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武:《论持久战》的前世今生——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6周年

如何运用《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指导现实,就是要运用《论持久战》的战略思维、主体思维、辩证思维、过程思维,正确认清中美贸易战的形势,分析敌我力量,既不被“抗美必亡”的悲观声音所干扰,也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盲目乐观所轻信,而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新的国内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和广泛的国际捍卫多边主义统一战线,坚守人民立场聚合力量,运用《论持久战》的斗争精神,坚定决胜信念,勇于斗争,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中国人民也必定能够再次取得最终的胜利。

【本文为作者张其武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张其武:《论持久战》的前世今生——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6周年

前言

今年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81周年。

中美贸易战以来,全国形成了重读《论持久战》的热潮。80多年过去了,《论持久战》为什么还有如此的魅力?笔者根据自己收藏的10多种《论持久战》的早期版本和有关资料,介绍一下《论持久战》的前世今生,以飨读者。

笔者收藏有:

张其武:《论持久战》的前世今生——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6周年

1938年7月1日延安解放周刊社出版的《解放》杂志第43、44期合刊发表的以《论持久战》为主标题,副标题是“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这是《论持久战》最早正式发表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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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解放社出版的草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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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4日上海译报图书部出版的《论持久战》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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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翻印的作为“抗日战争研究院抗日战争丛书2”的《论持久战》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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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馆出版的《论持久战》订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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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详的“五区印刷厂”出版的《论持久战》石印毛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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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翻印的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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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10日日本东京都神田区共和印刷株式会社印刷、人民社发行、尾崎庄太郎翻译的日文版《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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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论持久战》铅印本等

这些早期《论持久战》版本,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蕴积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

梁漱溟拜访 促使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此,中日两国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7月下旬,日军大量调增兵力,迅速攻占了北京、天津。特别是在日军攻占了国民党首府南京后,当时特邀国民参议员(后改为参政员)、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随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他一路上看到国民党的军队无心抗战,只顾逃跑,十分失望。这时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一系列主张,他很感兴趣。为了寻找中国抗战的前途在哪里的答案,他决定去延安拜访毛泽东。

梁漱溟和毛泽东同岁,他们早年有点“旧缘”。1919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由其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那时梁漱溟已是北大的学术界知名人士,曾在同事杨昌济家中见过毛泽东,毛泽东那时还是一个不名的青年,梁对毛没有多少印象,但毛对梁则印象颇好。因为梁在北大教授中的地位也不高,不像胡适等留学归来的洋教授们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毛还比较客气,所以毛泽东对于梁漱溟有颇好的印象。

1938年1月,梁漱溟经与武汉和延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接洽,在外甥邹晓青等人的陪同下到了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欢迎。梁漱溟和延安中共各级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交谈最多和时间最长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时间与梁漱溟畅谈6次之多,此外还有两次礼节性的见面,一次是毛泽东设宴招待,一次是梁漱溟临走之前毛泽东为梁漱溟送行。毛泽东和梁漱溟的6次谈话差不多都安排在夜间,每次至少有两个小时,最长的有两次,均为通宵达旦。在交谈中,梁漱溟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抗战前途的担忧、失望和悲观,并向毛泽东请教:“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十分认真的听完梁漱溟的谈话和疑问后,斩钉截铁地指出:

【“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十分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论,别的可能没有!”】

随后毛泽东具体的分析了国内外敌、我、友力量的对比,战争的性质,人民力量强弱的转化,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抗战应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是“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从而得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毛泽东讲完后,梁漱溟立即称赞道:

【“毛先生说的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么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

特别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的分析,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

【“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

毛泽东意识到,通过交谈,梁漱溟的认识渐渐明朗了,但全国还有很多人认识不到。这时,毛泽东也收到湖南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给他写的信,这位青年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做抗日宣传工作很困难,即使对自己的几个亲戚谈话,他们也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毛泽东更觉得这个问题非同一般,必须全面细致地给予分析、论证,给人们指明抗日战争的方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全国抗战抗战以来,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声称:“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后来又出现:“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等论调。特别是在南京失陷后,一方面“亡国论”似乎有了证据,因而流传更广;另一方面,有的认为国际干预,苏联出兵,依靠国民党正规军,战争很快就可解决,“速胜论”仿佛也有了市场。面对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的困惑,特别是全国人民严重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十分警觉的意识到,这些思想障碍不克服,对于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决定在百忙中写一部论述持久战的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特点、如何进行、如何发展、结局如何、中国能否取胜以及怎样取胜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从理论上武装全国人民。

可见,梁漱溟先生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当面请教,促使毛泽东把自己多年思考的抗日战略思想写出来、讲出来、传播出去,让全国人民树立持久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写作《论持久战》。

