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 | 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五):统帅心头的战局转折点由谁创造

战后,彭德怀召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到集玉峁现地讲评。从讲评地点的选址可以推测,肯定重点讲到军事民主,既然讲到军事民主,那就少不了“一个兵”批评彭总等上级首长“你们太急了”的具体意见及理由,因为彭老总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看得比发挥指挥员的大智大勇还要重,以至于1959年在全军军事科硏会议上,彭总又讲了一次,而且是作为人民军队不同于历史上旧军队的根本性质的经典例证阐述的。也正应如此,蟠龙战役的军事民主才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以至于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开展“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如此重视基层指战员的主人公地位,如此发挥基层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又怎能得不到全军指战员由衷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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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帅心头的战局转折点由谁创造——连队党支部何以组织战斗力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各部队通过掌握“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重要钥匙”,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当代管理学、心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发掘人的潜能,从实践效果的角度看,那年那月的那些共产党人尽管有不少是书斋秀才看不起的“泥腿子”,但他们的伟大实践,却能让当代公知顶礼膜拜的西方管理学大师、心理学大师望其项背。

走群众路线,不是放任群众,其经典的领导方法,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用最通俗的语言总结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我军各部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普遍开展的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于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及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都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的。

这期间,被如今不少史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媒体人不屑一顾的基层连队党支部,是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觉悟进而培养战斗力的学校,是集中群众智慧进而凝聚指战员战斗力的核心,是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进而维护战斗力的堡垒,是在战场上遭受重大伤亡后却能重建战斗力的产房。

(一)培养战斗力的学校

“支部是军队中党的组织基础”,也是我军培养基层骨干和干部,进而提升整体战斗力的学校。

1945年12月,胶东军区政治部在《新形势到来后的干部思想与干部工作问题的初步总结》中,明确将培养干部“确定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的经常重要任务之一”,并明确了连队党支部培养干部的5项具体责任。还明确了旅、团两级分别对连队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新党员、俱乐部委员等的轮训内容和轮训办法。

2008年济南战役60周年前夕,笔者的母亲于恒嘉以当年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医疗队指导员的身份,将她当年的战地笔记捐献给了济南战役纪念馆。在这本早已虫蛀了的笔记中,记录了师政委徐海珊(济南战役牺牲)和副政委丁钊等领导以会代训方式培训基层支部书记的很多珍贵内容,其中之一就是“边打边补充”俘虏兵的一整套工作,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开展“诉苦运动”,提高俘虏兵的阶级觉悟。

父亲生前曾告诉过我,大战之前,华野第十三纵队各团都要举办两个培训班:团长和团参谋长举办班长培训班,主要是针对即将遂行的战斗任务,如攻坚、阻击等,开展相应的战术、技术教学培训。团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则举办党小组长培训班,培训内容很多,今天看来甚至很“新鲜”,比如,开展军事民主的方法,包括战前订立“立功合同”,战中完成“合同”,战后开展“战评”活动;再如,如何消化、教育“解放战士”,实现“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又如,党管干部怎么管,党小组的民主生活会怎么开,等等。

那时基层战时政治工作太出色了!

父亲生前还告诉我:连队党支部就是一所学校,培养出来战士在战场上就能当老师——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战场上的俘虏兵随抓随补,补充到连队后,就在战壕里,由老同志领着开诉苦会,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特别是老解放战士,一对一现身说法,真管用啊!俘虏兵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苦之后,几乎是瞬间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然后,义无反顾地跟着老战士冲锋陷阵浴血杀敌。

的确,不止一支部队的历史文件中提到——“解放战士说一句顶我们说十句。”

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1950年9月在全国英模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曾提到“坚守阵地顽强杀敌的钢铁营长张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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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出版的连环画《张英才和钢铁营》

就是这个“钢铁营”,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上,涌现了两位堪称“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老师”——1948年12月2日夜,张英才“钢铁营”即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三旅三十八团一营,奉命接防小张庄。对手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的三十一团、五十三团,其中还有一个所谓的“老虎营”。接防次日,敌人发起进攻后,由前沿阵地前出担任警戒任务的侯永福战斗小组两名战士未能撤回,被敌人截断了退路。

