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史记》真的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吗?

《史记》的最大优点还是打破了帝王将相对历史的垄断,带有浓重的人民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其为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立世家,就对正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史记》把《左传》开启的人民性史学传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史记》一出世就被称之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在整个汉代都受到压制。《史记》最大的缺陷则是缺乏以阶级为基础的科学分析,导致其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论述存在偏见。其对历代统治者的批判并没有建立在阶级分析的科学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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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史记》真的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吗?

近来,《史记》的一些篇目因为某些原因又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过在此,笔者不想多说这个问题,只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看法,也就是《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有哪些成就和不足之处,是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未必正确,仅供参考。

一、“民国大师”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否定不合理

提起《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裁,我们往往就认为其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这种说法最早的出处应该是“民国大师”梁启超的名篇《新史学》,即“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

然而,我们如果要是认真读完这一部所谓“名著”,就会发现,其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近乎全盘否定的观点是很不合理的,充满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戾气和双重标准,有点类似于今天中国公知的鸡汤体作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史学》一文竟明确指出,欧洲是世界一切文明之母,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是白种人,而白种人中最优秀的种族是雅利安人:

【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夫以狭义言之,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语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梁启超,因为其本意是当头棒喝,希望中国摆脱落后实现振兴,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政治上的进步性不等于学术上的科学性。《新史学》这种基于“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对中西史学的比较分析显然是不科学的,带有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

这种价值观上的偏差,也导致了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当中所谓“中国史学不如西方史学”的论述中,充斥着公知化的双重标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其强调中国史学最具有“奴隶性”的表现就是“跟风”,像《史记》之后就是一大批纪传体,《通典》之后就有一大批典志体史书。而具有独立人格的西方人却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体裁,也就是纪事本末体。几乎所有的西方史书都采取纪事本末体,而且也比中国的纪事本末体更加完备:

【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著此以代抄录云尔。……《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

然而,这种论述的逻辑是非常奇怪的。中国古典史学当中的“跟风”现象的确是不好的,可是好歹不还有多种体裁吗?而近乎只有纪事本末体这一种标准化体裁的西方史学,难道不是“跟风”更严重,奴隶性更强吗?怎么能说体裁上千篇一律的西方史学反而没有奴隶性呢?这除了缺乏民族自信和历史虚无主义导致梁启超在分析史学史时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以外,恐怕很难做出其他的解释了。

二、《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打破了对帝王将相对历史的垄断

如果我们抛弃梁启超等“民国大师”带来的有色眼镜,用唯物史观结合社会历史环境来透析《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历史著作的兴起的话,就会发现这种体裁的兴起非但不是突出帝王将相的作用,反而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帝王将相对历史的垄断。

因为,在纪传体兴起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著作是编年体,而编年体史书往往是记载在大事为中心的。这些“大事”主要是军政事务,特别是帝王将相的决策。这也就导致历史被垄断在帝王将相的手里。虽然说其中也有一些章节,比如说《左传》的《曹刿论战》对于帝王将相持鄙视态度,但是本身这种体裁是不利于记载下层社会生活的。如果说在秦代以前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种体裁的弊病尚未完全暴露出来的话,那么经过秦末农民战争旧贵族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到了汉代王侯将相均起自布衣的情况下,这种体裁显然就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体现下层社会的生活呢?在古代对社会历史缺乏宏观理论分析的条件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把上层社会的大人物与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分别立传,以此来展现出社会历史的全景。这就是纪传体史书具有的编年体所无法企及的巨大优势。虽然说这种体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真正意义上确立纪传体历史书地位的,还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史记》。

《史记》的出现是史学界的一次巨大的革命。在体裁上,其虽然称之为纪传体历史著作,但其实不止限于人物传记。史记中的“表”其实是编年体大事记,而“书”则是社会政治史专题性质。当然这种体裁最主要的还是人物传记,用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物活灵活现地撑起了历史的一幅全景图。史记的第二个优点就是视野非常开阔,有大量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天下史观,而这种历史观无疑是和秦汉大一统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史记的第三个优点就是语言文字非常优美简洁,通俗易懂。

有人可能觉得《史记》还是挺难理解的呀,它不是文言文吗?其实所谓文言文,是在后世白话文产生以后反推出来的。在秦汉那个年代,《史记》这种通俗的文言文就是人们的日常用语,而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语言则要难理解的多。所以后世郑樵等很多人就批评司马迁“雅不足”,其实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我们可以把司马迁和另一位同姓的名人司马相如的作品做一下对比。