毛泽东废寝忘食 写作和修改《论持久战》

毛泽东一旦进入潜心写作时,几乎达到彻底“忘我”的境界。5月上旬,延安的窑洞里依然凉气逼人。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吴家窑院内,是在一张开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盆,还有一排吱吱作响的木书架的条件下写作《论持久战》的。毛泽东挥动着强劲的笔,在粗糙的草纸上,龙飞凤舞地奋笔疾书起来。从写作开始,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就叫警卫员打盆水洗洗脸,清醒一下脑子,或者在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靠在椅子上养一会儿神,稍作休息,又继续伏案疾书。一天半夜,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警卫员翟作军把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送到毛泽东面前说:“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了,吃完饭,睡一会儿吧。”毛泽东边写边说:“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完,睡不着啊!”翟作军恳求说:“主席,您身体不太好,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一会儿吧!”毛泽东抬起头来,望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好,等一会儿就睡。”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以为毛泽东吃完饭了,但进门一看,毛泽东仍头也不抬地写着,桌上的饭菜一点未动,只好把冷了的饭菜又拿去放在火上热了热,再给毛泽东送去说:“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又要凉了。”毛泽东抬起头来说:“啊?我还没吃饭?好,就吃就吃。”翟作军出去等了一阵子,心想这一次主席总该吃了吧。哪知过去一看,不但饭菜没有吃,连翟作军走过去毛泽东也没有发觉。

毛泽东为了写作《论持久战》,已经五六天没有睡觉了,两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了,颧骨也凸了出来,脸上呈现了一层淡淡的黑色。

到了第7天晚上,毛泽东还在继续写作。这时虽已初夏,但延安的天气还是较冷,特别是深夜,还很冻脚,翟作军就弄来一盆炭火放在毛泽东脚边取暖。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呼唤道:“警卫员,过来一下!”翟作军走过来一看,毛泽东正在弯腰脱棉鞋,两只鞋上还在冒着烟,散发着焦糊味。原来毛泽东的棉鞋烤着了。见翟作军进来了,毛泽东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发觉就烧了。”翟作军帮毛泽东脱了烧着的棉鞋,发现毛泽东右脚的棉鞋连帮带底都快烧没了,袜头也烧了一个窟窿,左脚的那只鞋上的那块补丁也烧了一个洞,棉花也露了出来。这时警卫员只好把毛泽东的布鞋找了出来给他换上。

翌日,毛泽东意外地睡着了。原来他是突然病倒了,头痛,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警卫员赶忙叫来跟随毛泽东长征过来的傅连璋医生。傅医生看了看,诊了脉,然后说,没有别的病,是太劳累了,傅连璋给毛泽东开了药,劝毛泽东一定要休息。毛泽东吃了药,总算休息了一天,可是没等病全好,就又坐到桌旁,一手撑着头,一手拿笔又写了起来。

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书的初稿,终于写成了。这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轻松的微笑。

《论持久战》的初稿写完了,翟作军心想,毛泽东该休息几天了吧!不料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修改。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抄一遍,自己改一遍,改好一遍,又让工作人员再抄;他再改,让工作人员再抄……就这样,他反反复复不分昼夜地斟酌修改了不下7遍,才最后定稿。定稿的《论持久战》5万多字,120个自然段,共21个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9个问题),主要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第二部分(包括后12个问题),主要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顺利,主要论述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不仅对《论持久战》文稿进行反复修改,而且还非常注意文稿付印的校对。有天半夜里,毛泽东叫警卫员把一大卷用报纸卷着的稿子送过延河的清凉山的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当出版社将第一和第二部分清样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即作了校对,并写信给出版社的同志:“第一、二部分都校了,唯有第三部分未校,请将第三部分再送来看一次。”同时,又叮嘱出版社的同志:“请对第一、二部分作最后的校对,勿使有错。”

新华印刷馆的同志终于给毛泽东送来一叠新书,只见书皮上印着毛泽东书的《论持久战》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作者是“毛泽东”,也是他自己的手书。毛泽东拿着自己的新作,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欣喜之余,毛泽东又吩咐警卫员立即把书分别送给各位中央领导,请他们再提意见,再修改。

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六如同志看到了毛泽东不分昼夜,废寝忘食,连续作战的写作和修改《论持久战》的全过程。他非常敬佩和感动,曾激动的对妻子王英兰说:

【“我真佩服毛主席,文章一改再改,一丝不苟。我想帮他又插不上手。”】

上述警卫员翟作军、秘书李六如见证了毛主席写作和修改《论持久战》的全过程,并且都有他们的回忆录作证。可见,时下社会上流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某某人写作的,是无稽之谈,无耻之极。

