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主义 | 智利: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他对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万个工业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休克主义 | 智利: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导致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结束了让市场规范自己的时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市场经济原则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向往迷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进步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 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震中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ul Prebisch)担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 Pero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凯恩斯针对放任主义的革命,让企业损失惨重,显然需要一个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才能收复失土,需要一种恢复到甚至比大萧条前管制更少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华尔街本身可以带领的十字军——至少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如果弗里德曼的好友、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Walter Wriston)挺身而出,主张最低工资和企业税都应废除,势必引来强盗大亨的指控。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上场的时候。当弗里德曼这位聪明的数学家和老练的辩论家提出相同的论述时,两人所展现的质感明显地截然不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可能被斥为谬误,但它们被灌注了科学的公正客观氛围。让企业观点借由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渗透带来的庞大利益,不仅使芝加哥学派获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让右派智库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网络,用以安插和供养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佣兵。

一切都归结到弗里德曼单纯的信息:新政一无是处。这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的母国,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了导正政府的方向,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奠立了日后全球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并在美国被新保守主义运动奉为经济圭臬。

第一,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利润累积的法律和规范。第二,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追求获利的企业来经营。第三,政府应大幅缩减社会计划支出。在解除规范、私有化和紧缩支出的三部曲中,弗里德曼一一细述各种做法。如果必须课税,税率应该很低,且富人和穷人应该课以相同税率。企业应能把产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何地方,政府不应采取保护地方产业或地方所有权的作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设定最低工资。对私有化,弗里德曼提议应包括医疗、邮政、教育、退休年金,甚至国家公园。换句话说,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呼吁推翻新政——一套在大萧条之后由国家、企业与劳工三方暂时达成休战,进而避免了平民暴动的政策。不管劳工争取到哪些保护,不管国家现在提供何种服务以缓冲市场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讨回来。

它要的还不只这些——它要征收劳工和政府在那几十年间积极建设的公共工程。弗里德曼呼吁政府出售的资产,是多年来投资公帑与技术的结果,没有这些投资,就无法创造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但弗里德曼关心的是,就原则来说,所有这些共享的财富都应转移到私人手中。

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总是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但它们与跨国企业的利益紧密呼应,而跨国企业生性就渴望广大而不加规范的新市场。在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由殖民主义提供动力——借由“发现”新领土和不必支付代价即攫取土地,然后无需补偿当地住民即从地下开采财富。弗里德曼在对“福利国”和“大政府”的战争中,许诺一种新形式的快速致富——但这一次不是征服新领土,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新领土,要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变卖国家的公共服务和资产。

向发展主义宣战

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个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

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国家。原始的计划很单纯:美国政府将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舒尔兹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

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狂热地想不顾一切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所以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很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每天的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 Gunder Frank)回忆说。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国有产业、贸易障碍,以及控制价格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就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 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菲亚图(Mario Zafi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且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 Castro)被聘为系主任。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著名的肯尼迪政府经济学家海勒(Walter Heller),曾嘲笑弗里德曼追随者的狂热教派特质,把他们分类为:有一些是弗里德曼派,一些是弗里德曼化,一些是弗里德曼式,一些是弗里德曼型,还有一些是弗里德曼狂。】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华狄斯(Gabriel 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观念。”

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事实上,这些国家落在后面。

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芝加哥男孩未能达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而且芝加哥男孩沦落到十分边缘,甚至在智利的选举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人民团结联盟(Poupular 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透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 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投资智利的铜矿业——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就高达十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阿连德一赢得选战,在他还没就职前,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 Chemical)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考虑的做法还更多。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勒特里尔留着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柯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但尽管有勒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勒特里尔正与ITT密集协商时,新闻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这家电话公司在两年前就与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计划阻止阿连德就职。面对这些指控,加上阿连德仍然掌控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展开调查,并发现一项牵连甚广的阴谋,其中ITT提供100万美元贿赂智利反对势力,并“设法促成中情局进行一项秘密操纵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计划”。