侯永福是豫东战役小庄战斗解放的,黄诚是李家庄战斗解放的,参加解放军都不到半年。战斗中,侯永福手中的冲锋枪突然打坏了,手中只剩下3枚手雷。紧要关头,黄诚提醒道:“组长,你看,前面的敌人不是给我们准备好了武器嘛!”说罢,趁战斗间隙,在侯永福掩护下,跳出阵地,从敌人尸体堆里捡回1挺机枪、1支冲锋枪、1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刚回阵地,十几名敌人又冲了过来。一阵猛烈还击后,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剩下两名被活捉。

此时的侯永福小组,虽然四面受敌,险象环生,生死难卜,但两位老解放战士就有这个胆量,就有这个本事,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利用极为短暂的战斗间隙,以亲身经历,三言两语说到俘虏到心窝里,使两名俘虏迅速完成了从俘虏兵到解放战士的思想转变。

据张英才回忆,那天,敌人有一轮突围是在3架敌机轰炸扫射掩护下发起的,进攻非常猛烈。战斗正酣,机枪连指导员跑来报告:“敌人打烟幕弹是为飞机指示目标。我们能不能也往敌人那边打烟幕弹?”果然,我们一打烟幕弹,敌机就上当了。小张庄阵地突出,敌我犬牙交错,烟幕弹一打,敌机再乱炸,地面敌军顿时蒙头转向乱成一团。混乱之中,突然,敌人屁股后面又响起了枪声。见敌人乱上加乱,张英才不失时机地下令吹响冲锋号,一连、三连跃出工事,一个猛冲,将来犯之敌彻底打垮。

这时,张英才营长才发现,原来是侯永福、黄诚带着两名俘虏兵,从敌后打了回来!

键盘敲到此处,我不禁在想,若能换上当代任何一位大心理学家上阵,管他用神马享誉世界的新奇理论,未必能唠叨出像侯永福小组那样神奇的心理学效果!

仅此,足以见我们的前辈不仅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摆脱“西化”束缚、实现“中国化”学理创新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凝聚战斗力的核心

那年那月的那些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创造的奇迹还多。

本文的标题是“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在查阅有关淮海战役我军如何走群众路线的史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1948年3月6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的报告,就广泛开展军事民主问题,有这么一句非常醒目:

【大家想办法的群众运动,我们试验成功了。蟠龙战斗就是很好的例子。蟠龙战斗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几十个战士坚持得来的。

这一句,虽然讲的不是淮海战役,但以经典战例经典地叙述了人民战争靠人民的基本史实,也经典地回答了“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之史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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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龙战役示意图

追本溯源,是194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时,所拟批语写道:

【朱总司令亥灰信中提出……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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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龙战役中,战士们搭人梯冲上蟠龙镇城 继续追本溯源,双石“学术之家”微信群的朋友帮我找来了一篇《彭德怀两讲蟠龙战役中的军事民主》文章,作者王亚志1950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任军事秘书。

据王亚志回忆,彭总讲蟠龙战役军事民主的起因,是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军队的民主问题”后,苏军顾问对“军队的民主问题”提出了疑义,要求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以求得一致认识。为此,彭德怀于5月15日在会见苏军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上将时,以1947年5月的蟠龙战役为例,专门讲了军事民主的重要作用。

当年,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是以4个旅攻蟠龙,2个旅阻击援敌。5月2日,胡宗南部9个半旅进占绥德,距蟠龙3天路程。彭德怀的野战军司令部位于蟠龙东北之薛家沟。攻击两天后,虽占领一些外围阵地,但主阵地集玉峁未能攻克。彭德怀忆谈此时情况说:

【打蟠龙,那是王震指挥的,打不开,急得不得了。我在他后面一点。王震打电话给我说打不开,敌人援兵来了,是不是今天晚上撤兵?我说慢一点,新四旅及其他旅,在敌火力下相距仅100多米。在敌火力封锁下,撤也不容易撤离。于是就到王震的指挥所(即独四旅指挥所所在地何家峁子),找了第一线部队的少数连排班长和战士开了一个会,首先把情况摆开,炮弹没有了,弹药也剩下不多了,敌人援兵隔不好远,只有一天顶多一天半的距离。这个部队已打了两三天了。怎么办?有一个兵说,可以打开,你们太急了,要照我们的办法是可以打开的。我问,你们准备怎样打?他说,敌人地堡在山顶上,我们的轻兵器火力打不到,妨碍我们突破的是敌军的手榴弹,我们可组成多个三五人战斗小组,轮番攻击,冲到敌人投手榴弹的距离,敌人投手榴弹,我们就顺陡坡向下滚,这样反复多次冲锋,敌人手榴弹打完了,我们冲上去用手榴弹投入敌军堑壕和地堡,就可占领阵地。当时就同意按这办法组织攻击,果然攻下了主阵地,然后居高临下,冲进蟠龙镇,5月4日结束了战斗。】