白崇禧向蒋介石推荐《论持久战》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得到《论持久战》之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研读,及时撰写社论送到我党在武汉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向大后方人民系统阐释《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在武汉各界做了许多场关于《论持久战》的报告,场场听众如堵。

周恩来为了对桂系的白崇禧进行统战工作,他向被称为“小诸葛”的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口头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将《论持久战》单行本送给他一本。

白崇禧得到《论持久战》便认真阅读起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客观的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和特点,深刻的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正确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全面扫除了溃散人心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调,清晰的描绘了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将有力地鼓舞抗战军民的信心和决心,白崇禧对书中的立论和见解非常佩服,深表赞赏,不禁拍案称赞:

【“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宏略!”】

于是,白崇禧又以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根据论持久战的观点和精神,归纳并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口号,征得我党代表周恩来的同意,又推荐给国民党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建议作为全国的抗战指导书印发全军。

其实,抗战初期,日军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未料到,八路军会深入敌后牵制他们,也没料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这时,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军采取硬碰硬的单纯防御战是不利的,并且一败再败,于是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总的方针,是在敌人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建议后,他感到毛的建议高明,与日本人打仗,确实应这样。但他生性好疑,又想到毛泽东同自己打了10多年仗,怎么会有好心提醒自己呢,几经犹豫,蒋没有采纳毛的建议,结果使蒋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对日持久作战的机会。日军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的领土。毛泽东见蒋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不再对蒋抱多大希望,坚定以战为主,再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局面。

蒋介石看了《论持久战》,这次再不敢马虎了,他还在书上边勾勾画画,做了不少眉批。有次,蒋介石把白崇禧和他的幕僚叫到自己的住宅,对幕僚们说:

【你们看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把抗战的形势、特点、战略战术讲的多么透彻。毛身边有高人,他的那些秘书有真本事啊。】

说到这儿,蒋介石叹口气,又继续说,

【我与毛泽东打了这么多年仗,虽说是不共戴天,不过我感觉毛这人还是很坦率的。你们看,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允许枪指挥党,只允许党指挥枪……这些话,他很诚实,说是向我学的,说我是他的先生,他这话很诚实啊。】

幕僚们忙点头称是。没想到老蒋说到这儿突然转换口气,愤怒的大骂起来:

【娘希匹,我还算什么先生,你们说说,我还算什么先生?他毛泽东有这样让他光彩的书,你们怎么不给我写本这样的书!】

蒋介石使劲敲着茶几,继续发火:

【你们这些人呐,坐的是洋车,穿的是呢服,吃的是洋米洋面,可就是弄不出像延安这样的东西来。可毛泽东的秘书呢,人家在延安是粗食布衣,住的是破窑洞,却干的全是让老毛光彩的事,写的是给老毛争面子的文章。你们呐,从来不能给我争点面子。你们就不能也写几本书出来,让党国和我这个当总裁的也光彩光彩。】

无论如何,蒋介石为了抗战胜利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批准《论持久战》破例出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军学习,作为全国“对日作战方针”。从此,奇迹般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热潮。

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地下中共党员)余致浚在其遗稿中记载,蒋经国仔细反复阅读《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对《论持久战》佩服的五体投地。蒋经国曾说《论持久战》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在对《论持久战》的认识上,蒋经国与其父蒋介石有相通之处。

国民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答案,便令所属军官们阅读,并指示该部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研究。

国民党中日战争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让他的秘书赵荣声(地下中共党员)陪他一起研读《论持久战》。研读后,他不但改变了自己的“速胜论”和“唯武论”的观点,而且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认识,还批准支持八路军武器装备一批。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不仅向蒋介石推荐《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书,而且还向李宗仁介绍《论持久战》一书的思想内容,商得李宗仁同意后,把《论持久战》印发桂系军队师以上干部阅读。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恃才自傲,周恩来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他一开始不屑一顾。直到1938年9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如毛泽东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他才捧起《论持久战》,认真研读,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尽管他自己也出版过《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但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无法相比,并结合战例在《论持久战》的书眉上做了许多批注(这本书现在还存放在台北陈诚的私人图书馆内)。陈诚和白崇禧一样,报蒋介石批准,专门邀请中共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到湖南衡山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讲授《论持久战》,还邀请八路军派教官到衡山培训班传授抗日游击战术。直到1950年,蒋介石退出大陆之前,在成都搞了个游击干部培训班,培训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骨干,当时指定了两本教材,一本是他本人的论《中国之命运》,还有一本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得到《论持久战》后,立即自费印了3000册,送给国民党要人和发给抗日部队。