参议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发现,当该计划失败而阿连德取得政权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确保他“无法撑过未来六个月”。参议院最感震惊的是ITT的主管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证词和文件都清楚显示,ITT直接参与美国对智利政策最高层级的制订。一位ITT高级主管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建议“在不告知阿连德总统情况下,所有已经承诺给智利的美国援款都应该列入‘重新检讨’状态”。这些公司也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订一套十八点策略,里面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信中说,“……有计划地搜集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借以建立他下台的必要性。”当参议院委员会质询ITT副总裁格里蒂(Ned Gerrity),问及他厚颜尝试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以颠覆智利宪法程序,只为增进ITT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的响应是:“不应容许‘自己的利益’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不当角色。”

然而尽管美国使尽各种肮脏伎俩——ITT只是最受瞩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位。800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该年的期中国会选举中,阿连德的政党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1970年的初次选举。显然采用不同经济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经生根,而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度不断增长。对从阿连德1970年大选胜利后就处心积虑想推翻他的反对者来说,这表示他们的问题无法只靠除掉他就解决——必须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人出现,必须有一套更激进的计划。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y 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del 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提供该协会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提供资助)主席萨恩兹(Orlando S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兹表示,另一部门将“拟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萨恩兹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一个新办公室。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 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 Mercurio)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 Kelly)扮演中间人。透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 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勒特里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勒特里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资产。”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透过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在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兴起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制造出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伤害应一次为之,因感受痛楚较少,冒犯亦较少。
——马基雅维里(NiccoloMachivelli),《君王论》,1513年
如果采取这种休克手段,我认为应极详细地公开宣布,在极短期内实施。公众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顺应的行动。
——弗里德曼给皮诺切特将军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诺切特将军和他的支持者,经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说那是军事政变,而是“一场战争”。圣地亚哥看起来确实像战区:坦克边开炮边隆隆开上林荫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战斗机的空中攻击。但这场战争有一个奇怪之处:它只有一方的军队。

从一开始,皮诺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另一方面,阿连德总统拒绝把支持者组织成武装防卫联盟,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唯一的抵抗来自总统府(LaMoneda)及其屋顶四周,阿连德和他的侍卫在那里奋勇防卫民主政治的象征。这很难称作一场公平决斗,虽然总统府内只有36名阿连德支持者,军方却对里面发射24枚火箭。

这场行动的指挥官是虚荣而喜怒无常的皮诺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车一样)。显然他希望这个事件尽可能戏剧化和造成最大伤害,即使这次政变不是一场战争,其设计者也希望看起来像是——这是一场智利版的震慑。它确实带给智利人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和之前40年经历六任军政府统治的邻国阿根廷不同,智利从未有过这类暴力经验;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统治,而且过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断过。

现在总统府陷入火海,总统的尸体被覆盖着用担架出来,他贴身的同僚被以步枪指着,脸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从华盛顿回国接任国防部长新职的勒特里尔,那天早上从距离总统府几分钟车程的家前往国防部办公室。他才走进前门就遭遇十二名穿着战斗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轻机枪瞄准他。

【*阿连德被发现时,头部已炸得支离破碎,至今仍有人议论他究竟是被射进总统府的子弹打死,或他是自杀身亡,不想留给智利人他们的民选总统向叛军投降的最后印象。后者是较可信的说法。】

在政变之前几年,来自美国(其中许多来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发智利军方的反共产党狂热,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者就是准俄国间谍,是一股与智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势力——一群本土的“内敌”。事实上,真正变成内敌的是军方,他们已准备把枪口转向宣誓保护的人民。

阿连德死后,他的内阁遭逮捕,而且未出现明显的群众抵抗,军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在当天中午已经结束。勒特里尔和其他“贵宾”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麦哲伦海峡冰冷的道森岛(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诺切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不过,杀戮和关闭政府对智利的新军政府还不够,这些将领知道他们要掌控权力必须真正吓坏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据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报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约万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车带走并遭到监禁。有5000人最后被关在圣地亚哥的两座大足球体育馆。在国家体育馆中,死亡取代足球成为公众表演。士兵巡视露天座位区,押着戴头套的告密者指认“颠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进更衣室,而包厢则被改装成临时酷刑室。数百人被处死。死尸开始出现在主要公路边,或浮尸于污浊的市区运河。

