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进”的终极目标——剑指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各基督教差会企图征服中国,这本来是20世纪初的历史事实,当时在中国的基督教徒们,为了迷惑大众,将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的中译文表述为“中华归主”;可是,不知道今天的学者为何将其名称改译为“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这样一来,在今天的读者眼里,很难看出当时惊心动魄的历史危机,反而觉得帝国主义侵华力度不够,为之遗憾不已,使人们容易不知不觉丧失历史方向感……

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奴隶主集团背叛宗主国,反对英王“禁止西拓令”,攫取印第安人土地牟取一己私利的利益之争。西扩运动由此开端,并一发不可收拾:美国将它的西部边界不断向西延伸,直至抵达太平洋,于几十年间将整个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屠戮殆尽……

然而,美国的西扩运动并非仅止于此。贪婪的美国殖民者欲壑难填,占有了整个北美大陆后并不止步,紧接着又将西扩目标伸展向浩瀚的太平洋。这次,美国锁定大洋彼岸的中国作为其新的西扩目标……

美国“西进”的终极目标——剑指中国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美国西扩转向大洋彼岸——瞄准中国

门罗主义(1823年12月2日):不许他人染指美洲

【“关于‘门罗主义’的公正判断可以这样表述: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义,是总统、国务卿以及同他们关系密切的政治顾问们共同研究的成果。这个慎重的决定体现在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致送国会的咨文中,门罗总统明确地宣称:‘虽然美国不愿干涉仍由欧洲列强占有的西半球殖民地,但它还是站在那些已经宣布独立的殖民地一边。’甚至警告西班牙:欧洲国家企图压制或者控制已经独立的殖民地的任何做法,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友好。
除了这个问题,门罗总统还谈到俄国对西北沿海一带的土地要求,对此,他告诫所有人:‘根据已经取得和维持的自由和独立的情况,南北美洲大陆从此不应再被任何欧洲国家当作未来殖民政策的对象。’
门罗主义的制定,除了遇到有利的时机,还来自于英国海军的支持,美国也借此在世界事务中赢得了一种超过这个新兴北美共和国军事力量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无法对此做出有效的答复。在国内,门罗主义使美国各派都感到高兴,民主党认为它继承了托马斯•杰斐逊精神的革命原则,农业帝国主义分子则从中看到了向西南扩展的希望,联邦党人发现门罗主义可以保证拉丁美洲的港口向他们的企业开放。因此,当门罗任期终了,他在同胞的一片赞扬声中光荣引退。”[1]】

马汉“海权论”(1890):任由美国插足海外

【“1890年,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的伤漆溪(WoundedKnee Creek),至此,美国人口统计局随后宣布陆地上的拓荒已全部完成。里德的下一个挑战正在成形。就在那一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校长A••T•马汉(Mahan)上校在《大西洋月刊》上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美国都必须向外看了。’”[2]】

从门罗主义到马汉海权论的56年间,美国借“西进运动”之机,终于将北美土著赶尽杀绝。以海权论发表为标志,预示着美国开始走向海外;以古巴问题为借口,攻占菲律宾、顺便吞并夏威夷,作为觊觎中国的跳板。

美国人养成了“扩张本性”

【“然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正如特纳在他的‘边疆假说’中指出的,在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过程中,美国人的这种气质‘是在不断的扩张中养成的’,而这种扩张力又是‘美国人固有的一种力量,它自始至终地刺激社会各阶级’,因皮,‘除非这种训练对一个民族没有影响,否则,美国势必继续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以便发泄他们旺盛的精力’。由此是否可以说,当特纳努力从边疆的拓殖中去揭示‘说明美国的发展’的内在因素之时,也向世界指出了某种不祥之兆呢?”[3]】

美国对太平洋的野心

【“曾几何时,美国领导人对亚洲和太平洋表达了类似的抱负。加菲尔德总统在1881年宣称,美国应该成为太平洋的‘仲裁者’,成为‘其商业的支配者和存在于海岸上的国家中的佼佼者’。加菲尔德希望美国起码要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布莱因宣称,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正在‘稳定地增长’,美国日趋重要的角色不能‘接受哪怕暂时的从属地位’。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在亚洲颇具影响呼的美国人之一、海军准将罗伯特•舒菲特(RobertShufeldt),想象着有朝一日,整个太平洋将成为‘美国的商业禁脔’。”[4]】

买进阿拉斯加,占领中途岛

【“如同美国在西半球的抱负一样,这些抱负并非新近形成的。美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新建的共和国的第一支贸易船队驶向中国,梦想着亚洲市场的丰厚回报,而且自此以后这一梦想一直让商人们着迷。但此后(19世纪)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已将美国置于一个不断增长的强势地位,以实现其多年来的抱负。当美国在美墨战争后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并取得俄勒冈的全部所有权之后,美国成为在太平洋拥有海岸线的仅有的三个主要大国之一。苏厄德在1867年对阿拉斯加的购买,将俄罗斯从西北部排挤开,从而加强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它还获得了夏威夷西面的中途岛。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还从萨摩亚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在帕果帕果(Pago Pago)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5]】

参加炮轰日本下关

【(美国)“同其他西方强国合作,强迫东方各国把通商的大门大开。经西沃德的批准,美国海军军官参与1864年对日本城市下关的炮轰,以对当地封建领主所表现的敌意进行报复,经过他的认可,美国驻东京的代表联合英国的代理人,迫使日本接受一项商业协定。佩森•特里特说得好,这项协定使美国‘同英国的商业绑在一起达半个世纪之久’。同这些措施相一致,西沃德还向法国建议,采取共同行动来惩罚朝鲜人,因为他们杀害了坚持要到不欢迎他们的朝鲜去的法国传教士和美国商人。”[6]】

