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

毛泽东认为要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非常赞赏明人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上世纪50年代,他在庐山对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着去做。这几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这两个字,即有时是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觉得毛泽东的办法多,点子妙,而且他的点子、办法的确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毛泽东的妙点子、好办法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是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我的经验来历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为说明这一点,他举例子说:“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始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那时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整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谈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

1927年3月,毛泽东为了驳斥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特地到湖南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在这之后,毛泽东又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农村状况了如指掌,为他制定农村政策,乃至后来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制定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陕甘支队第一大队在通滑附近的青石嘴消灭了敌军一个骑兵团。毛泽东高兴地对一大队参谋长耿飚说:“听说西北有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马的四条腿加人的两条腿)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耿飚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以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耿飚按毛泽东的指示,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效果很好。

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出现了一些只啃马列主义书本而不屑于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往往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发议论,下指示。毛泽东对这种人最厌恶,把他们比作“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抗战期间,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用意就是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毛泽东谈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

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向他身边的同志讲过两个小故事,说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

一个故事发生在遵义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时,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布尔什维克”、团中央书记凯丰当即顶撞说:“你懂什么?你顶多是读了本《孙子兵法》。”毛泽东沉着地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啊?”问得凯丰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没读过《孙子兵法》,当然没有发言权。

另一个故事是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一位干部来到陕北洛川,他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对边区的经济政策也不了解,就下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找去,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那位同志答不上话来。不做认真的调查,当然也没有发言权。

建国以后,毛泽东仍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要求高级干部不要高高在上,而要向群众寻求真理。一次他对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说:“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

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

1958年,他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谈话中说:要做好新闻工作,“头脑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谈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

在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四个渠道: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了解自己庄子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对于下基层调查,毛泽东也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次,他派秘书田家英和《人民日报》的吴冷西下农村调查,并对他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注意了这些经验和方法还不够,毛泽东认为要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非常赞赏明人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上世纪50年代,他在庐山对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着去做。这几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这两个字,即有时是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如果我们对毛泽东如此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有所了解,对于他的点子妙、办法多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同样,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学一学他,那么我们的点子和办法想必也会多起来的。

【察网(www.cwzg.cn)摘自《新湘评论》2012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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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毛泽东谈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