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开:毛泽东凭什么被他们认定掌握着真理

在遵义会议上,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形式选择了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中形式又选择了毛泽东;在懋功会师后,他们仍然选择了毛泽东……这一方面体现出共产党人讲原则、讲党性、讲真理的品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红军极度危急时刻一次次证明了自己,进而被战友们认定是掌握真理的那个人,并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本文为作者朱新开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二十余年前,在还没有驴友、背包客、红色旅游等概念时,我已单人独骑自行车穿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那次先后到访韶山、上海“一大”会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井冈山、古田会议会址,还有瑞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此出发长征。

其实,红军因驻地不同而被认定的长征起点也不同,毛泽东的出发地是瑞金云石山,并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朱新开:毛泽东凭什么被他们认定掌握着真理

云石山不高只有近50米,也不大只有近千平米,山上只有一座云山寺,当时“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的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从苏联搬来的,相当于国务院)主席张闻天”。

三十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回忆道: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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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因被错误排挤而闲居在云石山,这一错误的决策者是时任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博古与张闻天、王稼祥被归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与之对应的则是被指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

据此而言,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应该是对立方。可是,李德(共产国际派驻的德籍军事顾问)在回忆长征时,特别提及“担架上的阴谋”,其所指便是上述三人。那么——

一、为何会出现“担架上的阴谋”?

长征是一次军事行动,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被编入中央纵队,因三人均有伤病在身,所以被用担架抬行。至于“担架上的阴谋”的起始时间不得而知,但在与毛泽东同住云石山时,想必张闻天已经有过聆听、了解与辨析。至于“阴谋”首次成为“阳谋”,应该是在长征途中的通道会议上。

此前,红军血战湘江损失惨重,由8.6万锐减至3万余人,红八军团甚至被撤销番号;此时,红军已经进入湘南地区,按照“三人团”制定的原计划,应该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另有计划是在湘南建立根据地,因为朱德、陈毅在率部上井冈山之前,曾在这里战斗并参与发动“湘南暴动”,直至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虽然后来被湘粤两军联手扑灭,但仍有地下党组织在活动,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可是,红军“抬轿子”的行军方式,已让蒋介石有足够时间预判红军的战略意图,其电令湘军、桂军、粤军、黔军进行围追堵截,中央军一部也尾随而至。尤其“湖南王”何键,摆出一副拼掉血本也要保住地盘的姿态,调集湘军主力气势汹汹地杀奔湘南。

鉴于严峻形势,中革军委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时间为1934年12月12日,地点在湖南省通道县,史称“通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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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是一次紧急状态下的“飞行会议”,相关史料很少,迄今对会址被认定为恭城书院仍有争议,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即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被错误撤销军职后,其首次重返最高军事决策会议,并力主向西进军贵州,史称“通道转兵”。

对此,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回忆: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另据相关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当时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

随后,红军进入相邻但已属贵州的黎平县,由于对“转兵”仍有不同意见,因此,在中革军委召开通道会议一周后,即1934年12月18日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史称“黎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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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将行军方向确定为川黔边区,即“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同时,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由此,也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铺垫。不过,仍然留了一个“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的尾巴,因为李德、博古并没有放弃去湘西的念头,以至在准备突破乌江进军遵义时,即1934年12月3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去向问题,激烈争论的结果仍是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史称“猴场会议”。

回顾一下,通道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继之血战湘江损失惨重,加之蒋介石调遣重兵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召开的一次紧急军事会议,没有军职的毛泽东实际属于受邀参加,并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可与支持。显而易见,这绝非仅凭“担架上的阴谋”就可以促成,而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瑞金时期的武装斗争经验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历史需要转折的时刻选择了他。

至于黎平会议,是在紧急状态下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由此重返中央最高决策会议,其针对军事行动的“转兵”建议得到确认,并升格为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至于猴场会议,是在通道转兵得以大幅度甩开敌军,即在军情相对缓解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的建议仍然得到肯定,这无疑巩固了其在最高决策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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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猴场会议激烈争论至第二天,即1935年1月1日凌晨,当日红军突破乌江直奔遵义。那么——

二、遵义会议有哪些关键性细节?

遵义会议是于1935年1月15日~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相关研究文章乃至文艺作品已经很多,并为广大读友所熟知,于此无需赘言,只讲几个小细节。

首先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常被通俗地视为最高领导权的交替,乃至被一些怀有阴暗心理的人恶意地从“担架上的阴谋”引申到“权力斗争”。事实上,其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且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辩论与辨析会议。

按照会议流程,博古率先作了“主报告”,随后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接下来便是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时,张闻天发言了,史称“反报告”,随后毛泽东作了发言,王稼祥则表示同意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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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象上看,以上既符合正常的会议流程,也符合党内民主原则,但关键在于张闻天的发言既然被称为“反报告”,说明这不是一次常规的意见性发言,而是有思考、有针对性、有条理且系统化的全面总结。另一个关键在于被“反”的博古,作为时任中央负责人没有打断发言,也没有以种种理由提出会下交换意见。当然,大多数参会者的支持——这是一次需由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包括主要军事将领——也是张闻天可以畅所欲言的基础。

最为关键的一点也与博古有关,留待后文涉及相关历史事件时再叙。

总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经验与战略眼光再次得到肯定,并被赋予了一定的决策权,但仅是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并未委任实际军职。那么——

三、毛泽东是否“用兵真如神”?