本来,日本也属于西方殖民者所经略的对象。后来,由于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侵略中国,以及在侵华过程中需要平衡俄国的力量,因此日本被拉入了西方国家的阵营。

兼并夏威夷的进程

【“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总统约翰•泰勒已将门罗主义覆盖到夏威夷周围,宣布它是其他大国的禁入之地。兼并主义者运动在夏威夷群岛和美国本土兴起,但他们的计划建立在奴隶制争议的基础上。夏威夷的归属是在内战结束后被旧话重提。苏厄德于1867年议定了一项互惠条约,用安德鲁•约翰总统的话说,就是保留美国的主张,直到夏威夷人民‘自愿申请加入联邦’。激进共和党人控制的反约翰逊的国会拒绝了这项条约,但在1875年通过了汉密尔顿•菲什议定的一项条约,他的目标是‘用钢箍将这些岛屿同美国绑在一起’。当布莱因于1881年走马上任时,他提出,这些岛屿‘从政治必要性的操作上’,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到19世纪80年代,夏威夷已成为美国实质上的‘经济殖民地’。卖到美国的夏威夷产品——主要是糖——占这个岛屿所有出口的99%,与此同时,美国提供了夏威夷3/4的进口品。这么多年来,在美国出生的定居者,传教士和捕鲸人的子女,已经成为岛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势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夏威夷的‘美国人’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浅肤色的商人,鼓动获得政治权利和建立一个更加适合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政治制度。他们深信,这种‘反复无常、奢侈腐败的’夏威夷本土君主政体,与‘一个现代的财产和经济制度’是难以调和的。1887年,这些有势力的财产拥有者迫使卡拉卡瓦(Kalakana)国王建立了一个议会制的政府,将重大权力置于他们手中。而当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i)女王在1891年登上王位并致力于重修宪法以恢复君主的权力时,政治冲突的舞台也就搭建好了。
……1889年,美国海军‘亚当斯’号上的7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夏威夷登陆,以制止一场支持女王的政变。哈里森命令一艘美国海军战舰永久性地部署在夏威夷水域,他还任命了一位坚定的兼并主义者出任驻夏威夷领事。布莱因在1891年评述道:‘对夏威夷做出一个决定可能是在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而我希望我们将准备好对此做出一个肯定性的决定。’两年之后,这一时刻到来。1893年,利留卡拉尼女王对宪法发起挑战,财产所有者们做出的反应是将她推翻。美国领事命令150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名义上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但预期的效果是保护夏威夷新政府。君主政体被成功推翻,一个临时性的共和国得以建立,而共和国的领导人随即要求与美国合并。
美国是否串通一气煽动了反对女王的政变,或者以武力干涉导致了君主政体的被推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无关紧要的。在合并一事中美国的力量和显而易见的利益鼓励了政变。当政变发生,美国对新政府提供了事实上的军事支持。随即,大约只不过在几个星期之内,并且是在总统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哈里森总统匆忙将一个合并条约拿给国会去批准。”[7]】

兼并夏威夷是美国的“天定命运”

【“杜威取得‘马尼拉湾大捷’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后,美国国内一片欢腾。在这种群情高涨的情况下,共和党众议员弗朗西斯•纽兰德斯(Francis G.Newlands)马上提出要求兼并夏威夷的决议草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总统麦金莱。战争爆发后,他在扩张问题上的态度突然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明确主张兼并海外领土,甚至宣称‘我们需要夏威夷甚于需要加利福尼亚,这就是天定命运。’……最终,兼并夏威夷的‘纽兰德斯决议’于6月15日和7月6日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1898年8月12日,美国正式吞并了夏威夷。”[8]】

借口古巴问题攻占菲律宾群岛

美国为了寻找借口,一边在美洲针对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煽动是非,一边针对菲律宾进行战争准备。

【“古巴是美西战争的主要起因,但美国1898-1899年的扩张并不包括古巴。……在美西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扩张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太平洋。”
“攫取了菲律宾,为在远东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基地,从而更加接近于实现美帝国政治家的一个古老梦想。”[9]】

美国攻取菲律宾早有预谋

【“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主战派一直在推动开战,其主要领军人物、助理海军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在这方面尤为积极,甚至甘愿为此冒险。1898年2月25日,他……以海军名义向有关部门和各分舰队拍发了一系列电报和命令,要求做好临战准备。其中最关键的一封发给日本长崎的美国亚洲分舰队司令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命令除「莫诺克西」号以外全部舰队开赴香港,备足燃料。一旦向西班牙宣战,你的任务就是防止西班牙分舰队离开亚洲海岸,并随后向菲律宾群岛发动攻击。’当杜威接到这份电报后,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与西班牙的战争将马上开始。’[10]……他高调鼓吹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正是麦金莱总统等人在暗中推动的。……
而且,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准备早就开始了。一心要推动政府开战的罗斯福也许并不清楚,在他发给杜威电报之前,美国驻马尼拉领事早就接受指令,开始给杜威提供西班牙军事基地的各种情报。而对西班牙的战争计划已经由海军战争学院做了整整4年,其中就涉及对菲律宾群岛、古巴和波多黎各等地的攻击行动。麦金莱总统本人在1897年底就已经总体同意了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11]】

“西进运动”的终极目标——瞄准中国

【“19世纪末,当美国人狂热地讨论通过海外贸易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生产过剩问题,或者在讨论继续向太平洋方向‘西进’以克服‘边疆关闭’问题时,他们脑海中都隐隐约约有一个最终目标——亚洲,更确切地说是中国。”[12]】

