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苏联文学界“淡化红色”的情况与教训

雷巴科夫和沙特罗夫本意并不是要全面搞垮苏联,甚至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沙特罗夫曾强调自己对列宁的感情是真实的,雷巴科夫也多次表示自己是“十月革命的儿女”,绝不会赞成否定十月革命的做法。但是,他们的创作把斯大林时代描写得一团漆黑,实际上就为反共势力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与现实开辟了道路。到1988年以后,全盘否定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等“回归文学”作品便成为了苏联文坛的主导者,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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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苏联文学界“淡化红色”的情况与教训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笔者对此完全赞成,在这里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苏联文学界“淡化红色”的情况与教训,以供朋友们参考。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是在1988年才正式开始“政治改革”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此前从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到开启政治改革前夕的1987年,苏联文艺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为后来的政治剧变制造了舆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82至1984:文学史专家的重新书写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方面现代文学就有一个经典作家序列“鲁郭茅巴老曹”。而从50年代开始,苏联文学史专家们对于经典作家也有一个基本定型的序列“高马肖法奥”,也就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五人是所有文学史当中必列的经典作家。此外还有一些经常被列入的经典作家,如叶赛宁、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也都是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采取肯定态度的。

但是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著名文学史专家叶尔绍夫出版了一部作为高校文学类教师用书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其认为,传统经典作家的名单应该精简,法捷耶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两位最具有红色特质的传统经典作家“艺术水平不高”,不应被列入经典作家行列。这部文学史当中列专节论述的重点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革拉特科夫、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列昂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八位,没有法捷耶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这在苏联文学史书写上是没有先例的。

随后在1984年的时候,苏联中学文学教科书编者科瓦廖夫在中学课本基础上改编出版了一部《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略》。其认为,不应该用政治态度排斥部分作家,经典作家的名单应该扩大。在其扩大的名单里,把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这两位以反对十月革命著称的文人列为了经典作家:

【1984年出版了科瓦廖夫编辑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略》。这本书篇幅不大,由各家分工编写,对象是苏联的广大读者。四百多页的书.概述部分占三分之二以上;作家专章占的篇幅虽不大,但作家名单却扩大了,30年代增加了帕斯捷尔纳克和伊萨科夫斯基专章:40一50年代增加普里什文和阿赫玛托娃,60年代增加了吉洪诺夫。编写体系每个时期基本上都是分诗歌、散文和戏剧一部分概述。然后是作家专节。
周忠和著,笔耕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2,第258页】

需要指出的是,叶尔绍夫和科瓦廖夫这两位文学史专家并没有表示要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相反还多次强调要继续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基本创作方针书写文学史。但是他们作为苏联高校和中学教科书的编者,也可以说是体制内最高层级文学史专家的代表公开发声“重写文学史”,掀起的震荡是惊人的。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讨论逐渐指向了全面否定红色经典为代表的苏联文学,鼓吹帕斯捷尔纳克等一些被批判过的反共文人。叶尔绍夫和科瓦廖夫本人也被视作“反面教材”受到了更激进的公知和学者全盘否定:

【随着讨论的日益开展和深入,意见的分歧日趋明朗,论战的调子也激烈起来。敖德萨一位年轻的高校教师多布连科发表题为《吃一堑一长一智》的文章,以尖锐激烈的笔调评论苏联文学史上许多问题。……他说,苏联文学史家一生都在忙于“最迫切的问题”,“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科学研究”。他认为现有的苏联文学史著作都是“不科学的”,根本不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意识形态斗争前线的胜利报告”。……他认为,苏联文学在六十年代“解冻”时期所挣得的东西都被安德烈耶夫、梅特钦科、叶尔绍夫、科瓦廖夫、诺维科夫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给“取消”了。
李毓榛,《苏联国内关于苏联文学史的讨论》,《文艺争鸣》 1990年02期】

1985至1986:爱国派作家的批判浪潮

在文学创作方面,大多数了解一点苏联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联的文学界长期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派。因此不少人想当然的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文学界掀起的那股批判苏联社会的浪潮必然是自由派为否定苏联而发动的。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苏联80年代中期文学界的那股新批判浪潮的发动者恰恰是爱国派作家。

1985年到1986年,苏联文学界陆续发表了四部对于苏联社会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和否定的小说,也就是邦达列夫的《演戏》,拉斯普京的《火灾》,阿斯塔菲耶夫的《忧伤的侦探》,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面》。这四部重要的小说创作者全都是爱国派作家。其中发表最早,影响也最大的就是后来以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出名的著名红色作家邦达列夫。其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就是“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那么,为什么极力反对用文学作品进攻苏联社会的邦达列夫恰恰是开启了这股批判浪潮的人士呢?我们只要看一看他的这部作品《演戏》就明白了。

《演戏》发表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夕的1985年初,主要是借一个女演员的自杀,写了苏联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乱象。其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战争是苏联和全人类的面临的主要威胁。而这场战争西方已经到了胜利的边缘,苏联高层已经很少有人坚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甚至很多人比美国人还要推崇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文艺界当中坚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理想的人反倒受到了苏联当权者的压制,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毁灭……

