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到1949年,“流氓”治理乡村?——评梁宏达的一个奇谈怪论

这些年来,国内的自由派公知尤其是前朝遗老遗少没少为历史上的地主翻案,不但通过以偏概全的手法美化地主,同时还以小见大,否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土改。而梁宏达则通过曲笔把共产党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农村干部全部咒骂成“流氓”,由此可见他的爱憎何等分明!梁宏达之所以罔顾事实,信口开河,完全是出于其政治立场,而且这种谎言现在只能是忽悠自由派自己,由于他们常常充当反面教员,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鬼话了,但是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我们还是有必要还原历史事实,讲清楚道理,以正视听。

【本文为作者千钧棒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近日,在网络上流传梁宏达的一个视频,叫《听老梁大胆讲述 :现在很多农村是流氓在当村长管理_好看视频 》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2460792450344946424&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大革命时期到1949年,“流氓”治理乡村?——评梁宏达的一个奇谈怪论

我仔细看看梁宏达的视频,初次出笼的时候好像不是近期,但是在美国国会支持香港动乱,国内自由派蠢蠢欲动的当前情况下,有人搬出他的这个视频来煽风点火,动机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平心而论,他的视频的后半部分对当前中国农村的状况的评论不算是很离谱,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在作为话题引子的前半部分对中国的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进行了歪曲性的描述。下面全文摘录他讲话的前半部分于下:

【有很多村长是流氓,如果你不信的话就回到乡村你看看,你所在村的村长,他那种作派,他对村民的态度,以及存在的大量的腐败问题。我说这个流氓治理乡村,那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咱们可以往前倒,你看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在这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国共两党都在中国乡村闹革命,当时国共两党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叫什么呢?打倒土豪劣绅。原来的农村是什么人控制的?他是宗族长,他既控制农村的经济,你比方说我这地租给你种,你就是我的雇农。另外一个层面他又控制着农村为数不多的文化资源。这个文化资源是借助宗族的威信以及其他村民不具备的一些文化素质,所以过去是乡绅治理中国农村。那么到了国共两党闹革命的时候呢,他把农村的乡绅呢几乎都给赶走了,要么就杀尽了,所以当时叫打倒土豪劣绅。那么这个时候,乡绅走了,谁来统治中国乡村呢?国共两党都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一线党员到这来占据这个权力真空,所以他只寻找乡村治理的代言人。什么人做代言人呢?这时候流氓站出来了,为什么呢?乡绅赶跑了,剩下的普通农民没有多少人敢出头,只有这个时候这种流氓敢出头,所以呢他愿意替你管理乡村,从中获取中介的好处。那么乡绅管理这个农村的时候,农村称不上天堂,但是起码是种保护型经济。就是说假如我需要剥削你农民养活我,那么我对这农民呢态度还要好点,为什么呢?你把这些长工都弄死了,你剥削谁去?所以乡绅从宗族长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来讲,他要保护中国农村,就是上头压榨中国农村,他要本能地保护一下,所以那时候农村呢,对于农民来说,算不上天堂,但是呢,肯定也不是地狱。可是流氓一管中国乡村,这农民就倒了霉了,他无条件地承接上头的意思,然后还要加倍地搜刮农民来完成自己的利益输送。所以流氓管理中国农村对农民来说就是地狱。那么这种事情到了建国的时候呢,1949年得到了终止,因为这时候中国农村被我们现在的党和政府可以说是基本上全覆盖了。】

梳理一下这段话。

第一层意思,流氓治理乡村源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叫打倒土豪劣绅。

第二层意思,国共两党闹革命的时候呢,两党都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一线党员到这来占据这个权力真空,所以他只寻找乡村治理的代言人。什么人做代言人呢?这时候流氓站出来了。普通农民不敢出头,所以流氓愿意替你管理乡村,从中获取中介的好处。

第三层意思,地主要剥削农民,那么对农民态度就好点。

第四层意思,流氓一管中国乡村,他无条件地承接上头的意思,然后还要加倍地搜刮农民来完成自己的利益输送。那么这种事情到了建国的时候呢,1949年得到了终止。

下面,咱们通过回顾历史来看看梁宏达所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

第一,打倒土豪劣绅的确曾经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口号,但是从1927年以后,这就只是共产党的口号了。国民党右派首先是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的很,然后向包括农民在内的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完成 。其主要内容为:(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二)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三)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四)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文章中说: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等反革命势力对武汉地区加紧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4月,汪精卫提出制裁所谓“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一切言论行动。5月,武汉政府连续发出通告、训令,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禁止工会、农会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财产,保护公正绅耆,保护军人田产。指责农民协会幼稚过当骚扰后方,挠动人心。下令解散湖北黄岗、黄陂两县的农民协会。在汪精卫的怂恿下,5月17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鄂南叛变。

5 月21 日,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5月29日、6月5日,江西省长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共产党人“遣送出境”。湘鄂赣地区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破坏革命组织,杀害革命群众。6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指示不向中共中央传达,直接拿给汪精卫,汪即以此作为“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召集武汉地区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策划反共办法。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举行徐州会议,密谋“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下令制止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企图用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致使汪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随后,反动军队封闭了工会、农会和所有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蒋介石清党汪精卫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地主买办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国民政府由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制政权。

在1927年之前,农民协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简称农会或农协。1922年到1925年,彭湃、毛泽东等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发动了农民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带有建立革命政权性质的口号。在农民运动中,地主,土豪,劣绅,被打倒,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湖南,农会的人不到场,一切事情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领导一切,封建势力被极大地遏制。

梁宏达所说的赶走乡绅以后流氓管理乡村,实际上是诬称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民协会是流氓管理乡村。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是国共两党共同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的话,那么从1927年开始,这就仅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单独提出的口号。

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1937年)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因为它的核心内容是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方法是毛主席提出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目的是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在这一时期的土地革命,同时配合着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这都是围绕着封建制度下的土地而进行的,至于用革命来定义,是因为此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的性质——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翻天覆地的。

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根据地建立了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实行对乡村的管理,梁宏达称流氓管理乡村的情况到1949年才终止,实际上是说,把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党组织和政权组织说成是流氓。因为在国统区,实行的仍然是所谓的乡绅管理乡村,按照梁宏达的标准,虽然他策略性地表面上一下子把国共两党都提到,其实他口头上所说的“流氓”是单独对中共在乡村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诬称。

由于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广大的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梁宏达实际上是在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地主要剥削农民,那么对农民态度就会好点?