美国向海外的扩张,首先瞄准的就是中国。美国看中了老牌殖民者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为突破口,视之为进取中国的跳板。

美国吞并太平洋的“大政策”——“太平洋帝国”

【“在1899年2月5日的国会辩论中,最有力的还是帝国主义的语言:攫取菲律宾可以‘在中国海构筑屏障并确保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拥有控制……从而加强我们对太平洋和20世纪跨太平洋贸易的控制’。而出于种种原因而反对的人,则是‘过于多愁善感的……不像美国人,也不像基督徒’。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形成了包括兼并整个菲律宾群岛、波多黎各和关岛在内的一个‘大政策’(the Large Policy)。……2月6日,美国参议院最终以2/3的多数通过了兼并菲律宾的条约……。到1899年,美国已经兼并了夏威夷、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地,形成了一条从美国本土直达东亚的一连串‘跳板’。一个‘太平洋帝国’由此建立。”[13]】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企图占领中国的图谋

【“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舆论的反应和评论不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美国是企图利用美西战争的成果,以新获得的殖民地菲律宾为跳板,向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作战略挺进,在‘门户开放’的口号下把以往的追随英国的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张的政策,是其外交走向独立政策的重要步骤。因此,它从来没有考虑到所谓中国领土的‘完整’问题,而约翰•海在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14]】

在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太平洋战略中,在其谋划攻占菲律宾的同时,还与英国及日本勾结,设定了吞并中国的“合邦计划”。由于该计划遭到了慈禧太后的粉碎,于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出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表面上以对抗俄罗斯为首的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谋划,实际上其目的是为了自身得以持续占有中国市场,最终企图实现由自己主导吞并中国的图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华归主(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其主要谋划者与出资者都是美国。该运动对中国的基本情报作了详细调查,为下一步实际占领中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二.为染指中国,美国竭力鼓吹“门户开放”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各地自行传教。欧洲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利用传教士或牧师在中国的活动,通过刺取军事情报、巧取豪夺民产、治外法权等,欺压地方百姓,引起民愤,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产生。清廷在挫败了以“维新”之名目兼并中国的图谋之后,反洋派主政,企图利用义和团对西方在华势力进行抑制,向西方列强同时宣战,围攻各国公使馆,为列强联合侵华制造了借口。

当时,欧洲列强刚“瓜分”完非洲:经过20余年时间,1万多个非洲部落国家被切割拼合为40余板块,成为列强的囊中之物。在瓜分非洲时,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马克沁重机枪。1893-1894年南中非洲罗得西亚英国军队与当地麦塔比利-苏鲁士人的战争中,一支50余人的英国部队凭4挺马克沁重机枪打退了5000多麦塔比利人的几十次冲锋,打死3000多人。

凭借瓜分非洲的经验,列强们来到中国对义和团实施镇压。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员的血肉之躯,自然抵挡不住重机枪“嗒、嗒、嗒”的扫射。于是就有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一幕。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这是八国联军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提出的一个问题。在华传教士也提出了各种主张,美国传教士卜舫济把它们归纳为两种意见。

主张“瓜分中国”的意见

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理由”是:

(1)中国实际上早已开始被瓜分,无法永久地予以制止。俄、德、法绝对不肯放弃已经获得的利益;(2)经过和平地安排划分势力范围,将清除未来争吵的原因;(3)瓜分以后,各国可在其辖区范围内更便于实施改革。……(4)中国最后落到任何一国手里,譬如说落入俄国的魔掌的可能性将永远被防止;(5)地方秩序与和平将永久建立,在各国所管辖的区域里,百姓可以享有同样的利益。[15]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见解——瓜分中国,以华制华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北京被围期间,即在6月18日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以华制华’的方案,后来在9月13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发表,其内容有:
(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议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利益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
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间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对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和痛苦磨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地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则不可能达到目的。”[16]】

丁韪良代美国向中国提出“割让海南岛”的领土要求

【“丁韪良在提出了‘以华制华’政策之后,又为美国提出了领土要求,他说道:
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六十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对于帝国主义这个谩骂式的称呼,我是很少同情的。但是,自然的扩张和发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
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国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反对文明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17]】

解散中国军队,摧毁所有兵工厂

【“同年9月28日,丁韪良于反美途中路经上海,在新天安堂(英侨礼拜堂)发表了一次演说,除重申上述主张外,还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见’:
若能有一个由外国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来指导这个年青的皇帝进行治理中国,和平与秩序就可以恢复。像目前这样的暴乱必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为此目的,就必须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的兵工厂或加以摧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掉它的爪子。”[18]】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国际共管”新提案

【“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于1900年7月14日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重弹他在维新运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内容如下:
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两年来致力于驱逐外国人出境,现又在北京与直隶省进行,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
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2.每一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二人为阁员。
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十二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
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5.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6.应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19]】