一时间,《论持久战》洛阳纸贵,一扫国人心中的迷茫。它像茫茫大海中的航标灯和漫漫长夜中的北斗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据说,苏北一晚清秀才,是当地的名绅,他在读完《论持久战》后,惊喜的连连感叹:中国有救了!中华民族不会亡于倭寇!因为中国又出了一代圣人。

王明向共产国际 状告《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讲演后,就像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在延安引起了轰动,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建议下,《论持久战》被油印成册,在党内传阅。然而,由于延安当时物资匮乏,技术有限,油印的册子不但质量差,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于是,陈云又建议将这篇文章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印刷和发表,同时也可以扩大影响。《论持久战》的书稿送到武汉的中共长江局,中共中央要求长江局除了将《论持久战》印刷成册外,还要求《新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新华日报》是我党于1938年1月在国统区武汉创刊,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

王明是当时中共长江局的书记,他以文章太长为由,不准刊登。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从土地革命时期起,王明就自诩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瞧不上眼。他负责长江局工作后,曾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实质结果是“一切通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其右倾投降主义已露端倪。此外,他还不经过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一些言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动机日渐明显。此时此刻,对于摆在案头毛泽东撰写的这篇《论持久战》,他十分不屑。他觉得持久战的理论消极,认为“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没有根据。当时,王明还作了一首诗,嘲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满肚子洋墨水的王明仍对《论持久战》偏见十足,有其诗为证:

【“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最后在中央一再致电催促的情况下,王明只同意印刷成册。他认为《论持久战》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抗日,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于是,在印刷成书之后,他却暗中送了几本到苏联,并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着原则性问题。他信心满满,期待着莫斯科像他的认识一样,会“正视”《论持久战》存在的原则性错误……

可是,这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季米特洛夫,他在与王明共事期间就发现王明这个人夸夸其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并常常谈论国内领导人的不是,使他十分反感。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这封告状信之后,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而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论断充满了赞赏。季米特洛夫还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论持久战》是“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的这样透彻,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这表明,《论持久战》在共产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而,王明的为人被共产国际领导人更加鄙夷了。从而,在王明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时刻,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明确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中央代表团表态: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指示,才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王明本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妄图贬低毛泽东,借助共产国际的支持,取而代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没想到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周恩来托人翻译英文版《论持久战》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科学战略指导思想,使《论持久战》走出中国,传播到更大的世界范围,周恩来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委托多人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形成广泛而巨大影响的,有爱泼斯坦、许孟雄、杨刚三人分别翻译的《论持久战》英文本。

爱泼斯坦在香港翻译《论持久战》英文本。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把书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刻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要求迅速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里,1917年随父母迁居中国,1931年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22岁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爱泼斯坦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他还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1938年9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并邀请爱泼斯坦帮助其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爱泼斯坦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主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并负责编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旨在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广泛争取各国人民的援助,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是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创办的,当时负责保卫中国同盟主要工作的还有八路军驻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他不仅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还兼任保卫中国同盟秘书长。正是在宋庆龄和廖承志的支持下,爱泼斯坦参与从事中共文件的英文译本的编辑改校工作,所翻译的文件,“要在国际上发表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性长篇著作《论持久战》”。廖承志组织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而来自延安的政治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从香港或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由此可知,当时《论持久战》翻译的对外宣传和出版工作,大都是通过香港向外发行的,这其中保卫中国同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孟雄在武汉翻译《论持久战》英文本。

在毛泽东完成著作《论持久战》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决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公开连载《论持久战》,但当时由于王明的错误决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未能第一时间在《新华日报》发表。为了尽快向国内外人士传达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抗战形势,周恩来指示对外宣传小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论持久战》译成英文。但是翻译《论持久战》不是一般普通英译人员所能胜任的。此人不但要精通英汉两种语言文字,同时必须深谙更高层次的东西方文化底蕴。这样的人才在那个时代,对于共产党来说真是凤毛麟角,求之难得。恰在此时,爱国抗战心切的许梦雄,毅然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一路奔波找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作了自我介绍,说:

【“徐老先生,请您给我工作,我也要加入统一战线,参加抗日斗争。”】

徐老特别高兴,热情地介绍他去武汉找到董必武。董老又把他介绍给王炳南。王炳南就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对外宣传小组的负责人。这下,许孟雄就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许孟雄,祖籍福州,1903年出生于书香世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该系首届毕业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精通英语的学者之一,它能不假思索地写下流畅纯正的英文,一挥而就,文不加点,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周恩来非常信任和欣赏他的英译水平,并亲自把翻译《论持久战》英文版的任务交给他。

许孟雄不负重托,他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夜以继日的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任务。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战的通讯、报导,发表在美国的英文杂志《亚细亚月刊》上,对美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一定作用。周恩来曾对许孟雄说:

【“斯诺先生看到了你翻译的《论持久战》,大加赞扬,说你翻译的非常好。有人称许孟雄是最早把毛泽东著作翻译成英文的大学教授。”】

杨刚在上海翻译《论持久战》英文本。

在对外宣传小组进行《论持久战》英译的同时,当时地下党组织还决定将翻译《论持久战》的任务交给杨刚,以尽快的将《论持久战》英译本传播到国外。

杨刚,1905年生于江西萍乡,她原名杨秀征,曾改名杨缤,1922年入南昌的教会学校葆灵女子学校学习,学识超群,192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取学校推荐,免费进入燕京大学外文系。1928年,杨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南下香港,负责《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后来又留学美国4年,并任《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在文化圈素有“金箭女神”之称,不仅是位文采斐然的作家,更是位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优秀分子。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她就参加了上海的“左联”工作,结识了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周恩来也极为赞赏和信任她。当时,杨刚是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一幢花园小洋房里,也就是美国作家项美丽的家里,接受任务并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的。

女地下党员,多才多艺的杨刚,才华横溢,英文流利,当时年仅30多岁,其公开身份是香港《大公报》驻美国记者,由于工作关系,它与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中文名字项美丽)结为好友。项美丽是美国刊物《纽约客》的资深记者和特约撰稿人,兼任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的编辑和记者。她得知杨刚将翻译一部中共最高领袖关于抗日的著作时,决定把杨刚接到自己的寓所中。杨刚在项美丽那幢花园洋楼上靠西的一间小屋里,对《论持久战》进行快速地英译。为了保证英译的准确性,杨刚常与项美丽以及项美丽的爱侣、精通英文的邵洵美一起研读参考,斟酌字句,切磋译文,项美丽提了些英语语法上的修改意见,邵洵美则为文稿做了一些润色,最后一起定稿。

邵洵美是新月社等文艺团体的核心成员,他开办书店、投资出版业,是20世纪30年代享有盛誉的翻译家、出版家、诗人等,他在协助杨刚翻译的同时,认真阅读了《论持久战》全文,他在英文版《自由谭》上撰文道:

【“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绝不是偶然事也。”】

《论持久战》还未译完,邵洵美就开始在以项美丽名义创办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中文名为《公正评论》或《直言评论》)上予以连载发表,并在编者按中写道:

【“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到大众的注意了。”】

《论持久战》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在《公正评论》上分4次连载完毕。

杨刚在项美丽和邵洵美的帮助下,夜以继日伏案工作,不久便完成了《论持久战》的英译和定稿,她及时向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决定把译稿的秘密排印和发行任务,郑重地托付给邵洵美。

毛泽东得知要出版英译本《论持久战》,于1939年1月20日在黄色毛边纸公文笺上用毛笔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目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其中写道: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这篇序言,放在英文版的首页,曾在1939年2月15日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印。

邵洵美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虽然办有时代印刷厂,但不能印刷外文书籍,于是他和挚友王永禄(时任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务)几经考察后,决定将译稿秘密交给与时代图书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印刷厂,邵洵美每天从送稿、往返传递校样到出书,先后两个月,终于印刷出500册32开本英文版《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英文本印出后,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渠道发行,一部分由项美丽及其德国朋友,时为德国驻沪实习领事的皮特·华尔夫发送;另一部分是四五十本由邵洵美在夜间开车送到霞飞路、虹桥路一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塞到洋人寓所的邮箱里。《论持久战》英译本在寓居上海的外国人士中辗转传播开来后,反响极大,并迅速传到海外,引起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论持久战》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他们对这本书赞不绝口。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文稿。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为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并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奠定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身份的跨越,经历了三个阶段:1935年10月红军到陕北时,成为军事领袖;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时,成为政治领袖;1941年延安整风时,成为思想领袖。可以说,《论持久战》的发表,才真正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中共中央实行集体领导。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9名常委(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博古、康生、陈云)之一,负责军事工作,任中革军委主席,是党的军事最高领导人。张闻天任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并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王明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11月从苏联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增补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工负责统战工作。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那时,毛泽东虽处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也发挥着实际领导作用,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未正式确立。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王明将这本书送到共产国际,写信说这本书有原则问题,本想让共产国际批评和压制毛泽东,自己好取而代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没想到弄巧成拙,共产国际领导看了《论持久战》,更欣赏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称赞,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明令王明不要再争了。这才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明确下来。

《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赢得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拥戴,才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真正的建立起来。