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蓬车队”(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虽然皮诺切特的战争只有一边开战,其影响却与任何内战或外国侵略一样真实。总计有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

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9月11日是充满期待和肾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罗已不眠不休地和海军的联络人合作,逐页取得“砖块”最后章节的认可。在政变当天,几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体《水星报》里。当外面街上传来枪响时,他们急忙印制这份文件,赶在军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报》编辑方丹(Arturo Fontaine)回忆说,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复印这份长文件”。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职位的三军将领办公桌上,都摆了这份计划。”

定稿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自由市场的铁三角。受美国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曾尝试和平引进这些观念,采取民主政治辩论方式,但他们遭到全面拒绝。现在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计划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气氛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他们激进的观点。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现在不是在牢里、已经死亡,就是四处逃命;战斗机和死亡蓬车队的展示已让所有人乖乖就范。

“对我们来说,这是革命。”皮诺切特的经济幕僚拉罗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说。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连德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以暴力终结,也是《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形容的一场“反革命”——芝加哥学派运动夺回发展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果的第一场胜利。阿连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处处可见节制与妥协,但现在情势将大为改观,以暴力推行的这场反叛可以一路畅行到底。在往后的许多年,“砖块”拟订的许多政策将在大规模危机掩护下,施行于数十个别的国家。但智利是这场反革命的发源地——恐怖的发源地。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校友、自称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变时正在哈佛写毕业论文。一听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国“协助创立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国家,让它从旧体制的灰烬中升起”。皮涅拉后来出任皮诺切特的劳动与矿业部长,他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激进、全面且持续迈向自由市场的行动”。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块”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结构,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秩序,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障碍;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满满地向皮诺切特保证,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参与,经济学的“自然”律会重新发现平衡,而被视为经济热病、表示市场出现不健康症状的通货膨胀,将神奇地下降。他们错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连德在位期间最高水平的近两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时,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实验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产品,许多智利人因而失业。本地企业因为无法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实验彻底失败。

卡斯特罗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辩称(以地道的芝加哥风格),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在那一年半期间,许多智利企业精英吃尽芝加哥男孩的极端资本主义实验的苦头。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家,这些人从金融投机中大捞一票。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当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参与政变阴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兹,宣称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史上最大的失败”。制造商排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希望改变成管理式经济。“我们不可能让这种金融混乱继续主导智利,”萨恩兹说,“必须把庞大的金融资源导引到生产性投资,而不能让许多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睁睁看着那些资源被用于投机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两类人之间有不少重叠)的目标现在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决定该是招来大人物的时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应一家大银行之邀,搭机前往圣地亚哥协助拯救实验。

弗里德曼受到军政府控制的媒体像摇滚巨星般的欢迎。他吹嘘的每句话都登上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听众:皮诺切特安排和他私下会晤。

在停留期间,弗里德曼不断灌输一个主题:军政府已经有好的开始,它必须更放手拥抱自由市场。在演说和访问中,他使用一个以前从未公开用在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术语:他要求进行“休克治疗”。他说那是“唯一的药方。绝对是。没有别的良策。再也没有别的长期解决方法”。当智利记者指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场的措施时,弗里德曼生气地说:

【“我不赞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采用它们。我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不管在我自己的国家或在智利都一样。”】

与皮诺切特会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个人笔记,并在数十年后写进他的回忆录,他观察到这位将军“因为认同而被休克治疗的观念吸引,但显然对可能引发的短期失业感到苦恼”。皮诺切特在这时候已因为下令在足球体育馆进行屠杀而恶名传遍全球;这位独裁者对休克治疗造成人力损失(human cost)的“苦恼”,原本应该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罢。相反的,他在后续的一封信中强调他的论点,他赞许将军“极富智慧”的决定,但敦促皮诺切特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在六个月内削减25%……全面性的”,并同时采用一套支持企业的方案,以迈向“完全自由贸易”。弗里德曼预测,数十万个将被国营部门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间企业找到新工作,他们将同声歌颂皮诺切特“竭尽全力铲除阻挡民间市场的许多障碍”。