“瓜分中国”——欧洲列强在行动

在戊戌变法正在进行的时候,李提摩太拿来一张瓜分中国的地图,说是俄罗斯与欧洲列强准备实施瓜分中国的计划。这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瓜分中国的举动在“百日维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被杀,出兵强占中国胶州湾。此举打破了列强之间非常脆弱的平衡,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列强的胃口和神经。俄国驻法大使就评价说:‘以前欧洲列强之间曾经有一种非正式的谅解,那就是它们要保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现在这种谅解已经如此频繁地被打破,欧洲列强已经不用履行这一职责,它们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了。’12月,俄国军舰即开进旅顺口,对清政府诡称‘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对英、日等国则称‘暂泊’‘过冬’,实际上完全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到1898年3月,德、俄两国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将攫取的利益‘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列强也唯恐落后。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同意‘租借’广州湾99年,并保证不把两广和云南租让给任何国家。几天以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保证不向任何国家割让福建。
面对俄、德等国直接攫取中国领土的行动,一直提倡‘门户开放’‘维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英国一开始似乎还想抵制一下,但很快就改变立场,决定自己也攫取一个港口。1898年3月,就在《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之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以抵消俄国租借旅大的影响,并于7月1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明确规定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在法国‘租借’广州湾后,英国又强租九龙作为‘平衡’。到8月份的时候,英国似乎连‘门户开放’的表面功夫都不愿做了,代理外交大臣一职的阿瑟•贝尔福在众议院讲演时表示‘租借地必须给予某个国家。而当这个国家获得它以后,其他国家的人必须被排挤出去……这不算是不公平待遇’。一贯直言不讳的殖民大臣张伯伦更是放言:英国不会‘对一个看起来正在衰朽的帝国作任何类似维护其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保证’。一时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似乎马上就要开始。”[20]】

各派传教士对瓜分中国问题的辩论

【“1900年10月31日,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召集各教派传教士对瓜分中国问题进行了一次辩论,大多数传教士倾向于不瓜分而仍由中国的清政府治理。这样,列强做实际上的太上皇。会上,广学会的编辑、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季理斐作了题为‘反对瓜分中国’的长篇发言,代表了英、美、加拿大传教士与他们本国政府同样的态度。他提出的‘理由’是:(1)瓜分是行不通的;(2)即使行得通,也是不妥当的;(3)即使既行得通又是妥当的,那样做也是不对的。
具体来说,其理由是:
(1)政治上的理由:……瓜分对幅员如此辽阔,物资如此丰富的国家,将成为和平划分的障碍。……这可能导致各国的大战。……(2)商业上的理由:瓜分意味着在分割了的中国大部分领土上将敲起门户开放的丧钟。……(3)传教上的理由:瓜分对基督教来说,不能忽视传教工作将受到的影响。在俄国控制的区域里,从各地俄国国教所采取的排除异己的态度判断,基督教传教团体(在俄国控制的区域里)不能指望会有长久的寿命;在法国控制的区域里,且不提在法国势力范围内教皇权力将不可避免地增长,我们还预见到罗马天主教对基督教的侵犯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烈,更不能容忍;在德国控制的区域里,传教士对毛瑟枪的来临没有多少理由可以高兴的,在英国势力范围内,虽然‘传教士在外交部已不吃香’,我们有理由希望这种情况会改进的。但就整个中国而言,包括英国控制的区域在内,瓜分对传教士的工作将是有害的。一是因为瓜分将更加激起中国人的排外。他们将比以往更加憎恨我们;二是基督教和政治相牵连的印象将无法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消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除他们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瓜分和掠夺铺平道路;三是教徒将更加受到跟着外国人跑的指责,被认为是卖国贼;……四是抱着不良动机入教的试探将无限止地增加;五是教徒将不可避免地过多依赖各国政府;六是不可能建立本国人自己的教会。(4)最后,反对瓜分的理由中最使人信服的道义上的理由是,瓜分是不对的。”[21]】

不赞成“瓜分中国”的意见

另一批传教士则主张所谓“维持中国的完整”,不赞成瓜分,“理由”是:

(1)这样做最符合广大中国官员和百姓的愿望;(2)这是最容易、最快速、最实惠的解决办法;(3)这对目前的贸易关系和早已存在的让与最少干扰;(4)这可以保持“门户开放”,保证各国贸易机会均等;(5)这是英、美、日公开声明的政策。[22]

美国非常介意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

【“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东方大忙特忙——它们对中国发动战争,在它们之间分割它的古老领土。在东南亚,法国攫去了一大块领地。……英国人,在这个帝国的商业中占到了最大的份额。日本在胜利结束了1895年的对华战争后,吞并了福摩萨(即中国台湾),如果不是俄国、德国和法国干涉,它还要吞并更多的地方。两年以后,德国以一个传教士被谋杀为借口,夺去了胶州湾,并使整个山东省处于它的行政管理之下。又过一年,俄国以租借的形式从中国勒索了旅顺港,并取得了修筑通过满洲直到直至哈尔滨的铁路权,以便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英国不愿被排除出这一北方的盛宴,于是占领了威海卫,它是介于德国和俄国夺取的新基地之间的战略性港口。
当这些事情正在做的时候,欧洲资本家们又借款给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获得在这个国家不同地区修筑铁路的专有权,并在潮水能到之处吞并了大多数矿产资源。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中国被划分为‘势力范围’。当美国商人和资本家最后感到国内市场已经饱和而转向远方寻求新的机会时,他们处处都受到对手特许权和垄断权的阻碍。”[23]
“美国政府当然也意识到了威胁。在1898年1月,国务卿谢尔曼还宣称瓜分中国无损美国在华利益。到6月,接替谢尔曼任国务卿的约翰•戴就完全改变口径,他在给国会的信中明确表示瓜分中国威胁到了‘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求国会拨款20000美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美国对华贸易的前景。美西战争实现停火后,美国对中国形势的关注度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整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9月16日,总统麦金莱在会见即将前往巴黎进行和谈的美国代表团时表示:‘美国将运用所有合法的手段来扩展贸易,但不会在东方寻求排他性的好处。我们只要求门户开放,同时也准备对其他国家门户开放。’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到‘门户开放’政策。……
驻华公使的人选变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政策调整。……《纽约时报》等报纸公开要求任命‘一个有能力保护我们巨大商业利益的人’。参议院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形势要求驻华公使是‘最能干、最有经验的官员之一’,‘在这一时刻,驻英国、法国或俄国的职位都没有驻中国的职位重要’。最后麦金莱改派有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康格(Edwin H.Conger)任美国驻华公使。后者于1898年7月正式到任。……4月,约翰·戴接替谢尔曼出任国务卿,5个月后离职,国务卿改由驻英大使海约翰担任。这个名字从此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联系在一起。”[24]】

