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骂义和团的人是灵魂卑贱的贱骨头

在洋大人看来: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洋教士是一群胡作非为者。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洋大人的眼里,骂义和团的人,就是一群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当然,这不妨碍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战时期日本人豢养二鬼子一样。

西方学者:骂义和团的人是灵魂卑贱的贱骨头

骂义和团的人都是贱骨头,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或者街头混混——这是洋人给出的结论。读罢本文,便知结论的出处。

一、清朝真的闭关锁国吗?

说清朝闭关锁国,纯属颠倒黑白。

先说政治上、科技上。

清朝政府一直聘请欧洲的洋人在朝为官,而且是负责科技工作的高级官员。《清史稿·职官二》: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从清朝入主中原开始,国家天文台基本由西洋传教士把握着,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西洋传教士一直担任天文台的最高长官。

这,足够开放的了吧!开放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天文学,被洋大人彻底玩废了。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清朝军备废弛,有国无防。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还有一个秘密原因:长期在中国任职的洋教士,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子曰:有文治者,必有武备。开口闭口谈经济、贸易的人,必须牢记一点:西洋人从来就是仗剑经商——打得赢就抢,打不过才坐下来谈生意。嗯,漂亮一点的说法就是:商业跟着国旗走。

清朝不仅没有闭关锁国,反而近乎:开门揖盗!对吧?

再说经济上。

这里只谈海上贸易。

清朝初年,因为战争需要,闭关二三十年。平定台湾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便“诏开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松江为外贸港口,实施多口贸易,相应设闽海、浙海、粤海、江海等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可以说,几乎开放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对外贸易。自此,海关制代替市舶司制。长期以来,闽海、浙海、江海三处海关一直生意清淡,其中云台山的浙海海关甚至没有洋船到来的记录;唯有广东外贸生意兴隆。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决定关闭其他三处海关,实行广东一口贸易。保留下来的粤海关口岸,下辖澳门总口、乌坎总口、高州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5大总口、43小口,“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因此,鸦片战争前,中国对西方各国的贸易,主要是在广州,通过十三行进行的。

所谓十三行,大致意思,就是由清朝政府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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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说十三行“垄断”了。

说到垄断,十三行真是冤死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才够格称垄断二字!当时,根据英国法律,全英国及其殖民地,要想和印度、中国做生意,必须而且唯有找英国“东印度公司”,别无分店。

也可以说“十三行”腐败。

说到腐败,十三行也是冤死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个繁荣的印度次大陆,任其肆意搜刮、抢劫,竟然连年亏损;公司连年亏损,股东们依然连年索要巨额分红。尽管英国政府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弄出了美国独立的乱子,但是这家海盗公司依旧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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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谈贸易。

随便百度,便知,1840年,中国的GDP,超过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比当今的美国牛得多!当时的英国,尽管霸占有庞大的殖民地,却仍然不如中国。

前年年底,本人参观了广州的十三行博物馆,拍了一些照片。

这是广州出口的 一组数据------“闭关锁国”的中国,出口竟然如此牛逼,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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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工商业真的很落后吗?

中国出口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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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啊,当时,中国 出口的,还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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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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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最有趣的,是上面的这一句话:“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造成了洋货在国内市场销路举步维艰”。

看明白没:洋货在中国没有销路,是因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那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的中国,如何能够大量出口纺织品、瓷器等工业品和奢侈品呢?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这,就是当今学术界的奇特理论、奇特的学术现象。

今天,有一种先进的产业发展模式,叫做“完全工业产业链”------不需要“进口”、自给自足生产、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应该挨一场鸦片战争?

据洋大人说,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于亚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三个(北京、广州、杭州),而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如果搞世界前一百城市排名,中国就更不得了了。

那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中国,如何会有这么多的大城市呢?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平心而论,洋大人撰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比国内专家们要实在得多,因为洋大人承认: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欧美的产品,毫无竞争力!

总之,号称“纺织业”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即便是纺织品也干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就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赤字,从没占过便宜。

三、爆发鸦片战争的真实原因

正经生意做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人搬出了他们第一个秘密武器---高科技产品: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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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道光元年,复申鸦片烟禁。……十六年,定食鸦片烟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设贮烟大舶十馀只,谓之“趸船”,又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於英馆,由英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炮械毕具。……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吸食罪,行保甲连坐之法,且谓其祸烈於洪水猛兽。疏上,下各督抚议,於是请禁者纷起。”】

中国政府严禁毒品,英国人变武装走私毒品。

于是,有了林则徐虎门销烟;于是有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典型的因为“贸易”而引发的战争。英国人坚决要向中国贩毒,中国坚决要禁毒,为此,双方打了一仗。中国打败了,于是,英国人在中国展开了毒品的自由贸易。

关于引发鸦片战争的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冲突。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对于“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我是赞同的。

毫无疑问,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打的,和英国用武力征服并全面占领印度次大陆一样。

我以为,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20世纪初,英国拥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5,世界人口的1/4,变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国。

由于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义和团,所以,中国没有成为印度,没有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关于“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 徐先生罗列出来了“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 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英国工业的扩张”、“自由贸易思想”这些个洋概念,尽管在书中并未进行“深刻地”分析,但是,对当今 “研究”鸦片战争的某些专家影响极大。

遗憾的是,根据徐先生的这部书提供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个概念,统统不成立。

1、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的扩张吗?