弗里德曼向将军保证,如果听从这个建议,他将留下创造“经济奇迹”的英名;他“可以在数个月内终结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也会同样“短暂——在几个月内解决——而紧接而来的复苏将极其迅速”。皮诺切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这个词,并再三凸显“渐进策略行不通”。

皮诺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达了“我对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证“此时正在完全实施这套计划”。弗里德曼访问后,皮诺切特立即开除他的经济部长,把职位交给卡斯特罗,后来又拔擢为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政府中到处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还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反对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的萨恩兹,被从制造商协会主席的职位赶下,换上对休克较友善的人。新主席宣布说:

【“如果有工业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让他们下地狱,我不会为他们说话。”】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他对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万个工业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沉的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malseizure)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经济休克疗法的理论一部分要靠预期心理在推升通胀过程扮演的角色。压抑通胀不只需要改变货币政策,也要改变消费者、雇主和劳工的行为。突然采取不协调的政策转变,目的是快速改变预期心理,向大众传达游戏规则已经大幅转向——价格不会继续上扬,工资也是。根据这套理论,愈快浇熄通胀预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业期就愈缩短。然而,特别是在当政者在大众间已丧失信用的国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断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导”大众这种痛苦的教训。*

【*部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宣称,第一个休克治疗实验发生在1948年6月20日的西德。当时西德财政部长埃尔哈德(LudwigErhard)取消大部分价格管制,并引进新货币。这些措施既突然又未事先警告,对德国经济造成强大震撼,导致广泛的失业。但模拟也仅止于此:埃尔哈德的改革只限于价格和货币政策,并未伴随削减社会计划或迅速引进自由贸易,而且也采取许多保护大众免于冲击的措施,包括提高薪资。甚至在震撼之后,西德仍完全符合弗里德曼对准社会主义福利国的定义:西德仍提供住房补贴、政府年金、公共医疗和国营教育体系,政府也经营并补贴从电话公司到制铝厂等各类企业。推崇埃尔哈德发明休克疗法是很动听的说法,因为他的实验发生在西德刚从暴政中得到解放。不过,埃尔哈德与今日经济休克疗法的全面变革截然不同——后者的方法由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首创,而且发生在刚失去自由的国家。】

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截至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响应是:“可笑的问题。”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然后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法兰克因为是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一封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公开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不靠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小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最早实行“所有权人国家”(an ation of owners)。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热爱者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世界应该以这种方式运作,但除了这里,还有哪些国家施行它?”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s)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

【“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经济学家的顾客不是自己的国家。”】

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

智利奇迹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视为弗里德曼理论有效的证明。皮诺切特2006年12月死时(比弗里德曼晚一个月),《纽约时报》赞誉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说,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智利奇迹”背后的事实,至今仍众说纷纭。

皮诺切特掌权17年,在那段期间,他数度改变政策方向。被视为成功奇迹证明的那段稳定成长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执行休克疗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诺切特被迫大幅度调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完全与阿连德一样的措施:他把许多家这种公司收归国有。面对市场崩溃,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包括卡斯特罗。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诈欺调查,他们以科学中立掩饰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学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护智利经济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溃的是,皮诺切特从未把被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这表示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仍有稳定收入来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从来不是歌颂它的人宣称的“纯”自由市场实验室。相反的,这个国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极短时间从有钱跃升为超级富有,凭借的是一套以举债和用公帑大量补贴(和纾困)赚取暴利的公式。当奇迹背后的狂热与推销术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统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特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Corporatism(统合主义)这个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国家模式,由社会上的三种主要势力——政府、企业和工会——结盟而成,它们互相合作以确保以国家民族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实验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统合主义:一个警察国家和大企业互相支持的结盟,连手对第三个势力——劳工——发动全面战争,借以大幅增加联盟占有国家财富的比率。

这场战争——许多智利人理所当然视为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战争——才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真相。到1988年,当经济已稳定且快速成长时,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不过,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国家。

如果这种记录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算得上奇迹,也许休克治疗的作用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经济恢复健康。也许它原本就是为了它实际做到的事——把财富吸聚到顶层,并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休克到无以为生。

这正是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勒特里尔的看法。在皮诺切特的监狱待了一年后,勒特里尔设法逃离智利,这要感谢国际间积极的游说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国迅速凋敝,勒特里尔1976年写道:

【“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资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尔当时无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学派统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来全球经济的一瞥。这个模式将一再重复,从俄罗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热投机的泡沫和可疑的会计操作,助长了暴利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由空荡如鬼城的工厂和昔日发展所遗留的破旧基础建设所围绕;约半数人口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失控的贪渎和亲信政治;国营中小企业灭绝;大量公共财富流入私人手中,紧接着是大量民间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财富泡沫中,奇迹看起来就像大萧条,但在这个密闭的泡沫里,获利流动如此顺畅和快速,让这些休克治疗式“改革”带来的暴利,变成像此后金融市场施打成瘾的高纯度古柯碱。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界对智利实验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但未重新评估放任主义的基本假设,反而还作出毒瘾者的反应:下一针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在智利,皮诺切特可以不受节制地使用经济政策压缩中产阶级,凭借的是他赖以掌权的休克和恐怖手段。虽然他的战斗机和行刑队在散播恐惧时极有效率,但它们却带来公关灾难。媒体报道皮诺切特的屠杀引发全球的谴责,欧洲和北美行动主义者积极向他们的政府游说断绝与智利的贸易——对一个宣称必须靠开放外资来维系国家生存的政权来说,这绝对是不利的结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显示,阿根廷的将军们筹划1976年的政变时,希望“避免类似反对智利的国际运动”。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的是较不耸人听闻的镇压技巧——较低调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过众目睽睽的国际媒体。在智利,皮诺切特很快诉诸失踪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杀戮或追捕猎物,而是绑架他们,带他们到隐秘的集中营,折磨并动辄杀害他们,然后宣称毫不知情。尸体被丢进集体坟场。据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员会,秘密警察处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从直升机上把尸体丢进海中,但“先以刀子切开他们的胃,以避免尸体浮上海面”。除了比较低调外,失踪还是一种比公开屠杀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国家机器可以用来让人凭空消失,就会让社会惶惶不安。

从智利国家体育馆被释放的囚犯说,强力照明灯一天24小时开着,供应食物的时间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强迫许多囚犯在头上覆盖毯子,让他们无法清楚地看和听,这些做法都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们在体育馆里。囚犯报告说,如此操纵的结果让他们丧失日夜的感觉,进而大为强化政变与随后的逮捕带来的震撼和惊慌。就好像体育馆变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他们则是一些怪异的感官操纵实验的对象。

较忠实模仿中情局实验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监狱看到——木制的隔离室小到囚犯无法跪下或躺下。乌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监狱的囚犯则被送到“小岛”:狭小、没有窗户的囚房,随时有一个灯泡亮着。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离超过十年。“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们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坟墓,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太阳只是一个神话。”其中一名囚犯罗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忆说。他在11年半期间总共看到太阳八个小时。他的知觉在这段期间被剥夺到他“忘记颜色——当时没有任何颜色”。*

【*自由城的监狱管理当局与行为心理学家密切合作,设计专为个人心理特质定作的刑讯技术——这种方法现在被用在关塔那摩湾。】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专制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人起杀鸡儆猴作用。”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现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碎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击他44次。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拉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贾利安诺从乌拉圭出走,而华尔士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就此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候,另一个消过毒、清洗过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是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的集会都被以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原驼(guanaco),取其像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

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

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在接着数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大规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dela Parra)说。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涨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借着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升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只被打败,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疗”

许多施酷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给囚犯某种医疗,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被视为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响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电击治疗因此绕了一圈,回到最早出现时被当作一种驱魔技术。最早的医疗电刑始于18世纪的一位瑞士医生,他相信精神疾病是由魔鬼造成,于是让一名患者抓住一条以静电机供电的电线,对每一个魔鬼施以电击一次。这名患者当时被宣告治愈。】

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们热衷的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对囚犯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部分的内在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韦兰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与一个朋友约好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分子又增加一名。韦兰尼的酷刑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悲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的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成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上电视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疗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说中说,好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治疗——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被当作病菌。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身体的自然反应。”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 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移除坏疽的盲肠。犹太人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赤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

【察网摘编自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第2、3、4章,关系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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