美国与英国联合保护自身利益

【“当上国务卿后,海约翰并没有完全打消与英国联合的想法,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除英国已经放弃‘门户开放’,中国的局势也更加动荡。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逐步从山东、直隶等地向京津腹地蔓延。俄国等列强则以此为借口,加紧在华攫取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海约翰采取了一连串显示美国决心的行动,比如10月派遣两艘炮舰从马尼拉开往塘沽向清政府示威(同时也向欧洲列强显示美国的军事存在)并电令驻华公使康格‘采取有力行动保护美国人’,……海约翰非常清楚,东亚绝不是拉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必须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他的时间似乎并不多。1898年和1899年初,英国再次向美国提出采取联合行动以维护‘门户开放’。这是英国与俄国谈判划分势力范围期间的一次‘再保险’行动,结果与1898年3月张伯伦的提议一样,英美两国都不愿冲到第一线与俄国交恶,也都不愿为对方火中取栗,最后不了了之。”[25]】

这里“与英国联合的想法”应当指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谋的“英美日中合邦”计划,主旨在以对抗俄国瓜分中国为名,英美日联合兼并中国的秘密计划。

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三种政策选择

这种形势也迫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而可能的政策选择不外乎三种。

第一种是趁为时未晚,加入瓜分中国和行列。这是一种“单边路线”。1899年初,很多传言称美国也将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事实上美国确有这方面的动作。1899年1月,美国驻厦门领事就向国务院建议将厦门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5月还与清政府官员商讨“租借”附近的一个岛。但是从收益-成本角度看的话,这种选择对美国来说显得非常不明智。在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作为“后来者”充其量只能攫取一小片“势力范围”,而美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地区则都处在俄、德控制之下,如果仿效英俄相互承认势力范围的做法,美国将完全得不偿失。另外,这种做法也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预期相距甚远,换言之,美国看中的是整个中国市场,一小片地区对其没有吸引力。

第二种选择是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支撑“门户开放”政策,类似“联盟路线”。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可能和美国一起形成某种东亚“三国协约”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门户开放”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最接近一些,部分美国政客也在谈论美、英、日三国形成“门户开放协约”的可能性。但在列强在华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联合英日维护“门户开放”存在两大弊端:一是美国将由此与英日两国共进退,从而失去原先的“行动自由”;二是可能由此卷入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从而不得不在一些敌对阵营之间“选边站”,甚至可能被迫结成某种联盟。这对美国来说代价过大,更何况英国与日本的立场本身就不确定,像美国国务院官员柔克义就认为英国“和俄国一样都是在华(门户开放)的侵犯者”。所以早在1899年初,美国政府就已经排除了这一政策选择。国务卿海约翰在给《纽约太阳报》一位编辑的信中写道:“最佳政策是积极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同时不与其他有兴趣的强国形成正式联盟。”而美国在1898年3月、12月和1899年1月三次拒绝与英国联合行动也正是反映了这种考虑。

第三种是走“大国协调”路线,在列强之间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成非正式的协定来支持“门户开放”。比较而言,这是三种选择中操作难度最大的一种,似乎也最不保险。但这种“大国协调”路线如果成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国利用整个中国市场,这是其一。其二,当时列强在华矛盾日益尖锐,逐步形成以英日为一方,法俄为另一方的阵营,这种格局又与德法俄在欧洲的势力均衡不时互动,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这种“欧洲式”的权力政治结构有利于美国作为“第三方”充分施展手段,促成一种列强之间的基本协调。其三,当时列强在对东亚的竞争失控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客观上也希望避免因瓜分中国而相互开战。而以某种“大国协调”的方式强调维护“门户开放”有助于掩盖甚至弱化矛盾,有可能被列强们接受。1899年8月15日,俄国沙皇发表敕令,宣布大连湾为自由港。同时一个据称与沙皇关系密切的俄国亲王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俄国愿意考虑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此事也给了美国政府进一步的信心。其四,这种做法的国内阻力也最小。当时美国国内因兼并菲律宾群岛问题已经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前两种选择会遭到美国国内“反帝国主义派”或坚持孤立主义的保守派的攻击,而以大国协调的方式共同保证“门户开放”却能得到美国国内“反帝国主义派”和“帝国主义派”的一致支持。这对1900年的总统大选非常有利。

最终,美国政府选择的正是第三种做法,也是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的基本思路。[26]

“门户开放”政策的真实含义

【“美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随后的建立租界。的确,义和团叛乱给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以便使全世界注意美国的特殊政策和要求。在菲律宾建立了战略基地之后,麦金利政府早就已经盘算着如何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或者至少在还没有被外国列强及其有魄力的资本家夺去的那部分中国土地上。只要对经济稍作分析,就很容易发现,除非美国参与瓜分并要求在领土上分得一杯羹,美国商人就只能希望通过抑制别国的贪欲而获得自己在中国贸易中的那一部分。总之,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就是‘门户开放’,也就是说,维持中国国家的统一,给所有外国人同等的贸易优惠——当然是除了那些已为外国人获得的权利。约翰•海早已洞烛了这一计划的好处,就作为国务卿,在1899年(在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给列强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属守克制和平等的理论。”[27]】

