姓陈的地主,在当年的某一天内便选买了十三个妾待。当地风俗男人不事耕种,主要劳动力是靠女人,纳妾蓄婢当为牛马使用。后来竟发展到连出卖妻女,也找不到收受者,逼不得已得将子女抛弃路旁,忍心离去。

通衢大道弃婴遍地,天真无邪的婴孩在路傍攀爬,有的还望着行人嘻嘻作笑,不知死神将至。当日有的人,每于夜间把这些弃婴抱回家去宰后烹吃或当为兽肉出卖。因此这些小娃娃除一些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之外,其余的在第二天都不见了。广东各地县志都有记载“人吃人”现象出现,如:《恩平县志》有“人相食者甚众”的话,新安(即宝安)县志有“民有割尸股充腹者”的记载。自1648以后,史书上就没有人吃人的记载。直到1943年,广东又发生人吃人的事件。

1943年12月3日,立法院政务视察团第3分团吴尚鹰视察广东后,在桂林一个招待会上说:

【“今年广东灾害严重,台山县饿死灾民20余万人,开平县饿死灾民10万余人。”“又闻汕头日饿死近百人,甚至有人吃人者。”⑥】

人吃人在当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市场上肉包不止一次的发现小孩的指甲,地方官吏乃竟视若无睹。古人易子而食,闻者为之惊心动魄,而当时惠来县政府竟先后起获父母烹吃亲生子女案两宗,把人犯连同锅子人肉起解到县政府来。问他为什么这样的残忍烹吃自己的子女?他哭着说:

【“有什么办法呢?”】

县长无可奈何地挥之使去。陆丰县也发生母亲烹吃女儿案,被县长左新中枪决。1943年5、6月灾情最严重的时间,惠来县城肉价比米价便宜几倍,许多人向市场买肉充饥。贫民潘亚宜知道西门外育要堂有不少弃婴,夫妇两人秘密抱未死弃婴置瓷窑扼死,置于粪桶挑回家,夜间烹调后,翌日拿到市场作为乳猪肉卖,后来有人吃到小孩手指,破案后潘亚宜夫妇被判处死刑。

同一时期,沦陷区有不少灾民逃来汕头,那时汕头肉价同样比米价便宜,市民多向食物店买肉充饥,当时有一班歹徒伙设一间临时客栈于国平路42号(现在汕头纺织大楼地址),常于夜间谋杀较为肥胖的旅客,将人肉煮熟后,翌日作为马肉在市场出售。后来被邻居住户发觉破获。1943年郭玉提(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市民政局弃婴收容所炊事员)住在新会县城,夫死子幼,自己在外挑担谋生。一次被日军捉去挑子弹,半路腹泻脱了队,又不认得路,在一个山里看见路边趟着一个饿得将死的入,旁边站着几个人,手里拿着刀,还有人在一边烧水。不知是等人断了气才动手还是等水开了才动手。由此得知,1943年广东大旱人相食不是个例,国民党当局对此讳莫如深,企图掩飾。

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在一次公开的讲话就掩饰这类事件或威胁传说这类事件的人,指为“危言耸听”,还诬说什么

“战国时有易子而食的说法,不过是史家形容战争惨酷之词,谁谓进化至今,我神明华胄的同胞;乃有因饥饿而遂枭獍之不若者!”⑦】

企图粉饰太平,否认饥荒的事实。

熟视无睹

潮汕大地遍地哀鸣,人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早在1943年3月,许多在韶关的潮州商人,都接到家乡寄来报灾的家信,及听到由家乡逃荒来韶关的家属,诉述灾情。知潮汕各地,都因田地干旱,秧苗插不下去,无法春耕;田园丢荒,存粮已尽;农民开始用薯渣、野菜度饥;逃难的灾民队伍一天一天的扩大。在韶的潮州商人,十分关怀家乡灾情,大家向旅留潮州同乡会理事长黄铮(当时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反映情况,并要求他转报广东省主席李汉魂采取措施,缓和灾荒的发展。可是李汉魂的答复是:

【“据潮汕各县县长报告,粮价平稳,灾情并不严重,请勿轻信谣言,自相惊忧……”】

他把群众要求救灾,当作“庸人自扰”,一推了事。

海外侨胞获悉国内灾情,纷电蒋介石速救粤灾,蒋复电国民党政府驻纽约总领事说:

【“粤灾不致有任何忧苦,希转达侨胞。”(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广州迅报》载蒋复电)。】

当时的江西省政府对广东灾民大批逃往赣南,感到难以收拾,表示不满,速电李汉魂设法安置。李为此特派省府委员王志远到江西,名为“宣慰”灾民,实与江西斗法。王在江西应付周旋一番之后,回到广东,竟在省政府会报会上公然宣说:

【“在江西灾民生活井不见得怎样因难,他们很多人口里都着金牙,不像难民。”】

参加会议的陈卓凡先生说:

【“潮汕风俗喜金牙,王志远竟据此说难民生活不因难。”】

因为当地习俗镶金牙说没有灾民,不过是粉饰太平罢了。

有家属在潮汕的商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依靠国民党统治者救灾,等于“缘木求鱼”。决定自行集资50万元,向江西购米运回潮汕平粜,既可保本,又可救灾,一举两得。接着在旅韶关(当时国民党广东省省部)潮州同乡会中,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一一潮州紧急救灾委员会,负责办理购运粮食回潮汕平粜。并选举黄铮为主任委员,陈卓凡等为副主任委员,还有若干潮州商人为委员。资金很快集齐,马上派人往江西购粮,后来因资金不够周转,由正副主任委向李汉魂交涉,才由广东省府按借购粮款100万元,约期归还。在这期间,广东其他地区也有反映灾情,而李汉魂同样置若罔闻。各方面人士,对李汉魂漠视灾情,极为愤慨。李汉魂经各方面多番责难,才匆促召开各属人土座谈会,名义上是征求大家对于数灾意见,实际上是为自己漠视灾情做辩解。他说:

【“人吃人的事情,似乎有意夸张和渲染”。】

据李汉魂的亲信黄铮对人说,李汉魂受各方面责难的时候,曾对来韶汇报灾情的几个县长说:

【“你们瞒报粮价(各县将征起的田赋谷折价上缴,把谷价报低,就可从中捞一把),你们骗我,我骗中央,责任由我负就是了。”】

据熟识内幕的人说:

【(田赋谷折价上缴,是上下都参与分赃的。)“从这一点说,李汉魂不仅漠视灾情。而且人为地把它加重了。”】

参与民间救灾的农工民主党人士陈卓凡先生如是说。

前文提到的梁寒操为避免各方怀疑,抵达曲江,不接受任何人招待。梁去后约一月时间,路经东江、兴宇、梅县转海陆丰、惠来、普宁等地返抵桂林,与蔡廷锴等广东同乡叙述此去广东见闻,说:

【“我以为曲江乃省府所在地,必无灾情可言,但有一日往离城约十里飞机场附近散步,有两名警察不准通过,后来交涉准行,约数十步,已见饿死的灾民僵尸数具,尚未掩埋,并有奄奄待毙的饥民十余人。即向警察盘问究竟。警察说:‘我们不大清楚,但知死者,因规定埋葬费仅伍元,无仵作肯来埋葬。至将死的灾民,昨天早晨,闻中央派有人来曲江调查灾情,省府就令警察局将街头街尾的灾民一概拘到这里,已经两日,水都无饮了,只有待毙我系奉命警戒,本不许人看的,但官长到此,请你交我名片一张,免我长官责难。'诚如警士所云,当局不过为掩人耳目,竟出此残忍手段,使各处逃来的难民,生无食,死无葬,稍有天良,不应有此举动。兄弟不忍坐视,即将身上所带小款,分给未死的,每人一百元,已死的给费埋葬。在曲江住了数天,即沿公路经连平至兴梅转惠来、海陆丰,沿途灾民结队而行,马路两旁僵尸甚多,老幼在途中行将饿死者亦不少。查各地饿死人数,惠来十二万,陆丰八万,海丰五万,普宁二万,揭阳、潮安等县因近沦陷区,不知确数,统计各属(西江不在内)已饿死约五十万人。在饿病中无医无食行将就死者,约二十余万人。返往闽、湘已登记者,五十万人。岭东大约如此。西江四邑方面只台山一县,饿死者约占人口十分之三。广府以顺徳为最惨,全县人口约六十万,者约占人口十分之三。广府以顺德为最惨,全县人口约六十万,除逃出二成外,生存者已不及半数。仍望各旅外同乡各尽所能设法救济,兄弟必将灾情报告中央,请其速行切实赈济。”⑧】

此时也已六月中旬,广大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在五月份。梁寒操向蒋介石汇报与否我不知道,但是直到1943年9月18日—9月27日国民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国民参政会议对于政府施政报告之决议文,《对振济报告之决议文》中提到:

【“现粤省灾情奇重,豫省疮痍未复,抚辑流亡,当待救济,至盼振济当局宽筹经费,善为处理。”⑨】

广东旱灾最严重的是五、六月份,此际救济人早已都饿死。在国民党各级政权对人民的困难漠然置之的情况下,广东1943大旱广死于饥馑,据不完全统计统计:一九四三年广东全省人口死于饥饿的达三百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地饿死的人数,有文献可查的时台山县十五万人,潮汕地区五十多万人,电白县沿海地区三万人,新会县城十二万人中死了四万人,澄海县死的民占三分之一。中山县小榄镇1943年原有居民九万人,解放后土改时,仅剩下三万人口,绝大部分是1943年灾荒中饿死或逃亡了。

李汉魂说:

【“灾区广阔,难期普遍救济”(1943年5月10日《中山日报》)】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王安娜愤懑的说:

【“一方面是天灾,同时又是积投机而引起的人祸。为此,饿死了几十万人。而在重庆,蒋介石和国民党却佯作不知地说:‘农民受饥荒很苦’等等,无非是他们为逃避纳税而制造出来的口实,充其量也只是当地政府机关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所致。……其实,不管是在河南省还是广东省,那些大发饥荒财的家伙,理应比下级官员的罪责重得多。一般人不明灾情还可以理解,但国民党竟然会不知道吗?下级官员知道,如把实情报上反而会招来上司的愤怒,于是便满不在乎地置身事外。仰政府鼻息的报纸对饥荒引起的现象,连一行也不报导。”】

到底是李汉魂说的对还是王安娜说的对,请看下期“率兽食人”。

本文资料来源:

①②《广东省志 粮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8-39页、42-43页

③《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绪编1919-1949》李文海、林敦奎等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4页

④《广东历史上的水旱风灾害分析》梁必骐转引自《华南灾荒与社会变迁 第八届中国灾荒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岚 黎德化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11页

⑤⑧《蔡廷锴自传》黑龙江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588-589页、第591页

⑥《民国广东大事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辑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715页

⑦李汉魂《战时粤政》转引自《广州文史资料第八辑》罗进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出版

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 第4编 战时建设二》主编秦孝仪台湾中国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8年出版第1253页

⑩《广州文史资料第八辑》罗进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出版第3页

此数字与广东省政府的民政志相符,不再标注广东省政府民政志  未见标注的见广州文史资料及广大文史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

【阿蒙,察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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