实战情况正是这样,我独四旅与新四旅第七七一团攻占集玉峁后,北山敌军仍在顽抗。新四旅第十六团连续攻占了玉皇峁等地,解除了攻北山部队的侧射威胁后,又派1个营协同第三五八旅攻北山,人人出主意想办法,用对壕作业,即挖S形交通壕,两侧挖猫耳洞,边挖边巩固,逐渐逼近敌前沿,用爆破摧毁了敌铁丝网等障碍物攻占了北山。然后,我军从东、北、西高地下山会攻蟠龙镇,4日夜全歼了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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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龙战役俘虏的国民党第一六七旅官兵

战后,彭德怀召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到集玉峁现地讲评

彭德怀这次战地讲评讲了些啥,王亚志的回忆文章没有提及,但从讲评地点的选址可以推测,肯定重点讲到军事民主,既然讲到军事民主,那就少不了“一个兵”批评彭总等上级首长“你们太急了”的具体意见及理由,因为彭老总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看得比发挥指挥员的大智大勇还要重,以至于1959年在全军军事科硏会议上,彭总又讲了一次,而且是作为人民军队不同于历史上旧军队的根本性质的经典例证阐述的。

也正应如此,蟠龙战役的军事民主才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以至于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开展“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毛泽东啊毛泽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如此重视基层指战员的主人公地位,如此发挥基层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又怎能得不到全军指战员由衷的爱戴!

1948年10月25日,经中央军委总政批准在华东军区试行的《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明确规定:

【支部委员会的任务……(4)领导并通过军人委员会,实行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主运动,密切党与群众关系。】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淮海战役我军各部队的军事民主在各党支部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得热火朝天。

遗憾的是,蟠龙战役集玉峁攻坚战斗中的军事民主,虽然“收到了极大效果”,虽然反映了我军的根本性质,虽然被最高统帅毛泽东、战区统帅彭德怀反复强调并提倡,但在电视剧《彭德怀元帅》第22集中,却被一句“突出个人”的解说词,一笔轻轻带过——“蟠龙战斗如期打响,在彭德怀和习仲勋的精心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六千余人,缴获面粉一万袋,军服四万套……”

还有电影《巍巍昆仑》,电视剧《保卫延安》第13集,以及王震仙逝多年后出版的《王震传》,莫不如此,或莫不类此。

我们的“主旋律作品”都这样,社会上的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又如何不泛滥成灾!

(三)维护战斗力的堡垒

评价战斗力提升的原因,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蟠龙战役10个月后,又有一段体现人民史观的经典论述:

【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是全军(在大别山作战的刘邓兵团主力除外)根据中央部署,利用1947年冬至翌年2月的战役间隙,普遍开展起来的。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新式整军运动一般包括四项基本内容和步骤:

一是学习党的土地政策和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好诉苦三查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二是进行诉苦、追根,弄清苦从何来,穷人为什么受剥削压迫,从而把个人的苦同阶级的苦联系起来,把为个人报仇提高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总任务上去。

三是进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端正每个同志对土改的根本立场和态度,查清每个同志的阶级成分,并针对个人在思想、工作、战斗中的现实问题,用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整顿。

四是把整训和各项任务结合起来,把群众的热情引向练兵和杀敌立功运动中去。

这期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三查阶段(查整内容各部队有所不同:东北部队,干部叫“五整一查”,即整立场、斗志、本位主义、享受观念官僚主义和查阶级,战士叫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华北部队则叫“三查三整”,除三查外,还整顿了纪律、政策、作风)。