美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

【“1900年7月3日,当八国联军与中国军民在天津激战时,海约翰向各国发出了照会,声明美国政府将与列强合作并追求四个目标:一是打通与北京的联系并救出‘处于危境中’的美国人;二是为在全中国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提供‘所有可能的保护’;三是保护所有美国的合法利益;四是防止混乱向中国别的省份蔓延以及‘此种灾难的重演’。然后照会由着重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谋求一项解决办法,其应能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条约和国际法赋予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并维护世界各国在中华帝国各地进行平等公平贸易的原则。’[28]可以看出,所谓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与前一次照会内容有了较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第一次照会刻意回避的‘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从而使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原先的‘弱化版’再度回到了‘传统版’。另外,第一次照会所说的‘门户开放’原则只适用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而此次照会却将其扩展到全中国,从而进一步突显了美国的眼光与野心。
……因为派兵侵略中国的列强各怀鬼胎,彼此之间也非常戒备,美国照会的适时出现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攫取利益最多、谋求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国此时就借势宣称,反对一切可能导致瓜分中国的行动。德国、法国等国也作了同样的声明。”[29]】

实际上,美国总统更愿意插手“瓜分中国”

【“虽然在设计这个政策时心中有其现实和实际的目的,但这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也有一种崇高的道义味道,它使中国人、传教士、反帝国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都感到高兴。与此同时,它给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以一切保证,得到国内舆论的认可。……麦金利总统就其本人来说,是愿意在瓜分中国(如果它实现的话)时插上一手的,但他又害怕美国内地还没有完全灌输进天定命运这类观点。”[30]】

三.美国教会领导征服中国运动——“中华归主”

中华归主”——借助基督教征服中国

20世纪初期,为了适应世界基督教的发展潮流,1913年,美国的著名布道家穆德来到中国,发起召开了全国基督教第一次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构“中华续行委办会”,由中国著名基督教人物诚静怡担任总干事。

该机构的主要任务包括:执行全国大会的决议;与世界机构保持联系;提倡通力合作的传教事业;发表教会的公共意见;为各教会进行咨询。随后,为了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中国国情进行调查研究,会议又开展了大型的调查,取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调查成果最后汇集成册,于1922年出版,书名为《中华归主》。

为了推行“中华归主”的目标并且与中华归主调查相呼应,1919年,该会议又在上海正式发起了“中华归主运动”,提出提高信徒的文化水平,实践远方布道,改良中国社会,开展全国性的布道运动等等。[31]

美国传教士穆德是“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发起人

穆德就是“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主要策划者和鼓动者。穆德是美国人,他在1888年自美国康耐尔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自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32]

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部开发运动的结束。于是放弃1823年以来的门罗主义,转向对美洲大陆之外的扩张。

基督教配合美国的西扩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为基督征服世界!’这是1894年这个‘志愿运动’举行第二次国际会议时提出的口号。当时美国正在积极筹划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准备首先击败西班牙,夺取菲利宾,并以此为跳板,进而将侵略矛头直指中国。为此,它提出了更富于侵略性的口号,鼓动美国大学生有更多的人到东方去传教。
1898年该组织举行第三次国际会议时,正值美西战争美国击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和并吞夏威夷之际,穆德在会上提出了更加‘耐心地、彻底地刷新异教徒的生活,包括个人、家庭、城市、种族、国家的实际生活和倾向的各个方面,目标是要把异教国家的每一个异教徒使之成为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33]
1886年到1918年,美国从这个‘志愿活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8000多名,其中有2500多名是派到中国来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各基督教差会也还是陆续派遣传教士来华。到1918年,在中国活动的基督教各差会已超过100个,势力最大的是内地会,美国的长老会、圣公会、监理会、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大批地涌入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基督教势力大为膨胀的一个背景材料。
美国真正加强这方面的活动并取得了领先地位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由美国发动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是一个证明。在进入20世纪后,不论在传教、办学校、办慈善事业等方面美国都明显地在加强活动。”[34]】

世界基督教传教大会决定首先对中国的情报进行调查

【“在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传教大会上,美国方面就已向大会提出了要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传教区进行调查的‘建议’。1913年,穆德又亲自到中国召集基督教各差会负责人开会,当时他在会上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势力对传教事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楚和明确的计划没有?’当时出席会议的传教士一致回答说:‘没有。’穆德就向大家提出来,如果要有一个明确的发展传教事业的计划,就必须先进行调查。经过磋商,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华续行委员会’,首先决定对中国进行调查,由鲍引登和司德敷两位传教士组织一个调查班子着手筹备,要对中国进行一次规模最大的情报调查。”[35]】

对中国进行调查的要求、内容与方法

【“这次调查的目的据称是:‘要在中国更迅速、更有效地宣传福音。’”[36]】

调查的要求

1.要搜集并以简明的文体提供给负责的教会领袖们所需要的那种情报,帮助他们能清楚地看出自已的差会与别的差会活动的关系。指导他们更有成效地调遣工作人员和支配经费,协助他们在全中国的所有差会都能在效率上、协作上以及平衡方面有较大的进展。

2.把中国至今尚未有差会负责传教的许多区域标出和划界,同时把已经有差会声称是属于他们负责但实际上还未曾去传教的许多地区也要标出和划界。

3.调查全国传教活动的现状,要用全国的人口数、单位地区以及这些单位地区各种形式传教活动的有关需要加以显示。

4.要唤起中国基督教徒对自已国家宣传福音的更大兴趣和更深的责任感;要指出外国传教士力量的不足,无法应付哪怕是中国一小部分的宗教需要,以便在中国教会内产生一个传教的动力。对这项工作的迫切性与伟大性有一个适应。