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先后有8次计划建立根据地,前文提及湘南、川黔边,后者以遵义为中心,但蒋介石肯定不会同意,其调集的大军正在滚滚而来,中央红军随之将目标转向川西,行军路线定为从长江的宜宾至泸州段跨江北上,史称“北渡长江计划”,而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亦可予以配合,实施时间为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即四渡赤水起始的1935年1月19日。

可是,与“湖南王”何健一样,“四川王”刘湘为保住地盘也做出宁可拼掉血本的姿态,甚至主动越界进军贵州进行围堵,结果在赤水河畔的土城发生激烈对撞,直接导致北渡长江计划受挫,红军被迫一渡赤水从贵州转至云南扎西地区(今威信县)。

毛泽东此时虽然仍未获任实际军职,不过,北渡长江计划及土城之战是其力主制定与实施,甚至亲临一线指挥却以失利告终。因此,只说长征中的“用兵真如神”,并非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其过程则是经历了军事将领们的质疑,直接对撞发生在苟坝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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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是在二渡赤水再次失利后,于1935年3月10日~12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此前的3月4日,毛泽东已正式出任前敌司令部政委之职,不过在进行重大决策时,须由20余名中央委员集体表决,结果在苟坝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的政委职务就被表决掉了,只因军事将领执意攻取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而坚持运动战的毛泽东处于绝对少数,甚至在表决时只有他自己的1票。

毛泽东并未因被罢免而放弃,对此,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

【“(毛主席)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另据相关回忆,当时毛泽东也与朱德进行了沟通,并获得后者的支持。

结果在苟坝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的建议不仅被采纳,并经会议表决通过,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若说重返最高领导层,实际应该由此算起。

回顾一下,在遵义会议及以前,“担架上的阴谋”主要是从战略角度出发,以扭转决策层的教科书式死板;以后,“提着马灯夜访”主要是从战术角度出发,以扭转军事将领的战略视角局限,即放下城池得失,放眼纵深目标。

至于“担架上的阴谋”主角之一张闻天,其原则性之强一直得到党内的认可,但他更适合做执行规则的裁判,而非规则的制定者。正是在苟坝会议后,作为“新三人团”成员的毛泽东开始制定规则了,但仍然并非一蹴而就立竿见影。那么——

四、毛泽东怎样面对新的阻力?

苟坝会议之后便是三渡赤水,继之完成四渡赤水,紧接着挥师南下贵阳,把坐镇城内的蒋介石吓出一身冷汗,红军随即变向西进昆明,又把龙云吓出一身冷汗,红军再次变向北上巧渡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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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闪转腾挪千里跃进的行军方式,虽然在事后被归于“用兵真如神”,但在当时不仅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就连林彪也是一头雾水一肚怨气,先是抱怨“走了弓背”,继而甚至提议由彭德怀将毛泽东替换下来。

就在金沙江畔的会理县,于1935年5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斥责林彪道:

【“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在记述长征的文章包括文艺作品中,若说最为生动感性的桥段前三名,当属遵义会议前的“担架上的阴谋”、苟坝会议时的“提着马灯夜访”,以及会理会议上的“风淡云轻斥责”了。

为何是“风淡云轻”而非“愤然”?这要从一个细节讲起。

自长征始,打先锋一直是以林彪的红一军团为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辅之,陈赓的干部团时而临危受命;在会理会议后,打先锋仍是红一军团的部队,但出现更多身影的却是刘伯承、聂荣臻,包括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只因红军的作战序列进行了调整,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

显而易见,毛泽东已能游刃有余地排兵布阵。不过,更大的考验将至,因为张国焘已经在前面等候了。那么——

五、在懋功真正考验了谁?

红一方面军在翻越雪山后,于1935年6月18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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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国焘欲另立中央一事已有诸多文章记述,于此只说他凭什么?

张国焘是北大高材生,师从李大钊,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在中共“一大”时被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曾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并受到列宁、斯大林的接见。在懋功会师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主持领导红四方面军的8万人马。

相比而言,毛泽东虽然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行政组织关系上属于张国焘的领导,但后者瞄准的是中央领导权,具体方式则是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为中央负责人的更迭须经共产国际核准,可是,在长征途中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这时,有一个人就成为关键点,即曾在上文注明“再叙”的博古。

博古是经共产国际核准的中共中央负责人,还有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张国焘发出挑战时,他俩的站位就非常关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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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博古、李德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最大失意者,但他们没有反戈一击,甚至坚定地“站在红一方面军一边”。有一次,红四方面军的某位将领当面叫嚣时,李德甚至挺身而出与其动手。还有一个细节,在红一方面军决定独自北上的当夜,博古、张闻天是跟随着毛泽东先行到了红三军团驻地。

对于博古、李德的上述行动,显然不是一句“坚持原则”就可以解释的了,因为当时所有原则都要以共产国际为准,何况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将博古请到驻地了解情况,后者有机会留下不走。

于此,必须要提及另一位关键人物,便是资历、职务及党内分工等不亚于当时在懋功的任何人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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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站位肯定比博古还关键,而且作为“三人团”之一,他在遵义会议也是受到批评,虽然在苟坝会议后仍是“新三人团”成员,且是“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与毫无军事经验的博古不同,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加之在军情紧急之下,有时势必不会顾忌“负责者”的意见。进一步而言,就连从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的林彪都会不理解其军事战略意图,想必任何人也会有不理解的时候,同样是想必任何人都会承认,周恩来是一个超凡的观察者与思辩者,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无需赘言,在懋功受到考验的反而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还有博古、李德,三人具有不同的经历与身份,分别代表着不同站位的人,包括红军将领与指战员,并从不同视角进行着观察,结果是选择跟着毛泽东走,直至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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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遵义会议上,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形式选择了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中形式又选择了毛泽东;在懋功会师后,他们仍然选择了毛泽东……这一方面体现出共产党人讲原则、讲党性、讲真理的品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红军极度危急时刻一次次证明了自己,进而被战友们认定是掌握真理的那个人,并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朱新开,曾任编辑、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出版长篇小说《湘西1949》、《血色苍茫》、《铁血将军》、《警报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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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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