我军自井冈山建军起,就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连队党支部,是思想战线最前沿的堡垒。1948年10月25日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支部委员会的任务,其中包括:领导并通过军人委员会,实行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主运动,反对不良倾向……我国临床医学界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并以“造手大师”享誉世界的于仲嘉医师,抗战后期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经中央军委批准,1948年9月荣获“济南第一团”称号)三营七连当过卫生员。于仲嘉回忆说:那年月,解放军战士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家子弟。乡下男孩子在家的时候,哪个不嘴谗?几人不淘气?共产党对自己队伍里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一向很有办法的,就是整顿和整风。特别是那个“三查三整”运动,谁偷吃老乡的枣子了,谁行军时挖了老百姓的地瓜啦,谁借来房东的刀子没还啦,谁跟谁打架啦,谁“革命斗志不高”啦,谁“自私自利”啦,谁“隐瞒成分”啦,谁“打仗怕死”啦,都得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一坦白交代,再做深刻的自我批评。我原来的小毛病就是那时改的,刻骨铭心,一辈子不会忘记。

于仲嘉还说:在党支部领导下,那一场接一场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每个干部战士都发动起来了,只要是违背了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事情,都要面对面地坦白,揭发,批判,斗争。谁做了错事都甭想缩脱,特别是个别干部打仗“光指挥别人往前冲”。

那年那月的那支人民军队,谁要是被批评“打仗怕死”,是很丢面子的,在广大指战员面前头都抬不起来。

如此开展思想斗争,部队的战斗力又怎能不提高?又怎能不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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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仲嘉发明并先后和助手再造了8种类型100余例再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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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首例再造手,患者高天社手术前后

我军民主运动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后期,我们50后这一辈军人是见证过的。

双石“学术之家”微信群有一次讨论“我军政治工作精髓”,群友叶卫东没有给出结论,但讲述了他1970年代在西藏军区第五十二师一五六团一营一连二排任排长时,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那是1971年末,连队搞年终总结。团里黄玉佳副政委率工作组来蹲点。

当时,全党全军正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连队党支部自然要作相应的汇报。没想到,指导员姜崇业刚开口,便被黄副政委不耐烦地打断了。

黄副政委1947年参军,他爱读书,有理论水平,绰号“黄马列”。不知是不是忌讳这个绰号,“黄马列”接下来没有抬出一句革命导师的话来“拉大旗”,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连队的政治教育以什么为主?批判林彪,按照上级的部署搞就行了,表个态就够了!我都没见过林彪!你们连队的政治工作咋做?我看只要弄清楚一个目的——让战士们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为谁吃苦,为谁戍边!战士们把这个弄清楚了,你们的政治工作就做到位了,就合格了!”】

至于该怎么办,“黄马列”既没有“教师爷”式的指手画脚,也没有“保姆”式的包办代替,而是启发连队党支部自己想办法:“至于咋让战士们明白,是你们连队党支部的事情。动脑子,想办法。只要战士们懂了道理,你们连队肯定是最优秀的!”

于是,根据“黄马列”的指示,连队党支部认真的研究了两天,连长张昭远、指导员姜崇业更是绞尽脑汁,最终,拿出了我军的看家本事——开展民主运动。

叶卫东记得,按照连队党支部的部署,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主持召开全连军人大会,发动战士给干部提意见。光自己这个小排长,就被提了70多条意见。

回顾往事,叶卫东感慨良多:这70多条意见中,个别意见有点冤枉。比如,说“看不起农村兵”我就不愿意承认,因为我对排里的农村兵最好了。农村兵朴实、能干,谁不喜欢?但又不能反驳,不能打击战士们批评干部的积极性,只能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倡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虽说个别意见有点“冤枉”,但整体上还是触动了灵魂。战士们给我的教育,至今历历在目,一辈子铭记在心!

军人大会一结束,连队立刻取消了“开小伙”,随即,干部们叫响了一个口号:看我的!跟我来!

从此,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再后来,连队被成都军区评为“硬骨头六连式的先进连队”,并荣立集体二等功!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几经精简整编,但这个连队至今还在!

前年,叶卫东回到老连队,专门给兵娃娃们讲了这段往事……

(四)再生战斗力的产房

打仗,就避免不了伤亡,有伤亡,战斗力就要相应地被削减,这是常识。

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有这个本事打破这个常识,开创世界战争史上的千古奇观——基层的连、排、班分别制定并在战斗中落实“扩军计划”!