调查内容的第一部分

(1)中国各省详细地图,政区的划分,各地气象;(2)中国全境的语言分布和语言的发展;(3)中国全境的人口,各地区人口分布及密度;(4)中国全境的交通状况;(5)中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变迁;(6)中国正在逐渐兴起的工业制度;(7)中国除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势力及其分布。

调查内容的第二部分

(1)基督教各差会近20年来的历史(1900年至1920年);(2)各差会在中国各省的分布及势力的比较;(3)各差会尚未进入的区域;(4)较大差会之间的比较;(5)教会学校、医院及出版事业的调查;(6)天主教、东正教在华活动的简明材料。

调查方法

(1)1918年秋,由“中华续行委员会”组成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从上海向在中国的每一个差会团体发出印好的空白地图和统计表格,由各差会详细填写。结果,有150多个差会送来了详细的调查报告。

(2)由“特别调查委员会”下设的一套班子直接从事搜集情报,具体由鲍引登、司德敷负责。

(3)各个差会送来的年度统计表。

(4)各差会总部的报告和传教通讯。

(5)有关权威人士提供的各种报告。

【“实际上这项大规模的情报调查已从1913年开始,到1918年进行实质性的搜集整理,又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继续搜集和编辑之后,决定把其中一部分公之于世。这部八开大本,共600页的书名称作《中华归主》,内分六大部,并附有大量统计图表和地图,于1922年出版。同年还出版了英文版,内容较中文版详细得多,共分十五部类,所附统计图表就有112页。”[37]】

对亚、非、拉各传教区进行调查,是为“基督教征服世界”的总目标服务的;这项调查首先在中国进行,表明了当时欧美企图征服中国的战略意图。

调查收集中国情报的要点及教会发展情况

【“这次大规模情报调查的第一部分内容,全部是搜集整个中国的地理、气象、语言、人口、经济生活、中国的工农业、中国的社会生活、宗教状况和其他文化状况的情报;第二部分才涉及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情况,重点是基督教。
据调查结果,表明自1900年至1920年的20年间,基督教徒自8万余人发展到36万余人,增加了四倍多,教堂从3百余座增加到1万座,遍布中国各战略要地,发展得最快的省份是湖南、湖北、云南、直隶、广西、江西和贵州。基督教差会从原有的61个增加到1919年的130个,到1921年又增加到150多个不同的差会团体。教会学校大量发展,大学有14所,基金600万元,常年经费为120余万元。天主教至1920年已有190余万教徒,其中以遣使会最多,有60万教徒,其次是耶稣会,有35万教徒,再其次是方济各会,有28万教徒,巴黎外方传教会有24万教徒,以下各修会在十万或十万以下不等。”[38]】

对中国进行调查活动的经费来源

【“这次调查的经费由‘中华续行委员会’、‘纽约社会调查’、‘宗教调查委员会’和‘伦敦调查信托部’拔款,经费大部分来自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捐款’。
……这次情报活动主要由美国方面津贴,反映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加速和对整个在华基督教事业进行控制的企图。”[39]】

“中华归主”——基督教占领中国

在新天安堂召开的大会还专门成立了旨在指导运动方向的“中华归主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还负责出版名为《中华归主运动》的会刊。

【“在中华续行委办会、北美世界教会运动、纽约社会与宗教调查委员会、伦敦调查信托部等机构支持下的大型调查,历时3年后,其成果终于付梓,汇编成册为8开本600页,在1922年正式出版,书名为《中华归主》。该书若按照其英文原意,从字面上直译,‘The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应该译作‘基督教占领中国’,使用英文词句的英美传教士们从精神上意欲对中国的占领或征服人心的欲望和野心,由此暴露无遗。显然,在向以享有数千年文明历史为荣的礼仪之邦——中国,这样的字眼是非常犯忌,也是十分伤人的;而用与教会业已开展的宣教运动相同的‘中华归主’之名号来作为文饰,不仅添加了强烈的宗教归属感色彩,也为基督教摘去招致非议的‘洋教’头衔作了巧妙的铺垫,更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发展路径准备了有效的舆论导向,并由此培育了绝对有利于教会形象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全力推行‘中华归主运动’的主力军,仍旧不是社会基层的中国信徒,而是来自各国并有着不同宗派背景的差会传教士们,林林总总的基督教传教团体,相对前清时期而言,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在宗派种类及分支上亦更显庞杂。不过,让传教士们始料不及的是,一度十分热闹的‘中华归主运动’,……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之发生,可以说是正是为教会发起的大规模宣教运动所刺激,而在当时历史大背景下孕育乃至爆发出来的直接后果。”[40]】

不合时宜的大会——全国“中华归主会议”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展基础上,其会执行部于1919年岁末,在上海的新天安堂召开了一次全国性大会,正式组织开展‘中华归主运动’,这次会议也因此被定名为‘中华归主会议’(China-for-Christ Conference)。”[41]】

为什么说不合时宜呢?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巴黎和会的和平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开始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同,殖民主义时代开始被殖民地解放运动所替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还要推行过时的基督教占领中国的运动,实在是不合时宜。

基督教征服世界运动——强弩之末

全球白人帝国的形成,已属强弩之末。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世界历史的分界线,在此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打断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进程。

【“西方大国被战争耗得精疲力尽,加之世界受到威尔逊的自决原则的影响,再也无力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仅能勉强维持现有的在华利益。俄国正在巩固国内的革命,无暇进一步扩张;德国的殖民地尽失。”[42]】