一直位于中共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成员周恩来,得到了《论持久战》后,不仅自己看,而且还推荐给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看;不仅指示新华日报馆印刷出版中文版的《论持久战》,而且还委托宋庆龄等人翻译成英文版的《论持久战》,在全世界传播。周恩来曾深有体会地说:

【“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1943年11月4日的整风日记中写道:

【(他过去只觉得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毛泽东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其实早在1939年9月5日,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就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依靠持久战,这是中国武装抗日的唯一正确的战略。”这表明任弼时当年对《论持久战》就是赞同的。

八路军总司令、毛泽东的老战友朱德,在学习《论持久战》之后,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写成《论抗日游击战争》,于1938年11月出版,对《论持久战》中关于游击战的思想和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充实和丰富,从总体战角度建立了一套反侵略的游击战理论,从战略到战术解决了应如何进行持久的总体战问题。这体现了“朱毛”的密切合作和高度融合。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不仅自己学习《论持久战》,在八路军抗日战争中运用《论持久战》,而且大力向国民党军队宣传《论持久战》。他在武汉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参加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他在发言中详细的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指出这就是八路军在一年多时间里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原则。与会代表大多数表示赞同,蒋介石也亲自邀请八路军派出教官,帮助国民党军队培训游击战术。1965年,叶剑英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曾赋诗云: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可见,叶剑英元帅对《论持久战》是何等的钟情。

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得到《论持久战》后,便组织召开“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及时学习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论持久战》思想,并决定举办两期党训班,刘少奇亲自为学员讲解《论持久战》的内容和精神,武装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坚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是主要贡献者之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作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曾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在关键时刻为毛泽东投了决胜的一票,为实现党的历史转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41年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说:

【“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

这年12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道:

【“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泽东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曾回忆说: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希望所在,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坑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备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东北抗联战士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人找到了一本《论持久战》,便按其战略思想,分成许多小分队,依托山地不断的骚扰打击敌人,既保存了自己,又牵扯了大量敌人不能进关。这说明《论持久战》在抗日队伍中的确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明在武汉失守后,在事实证明毛泽东《论持久战》完全正确面前,他也不得不宣传起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他过去认为毛泽东“只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经验,多年在农村中活动,而没能够得到理论的学习,使经验不能得到总结,提到理论的原则”。但后来他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书籍广告37次,并将《论持久战》誉为“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在真理面前,对《论持久战》持反对意见的王明也不由自主地宣传起《论持久战》了。

最有代表性、最能说明《论持久战》奠定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是“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的一段话。当时的“延安五老”是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吴玉章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和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曾说: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党十多年曲折斗争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能让对手认罪折服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主要对手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日本战败后,很多日本人折服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高明。

有日本战犯说:

【“若十年前我看到《论持久战》,我就不会来中国了。”】

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是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最早认识到: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日本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日本当局在《论持久战》发表不足3个月,便组织机构研究毛泽东的抗战思想,主要是为了找到对付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战略战术的方法。战后日本各界一致认为,强大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败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支那”之手,原因就在于《论持久战》战略之高明。为探寻该书奥秘,日本军方和各界学者共同组织了《论持久战》研究会,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也有日本人不服气、不认输给中国人。

原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在中日战争中扮演过极其重要角色,曾以第三飞行团团长的身份,执行过轰炸重庆的任务,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血,担任过海军航空兵司令等职,特别是宜昌战役时,面对当时已经被陈诚的15个师重重围困的宜昌城,他单枪匹马坐着飞机赶去救援,甚至亲自突围去搬救兵,结果在他的拼命抵抗下,宜昌竟然奇迹般的保住了。甚至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远藤三郎还嚣张的写到:

【“即使放下武器,赤裸裸的日本也不用惧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1947年作为二战的二级战犯身份被关押时,远藤三郎还始终不肯低头,拒绝承认输给了中国人。一年后,他被监狱释放,从此,他平日里除了种菜、种地之外,常常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军战败的原因。直到他看了《论持久战》后,才幡然醒悟,心甘情愿的服软了。用他自己的话说:

【“几乎在一夜之间觉悟了。”】

在看《论持久战》之前,远藤三郎认为,日军“中间突破,两翼齐飞”的大战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日本的失败归结于两翼战场的不作为,而非中国战场的原因。然而,他看了《论持久战》之后,被中国军队的步步为营,“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理念所折服,承认了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是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军的要害:一是《论持久战》揭示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胜利的思想(要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论持久战》阐明了对日作战的形式,主要是采取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才能取胜;三是《论持久战》,把握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刚开始敌强我弱,接着敌战我进,再后来敌小我大,最后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走向)。特别是《论持久战》中关于和平的论述:

【“战争将使全人类意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遍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战争!”】