司马迁《史记》节选: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司马相如《上林赋》节选:

【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窔洞房,頫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扦于楯轩,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僤于西清,灵圄燕于闲馆,偓佺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盘石振崖,嵚岩倚倾。嵯峨磼礏,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琘玉旁唐,玢豳文鳞,赤瑕驳荦,杂臿其间,晁采琬琰,和氏出焉。】

但是,《史记》的最大优点还是打破了帝王将相对历史的垄断,带有浓重的人民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其为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立世家,就对正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翻开具体的内容,对于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汉代统治者的讽刺与批判遍布全书,随处可见。可以说,《史记》把《左传》开启的人民性史学传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史记》一出世就被称之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在整个汉代都受到压制。

当然,从《汉书》开始,纪传体史书对于统治者的批判精神的确在逐渐削弱,帝王将相的作用日益抬头。但是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不能以此就简单地认为纪传体本身就是有利于帝王将相对历史垄断的。

三、《史记》与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史记》毕竟是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传统史学著作,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历史进行科学分析的唯物主义历史著作仍然具有一定的距离。其拥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缺陷:

它的第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喜欢猎奇。于是有很多私人的密谋被写入了《史记》当中,其实这些是不可能被外人所知的。比如说像前面所引的那一段陈胜吴广起义中两人私下密谋的情况,就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这只能是编者根据民间传说或后来发生的事件进行的推测。而这种把个人推测和历史事实混在一起书写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史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当然,司马迁所做的一些文学化的加工基本上还是基于事实的。例如,过去很多人怀疑长平之战以后秦国进行坑杀赵卒的记录不真实,但是后来考古中的确发现了万人坑。还有书中关于商代帝王的记述,后来多数在甲骨文中也被发现。因此总体来看,其真实性还是有保证的。

另外,现代一些人批评《史记》中过分突出个人的作用而对社会的整体发展比较漠视。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不止是《史记》,几乎所有纪传体史书中关于社会整体的书志部分均薄弱了一些。但是这也跟那个时期倾向于直观认识,而对于社会宏观情况的记录较少,更缺乏宏观理论分析分不开,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体裁缺憾而不宜过分苛责。

《史记》最大的缺陷则是缺乏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科学分析,导致其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论述存在偏见。前面说过,《史记》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敢于批判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汉代的统治者。这是其他史书当中所不多见的,当然也和司马迁的个人不幸遭遇有一定关系。可惜的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建立在阶级分析的科学基础上,从而存在着很大的偏颇。

例如,《史记》当中对于西汉开国帝后刘邦和吕后个人品德骂的比较多,把刘邦形容成了一个“流氓”,吕后则被说成一个“毒妇”。然而,其中很多内容恐怕是站不住脚的谣言。像吕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还活了好几天的情况,在古代的医学条件下是不大可能存在的,十有八九是在吕后死后政敌伪造的段子。这种做法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开创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另一方面,其为了否定西汉的统治者,对项羽为代表的一些敌对方评价较高。然而事实上,项羽主要代表的是旧贵族豪强利益,喜欢胡乱杀戮,远不如出身平民百姓的刘邦军纪严明。司马迁那个时代之所以豪强横行,胡乱欺压百姓,恰恰是因为刘邦和吕后去世之后,周勃和陈平等发动政变,扶植汉文帝采取了减免土地税,只收人头税等复活豪强统治的新政策。一直到汉武帝时代改为打击豪强才使得他们有所收敛。

严格意义上来说,《史记》当中对于统治者的尖锐批判不仅跟司马迁的卓越见识分不开,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虽然司马迁很不喜欢刘邦和吕后,但如果不是刘邦和吕后摧毁了秦国旧贵族和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的统治,建立起“布衣将相”的格局,从而动摇了豪强贵族的权威,也不可能产生《史记》这种蔑视统治者的作品。而司马迁把对豪强的痛恨安到西汉开国帝后头上,贬低刘邦和吕后而高度评价项羽与汉文帝、周勃、周亚夫等人,显然是对于豪强复活缺乏科学分析的表现,也严重损害了其价值。

不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判断历史事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因此我们绝不能要求那个时代就已经掌握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虽然《史记》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在当时能够达到那种水平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总体来看,《史记》仍然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只不过我们今天不能简单的把中国古典史学当作不可逾越的高峰,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创造出更高水平的著作。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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