“基督教征服世界”为西方中心论的极端表现,物极必反,走向反面。今天听起来“基督教征服世界”、“中华归主”像是一个笑话;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却是血与火的活生生现实。

我们要管理这世界,不管它愿意不愿意

【“到19世纪末,帝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影子了,也不再化身为一个不受欢迎的罪犯的形象,而是体现在康拉德(Conrad,Joseph)、吉卜林(Kipling,Ludyard)、纪德(Gide,An-dre)和洛蒂(Loti,pierre)等人作品的关注中心里。我的第二个例子,康拉德的《诺斯特洛莫》[43]是以中美洲的一个共和国为背景的。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同于他以前一些小说中的非洲和东亚殖民地),但同时又因为有大量的银矿而被外来利益集团所控制。对于一个当代美洲人来说,该作品最令从叹服的地方是康拉德的预见力:……他特别指出北美的那种特殊的施加影响的方式:既果断又不留痕迹。……旧金山的金融家霍尔洛德告诫他的被保护人说,作为投资者,‘我们不会卷入大麻烦’。但是,
我们可以作壁上观。当然,有朝一日,我们会介入。我们必须这样做。但不忙。时间会青睐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我们将会在所有的事上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霍恩角到苏利斯海湾,甚至超过那里,如果北极有什么值得得到的东西的话,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岛屿和大陆统统弄到手。我们要管理这世界的事情,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世界对此无可奈何,我想,我们也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关于‘世界新秩序’的修辞,他那种孤芳自赏的气味、难以掩饰的胜利情绪和它对责任的庄严承诺,都是康拉德在霍尔洛德身上描写过的:我们是老大,我们注定要领导别人,我们代表着自由和秩序,等等。没有美国人能逃脱这种感觉体系。……在帝国的背景下,话语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仁慈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话语具有一种该死的特点:它曾不只一次被使用过。不但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使用过,还以惊人的频率多次被现代的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俄国人使用过。现在,又轮到了美国人。
……康拉德所能看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完全由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所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对西方的反抗都只能更证明西方的残忍的力量。……
康拉德好像在说:‘我们西方人将判定谁是好土著,谁是坏的,因为土著只有经过我们的承认才存在。……’
……为了避免将康拉德简单地看作他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我们最好注意的,当前华盛顿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决策者以及知识分子并没有比他进步多少。对于康拉德所发现的帝国主义式的仁慈——包括‘世界更加民主’等愿望的必然失败的命运,美国政府仍然认识不到。它还在将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全世界……”[44]】

学术界对基督教征服中国的野心刻意隐瞒、曲为回护

改换书名:该书的英文名称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可直译为《基督教占领中国》,这个书名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色彩,中文版书名《中华归主》淡化了英文书名的侵略色彩,也更符合本书的内容及当时编辑的初衷。“归”字通“皈”,即“归依”,原来是个佛教名词,是指宗教信仰的归依、归顺,但具体使用到基督教事业方面来则仍然是一个引人反感的名词。所以我们把原标题《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稍作修改作为重印版的书名,因为这样更能文题相符。

改正“用词不当”的名词:最典型的是(基督教)“势力”。查“势力”一词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辞源》的释文是“权力、威力”。它本是一个中性名词,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它来组成一些贬义词组,如“恶势力”、“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势力”等,一提“势力”二字,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它是个贬义词。而且本书中的(Christian)Occupation、(Christian)Forces实际是指(基督教)事业或工作,所以我们都改译成(基督教)“事业”,以避免误解。[45]

以美国为首的各基督教差会企图征服中国,这本来是20世纪初的历史事实,当时在中国的基督教徒们,为了迷惑大众,将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的中译文表述为“中华归主”;可是,不知道今天的学者为何将其名称改译为“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这样一来,在今天的读者眼里,很难看出当时惊心动魄的历史危机,反而觉得帝国主义侵华力度不够,为之遗憾不已,使人们容易不知不觉丧失历史方向感……

详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专著《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之二《历史篇——帝国的实相》第3章〈殖民帝国的历史(中)〉

[1][美]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从蛮荒到帝国——美国文明的兴起》雨轩中译本第8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2]巴巴拉•••W•塔奇曼《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980-1914》陈丹丹中译本第120页,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第1版。另参看《西方中心论批判——普世篇:文明的怪胎》第5章相关内容。

[3]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第1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2版。

[4][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中译本第353-3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5][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中译本第3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6][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中译本下卷第1342-1343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

[7][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中译本第354-3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8]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9][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中译本下卷第1342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

[10]Charles S.Campbell,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865-1900,p.279;

StephenHowarth,To Shining Sea:a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1775-1991,p.250.

[11]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27-1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12]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13]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3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14]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第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2版。

[1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6]《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45-147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79-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7]《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52-157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8]《北华捷报》1900年10月3日,第729-730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80-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9]《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号。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81-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0]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51-15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21]《教务杂志》1901年1月,第10-14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78-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3][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中译本下卷第1343-1344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

[24]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54-1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25]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57-1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26]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58-1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27][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中译本下卷第1345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

[28]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ed.),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vol.l,p.380.

[29]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第168-16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30][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中译本下卷第1346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

[31]详见文化传通网相关记述。

[3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3]《学生志愿运动第三次国际会议报告》,1898年,第185页。

[3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4-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5-2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7-2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40]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第362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41]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第36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42][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译本第81页,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7月第2版。

[43] Norstromo:A Tale of theSeabord,1904,rprt.Garden City:Double Day,Page,1925。

[44][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中译本第9-12页,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1版2011年7月4刷。

[45]见《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2007年重印后记。

【作者:林鹏、诸玄识、董并生。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董并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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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西进”的终极目标——剑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