有专家一再强调,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了,产品堆积如山,急需拓展中国市场,所以,为了“自由贸易”,向中国开炮了。

果真如此吗?

号称工业领先全球的英国,面对中国市场,除了黄金白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

从英国开往中国的商船上,装载的不是黄金,就是白银。

从中国开往英国的商船上,装载的全是中国产品。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8世纪时广州贸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国,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外国产品,而西洋商人则购买了大量的茶、丝和大黄。外国船舶必须带着银锭来买中国产品;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伦敦出发时,其货物中经常有90%是银锭。”】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8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他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

所以,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结果,英国一直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还是赤字!

过度地夸耀英国的“工业革命”,确实太不靠谱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工业化”的英国本土,运到中国的商品不断减少,而中国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

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1840年为52.4万英镑,1842年为96.9万英镑,1843年为145.6万英镑,1844年为230万英镑,1845年为239万英镑。由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基本无销路,1846年之后,送来的英国商品逐步减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至100万~170万英镑。

对比鲜明的是,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1850年为584万英镑,1854年更是突破千万英镑。1864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作为“工业大国”的英国,在“自由贸易”中,是用什么战胜中国的呢?

答案是:高科技工业品----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从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达3156万两,而从中国出口的货物达5660万两。这2510万两逆差,部分由港脚贸易和私人贸易得到弥补,他们获得较多的顺差。”】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的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在1832年为1000万卢比,1837年为2000万卢比,1838年为3000万卢比。得自鸦片的收入, 1826—1827年间,占该公司在印度财政收入的5%,1828—1829年间占9%,19世纪50年代占12%,总额几达400万英镑。……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他们将承受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

2、英国真的是“重商”、“自由贸易”吗?

(1)是否重商,口头的不算数。政府主动降低商税,才有意义。如果商税税率降到全球最低了,那才算真正的重商。

英国是这样的吗?

很遗憾地告诉你,当时的英国,商税税率之高,全球第一!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这就是说,中国海关的关税,大约在2%----4%之间。即便是充分考虑所谓的腐败问题,撑破天,也就是:6%----12%之间。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输入了2330万磅茶叶,而在1808年以后,英国年均茶叶进口达2600万磅,是其他各国茶叶进口总量的一倍。此时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习惯,……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也提高了----惊人地高达100%,这么高的税率足以鼓励茶商从大陆(特别是荷兰)走私了,据称走私数额每年在700万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减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结束了有利可图的茶叶走私。即使如此,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

税率100%!这是中国的多少倍?

对商人如此横征暴敛,也叫重商?应该是对商业的“重伤”啊!

(2)是否玩自由贸易,口头的不算数,更别拿亚当·斯密来吓唬人。一切看实际行动,主要看三点:

第一,政府不干预、不参与、当守夜人;

第二,政府主动敞开大门,面向全球开放;

第三,和和气气做生意,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与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直接接触;……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成为行(是洋行的变音)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

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将政治与商业活动严格分开,禁止政府参与任何国际贸易活动;一切商业活动交给企业去完成。

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1830年和1832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鸦片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精明的惠灵顿公爵(Dukeo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这是不足为怪的。”】

瞧,英国的各种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直接干预商业活动!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割让土地给英国,让英国商人在中国大地上建一个独立王国!

英国自己的商税高的吓死人,却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对英国商人免税、减税!

这,是“自由贸易”吗?这,还有点法制精神没有?

3、英国真的商业发达、制度先进吗?

商业是否真的发达,口头的不算数,是否有世界著名的大商人、大的商业企业,才是真的。

当时的中国商业水平如何?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处在社会阶层的底层,所谓的“商”不仅包括富裕的垄断商人,也包括小店铺主和店员及学徒。一些控制了全国茶叶和丝绸经销的大茶丝商非常富有。扬州的盐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华而闻名遐迩,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总利润估计约2.5亿两。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著称,比如广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时已集聚了2600万洋银的财富,据马士(H.B.Morse)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但总的来说,商业活动被认为没有士绅那样的体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对利润的追求颇有不满,这样一种态度遏制了商业的发展。”】

原来啊,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资产,属于中国一位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伍浩官!而在中国的扬州,还有一批比伍浩官更富有的大商人。

徐中约先生说,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幸亏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否则,中国商人岂不富甲宇宙、超越外太空啊!