1948年12月29日,山东兵团政治部上报了一份关于济南战役等战役战斗中“边打边补”的情况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九纵王方团”(即华野第九纵队二十五师八十团,团长王歧秀,团副政委代理政委方立凡)的典型事例最多。

“王方团”“边打边补”有一整套方法,跃入眼帘后不能不拍案叫绝:

战前,团党委要求各连队把制定、落实战斗中的“扩军计划”,“做为支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扩军计划”,不是随便抓个俘虏就可以凑个数的。“扩军计划”有基于质量保证并且详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则要求:

①即补对象:a.出身中贫农成分较好,忠厚老实者;b.被抓丁、抽丁出来者;c.国民党军队中的战斗兵,年轻力壮者;d.军龄,在三年以下,离家远或家在解放区者。

②缓补对象:a.勤杂、通讯、电话人员;b.士以上官佐人员(准尉;以下者);c.特种技术士兵。

③不补对象:a.尉以上官佐;b.阶级异己分子、还乡团;c.战场起义、个别自动投诚,但坚决拒绝加入我军者;d.蒋军在作战地区抓的民夫,而又坚决不愿参军者;e.归俘。

还有基于不同编制的数量限制:补充的数量不得超过建制班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一,一个战斗小组只能补充一个人。

还有战时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对扩充来的解放战士,应抓紧时间进行教育。

这“抓紧时间进行教育”,真有效!

“王方团”八连三班新补充的解放战士王玉川说:“一被抓住,我就寻思完啦!我怕你们要我去送炸药,被炸药炸死,怕你们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们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挡子弹,堵‘胡同’口。当指导员叫我拿着两个手榴弹和你们一道去打时,我寻思:‘这真是叫我去堵胡同口了。’我想找机会跑掉,可是一上去,姜同志叫我在他后面压子弹,他在前面打,并向我讲了许多部队的情况,又给我介绍了大汶口解放的傅庆祥同志。我听了傅同志谈他过去的情况后,对原来的想法有些怀疑了。我跟着傅同志向前打,那时我最相信他。打不远,敌人的飞机和炮轰得很急,姜同志很和气地叫我到防空洞去隐蔽。我又害怕了:‘这不真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吗?’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我伸出头来一看,好几个同志都在洞里面向外射击,我就放心了。这时,傅同志带我到前面去看送炸药。我不敢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后来,我亲眼看到去送炸药的同志没有一个是刚解放的,而且炸药响了,一个也没死。我心里就像放下了一个千斤担子似的‘亮堂了’。我什么也不顾虑了,跟着同志们一齐向前打。”

“抓紧时间进行教育”,确保了“战场扩军计划”的落实。

“王方团”八连突入内城时,略有伤亡,连长挂彩,指导员马上提出:“我们要给连长复仇,瞪起眼来,多抓敌人补充自己的力量!”三排机枪班伤了两个,当即补充齐了。一班伤亡3人,也补充上了。六班战士的反映:“我们六班原有8人伤亡5人,若不是在战场上扩军,全班剩下3个人,早就编到别的班去了。我们补充了4个解放战士,还是一个建制班,又能完成任务了!”总之,八连没有一个班不注意补充自己,没有一个班被拆散了建制,直到战斗结束,八连仍保持了原有人数与战斗力——战前的147人,战中伤亡44名,“即打即俘即补”,战后全连148人。

国民党士兵的技术战术是残酷的军阀制度训练出来的,一般都不差,一旦被解放,心甘情愿地调转枪口打老蒋,不但不用培训,还可以当老师!