这使得远藤三郎彻底放弃了他曾固守的军国主义情怀,从一个打死都不认输的顽固分子,转而成为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和平大使。1956年,远藤三郎作为日方代表来华访问,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他将一把家传的日本武士刀赠与毛泽东,显示了他对和平的诚意,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中日友好交往的期待。毛泽东也回赠一幅齐白石的画,并亲书:

【“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兹以齐白石画作一帧为赠。”】

在告别之际,毛泽东还说了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话:

【“我们还要感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团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了起来。”】

远藤三郎回国后,他根据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谈及了日军在战争中所犯的种种罪行,特别是揭露了“七三一部队”拿活人做细菌战实验的罪行。因此,远藤三郎被日本右翼分子斥为“赤色将军”。可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让对手折服,而且还把一个打死不肯认输的顽敌教育成“赤色将军”。

世界十大军事名著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是当代东方军事理论巨著,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论持久战》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

在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代表著作中,如美国柯林斯著的《大战略》、美国陆军学院编的《军事战略》、鲍德温著的《明天的战争》、英国利德尔·哈特著的《战略论》等,都融进了许多《论持久战》中的重要思想,以改造西方传统的军事理论。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国际战略专家基辛格,在他1957年6月出版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显而易见,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里所制定的战略,几乎被完全运用在朝鲜战争中。”】

他还高度评价道: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写的,这两篇文章在平衡观念以及使用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适应中国情况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
“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而进行的迅速决战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础。”】

美国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记中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他在书中是这样议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另一位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贝卡·卡尔写的《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翻译出版),她在这部著作中专门为《论持久战》写了一节,其题目就是《论持久战》。作者把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中心归纳为“群众路线”

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学者伊藤宪一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1985年出版的《国家与战略》一书中,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归结为:

【“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强者的战略。”】

法国陆军上将、军事理论专家安德烈·博福尔认为,毛泽东是持久战的主要理论家和持久战略运用最为成功的统帅。他在1963年出版的《战略入门》一书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战略理论。他认为毛泽东既是持久战最重要的创造者和理论家,也是采用这种战法最成功的军事统帅。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采用游击战的战术,是不断削弱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弥补物质手段不足的有效战法。

法国著名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蒂埃里·蒙德布里亚尔在《行动与世界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翻译出版)一书中指出:

【“战略是实践学的核心,战略学家和战略家有所不同,前者是理论家,后者是战略的实践者。20世纪中期之前,大部分战略理论家都是军人和外交官,很少有人既是伟大的战略理论家又是伟大的战略家。在以其卓越的行动和传世著作而闻名的少数特例中,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毛泽东是持久战的人民战争理论的创造者,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军事历史研究专家马克斯·布特在其2015年著的《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一书中指出:

【“毛泽东在20世纪堪称卓越的游击战争实践者和理论大师,他有着深刻的洞察力,明白要动员人们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就必须得到农民在政治上的支持。毛泽东的许多战争理论,比如说‘人民群众是水,而军队是鱼’至今仍被广泛利用,而他的相关著作,如《论持久战》如今也为人们所广泛的追捧。毛泽东对许多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尤其是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带来了鼓舞和帮助。”】

许多亚、非、拉国家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作为反帝、反殖民的民族革命实践指南。越南前党政军领导人武元甲曾说: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于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有着重大的贡献。”】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说:

【“一本《论持久战》,使我终生崇拜他!”】

在非洲,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人民运用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开展游击战争,最后获得了民族独立。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还对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论持久战》对于现代战争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自从2001年开始发动阿富汗战争,直到现在快20年了,美军已经耗费上万亿美元,陷入了这个“帝国坟场”,坚持不下去了,下决心先撤走7000人。而阿富汗游击队搅得美军不得安宁,并使美军精神高度紧张,草木皆兵,美军不管如何用现代化的武器打击游击队,然而效果都很有限。美军一直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落后贫穷的阿富汗农民却成了游击战专家?曾有一支美军特种部队在搜索游击队驻留过的山洞时,找到了一本被翻烂了的阿拉伯语版本的《论持久战》,而且还是手抄本,显然阿富汗游击队也在学习《论持久战》。这才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扰美军指挥人员的谜团:原来都是《论持久战》惹的祸。

《论持久战》和《孙子兵法》、《战争论》一样,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必读之书,成为美国军人的教材。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之后,美国军人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上述可见,《论持久战》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中美贸易战 人们重读《论持久战》

2018年,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杨信礼写了一本《重读<论持久战>》。人民出版社于这年10月16日出版了这本书,以纪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

新华社报道:

【(该书)“对《论持久战》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书中贯穿的整体思维、过程思维、价值思维、辩证思维和主体思维,对我们在新时代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谋划当代中国发展进步道路,发扬新时代不懈奋斗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10月16日出版发行《重读<论持久战>》的重要意义,被微博用户“履虎”注意到: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日子出版,是在向中国国民宣告中国不会做西方的附庸,会坚定走自己的路,所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文化等,都将会像那个原子弹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这个“日子”,指的是55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日子。

人民出版社原计划仅发行1万册,没想到《重读<论持久战>》一上架,很快销售一空,成为热门书,于是又加印了3万册,很快又脱销,出版社然后又加印了5万册,现在到很多书店,仍难买到这本书。既不是惊险小说、浪漫故事,也不是健康指南、营销奥秘,一本重读80年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书,怎么成了今天的畅销书?这是书商始料不及的。书商也曾开玩笑说:

【“我倒不希望印这么多。印得越多,说明形势越严峻。”】

其实,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而引发的中国人民重读《论持久战》的热潮。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挥舞“美国优先”的大棒,对全世界打贸易战,特别是一次次的加征中国商品贸易关税,中美贸易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持久战。于是,人们又想起了毛泽东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想从中找到自己的答案,所以《重读<论持久战>》成了人们需要的热门书。

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说:

【“重新出版毛泽东经典论著,颇有先见之明。中美贸易摩擦不能与中日战争相提并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关于斗争策略的战略思维中学习。”】

他还提到:

【“如何应对新的时代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需要我们思考和实践,需要我们从《论持久战》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人民立场,发扬斗争精神,依然是我们的精神和血脉所系。”】

许多中国网友认为,毛泽东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完全适用于中美贸易战。一位新浪微博用户“墨洲博雅”留言道:

【“现在出版此书有其深刻的政治意义。自从贸易战开始以来,网上有很多理论认为我们注定要失败或者能迅速获胜。目前,我们的社会有必要重读《论持久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看法更全面和深刻,他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推出《重读<论持久战>》,“具有深意,思考也很成熟”:毛泽东当年写这部伟大著作,主要针对的是两种舆论和观点,一种是必败论,一种是速胜论,在批判这两种论调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各领域紧张加剧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必败论,还是速胜论,舆论上也都有一定的市场。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虽然与毛泽东当年有很大不同,对象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正确的战略方向和原则都是相似的。

中国人重读《论持久战》,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有人在网上以“美媒大惊:中国人都在重读《论持久战》”为题进行报道。

国外有网友对中国人现在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予好评:“中国人有远见!”

美国《华盛顿邮报》也这样解读《论持久战》至今仍然具备能够对抗时间的魔力,并指出重新赋予毛泽东这篇著作生命力的,正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可能轻松结束,换言之,这是一场贸易领域的持久战。因此,

【“它呼吁中国人民准备打一场针对外国敌对势力的持久战,以及在通往最终胜利的道路上承受暂时的挫折。它讲的是耐力和毅力、周密的战术以及对胜利的绝对信念。”】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以“中美打贸易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意外热销”为题,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安娜·法菲尔德以《随着特朗普时代的转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重温经典》为题,也有人把标题译为“中国最新的热门读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特朗普时代的新内涵”,直截了当地将重读《论持久战》与当前形势挂钩。美国记者发现,面对当下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矛盾,中国人民正在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书中重新发掘理论和经验以指导现实。

如何运用《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指导现实,就是要运用《论持久战》的战略思维、主体思维、辩证思维、过程思维,正确认清中美贸易战的形势,分析敌我力量,既不被“抗美必亡”的悲观声音所干扰,也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盲目乐观所轻信,而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新的国内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和广泛的国际捍卫多边主义统一战线,坚守人民立场聚合力量,运用《论持久战》的斗争精神,坚定决胜信念,勇于斗争,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中国人民也必定能够再次取得最终的胜利。

历史有些惊人的相似。当年日本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特朗普也曾给中国发出过90天的贸易磋商期,虽说美日说的时间、内容不同,但性质一样,而那部原汁原味的《论持久战》却可能和当年一样,把貌似不可一世的入侵者送入失败的地狱。

【张其武,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现任国家移民管理局驻三江县扶贫顾问,原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衔。​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县人,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曾参加过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任排长,带领全排出色完成作战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参加香港回归安保工作,荣立个人三等功;参加汶川抗震救灾,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获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曾任社会兼职: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学会统筹研究会理事,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级研究员,原武警学院(现警察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公安边防部队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原《中国边防警察》杂志编委、副总编辑、编委会主任,《人民日报》特邀记者等,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半月谈》、《解放军政治工作》、《政治指导员》、《中国边防警察》、《党风》、《作品》、《收藏》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编著政治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书籍十多本,多次参加全国、全军学术研讨会,在省、市和全国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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