在这个问题上,梁宏达如果不是想当然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

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尽管这些年来,国内一小撮人为了给民国时期招魂,没少美化地主,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淮海战役中中共能够动员起支前民工543万,大小推车88.1万辆,担架20万副,运粮9.6亿斤,运弹药300万吨,以至于60万的人民解放军击败了8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有200多万国民党官兵起义,为什么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 “诉苦三查”运动 (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以后那些在国民党军队中一触即溃的军人经过教育以后战斗力倍增?

如果当时的地主真的是善待农民,国民党还会在败退台湾以后,学习共产党的土改?

至于所谓的乡绅会善待农民这种话实在是不堪一驳,就不在这里专门评论了。

第三,所谓的“流氓管理中国乡村”指的是什么时候?“流氓”无条件地承接了哪个上头的意思?他们又是怎么样搜刮农民来完成自己的利益输送。为什么强调这种事情到了1949年得到了终止?

其实,第一个问题是不需要梁宏达回答的,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很明确,他指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农会”和从“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这段时间的农村组织。那么这些组织又是“无条件地承接了哪个上头的意思呢?承接了蒋介石集团?在国统区是一直是由所谓的“乡绅”管理乡村的,那么,这说法也太露骨了吧?还有这些所谓的“流氓”是如何“搜刮农民”的?请梁宏达说说看。再有,如果梁宏达所说的“流氓”也包括国统区里面管理乡村的“乡绅”,那么岂不是跟自己前面的论述自相矛盾?

第四,梁宏达为什么要这么说?

梁宏达是何方神圣?很多人只是知道他是个著名节目主持人,对于他的“丰功伟绩”可能不甚了了,那么咱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光辉事迹”。

他对“太行奶娘”的事迹很反感:当全体观众为“太行奶娘”的故事和演员的精彩表演而感动的时候,坐在评委席上的评委梁宏达,却做了这样一段点评:

【“人是平等的,奶娘用自己孩子的生命换取革命后代的生命,这是对生命的不公平;其次,这个故事是否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很不好说。所以这个故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感动!就是这样。”】

他称“雷锋好自我表现”、“雷锋干了很多好事,本身有他的动机”、“雷锋写日记是想给大伙儿看”、“雷锋的照片是摆拍”……他说“雷锋是个挺冲动的人,好自我表现,说不好听点就是愿意显摆,雷锋写日记就是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所以他后来会配合记者的摆拍,雷锋是个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

梁宏达在谈及兰考时又一本正经地说:

【“焦裕禄在兰考期间推广栽种泡桐树,防治水土流失,但事实证明是没有用的。焦裕禄死后,一位新的县领导用更科学的办法,真正帮助兰考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但这位领导因为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而不能被宣传。”】

他的信口开河同样受到了兰考民众的反驳。

他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如此评价的:

【“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或者出于一厢情愿的美化,或者出于某种无耻动机的炒作,我们容易把一个人弄得很完美”,“历史有时候是很难推敲的,有些英雄典型的形象,不见得是你心中想的那样”,“中国的典型一旦树起来,他必须得早死。他如果不死,后面会很麻烦。”】

老梁最后还鼓噪说:

【“所以,对于一个民族惯有的记忆,我们不能再随便的把它遗忘,在现实中如果有人刻意塑造完美的形象,你一定要想一想这种完全完美,一点缺点都没有,它是违背人性的”。】

别以为他是道德方面的洁癖,爱评论,什么都要批评一番,其实他的爱憎是很分明的,歌颂什么,攻击什么,在他那里分得很清楚。

他曾经根据美国豢养的中国流亡海外的轮子网上传到腾讯的视频(《真实的黄世仁有多冤》http://t.cn/R3fFUTn ) 公开为恶霸地主的文学典型黄世仁翻案。

他在公众场合大放厥词,把媒体当成了他贩卖历史虚无主义的小卖部,引起了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严厉批评——

大革命时期到1949年,“流氓”治理乡村?——评梁宏达的一个奇谈怪论

之后他不但不知悔改,在美国发起贸易战,并且制裁“中兴的时候,他站在美帝的立场上,说了下面这么一段话。

这些年来,国内的自由派公知尤其是前朝遗老遗少没少为历史上的地主翻案,最典型的某著名作家写的小说《车欠土里》,不但通过以偏概全的手法美化地主,同时还以小见大,否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土改。而梁宏达则通过曲笔把共产党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农村干部全部咒骂成“流氓”,由此可见他的爱憎何等分明!那位作家在他面前明显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历史真的是如同梁宏达所说的那样,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了,梁宏达之所以罔顾事实,信口开河,完全是出于其政治立场,而且这种谎言现在只能是忽悠自由派自己,由于他们常常充当反面教员,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鬼话了,但是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我们还是有必要还原历史事实,讲清楚道理,以正视听。

【千钧棒,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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