这种批判虽然尖锐,但是恰恰体现了邦达列夫一贯反对西方文化战,舆论战的态度。也正因为这种情况,爱国派普遍推崇邦达列夫的这部作品,宣称其有力的揭示了现实问题。而自由派则非常反感邦达列夫的这部小说,宣称其丑化抹黑了现实。其成为了戈尔巴乔夫初期文艺界交锋的中心:

【批评家分为两派,一派热烈赞扬,一派提出尖锐的批评。奥夫恰连科在小说刚发表完后就立刻写文章加以推荐。(见《文学饿罗斯报》1985年3月1日)费季、柯罗鲍夫等也发表了肯定小说的评论。(分别见《莫斯科》1985年第10期和《我们的同时代人》1985年第11期)可是娜塔莉娅·伊万诺娃和杰德科夫却对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未闻过火药味的伊万诺娃指责老战士邦达列夫所描写的战场上的情节不真实(见《文学问题》1985年第lo期,第52页);杰德科夫则嘲笑小说的中心思想“水平不高”,并且责问道:这样使劲地否定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什么样的生活现象使得主人公提出如此极端的问题?杰德科夫还批评小说弥漫着“神秘主义的雾”。(见《文学问题》1985年第10期,第81—82页)……可以说,这是“改革”开始后文学界两大派的首次交锋。
张捷著,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05月第1版,第127页】

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和别洛夫的作品也基本延续了邦达列夫这部小说的思路,就是猛烈批判西方文化侵略给苏联带来的灾难,以及苏联高层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俘虏。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刚上台的1985到1986年苏联文学界的核心主题。

应该怎样看待这股批判浪潮呢?笔者个人认为,从苏联后来的发展来看,邦达列夫等人的批判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作品也和法捷耶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红色经典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红色经典在批判一些丑恶现象的同时,总体基调是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而这些作品却几乎把苏联社会描写得一团漆黑,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民群众对苏联丧失了信心,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此当自由派作家顺势掀起更激烈的批判浪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与社会制度之时,他们就无力招架了。

1987年:自由派作家的反击与自我矛盾

而这种自相矛盾甚至自我否定的情况,也并不单纯在爱国派作家身上存在,一部分自由派作家的作品,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效果。

在这里需要首先补充一下,苏联的自由派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身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如艾特玛托夫;第二类是有奶就是娘的随风倒式人物,比较代表性的是叶甫图申科;还有一类是虽然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只是希望改善社会主义,而不是让苏联抛弃社会主义的。呈现出自相矛盾甚至自我否定的,主要是第三类人。其代表也就是1987年最为走红的两位作家——雷巴科夫和沙特罗夫。

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虽然发表于1987年,但实际上60年代就已经写成了。其主要内容是借30年代阿尔巴特街一个学校学生的冤案把那个时代说成是暗无天日的恐怖年代。其宣称,基洛夫被暗杀是斯大林希望搞大清洗运动而自己策划的,并表示,斯大林十分推崇强权统治,崇拜恺撒、拿破仑和伊凡雷帝。在他看来,

【“最高政权应当象沙皇那样至高无上,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让人民崇拜,只有这样的政权人民才会服从,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使人民尊敬得五体投地”。“诛灭自己的政敌要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人,斩尽杀绝,不留后患”。】

这些残暴政策成了斯大林执政治国的理论依据。书中对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全盘否定,也是苏联文学界前所未有的。

沙特罗夫在1987年先后发表了两部剧本《布列斯特和约》和《前进》,这两部剧本同样是以否定斯大林为中心的,尤其是后者更为尖锐。其中不仅直接宣称基洛夫就是斯大林杀死的,而且还宣称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反对并阻挠列宁的彼得格勒起义,甚至在列宁患病后软禁了列宁。剧中还借列宁之口对斯大林时代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宣称:

【“把国内战争特定条件下使用过的方法和手段,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通用方法,这是对社会主义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既然您和像您一样的人自称是列宁的学生、列宁主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是列宁主义者!”(可参见倪蕊琴主编,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08月第1版,第288页)】

应该说,雷巴科夫和沙特罗夫本意并不是要全面搞垮苏联,甚至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像沙特罗夫的《前进》上演之后,就有人公开问他:

【“您一辈子都是写以列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主题的剧本,是真的钦佩列宁呢,还是想借列宁的口说一些不方便说的话呢?”】

这让沙特罗夫非常愤怒,强调自己对列宁的感情是真实的。雷巴科夫在后来也多次表示自己是“十月革命的儿女”,绝不会赞成否定十月革命的做法。但是,他们这种创作把斯大林时代描写得一团漆黑,实际上就为反共势力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与现实开辟了道路。到1988年以后,全盘否定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等“回归文学”作品便成为了苏联文坛的主导者,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回顾苏联文学界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文艺评论和文学史的专家,还是爱国派作家甚至一部分自由派作家,都走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事实上成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舆论先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只顾宣传自己的观点,却没有注意到其可能引发的社会效果,最终从不同角度淡化了红色,也否定了自己。今天中国的文艺界也应该注意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现实,另一方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从红色经典中吸取营养,从而真正做到把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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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苏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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