“王方团”八连刚解放的潘子林,经教育后,马上跟着向前打,并向躲在房子里的敌人喊话。结果,他一个人便捉到3个俘虏。

华野第九纵队某连边打边补的解放战士王月伦,原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师的士兵,当我机枪射手负伤后,他立刻顶上去当射手,封锁敌人,打倒敌人二三十名,荣立三等功。

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九团九连在突入第三道圩墙时,俘虏敌五十七旅一六九团七连上等兵王文盛等。补入连队后,他发现老战士不会用新缴获的枪榴弹,当即现场教授使用方法,让枪榴弹很好地发挥了大量杀敌作用。他还喊话瓦解了不少敌人。王文盛在战场上代理四班班长后,对新解放战士说:“排长既然这样信任俺,俺们要好好干!”结果,又缴了10个人的枪。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一连二班俘虏了16岁的小伙子王成吉,经简单教育后,即拿起枪跟二班向前打。不久,二班又补充两名俘虏兵,班长叫王成吉去教育他俩。那两个新补充的解放战士很奇怪:“你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来打俺?”王成吉说:“我昨天解放后,就参加了解放军。你们缴枪,就优待不杀。”在王成吉的影响下,那两位新解放战士也表现很好。该团五连补充的小黄,才15岁,第二天打伪山东省政府时,他首先闯入地下室,捉住少将参谋长等4名军官。

辩证法是矛盾的法则,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

现在说起来,都忍不住要发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边打边补充”中的“挑兵”——老解放战士熟悉国民党部队,能识别哪些是兵痞子,哪些是恶霸,哪些是军官,哪些是好兵。于是,有人就利用老解放战士“挑兵”。

比如,“王方团”潍县解放战士宋少卿在战斗中看见前面下来的俘虏,就瞅上了一个,立即建议班长:“班长,第二个不错,小伙子老实,一定能干!”经过战中、战后考验,果然是个好兵。

对于“挑兵”,山东兵团政治部明确批评是“本位主义”,并指出其两种表现:

其一,是“打埋伏”。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廖海光政委谈道:过去长期在根据地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大家都想搞几个兵。过去有的部队对“上级一定给补充”的保证,不大相信,认为“补充当然好,但补充的希望不大”,因而在“边打边补”中,就产生了“我弄到手就是我的”思想,愿意多留几个兵,不大愿意上交。

该纵队陈华堂副政委也说:“各个连都有个小埋伏,个别营也有以多报少的,准备逃亡后好补充”。

其二,是“用好的换孬的”,“其他就指令他们到后面去,或者留下好的其他就不管了”。

比如,第十三纵队“济南第二团”三连五班长捉了3个俘虏,留下1个补充,其余2个就不管了。九连二班先补充了4个,后来又捉到6个,觉得后捉的比先补的“好”,于是又换了几个。

换下来的俘虏兵,一些是经过了战地教育,多多少少接受了点新思想,于是,又出现了俘虏兵知晓我军专有术语的有趣对话——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轮训队政指碰到从城里来的俘虏,问:“你们从哪里来?”答:“我是城里来刚解放的。”“怎么里面还响枪?”“里面还打仗。”“你解放了不行,还要解放他们,走!走!走!”就这样,俘虏即驯服地跟着走了。

“换兵”,虽然也是问题,但表明:我军广大基层指战员不仅掌握了战场上的“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工作,而且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换兵”,虽然也是问题,但折射了本文的主题——稍微有点战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预有准备大体势均力敌的攻防作战中,通常是打“预备队”,看谁的后劲儿大。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战场上将“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工作做到了这个程度,能没“后劲儿”吗?能不取胜吗?这功劳苦劳,能首先归于将领个人吗?

不少人以为,作品只要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主旋律”。

错了!

如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放到“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而不是放到“人民之中”,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的“主旋律”了。

秉持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哪怕是秉持“半截子唯物史观”,不管歌颂谁,都是有害的。

新中国本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在史学界、文艺界、舆论界一旦泛滥横行,不仅为少数人蔑视、压制多数人无穷的创造力,也为精英集团奴役乃至于盘剥草根大众,提供了伦理依据,开辟了舆论通道!

更为险恶的现实是,当中国革命史由劳苦大众解放史被曲解成少数精英奋斗史后,接下来,便被一些人顺理成章地演化成个人权力争斗史,再进一步,便是对人民领袖的恶毒诋毁,进而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史。

比如在红西路军史研究领域——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颠覆红军史的《史说长征》。就是这位被某些党报、地方政府和主流媒体捧起来的“军史专家”,公开辱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像旧色政坛上那些厚颜的政客一样,……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

而夏宇立之说,如今已被境外反共势力的先锋张戎等,纳入了对华意识形态武库。

(全文完)

注释:全文78条(略)

【高戈里,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标题《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杀的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共五个部分,此为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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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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