与中国打交道、英国商业的代表、“股份制企业”东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的商务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商务中独占鳌头,而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把持,……另一类私人贸易则发端于公司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公司船舶的高级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目的是贴补他们微薄的薪水----船长的月薪仅为10英镑,大副月薪为5英镑。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吨位的船舶的船长准许夹带13吨的私人货物。事实上,公司认为如果高级船员带了一部分私人货物上船,他们将会更卖力地保证航行的速度和质量。此外,公司也认识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来杜绝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除了这类私人贸易外,东印度公司还允许派驻广州的低级大班从事私人贸易,以补偿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但进入19世纪后却突飞猛进地增长了。”】

原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穷庙富方丈的“公司”,职员们一个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长、大副,都夹带N多的私货,忙自己的生意;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代表们,一个个也在忙乎自己的生意。

东印度公司的大大小小的和尚都发了财,而东印度公司却完蛋了。

尽管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并且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的贸易,但是,东印度公司照样天天亏损,最后彻底破产了。

四、物质鸦片、精神鸦片、土匪行径,导致了义和团运动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条约。

直接结果有三:

首先是中国大量财富被直接抢劫,《清史稿》: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自此,“自给自足”的中国,再也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将千年积累送给洋人之后,再举国为洋大人打工,终至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其次是,鸦片交易合法化。这姑且不论。

第三,精神鸦片---传教士深入中国各个角落。

1842年,清政府慑于洋大人的枪炮,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此,耶稣的传教士们开始闯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邪恶势力。

洋教士们发誓: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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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耶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仅仅是传教,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传教士的祖师爷,便不是专业的传教士。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个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儿子,出生于澳门的小马礼逊,是林则徐眼里“最坏的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不仅为英军出谋划策,为英军当间谍,在英军侵略的过程中和中英谈判时,一路帮助英军敲诈勒索,干尽了坏事。1842年,他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不过,老天有眼,1843年,这恶棍便因疟疾死于香港,终年29岁。对此,璞鼎查伤心不已,说这是“国家的一大灾难”。

紧随马礼逊之后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向马礼逊请教(组织严密吧)。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或《中国文库》。 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

【“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随他们之后的传教士,同样是无恶不作,终日忙于走私鸦片、巧取豪夺、充当间谍、收罗亡命等等。在列强侵略中华的过程中,洋传教士们,一直扮演着极其恶劣的角色。

专说山东。众所周知,山东是孔孟故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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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900年,山东全省,无处不是洋教士们的据点。他们把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 108个州县中,有72个有基督教会的活动,“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19世纪80年代,安治泰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另一方面,吸收山东的地痞流氓入教,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

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顶戴,次年改授二品顶戴,在政治上与中国的总督、巡抚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给德国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说:

【“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

【“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

他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

安治泰的意见,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

1、赔偿全部损失;

2、偿还由此产生的一切支出;

3、建两座教堂,而且每个教堂都应由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劳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奖,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

从此,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有了德国大兵。

安治泰发现,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后,山东人民反基督教的行为显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无不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司空见惯,在山东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挥;传教士则肆意欺压人民。洋教士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购置枪炮,建立武装。

信洋教者,即所谓“教民”,本来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时,他们便横行乡里。更有甚者,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设公堂,欺压良善:“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在处理教民案件时,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极其恶劣的是,传教士竟然强行:

1、“灭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领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捣毁了文庙,摧毁了孔子像!

2、摊派差役。各教堂俨然以官府自居,“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强迫当地百姓为教堂“义务劳动”。

3、擅自收税。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当地过往的商贾,征收高额的税赋。

4、肆意掠夺。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假造地契,在济南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

6、放高利贷。如,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以为养一群社会渣滓,便能鱼肉中国百姓。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与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不一样,中国百姓一旦忍无可忍,便会产生实际行动。

于是,山东闹起了义和团。同样的原因,中国好多地方也有了义和团。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

西方学者:骂义和团的人是灵魂卑贱的贱骨头

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此后很久很久,洋教士们至死不敢回到曾经作恶的“教区”去传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着脑袋回归故里。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为荣,尽管他的祖宗曾经是“拳民”。这,是另外的问题。

五、西洋人如何评价义和团

某些精神洋人---洋奴们以为,大骂义和团,能讨得洋大人的喜欢。

果真如此吗?

我们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义和团的

德国《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

【“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
“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

【“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在满洲和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上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外国人以战略上、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以赔偿为借口,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租借形式占领了中国的港口和大片领土。”“他们(指英、法两国驻北京公使)认为,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说是由于中国人的无知和欧洲人的过错。”】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公知的洋祖师爷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着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压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年至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洋人的作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显然,在洋大人看来:

1、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

2、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为者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洋大人的眼里,骂义和团的人,就是:一群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

当然,这不妨碍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战时期日本人豢养二鬼子一样。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生民无疆”,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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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义和团 清朝

原标题:西方学者:骂义和团的人是灵魂卑贱的贱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